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人心而后正天下：儒家反腐观 - 狂人之家 ——记录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

[题注]拙文“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在《中国青年报》2012年12月31日发表时，从6000字删节成2300字，许多重要部分不见。因当时《瞭望中国》已决定将此文压成4000字发表，我不便公布全文。今《瞭望中国》版已发(总第193期），这里公布全文，标题亦换，恳请海内外名家赐正。

这里想特别强调一下：本文所谓“正人心”，并非人们通常所误解的“端正道德”，而是指纠正社会风气。而风气的端正，关键在于政策，文中工讲到五个方面。而反腐制度的确立，需要通过端正社会风气来逐渐实现，不可能凌空而降，一蹴而就。

最近讨论反腐的人多起来了。在众多反腐的观点中，最有名的立场是主张“从制度上反腐”。持这种立场的人多认为，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制度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如果没有良好的防腐制度，仅靠一时的动员（比如政治动员），未必能长久，且易陷入“人治”的窠臼。

“制度反腐”这一说法，表面上很有理。但是细想之下，却又似乎不着边际，无从下手。首先，我们都知道，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赖于人来运行。我们也都知道，在中国社会里，“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人际关系以及相此相应的社会风气对于制度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很多贪官一开始并不想贪，但是在人情、面子的强大压力面前，他们也不可能“六亲不认”，于是被亲友和各种关系拖下了水。其次，在官场内部，也盛行各种风气；包括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地域、每一个部门、每一个阶层、每一个领域，均可能有自己的内部风气，即官场潜规则。很多初涉仕途的人，本想做个清官，但抵挡不信圈内风气的压力，被同道或同行拖下了水。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风气的力量。事实证明，在中国社会，一种风气一旦形成，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容易被它撕破。设想你现在建立一种新的能够防腐的制度，在腐败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如何能保证它不被攻破？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法治上，认为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持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一旦司法真的独立了，政府再也管不着它了，就立即存在着如果司法机关腐败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任何权力机构都可能腐败；让某个机构脱离政府干预，成为反腐败的最高权威，这个权威也可能演变成新的腐败源头。有人把“分权制衡”当作解决腐败的有效制度，殊不知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分权制衡的结果却是国家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控制，而且是打着“民主”和“法治”的旗号进行的。结果，腐败反而成了正常制度范围内永远解决不了的“毒瘤”，因为你总不能反对“民主”和“法治”吧？据我所知，这种现象在包括印尼、菲律宾、印度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

上面两张图，代表两种不同的权力配置模式。图一是金字塔型，其中权力机关2、3隶属于权力机关1管辖。图二是分权制衡型，其中权力机关1、2、3之间没有上下隶属关系。从理论上讲，图二似乎比图一更能反腐，因为三个权力机关之间相互制约，而图一中最高权力机关1不易制约。然而实践中出现的有时恰好相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图二中的三个权力机关自身都腐败了，慢慢演变成代表若干大利益集团，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特别是重大政策的决策权；为了保证和保持各自的利益，这三个权力机关在互动中达成默契、在张力中相互配合，共同操纵全民经济，合伙分享贵族特权，联合瓜分国家资源。这正是我们在一些实行了民主、法治的第三世界国家所看到的现象。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几大利益集团分利不均，彼此残杀，导致内战连连，民不聊生。在发生内战的情况下，一切靠武力来解决，当然更谈不上监督机制了。相比之下，在图一的情况下，由于最高权力机关1大权在握，虽然它也可能腐败，但对下属的制约能力比较强，结果在反腐方面反而比图二模式更佳。

当然，我不是说，图二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都比图一差（这要看具体情况），更不是说不需要制度监督和权力制衡。我只是想提醒人们，奢谈制度不如探索制度之路，重视制度不如研究制度之基；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我们也不能仅凭几个西洋政治学概念来画饼充饥。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要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制度，有时要从“正人心”做起。“人心”问题就是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话，人心和社会风气则好比汪洋大海，它们深刻地决定、影响着制度的运作。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文化在社会整合方面不适合于西方那种制度至上的形式主义；即使再优良的制度，也可能被“人心”和“世风”弄得千疮百孔、彻底失灵。从“人心”、“世风”的角度来分析腐败根源，在西方社会科学中罕见，但在中国古代学者中却常见。

例如，早在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上给汉武帝的《贤良对策》中重点分析了为何会出现“法出而奸生、令下而榨起”？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们犯罪的数量也越多；政府打击犯法的措施越多，人们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从根子上坏了，即所谓“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当风气已彻底败坏、当人心已极度糜烂，这个社会只能象“朽木粪墙”一样，愈治而愈乱。如果不从改变风气着手，盲目相信严刑峻法，那就和秦朝统治者一样，在不自觉中沦落为 “废德任刑”的法家式治理，乃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因此，董氏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以“正人心”作为最重要的突破口，并从最上层做起，层层向下，波及整个社会。他说：

一是义利。儒家认为国家引导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在于辨明义利，不能把“利”字放在首要位置。“国不利为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这当然不是指不需要发展经济，而是指必须在指导方针上摆正义利关系，并以“义”来指导所有的利益活动，“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按董仲舒的说法，民之好利，如“水之就下”，生而俱来，防而不止；如果官府不能正确引导，而是以利益成就作为衡量人的主要标准或促发展的主要动力，就会在一夜之间形成全民逐利的狂潮，彻底毁掉社会道德的根基。董氏云：“尔好义，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贤良对策三》）

二是均寡。儒家认为财富分配公平与否，是决定人心朝向、社会风气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季氏》）“均”就指财富分配公平、合理。这是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多半是由于拥有特权的人与民争利，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百姓“穷极愁苦”，不再乐生。他们到了连死也不怕的地步，“安能避罪”？（《贤良对策三》）

三是贤能。移风易俗另一最有效的办法是任贤举能。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上下之间的风化效应十分明显，“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如果在上位的人品正直、心术端正，自然会对下面的人产生感染力。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不端、心术不正，必然会“上梁不正下梁歪”。“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董仲舒一再主张为人君者“遍得天下之贤人”，原因也在于此（《贤良对策二》）。

四是养士。人才不仅要靠发现，还要靠有意识的培养。把培养过程制度化，就是董仲舒所谓“兴太学、置明师”。这样做最大的意义之一，是让一批人才通过修习“六艺”树立坚定的信仰，培养健全的人格，掌握治国的本领。孔子曾把这样的人才总结为“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恭俭庄敬”、“洁静精微”、“属辞比事”六个方面（《礼记·经解》）。曾子则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概括人才成长的修炼过程（《大学》）。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因为其他各家各派，或尚诈术，或倡专制，或讲出世，或反孝悌，均不能胜此重任。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曾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全社会富起来。但是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当一部分人富起来之后，各行各业，包括学校、银行、媒体、地方政府等统统刮起了一股盈利创收之风，其中很多都是明显的违法乱纪。为什么许多政府部门或机关明目张胆地非法搞创收呢？原因很简单，现在社会上都以金钱作为价值标准，国家公务人员也是人、也有社会关系，他们受到来自社会大环境的压力太大了。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在中国社会，制度的力量终究不如风气的力量大。“义利关系”不明，可以说是今日中国“一切向钱看”风气形成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今天全社会空前浮躁和急功近利的主因之一。这个“利”，并不限于金钱和财富，还包括一系列功利性指标，体现在对政绩、对个人成就等的衡量上。而所谓“义”，尽管含义很多，但作为“利”的反面，应当以每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为旨归。因为社会的正义，终究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体身上来。然而，“义”并不必然与“利”对立，而是应当主导“利”的方向，使之有利于实现人性的价值、捍卫人格的尊严。

董仲舒所谓权贵“与民争利”的现象，确实也是今日中国社会风气败坏的另一重要根源。改革开放以来，官商官倒的故事曾在民间广为流传。它们之所以引起民众的极大关注，正是由于人们在私生活中把官员的行为当作了榜样。当权贵们与民争利时，下层人无权无势，他们发现用正常手段永远竞争不过权贵，只能采取非正常手段，那就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当财富分配不公时，就会有一部分人认为法律是为保护富人而设，于是法律的尊严在他们的心中一落千丈，违法不再可耻，犯罪可以光荣。事实上，丧尽天良地坑害他人，也是他们发泄心中不满、报复整个社会的渠道之一。这就是董仲舒所谓“刑罚日繁而奸邪不可胜计”的原因。由此可见，与民争利和分配不公，会导致人们良知的湮没，造成社会道德的沦丧。

除了义利不明、均寡失衡外，另一个导致今日风气败坏的重要因素就是“文革”。“文革”留给今日中国的最大遗产之一是对人心之乱。无数正直、善良的人遭受迫害这一事实，同时意味着大量虚伪、奸滑的人得势。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心取向起重大作用的文化中，正直、善良的人代表着大众的良心、社会的良知。打击人品正直、敢说真话的人，就是打压社会正气，导致人们良知的湮没和道德的堕落。相反，提拔人品正直、心术端正的人，就是伸张社会正气，从而唤醒人们的良知，激发人们的正义感，引导社会风气健康向上。古人所谓“贤能”，按汉人的说法应称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书·武帝本纪》）；因此“贤能”的标准不是听话，而包括敢说真话、敢于谏诤，孔子曰：“古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孝经》）。

任何一套体制运行一段时间后，都会形成盘根错节的人际网络，和根深蒂固的人脉系统，极大地雍塞人才的发现和升迁之路。加以小人阳奉阴违、玩弄权术，君子不谙世故、不事攀附，真正的人才往往不易通过正常渠道被发现。正因如此，古人发明策论、举荐以及科举等办法，让那些没有关系和后台的人，可以因为真才实学而一举成名、平步青云，粉碎裙带关系的作用。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名臣贤相、大才硕儒，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脱颖而出。然而，现代民主在东亚文化中导致“乡愿”大行其道，小团体主义、帮派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地方主义公开化、合法化，裙带关系更加牢固。尤其重要的是，古人一再强调，才杰之士往往怀绝世之学而不肯屈就，抱天下之志而不轻出山，故须细心寻觅、反复查访；一旦发现，即施之以大礼，让之以尊位，从之如流水。然而现在有些领导，只喜欢下属听话，只希望别人服从，岂能发现贤才？

今天我们从大量贪官落马的现象中得出的一个深刻教训就是：一个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不可能抵挡各种各样的诱惑、突破无比强大的关系网。而许多官员的贪污、腐化行为本身，当然也反映出他们的精神世界何等低下；在他们心中，除了金钱和女色之外，再也找不到更有意义的生活了！这其实就是董仲舒所谓“养士”的问题。养士在儒学中被归结到“修身”之上，它的目标是要塑造一套有效的学术传统，承担起培养有坚定信仰的人才。我们需要思考，多年来我们的干部选拔机制是否存在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成份，导致一些并无真正信仰、徒善表面文章的人混入党内？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及干部培养机制，如何才能培养出有坚定信仰的人才？

上面我依据儒学、从五个方面总结了今日社会风气败坏的根源。固然，这些不能代表腐败的全部原因，也不足以保证消除腐败。甚至可以说，风气又何尝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腐败引起的？风气与腐败之间确实存在恶性循环的关系。但是这并不能否认风气的独立性，何况风气败坏的原因远不限于腐败。我们必须正视，当前全社会的浮躁和功利之风，以及与此相应的人心的糜烂，正是腐败的巨大温床。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制度也可能无济于事。如果我们真的重视制度建设，就应当重视人心和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我们重视人心和社会风气问题，就应该思考董仲舒及先秦儒家所提出的义利问题、均寡问题、贤能问题和养士问题，看看我们做得有哪些不够？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荀子的话决不是说不需要制度建设，它提醒我们一个重要事实，即中国过去几千年历史的经验之一就是，只有从人心朝向这个突破口出发，有些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如果人心和风气的问题不解决，指望引进某个制度来创造奇迹，可能只是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因此，在进行制度建设时，不能盲目崇洋、空谈法治；一定要正视中国文化的逻辑，研究中国社会的规律。重视制度建设永远都不错，但是为了制度而制度，不探索制度存在的文化土壤，不思考制度建设的可行之路，难免流于空谈，不切实际。

我们不能忽视，浮躁功利风气的发展，已经导致行业行为失序的巨大混乱。本来研究科学是为了追求真理，并在这一追求中达到人性的升华；但现在是为了增加收入，如何能培养出科学巨匠来？本来教育是为了培育人才，并在这一过程中感受为师的崇高；但现在是为了创收，这如何能培养出大师来？本来媒体是为了弘扬正义，并在这一追求中赢得职业的神圣感；但现在是为了赚钱，如何能引导社会潮流？本来创业是为了发展自我，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人生的价值；但现在是为了发横财，如何出得了高素质的企业家？从这个角度看，今日之中国，各行各业都面临着“正名”的紧迫任务；要让各行各业找回自身的价值，回到一条自立、自治的理性化轨道上来。行业的自治和自立一旦建立起来，无疑能为良好的社会秩序奠定基础，成为社会道德的变压器、社会风气的稳定器。

从义利之辨出发，今天还应该认真考虑如下紧迫问题：当代中国人究竟有无崇高的人格理想和人性境界？我们要不要追求一种文明、道德、健康的生活？我们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生活共同体？这类问题，也与当下普遍关注的信仰失落问题有关。我曾把信仰问题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讨论，称之为“道统”问题。我认为，当代中国人信仰的重建，并不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要在几种“主义”或“宗教”之中作出选择，而是在社会生活中全面确立对于人性价值与尊严的信仰。所以信仰的内容并不难找到，难就难在如何实践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