狂人之家 ——记录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

标题: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打印本页]

作者: 魏庆彬 时间: 2012-5-4 01:36
标题: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中国学术》2003年第3期，肖民）

钱穆(1895－1990年)是当世公认的学术大家，一代宗师。他与我国出版重镇商务印书馆有着非常密切的交往。1912年，中学刚刚毕业的钱穆以《论民国今后之外交政策》投稿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参加征文比赛，获三等奖(或曰一等奖。但钱穆自己称是三等奖)。它是他“投寄报章杂志之第一文”(钱穆《师友杂记》语)。1918年，钱穆《论语文解》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它是钱穆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开启了其六十余年的著述生涯，在其人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而后，钱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大量著作：1925年，《论语要略》(又名《孔子研究》，列入《国学小丛书》)；1930年，《墨子》(列入《万有文库》)和《王守仁》；1931年，《周公》、《国学概论》和《惠施公孙龙》；1935年，《先秦诸子系年》；1937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即便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动荡不已的岁月，钱穆与商务印书馆的交往仍未中断。1940年，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国史大纲》(当时被列为部定大学用书)由长沙商务印书馆印行。1945年11月，《政学私言》(列入《人人丛书》)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钱穆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传统政治与五权宪法》、《中国学术思想史之分期》、《选举与考试》、《神会与坛经》、《学统与治统》、《人治与法治》等文。毫不夸张地说，钱穆前半生的几乎所有重要著作都是由商务出版的。1949年之后，由于各种原因，钱穆与五十年代初从上海搬迁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总部脱离了关系，但与由商务印书馆台湾分馆发展起来的台湾商务印书馆仍维持了非常密切的关系，在那里出版了一些著作。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在钱穆去世后，他的著作又陆续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如《国学概论》、《国史大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文化史导论》、《先秦诸子系年》、《史记地名考》和《两汉经学今古文评议》等，钱穆与商务的缘分再次接续起来。

　本文无意对钱穆的整个学术成就作全面评价，而仅想结合新发现的一些档案材料介绍一点有关《先秦诸子系年》出版前后的一点情况。

　《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可以说是钱穆的成名作，也是他着力最多的著作之一。钱穆一生著述甚丰，如上文所述，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就有十几部。但其著作，包括那些最有影响的著作，大多是课堂讲义或演讲稿，如早年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学概论》等，晚年的《中国史学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和《中国历史研究法》等，都是如此。《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不然。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作者为撰写此书下了很大功夫，考证也非常细致。此书之源起是1922年钱穆在厦门集美学校任教之时。“余在集美，寝室既宽静，教课又轻减，乃一意肆力于读书。……犹忆在集美所读，以《船山遗书》为卷帙最巨。……遇惬意处，加以笔录。……又读其所注《楚辞•九歌》，言屈原居湘乃汉水，非沅湘之湘，尤有启发。后在《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中详论之。”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为写作做准备的时期。至于开始写作，钱穆自称是在1923年秋，当时他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书。1927年钱穆转至江苏省立苏州中学任教，在这里完成了书稿的大半：“余在苏中除完成无锡三师讲义《国学概论》一书外，一意草为《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时北平上海各大报章杂志，皆竟谈先秦诸子。余持论与人异，但独不投稿报章杂志，恐引起争论，忙于答辩，则浪费时间，此稿将无法完成。故此稿常留手边，时时默自改定。”其间他曾把手稿交给后来在文史界卓有成就的蒙文通审阅，蒙氏大加赞赏，称它“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后来蒙文通还把书稿中有关墨家诸篇推荐给南京一家杂志刊载，这是《先秦诸子系年》稿中最先发表的一部分。就这样，“积四五载，得《考辨》百六十篇，垂三十万言。一篇之成，或历旬月，或经寒暑。少者三四易，多者十余易，而后稿定。自以创辟之言，非有十分之见，则不敢轻于示人也。”1930年钱穆转至燕京大学任教，书稿完成和修改完毕。图书正式出版时，钱穆已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任教(自1931年起)。这部书给钱穆带来了很大声誉。钱穆本人对它也颇为得意：“昔人考论诸子年世，率不免于三病。各治一家，未能通贯，一也。详其著显，略其晦沉，二也。依据史籍，不加细勘，三也。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凡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着眼较广，用智较真。此差胜于昔人者二也。而其精力所注，尤在最后一事。前人为诸子系年，每多依据《史记•六国表》，而即以诸子年世事实系之。……然《史记》实多错误，未可尽据。余之此书，于先秦列国世系，多所考核。别为通表，明其先后。前史之误，颇有纠正。而后诸子年世，亦若纲在纲，条贯秩如矣。寻源探本，自无踵误袭缪之弊。此差胜于昔人者三也。”这部书也是其人生转折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这部著作，钱穆在苏州中学时以写作中的难点向初次相遇、名闻天下的胡适(适之)求教，被认为“以僻书相询，事近刁难”。不知这是不是两位大师心存芥蒂的一个原因。同一时期稍晚一些时候，钱穆结识了古史辨学派的开创者顾颉刚。顾氏家居苏州，在由广州中山大学转赴北京(当时叫北平)燕京大学任教时返家小住。经人引介，顾颉刚与钱穆相识。顾氏向有爱才之心。他匆匆翻了翻《先秦诸子系年》稿，即断言钱穆不适于在中学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不仅如此，他还非常热心地把钱穆推荐到中山大学，后者很快就发来了聘书。虽然钱穆因故没有应聘，但他不久之后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乃至再后转到北京大学，均与顾颉刚有很大关系。由中学教员到大学教授，是钱穆生活中的一大变。这得因于顾颉刚一语，实肇源于《先秦诸子系年》一稿。书稿后来能够正式出版，顾氏也起了不小作用。

书稿完成后，“藏之箧笥者又有年”，一直没有正式出版。顾颉刚曾把书稿拿走交清华大学，建议收入“清华大学丛书”，但审查未获通过。据钱氏《师友杂忆》中的说法，“列席审查者凡三人，一芝生(即冯友兰)，主张此书当改变体裁便人阅读。一陈寅恪，私告人，自王静安(即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矣。……又一人，则已忘之。后遂以稿送商务印书馆。”

?　对钱穆来说，把《先秦诸子系年》交由商务印书馆是自然而然的事。他与商务早有渊源，在那里出版过《论语要略》、《国学概论》等著作。因此书而识钱穆之才的顾颉刚曾在商务编译所工作，后又以北京为基地帮商务组织了不少优秀书稿。他自然会大力推荐。起引荐之功的还有名动天下的胡适，他为书稿出版一事专门修书商务印书馆主事者王云五总经理。胡适与商务交往甚密，与王云五私交更厚。后者曾为他在公学时的老师，后来由他一手推荐到商务印书馆，先任编译所所长，后升任总经理。应当说，他的推荐是非常有力的。然而不知何故，此事既不为《胡适日记》记载，也不见于钱穆的《师友杂忆》等回忆性文章。笔者翻检保存极为完整、相当科学的商务旧档案，同样没有找到这封信。但此事肯定是有的，因为钱穆自己在信中提到了这一点。

　1934年夏，钱穆回苏州省亲，趁机想了却出版《先秦诸子系年》的心愿，就致函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云五先生大鉴：久慕高风，未接声颜为憾。拙著《先秦诸子系年》，属稿五六载，稿成藏箧笥又有年。素仰贵馆热心文化、阐扬学术不遗余力，拟将此稿交贵馆出版。倘蒙约期面晤，谨当携稿前来，藉聆教益。适之先生一函并此奉阅。顺候公祺。钱穆敬上，八月九日。回示请寄苏州曹胡徐巷八十号。”商务印书馆很快就作出了答复，请钱穆于下星期二或三午前到馆恳谈：“宾四先生大鉴：顷奉赐书，藉审文从著有《先秦诸子系年》一稿，拟由敝馆出版，曷盼感幸。倘蒙惠临，请于下星期二或三日午前十时或十一时枉驾敝发行所三楼总管理处，谨当迎候。专此奉布，顺颂著祺。王云五，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商务复信虞字第4440号)

　晤面之后，钱穆把《先秦诸子系年》书稿留给了商务。商务按其程序审读了稿件，几天后又寄信到苏州曹胡徐巷80号钱宅：“宾四先生大鉴：日前屈驾，畅领清诲，欣忭无既。承交示大著《先秦诸子系年》一稿，拜读甚佩。谨当接受以版税办法印行。出书后，依销数照定价抽取版税百分之十五为酬。兹遵嘱将《通表稿》另邮挂号寄上，请校阅一过连同补稿一并掷下，以便付排，为盼。此书格式，拟照敝馆《大学丛书》版式，五号字排。俟《通表稿》奉到，当发交敝京华印书局排版，俾来日可就近送请先生校对。泐此奉布，顺颂文祉。王云五，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商务复信虞字第4573号)百分之十五的版税在现在出版业中算是极高标准，但在当时的商务属正常稿酬标准。把书稿放在离作者比较近的地方排版，可以为作者校阅清样提供很大方便。当然，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在全国有许多家分馆，这么做也有便利条件。在作者领取样书时，商务也经常作类似处理。

　钱穆收到回信后非常高兴：“云五先生大鉴：日昨得瞻对快聆清论，慰其积慕。拙稿蒙印行，尤以为感。寄回《通表》一册已收到。刻尚未校，就请尊处先将《考辨》各册寄平排印。俟穆将《通表》校讫，当径寄平馆，以免稽迟。敬乞致夺，专此顺候公祺。钱穆上，九月二日。　穆即日赴平，倘有见示，请寄北大史学系转”(此信用钢笔书写)。

　那个时代的商务虽然刚刚遭受日本的轰炸不久，元气尚未尽复，但办事效率之高、对作者之体谅让人有些难以相信(要知道钱穆当时并不是什么大家)。一接到钱穆的信，商务就以王云五的名义作出答复(商务复信虞字第5017号)：“宾四先生大鉴：奉本月二日由苏州寄发手书，承嘱将大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各册先寄敝平厂排版，《通表》校讫可径交该厂，谨当照办。兹由敝经营部分将考辨稿于本日寄北平分厂，并通知该厂于排出后就近送先生校阅。随函附寄契约两份，即请签字盖章后掷还一份，以资存查；又附图书提要一纸，亦祈依式填下，俾出书时刊登广告暨绍介新著之用，为荷。专此奉达，顺颂著祺。二十三年九月七日。”

　书稿清样很快排了出来，并交到钱穆的手中。钱穆对版式有些不太满意，就再次致函商务：“云五先生大鉴：拙稿《先秦诸子系年》排印样页已由京华印刷局送来阅看。鄙意原样照《大学丛书》甚佳，惟嫌每行字数太多，上下天地太狭，当请将原定每行四十五字减少三字为每行四十二字。如此则上下留白较多，可便阅看人随意批评。计算每面少排字数无多，对于该书印行之成本上所增有限。且该书既并不列入《大学丛书》，亦无须一律。惟京华因贵馆来留来函有行数字数概勿更动之命令，故不肯照鄙意付排。特再渎台端，请即自京华俾得从速付排。至所商之点出入无多，谅台端定能俯从鄙见也。专此敬赠著祺。钱穆手上，十月八日。”

　

作者: 魏庆彬 时间: 2012-5-4 01:37
钱穆是从北平府右街住所发出此信的。商务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0月11日收到此信，几天后作复如下(商务复函虞字第5885号)：“宾四先生大鉴：奉本月十一日尊致王云五先生大函，承商将尊著《先秦诸子系年》每行改照四十二字排版，俾上下多留空白，以便阅读，敬悉。遵即转知敝出版科办理，据称已函知京局，如仅排数页，当遵照改为每面十四行，每行四十二字以副谆嘱云云。特为奉达，敬祈察洽，为幸。专此奉布，顺颂文祉。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对作者的合理要求尽量予以满足，这确实是奉行“在商言商”准则的商务印书馆得以立足发展的一向做法。当然，出版者与作者的角度立场有所不同，双方难免有所不尽合拍之处。张东荪即曾指斥商务：“顷接得?字三三三号快信，并校样四种合订一册。惟鄙人去函不仅索阅校样，并索回原稿，以便阅时对照。乃来书并未提及，且未寄下，未免太怪。尊处如此办事，似太近于武断。须知出版家事事当与著作者合作也。”(张东荪1933年1月27日致商务函。着重号为原函所有)不过从总体上看，当时的商务印书馆做得不错。再回到本文主题上来。后来钱穆又来函提出另一要求：“拙稿《先秦诸子系年》刻已校排完毕。据京华印书局来言，依例顷将该书原稿，附同纸版一并寄沪。惟鄙人因该稿颇多鄙人手笔，且有历年增改，拟商尊处破例将留藏鄙处。暂嘱京华先将纸版寄出，用特函。闻谅荷矜许也。”同一封信中他还询问了关于优惠购书和赠书的问题：“再者：该书出版著作人第一次购买是否六折优待?部数有否限止?又：鄙人拟向教育界同人赠送几部。闻贵馆订有共同出面赠送之规程，亦盼示。”

　此信写于5月30日，商务于6月15日回复钱穆(商务复信养字第1214号)：“宾四先生大鉴：本月五日接奉尊致王云五先生函，承商拟将大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原稿收回留藏一节，自当照办，并已转知北平敝分厂京华书局接洽。关于著作人自购所著书籍办法，版税书得照定价六折计算，但不付版税。如著作人为推销其著作物起见，得与敝馆洽商分送样书于国内外有关系之机关个人日报杂志社，所需费用，当照出版权授与契约第十六条之规定各半负担。惟此项赠书，应请将名单及详细通信地址闻示，由敝馆直接寄发。”这里再次显现了商务在商言商的本色，其规定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合理性：作者购书既已享受到优惠，因而这些书就不应再拿版税。至于让稿著作，按现在的话说即按千字计酬的书稿，则实行另一政策。1935年2月21日致清华大学教授夏坚白的信(虞字第1078号)清楚地说明了两者的区别：“关于著者自购参考书或赠送所用之书，敝馆订有优等办法，版税书为六折，但不计版税，让稿为七折，以十部为限，邮费由出售之敝分馆酌加。承示拟购大著《应用天文学》十册，查此书系让稿，谨照七折计算，随函附上购书证一纸，请枉驾北平敝分馆接洽为荷。”在这些方面老商务可谓斤斤计较，但它能够步入世界著名出版社之林，也许与此不无关系。此乃另话。

　作者无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尽早问世。商务印书馆档案中保留的钱穆的最后一封有关《先秦诸子系年》的信就是催问图书出版日期的：“云五先生大鉴：敬启者：拙著本年春闻即全体校排完毕，迄今倏逾半载尚未出版。此间相识时以为询。未审此书年内能否发售?倘蒙能赶先出书，尤所盼切，并盼拨冗先赐一示。专此祗颂公安。钱穆手上。(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复示寄：北平马大人胡同后门十二号。”据商务档案，十一月二十日王云五收到此信，两天后即作出答复(养字第2469号)：“宾四先生大鉴：顷奉赐书，以尊著《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见询。查此书已由敝平厂排就，全部纸版亦于本月寄沪，即可付印。兹已知照敝经营部分注意赶印，务于年内出版，以副谆嘱。”

　不久，《先秦诸子系年》即正式面世。笔者有些不解的是，据钱穆1934年10月8日信中的说法，此书不列入《大学丛书》，但笔者看到的最早版本(1935年版)却是《大学丛书》本。这是商务临时做出的改变，还是在同时出了两种不同的版本?2001年8月，商务印书馆据新版增定本重新排印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并把它列入《商务印书馆文库》。以学术价值而论，该书完全可与文库中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王世杰的《比较宪法》等大家之作相比肩。但就印刷质量和装帧设计而言，2001年版与1935年版相比逊色不少。这不能不说让今人有些难堪。

　　　　　　　　　　　　　　　　　　　　　　　　　　　　　　　　　　(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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