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之家 ——记录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

标题: 王鍔先生與《三禮》研究 [打印本页]

作者: 狂人 时间: 2014-6-12 12:48
标题: 王鍔先生與《三禮》研究
此文刊在台湾《国文天地》2013年5月号，第28卷第12期。因大陆少见，故贴在这里。http://www.douban.com/note/295388439/

   王鍔先生，甘肅天水甘谷縣人，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八日（農曆）出生在當地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一九八六年六月於西北師範學院歷史系畢業，獲歷史學學士學位，並留學校古籍整理研究所工作。一九九九年晉升為研究所副研究員。在二〇〇三年十月，獲得西北師範大學校聘研究員任職資格；二〇〇四年六月，於西北師範大學文學院獲“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學位。其後調入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古典文獻學專業工作至今。現為南京師範大學教授，古典文獻學專業博士生導師。
   王鍔先生問學不已，轉益多師，求教不倦。在西北師範學院古籍所工作期間，師侍學者李慶善先生近十載。李先生為人寬厚和順，治學嚴謹精微。不計個人得失，用畢生心血，將其老師金少英先生《<漢書食貨志>集釋》、《<大金弔伐錄>校補》兩書整理完畢，并由中華書局先後出版。李先生教學生的做人之道和治學門徑對王鍔先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王先生所作《金公亮先生成就述略》、《记恩师李庆善先生》兩篇文章，就是对太老师金少英（公亮）先生与老师李庆善先生一生学术成就的概述，以及对李先生的感念与缅怀。二〇〇一年，王先生報考了西北師範大學著名學者趙逵夫先生的博士生。在趙先生的指導下，繼續深造。趙先生學養淵深，嚴謹勤奮，為人律己，待人寬和。他重視文獻資料，有著將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的思維方式。嚴格要求學生，拓展學生知識面，開闊學生視野，且使學生在治學方法和思維方式上，有了很大提高。這些都對王鍔先生有著極大的幫助。王鍔先生回憶時說：“兩位先生對學生的知遇之恩，學生永遠銘記於心。”
   王鍔先生主要從事于古文獻的整理、研究和教學工作。在隴右文獻和禮學文獻上下過很大功夫。在隴右文獻整理與研究方面，與人共同點校馮國瑞輯清張澍的《守雅堂稿輯存》，一九九二年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論文如《陇右文献的内容、研究状况及其展望》、《甘肃简牍述论》、《简版学一百年》等，是对历代陇右文献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梳理与展望；《陇右石刻》、《武威仪礼简》、《〈寰宇访碑录〉及其补作》、《冯国瑞与麦积山石窟》等，则是研究陇右石刻、汉简、石窟等的专文；《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邢澍》、《邢澍著述考》、《王心如先生著述知见录》、《张维著述考》、《张维在古籍整理上的贡献》、《张鸿汀先生与西北地方志研究》、《冯国瑞先生著述考》、《冯国瑞先生在甘肃石窟艺术研究中的贡献》等文，是对乡先辈著述的搜核、整理与考辨，以及对他们在研究陇右文化方面贡献的论述；《张德方先生与〈三陇方志见知录〉》、《读〈兰州读书记〉》、《读〈麦积山馆丛稿〉》、《读〈绛花楼诗集续编〉》、《韩定山先生和〈文县耆旧传〉》诸文，则是对专人专书的研究；另如《读〈敦煌汉简释文〉》等书评数篇，也都是评论与介绍研究陇右文化或与陇右文化相关的专著。北京大學漆永祥先生認為：“诸文分而观之，则为某一专家专学与专门领域的探研；合而论之，则细大不捐，巨细靡遗，涉及到陇右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
   多年來，先生在《三禮》及經學研究方面用功最勤，成果也最豐富。一九八九年初，王先生參與《儀禮辭典》的編寫，這是他研習《三禮》的開始。一日，他去拜訪李慶善先生。李先生對他說：“《三禮》之學，號稱‘絕學’，自唐代韓文公已苦其難讀，其經文簡奧，禮節繁縟，故曰累世不能通，當年不能究，孺子知乎？欲研讀《三禮》，要者先編寫有關《三禮》的‘論著目錄’，始知當讀何書，再發奮苦讀，方有所成。此治學之門徑，切記！切記！”王鍔先生便是依據於此，走上了禮學研究道路。先後在《國學研究》、《中國文化研究》、《孔子研究》、《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等刊物發表《清代〈王制〉研究及其成篇年代考》、《戴聖生平和〈禮記〉的編選》、《〈五禮通考〉徵引〈二十四史〉考異》等論文八十餘篇，出版《三禮研究論著提要》、《〈禮記〉成書考》等著作，整理《藏書紀事詩》、《守雅堂稿輯存》等文獻，參編專著多部。先後獨自承擔“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委員會”的重點科研項目《歷代三禮研究論著解題》、《〈禮記〉研究》、《禮記匯校集注》等，主持國家清史項目“清人文集篇目分類索引全編經部卷”的編纂工作。目前，正在參與《五禮通考》的整理工作，同時從事《禮記匯校集注》的撰寫工作。為古典文獻學專業研究生、本科生講授“禮學文獻通論”、“《論語》導讀”、“經部文獻概論”、“《禮記》研讀”等課程。
   王鍔先生的《三禮研究論著提要》，凡一百二十萬字。二〇〇一年由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發行。曾榮獲第十三屆“中國圖書獎”及二〇〇〇至二〇〇一年度甘肅省教委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和甘肅省第五屆優秀圖書一等獎。二〇〇七年印行增訂本。該書分上、下二編及補遺、補遺續，收錄漢代至二〇〇四年歷代學者研究《周禮》、《儀禮》、《禮記》（包括《大戴禮記》）的專著二千七百九十五部。民國以前的專書每書撰有提要，提要內容包括書名、卷數、作者簡介、內容、價值、版本、存佚狀況及藏書單位，對相關的版本源流等問題作了考證。收錄一九〇〇年至二〇〇四年國內外研究三禮的論文三千二百七十五篇。每篇論文著錄篇名、作者、刊物名稱、發表時間、卷（期）號和頁碼。共計收錄專著、論文六千零七十條。全書最後附有書名及作者索引。
   清華大學著名學者彭林稱該書有“內容齊備”、“信息詳博”、“編排科學”、“兼及中外”與“學術性強”五個特點，并認為“解決了學術界的燃眉之急，為禮學研究作出了可喜的貢獻。”但王先生該書絕不僅僅是一部較為完備的目錄版本工具書。它也兼具了章學誠所言“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功能。每大類前撰寫有 “總序”，講明學術源流。大部份書目提要十分詳盡，對著者、卷數、歷代著錄都有所考證，其中較為重要的書籍對其內容進行平議。更可貴的是，每部書的版本都著錄的十分清楚，這一點超越了很多舊的目錄版本提要著作。正如浙江大學著名學者崔富章先生所說：“每部專著皆遵循《四庫提要》體例撰寫提要，并增加版本源流。存佚狀況、藏書單位諸項內容，更具實用性。”並且崔先生認為：“余嘉錫先生言：‘目錄之書，實兼學術之史。’我以為，王鍔同志的《三禮研究論著提要》，不僅是一部很好的工具書，更是一部對‘三禮’研究史、傳播史作出認真總結的學術著作，必將傳之久遠，受到學術界持久的歡迎。”王鍔先生纂著《三禮研究論著提要》花費了近十年時間，投入了大量心血。
   先生另一部代表作為《禮記成書考》，三十萬字。二〇〇七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發行。本書主要內容分為兩大部份。第一部份為《緒論》,第二部份分為四章，分別考證不同時期大體形成的《禮記》中的篇目和《禮記》的一些流傳情況，為《春秋末期至戰國前期的文獻》、《戰國中期的文獻》、《戰國中晚期和晚期的文獻》、《<禮記>的成書及其在東漢的流傳》。前三章對《禮記》四十九篇的成篇年代或作者逐一進行考辨，第四章考證《禮記》的編纂者、編纂時間和東漢研究《禮記》的狀況。
   《禮記》是我國一部重要的經學典籍，歷代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王鍔先生認為，兩千年來的禮記研究也存在著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現在：1.《禮記》各篇寫作年代，自漢末至宋代，只有八篇可以說出作者，大部份篇目的作者和產生的年代不清楚；2.《禮記》一書的編纂過程及成書時間尚無一致說法。這與兩漢時期經學的發展、戴聖生平、劉向校書等密切相關，必須進一步加以梳理。關鍵有兩個問題：一是根據《漢書》等記載，搞清《禮記》的資料來源。二是搞清戴聖的生平及其師承，尋找戴聖及其弟子與《禮記》之間的關係，以便進一步確定《禮記》的編纂者與編纂時間；3.《禮記》的思想研究方面，由於對《禮記》各篇的寫作年代沒有準確的把握，導致對《禮記》全書思想的分析十分不夠；4.《禮記》文體的研究，幾乎是空白。談先秦文體的論著，幾乎都沒有注意到《禮記》文體的特徵及其分類。針對前兩個問題，這部《禮記成書考》是王先生在新的研究條件下對《禮記》原書進行認真研讀與對前人研究成果進行全面了解、認真研究的基礎上完成的。
   《禮記成書考》首先是對歷代以來《禮記》各篇形成年代以及整體流傳研究的總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研。王先生主要採用了五種方法：“1.仔細研讀《禮記》經文，對其進行分篇、分段和分類的研究，尋找內證；2.重視周代禮儀制度，將《禮記》中相關禮制和《儀禮》、《周禮》記載進行比較，判斷成篇時間；3.利用考古發現的簡帛文書，如郭店楚簡與上博簡中的《緇衣》簡等，與《漢書•藝文志》等記載互相印證，尋找更加直接的證據；4.將《禮記》經文和其他傳世文獻進行對比，尋找旁證，判斷創作先後；5.通過對《禮記》四十九篇思想和文體的具體分析研究，並與《荀子》、《孟子》、《呂氏春秋》等先秦文獻的思想、文風進行對比，斷定孰先孰後。”王先生認為，“對《禮記》四十九篇，以其曾被其他典籍徵引的情況，來推究其成篇年代，所得出的結論，雖非定論，但將它們大致確定在某一時段之內，或確定其纂著時代的上限與下線，應該說是一種比較科學客觀的方法，也有利於《禮記》的研究與探討。”該書出版以來，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專家學者的認可，著名禮學研究專家呂友仁先生認為：“《禮記》是一部叢書，其四十九篇，成與眾手，作非一時。在這個問題的討論上，王鍔的《禮記成書考》用力甚勤，是一部近年出現的力作，其結論值得重視。”“《礼记成书考》颇多新义，这和作者的独特的研究思路有密切关系。首先作者放弃了那种长期以来把《礼记》作为一个整体研究的思路，采取以篇为单位来研究，这就比较符合《礼记》的实际；其次，即令是以篇为单位来研究，作者根据各篇的实际情况，有时候还要把它拆成更小的段落来研究。由于思路独特，视角新颖，故多创获。”
   王鍔先生在古典文獻研究與“三禮”研究中，有著自己的思考。他認為：“中國古典文獻學，或曰中國歷史文獻學，或曰中國古文獻學、中國文獻學，其研究對象並無不同，大概皆以研究中國古代文獻或中國歷史上的文獻為中心。以文字、音韻、訓詁爲中心的小學，是文獻研究的基礎和工具；以版本、目錄、校勘爲中心的文獻學，是文獻研究的核心和目標。《三禮》研究，首先是清理歷代《三禮》研究的論著目錄，其次是對重要的代表作進行專題研究，兼及《三禮》與歷代政府和學術思潮之關係；第三是對前人研究成果進行總結，比如匯校集注之類；第四是普及禮學知識，傳承禮學文明；第五是汲取精華，結合當下環境，建立適合當今的禮儀制度，構建當代精神文明。循序漸進，方能有成。”王先生的研究心得，皆是以文献的整理、阐释与研究为基础，逐步深入实际。可以说是基础扎实而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实学”。
   現在的王鍔先生，住在南京東郊仙鶴山下的南京師範大學仙林校區茶苑。繼續進行禮學與經學研究。不断开拓、研究，努力實踐他的學術觀念，创造着更多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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