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对周边地区也有深刻、广泛的影响。要全面了解儒学的历史意义,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地区的儒学著作。基于这种考虑,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从2005年开始筹划扩编域外部分,并在越南、韩国、日本三国寻求合作机构,邀请三国学者直接承担编辑任务。《儒藏》中心在日本得到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户
川芳郎先生的支持。户川先生在日本汉学界有极高的声望,他很快取得日本东方学会的支持,建立组织严密的“《儒藏》日本编委会”,由日本古代儒学的专家讨论研究拟收书目,再动员日本各地大学的相关教研室分担校点工作。据户川先生说,日本明治革命,学术也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当时有一位叫井上哲次郎的学者引进西方学术方法,对日本幕府时期的儒学进行分析,提出朱子学、阳明学、古学三学派的概念,对幕府时期的重要学者进行归类。这种三分类概念被后来的学界广泛认可并且运用,因此我们如今要整理幕府时期的儒学著作,仍然要从井上哲次郎的概念出发,否则在众多学者几乎数不尽的大量现存著作面前,无从抉择。
现在来看《儒藏》“日本之部”的选目,我们发现这是前所未有、颇有新意的一套丛书,选目中有不少是过去日本出版的同类丛书所不见的书。此中关键在于《儒藏》只收汉语著作,不收录日文著作,因而幕府时期学者用其母语抒发自己思想的著作无从掺入,结果这份书目给人一种偏重考据学的印象。考据学自然也不免带有思想的色彩,如太宰春台撰《诗书古传》,以日本流传多种中国已逸古籍为傲,又如《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撰成,幕府将军下令出口到中国,希望在中国引起轰动,凡此等都无非是那种民族心理的表现。但撇开民族心理,专看内容,则选目中的确有不少吸引我们的书名,如《论语集解考异》、《正平本论语札记》、《宋本尔雅校讹》等校勘成果,或许能提供较多文本信息。《说文解字疏》似乎是考订之作,据说只有抄本流传,这次由《儒藏》首次整理排印。《论语征》当年传到中国,不少观点为刘宝楠《论语正义》所采录。当年日本学者真正的汉学水准到底有多高,于此可见一斑。
另外有一部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孝经述议》。这原本是隋代刘炫的著作,后来在中国失传,流传在日本的也没有足本。上世纪中期,林孝一先生曾花费二十年时间,从日本各地收藏的各种文献资料中辑录整理,恢复原书大部分内容。这是现存唯一的隋代经学著作,在经学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在1953年出版之后,中国学界对此书几乎无所了解,故特编入《儒藏》“日本之部”。
“日本之部”作为《儒藏》的一部分,让我们用中国传统学术的平台阅读日本古代的儒学著作,使日本古代的儒学著作真正纳入中国传统学术的框架当中,是《儒藏》这一独创体例的深层意涵。这将会改变我们对中国以及周围地区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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