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系的同学找我做讲座,我一般都不拒绝，今天的题目也许有点古怪。马一浮与民国国学。先说几句闲话，找我的社团叫“史翼社”，“翼”长翅膀的意思，长翅膀的一般都是鸟，不知你们是什么鸟。（众笑）你们的宣传品自比为大鹏鸟，我觉得不妥。大鹏鸟只有在庄子的文章中提到，翱翔九万里的大鹏鸟，然而真实中谁也没见过。我希望你们还是现实一些好，做一种真实的鸟，真实的鸟里，也有很多种，比较凶猛的有鹰。比较温顺的，当然还有鸡。鹰可以飞的很高，也可以飞的很低，甚至比鸡还要低，然而，鸡却永远也飞不到鹰的高度。（掌声）我不知你们打算作鸡还是鹰。我在历史系教了三十多年的书，很希望能培养出鹰，然而我的绝大多数学生出去以后都做了鸡。（众笑）既然是作鸡，当然我不希望你们作衣食无着的野鸡，但是家鸡不管是打鸣还是下蛋，最终，都是要到餐桌上去的。鲁迅所谓“人肉的盛宴”而已。现在很多人想把大学生都变成鸡。好替他们下蛋打鸣，或者供他们吃掉。当然不能有毒。除此之外他们一概不管。我们的政府，对这方面要求的更加松弛，因为有毒的食品，是断断不可能出现在忠难还的餐桌上的。。。（众笑）然而你们，既然自比为一种鸟，我希望你们还是要有一点志向，不要奢望作翱翔九万里的大鹏，作一只鹰，就已经很难并且足够了。不要去当鸡，希望在你们的中间，能够出现一两只未来之鹰！（掌声）
转入正题，我们先谈“国学”，这个“国学”为什么一定要加引号呢？如今国学很热，然而中国现在讲的国学，既不是所谓的孔学也不是后来所谓的理学而是所谓的新儒学，这就需要做一番考证，“国”是什么“国”，“学”又是什么“学”？有人说“国”当然是指“中国”那么我要问，这个中国又指的是什么呢？中国一词真正的出现是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在此之前的中国要做严格的历史界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是指黄河流域。南方的楚国就以蛮夷自居。而后世的中央王朝以中国自居。但是除了元清之外没有一个王朝有我们如今的版图，更没有民国时期的版图，那时的版图，虽然被割去了一个台湾，但也比今天的大。提到版图，你看看我们报纸的宣传，就为了一个黑瞎子岛，换回来一半还被宣传为外交胜利。蒙古丢了要不回来，那乌梁海呢？九万平方公里啊。苏联解体之后我们竟然连提也不敢提。试问有多少个台湾大？所以我说，你们学历史的脑子要清楚一点。不要整天中国中国，你说的中国到底指的是什么。宋代的版图只有今天的三分之一，那么其他的地方都不算了吗？所以我们很多人，包括学历史的，都是昏话专家狗屁教授。许多人说朱维铮喜欢骂人，我说我不是骂人。我污蔑你，那是骂人，我真实的刻画出了你的尊荣，那怎么叫骂人呢？（众笑）中国有十三亿人，总要几个讲讲真话吧？我是中国历史学理事会的会员，但不知中国现在有多少搞历史的，据说有55万，其中有些人是不敢讲，有些人则是成心讲假话。
美国闹经济危机，我们的报纸又说，我们的经济稳当的佷，不会出现问题，我就不信，我们有1万2千亿放在那里，那可都是民脂民膏啊，这么大的危机现在这批钱怎么样了？当然我知道我自己占的那一份一定很少，但即便只有一块钱，也要问一问，因为这是我的权利。而我不愿放弃这个权利。现在我们提倡和谐，所有的事情上主流媒体都鼓励要用一个声音说话，要紧密团结等等。可马克思说“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的。”你们不是讲马克思的新发展吗？我不知你们是不是把这一条发展掉了？（众笑）30年前的某位领导人，洋洋自得的说“我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创新就是不争论”。我很钦佩他有勇气说出这样的话。（众大笑，掌声）
因此所谓的国学，我认为应该还有近代地理范围内所有民族的文化。不能只讲某一个族，还仅仅是该族中少数几个叽叽喳喳的混蛋，什么孔夫子啊孟夫子啊。比如我们的新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有五十五个是所谓的少数民族，周恩来，现在很多人，跟着主流意识形态大讲什么民族主义。我不上网，但好像很多人喜欢骂我，骂我没关系，但我想问，你们现在所讲的弘扬民族主义到底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呢？还是大汉族主义。就算是你只讲汉族，有些人，比如他信基督，就脱离了这个体系。还有人认为根本不需要回顾历史，却依然有他们自己的一套生存哲学。那么这些人，算不算在这个“国”的体系之内呢？你把“国”这么大的一顶大帽子扣在孔孟程朱的头上，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大言不惭的讲，我对孔夫子的研究也许并不逊于很多现在专门研究“国学”的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状况，讲国学是不通的，孔孟程朱尤其不通，很多人讨厌我，但我照讲不误。所以我说“国学”要打引号。而且我只讲民国不讲现在，因为现在研究国学的人，连麻雀也不如只能算喜鹊。（众笑）什么是他们理解的国学呢？我曾经说过，中国现在有四害：昏官，奸商，歧儒，刁民。（众笑）现在我们有很多“红衣教授”，（众笑）打着宣传“国学”的幌子，否认世界公认的价值体系，这哪里是什么国学呢，这是典型的民粹主义。然而它有猖炙到何等的地步，竟然在人民日报上说，“不存在普世价值”，说民主人权市场经济是西方的价值观。是这样吗，我们讲这些比他们早啊。马克思说“民主在各个时代都有体现”在很多时候西方人还在向我们学习呢。比如科举制度，让17世纪的欧洲人钦羡不已，它算不算普世价值呢？如果不算，那总算中国特色吧。恢复这个都做不到么？所谓人权，你不是讲以人为本吗。怎么连这个也不要了呢。孔孟这些东西讲的也不少，可我们有些人偏要曲解它。中央台找一个人讲论语，问我我有什么评价。我就说我佩服她，不懂的东西她都照讲不误，而且还有人听！有人为她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人家媒体说了，老子就是独裁，只此一家，你能怎么样？我倒是很可怜那些粉丝，他们中毒很深，但是也没办法。因为就像奶粉一样，市面上只能买到那些，你能怎么办？（众大笑，掌声）
有位作家王朔，我很佩服他讲的一句话，说“我是流氓我怕谁”，这就是流氓的从业道德，它能解释很多当下的现象。现在很多人摆出一副我怕谁的态度，那么就遇到一个问题，你要回答：你是不是流氓？（众笑）同学们不要以为流氓只有调戏妇女的那一种。其实流氓有很多种，有文化流氓，经济流氓，科技流氓，最可恶的是军事流氓和政治流氓。（众笑）
讲到这里，索性谈一谈我对现在历史教育的想法。最近有两年。你们去看，我们的国子监祭酒的话，（众笑）你就会发现有两个词频率很高。一是国史，二是国学，前任的国子监祭酒还活着，前几天要修清史，老先生发话了，说“所有的国史都是贯彻统治阶级的意志”，黄钟大吕啊，（众笑）但有个问题，那么和你的不相符合的思想怎么办呢？比如说我生的早了一点，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已经有了那么点人生观，土改的时候，正好在上中学，经常要到法场上去当“基本观众”。刑场上一排一排的人，有多少是真正的地主呢，很多都是学究和知识分子。就这么一批一批的杀。杀了多少呢？毛氵东承认他们杀了二百万，我看不止。剩下的人如何呢？杨绛有一片叫《洗澡》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里面写的都是实事，当时有点名头的知识分子都要过这一关，而且不止一次，要经常过。我上大学的时候，许多我很尊敬的教授一到星期天就被叫去，我们学校的顾颉刚，从人品上讲我不佩服他，但就是抓住他和胡适的那一点关系不放，这一关死活就是不让他过，只好一遍遍的去，很狼狈。其实他和胡适能能有什么关系啊？胡适是他的老师，胡适很器重他的才华而已。这么一点简简单单的人伦纲常，怎么有的人就是不懂呢？至于胡适，我一上大学就批二胡，历史系重点反胡适，中文系重点反胡风。为什么要反他？胡适确实鼓吹自由主义，但那是他权利啊。他是和蒋介石若即若离。但他也没有投靠他啊。好了，又开始反右，学生右派以理论物理为多——因为人家是搞自然科学的，教授就数我们历史系。那些教授，是提了一点意见，可是不是说要大鸣大放吗？是你叫他们放的吧。怎么一变就成了“向党猖狂进攻”呢。到了58年又更糟糕了，那时批陈寅恪是全国历史系的任务。为了批这么一个人，所有同学，整夜整夜不让睡觉。我们当时正是20岁最需要睡觉的年龄，调干生旁边就说了“哎，小伙子，熬不住了吧？来一根。”结果运动到最后教授没有批倒，班上的烟鬼到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统治阶级的意志就是这么贯彻下来的。
文革我们就不讲了，不让研究，为什么不让研究呢。因为很多人说不清楚。过来的人，都知道，那都是当年的头头和旗手。如今都坐上了高官。党代会上有些人履历十年就那么大大咧咧的空着，我真佩服他。你十年那么空着一点事没有，当年查履历一个月空着就能把你批个十年。（众笑）我们的前任总理，说他当时下放到农场去劳动，这是个光荣的标志。前前任总理，那个傻子，北京木材厂革命委员会主任。倒是诚实，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职位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很多人想作现代史，我说你们别做，一是没有材料，二是有很多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作历史能不能讲出真话，要讲几分真话都需要考虑。
就像我们的国学，能真实的还原多少，很是个问题。这就要谈到马一浮。现在兴起了新儒家。新儒家不是刚刚有的，但现在大陆很热。正事我没看他们做多少，家谱排的倒是是很规整。谁是第一代，谁是第二代，现在好像排到了第x代，我不太清楚。（众笑）一代有三个人，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辈分是马一浮最老，但他名气反而最小。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所谓的新儒学在当时，并不是多么成气候的。
现在的新儒学，它的成名有一个过程，你真正要算这个过程的起点，那么，1958年，我们搞历史的人，全部不分青后皂白的打一顿。海外的实在看不下去了，张君劢联合了几个人发表了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宣言》，在大陆是看不到的，传一传都反动。我是后来才看到的。里面说，他们就认为，中工在摧残中国的传统价值，传统文化。而他们认为传统文化就在于孔孟之道。这算是新儒学在对大陆的最早声明。
后来搞文革。毛氵东最初是树自己，后来别人也要树，比如林彪。提到林彪也许他打仗有一手，但那绝对是个错误。我有幸在地牢里坐了一年，所有东西一概没收唯独红宝书。所以对那东西很熟悉。他要拿这个东西不仅要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世界。（众笑）不要笑，起初还真有了一点成果，比如68年全世界的学生运动。当然后来林彪当太子当的不耐烦了。就有了林立果的571工程，简直是儿戏，几个人在上海的小屋子里谋划出的东西。除了批毛的那一段有点价值之外，其他的都纯粹是空想。林彪的头现在还泡在莫斯科的福尔马林里。他们根据就医的记录断定是林彪。我如果不看国外的报道我也不知道。这就是我们不准研究文革起的一个很好的效果。
我们还要了解一下以后的事情。到了1978年以后，新儒学才从边缘到中心，从台湾香港到大陆，我们才知道有所谓的新儒学。但讽刺的是，他们封的圣徒，却都不是儒教徒。马一浮有一次考县试，他得了案首，就津津乐道说他考在了周树人兄弟的前面如何如何，这不过是一个摸底考试，案首是什么，是县太爷想看看本届的童生中谁比较有才好向上推荐的名号而已，竟然也拿来炫耀。后来又说他去留学，留什么学，不过是到圣路易的留学生公署去当文案，相当于秘书科科员。又称他精通日德英拉丁文，黑格尔哲学造诣怎样怎样。。。我就怀疑了，他连官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吏，你现在去读黑格尔的哲学讲演录。一年能读下来吗？这就很像我们现在有些人，有个教授跑到海南去“你们要好好学外语啊”这当然没错“像我们都会好几国外文”我还不知道他吗，跑到外国人那里花了两年准备演讲稿。你们都学过外语，聪明绝顶的人，两年懂一点基本文法就不错了。像马一浮只有一年，这还不算，后来回来，有人吹他“三年读完四库全书”（众笑）我三年大概能读完四库全书提要（众笑），这些人，吹牛不怕牙疼。
还有的说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亲自请他去当秘书总长，马一浮不就，我想，马一浮考来考去只考了一个童生，蔡元培倒是点过翰林，一个童生怎么敢于在师长面前如此倨傲，这不是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后来又说蔡邀请他去当文科学长，那相当于现在的学院院长吧，不，可能还大一点，因为现在院长多如狗（众笑）。当时的学长，属于学官，是要进入政府官僚体系的。如此大的事，他们拿出的证据，只是一封信，里面蔡元培到真是请马一浮来北大教书，但在此之前两三天，教育部已经任命了陈独秀谓文科学长。怎么可能再请马一浮呢。
后来说竺可桢请他去浙大，这里插一句，竺可桢励精图治想把浙大办的很好，他成功了，当时的浙大，号称东南第一学府，不像复旦，复旦原来是野鸡大学。52年院系大调整不知怎么选中了复旦。毛氵东亲自谕旨，要把复旦建成中国的列宁格勒大学。（众笑）与北大相对应，（众笑）因为北大当时号称要建成中国的莫斯科大学。好家伙，一下子吃掉了15个大学。头一个就吃掉了浙大。文理教授全部都到到复旦来。只留下一个工科给人家还净留了些助教。这一下子阔的不得了了。才把东南第一学府的美名抢了过来，赖在上面不走了。（众笑）
其实当初我们是很窘迫的。我们的校长李登辉，中文说不利溜，办学思想完全是美国人的那一套，资本家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培养什么人才。理科没有数学系物理系，文科没有历史系。搞了些工商科还都是些不伦不类的系，什么缫丝系会计系，以至于抗战期间复旦流落到西南，财力日窘求而一个国立的名号。傅斯年带头反对，说连个历史系都没有的大学怎么能当得起国立二字。倒是cc系的陈立夫支持。因为当时民办大学的学生的伙食很差，学生们年轻气盛，一吃差了就闹学潮，身为特务头子他最怕这个。（众笑）
再说马一浮，一看竺可桢来请他，立刻讲了一番“理闻来学，不闻往教”的大道理，还一定要给大师的名号，他才去，自然没有谈成。后来抗战以后，他倒是自投罗网。和现在一样很多人要当大师。德国汉丁堡大学给我一个名誉博士还是什么的称号，老实说我不很在乎，因为现在阿猫阿狗都能混的上这么一个名号，所谓阿猫阿狗，都是宠物，当权者的宠物而已。
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他们怎么造神的，这几年马一浮忽然身价暴涨。我在《关于马一浮的国学》是为了回答《大师》。为人和治学是两码事，就像有些人字写的很好，人品很差你怎么评价。徽宗秦桧字都好，康生不仅字好还对金石学造诣很深。比如有人说马一浮为人很好，只是说他在所谓的他不叫自己国学，就说自己是理学。在乾隆进入假道学之后，很少有人自称理学家，但马一浮开了这个风气。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跑到了四川，要搞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受到了一片反对。其中包括梁漱溟，当时蒋介石的智囊陈立夫认为，新生活运动贯彻不下去，是全盘西式教育的问题。就搞了一个复性书院。要选了一个山长，马一浮谈妥了一点条件就欣然“往教”了。有人就吹，蒋介石用了两辆大客车去接他。这个规格相当于现在专机迎接。
这个复性书院很有趣，现在研究马一浮的人都没有认真的研究。最初的报道来自于非常有名的教育家叶圣陶，他正好在乐山，马一浮常去拜访。所以复性书院创业的历史他就十分了解。这样他当时向上海租借地亲友的信件就十分珍贵，因为日本的轰炸毁掉了他的日记。但即便是这些信，文革依然毁掉了很多。但还是留下了一包。收获杂志上刊载过。但非常奇怪，竟然没有人利用这个材料。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马一浮是被聘去作蒋介石的国师公的。蒋介石特准他不参加政治活动。有些人又借机吹他无心政事，这也叫无心政事吗，那时我上小学，总理纪念周我也参加过，读孙中山遗嘱和蒋介石语录，像毛主席语录一样，“吾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余年”之类的东西。所谓不参加政治活动就是指这个。有人说马一浮不在乎钱，但从叶圣陶看来，他们谈来谈去就是谈钱。能够招到的学生就二十个当时一个大学教授的薪水也就两百块。陈立夫大笔一挥10万，马一浮那边什么“往教来学”“礼仪纲常”“仰望山林”都没问题了。所以，有人说这些道学先生不爱钻营，这倒是真的，因为他们自己钻营是钻不来的。要等人家来送。（众笑）我听说国家领导人大笔一挥给清史编纂会拨了八亿。跑到上海来搞研讨会，我说现在的关键不是要修清史，而是做好民国史，共和国史不可为好歹也要有一本中工党史。清史稿虽然不好，但好歹还能用，何必舍急就闲呢？我不知道他们听了我的话感想如何。
再说复性书院，刚刚筹备了半年的时间，办学的三个人就分裂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书院到底搞不搞异说并存。到底要不要教给大学生有生路的东西。熊十力倒是支持。他把马一浮当朋友，他根本不知道这些所谓的道学家，一但你成为了他的下级，就没有什么朋友不朋友了。只要你有点腹诽他立刻就会整你。都说道不同不相与谋，在当时熊十力倒是和他道相同，还是容不下，就连朱熹还容得下陆九渊呢。前几年我到白鹿洞，去讲了讲这件事，他们竟然不知道，真是数典忘祖。复性书院当然也搞不下去。对于这段事，研究者要就不讲，要就说蒋介石如何仰慕。这到底是他们不知道呢？还是知道了不肯讲。他们是为了制造一个假马一浮。
那么说到这些新儒学创始人的人品，又如何。对于像熊十立，一解放就上书要恢复哲学系。这点骨气还是有的。熊十立是辛亥革命的老战士，武昌新军，毛氵东是兵，他是班长，毛还是有一点尊重但也没有理他。梁漱溟到了延安，毛氵东专门和他谈了两次，想让他放弃个人自由主义。梁漱溟当然不干，后来在政协上批评gongd的工农政策，其实就是批评毛氵东，毛氵东大怒，干脆剥夺了他的发言权。后来批孔，梁漱溟又非要为孔夫子说话，惹得当权的江青大怒，说这个老右派怎么还如此猖狂。对于这些人，虽然我不同意他说的中国人要过孔家生活，但是因为这点骨气。我是敬其人而疏其学。
但马一浮就难讲了。解放以后，有人吹他，毛氵东如何尊重他，周恩来在国宴上又如何请他坐上座——他们俩倒是有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陈毅——最喜欢附庸风雅的——又请他如何如何。即便是这样吧。那么说明了一个人先朝也尊重他，后朝也尊重他，就能说明他很了不起吗。那这样的人是太多了。像我们系的周谷城教授，当年在湖南当校长的时候，给了毛氵东一个饭碗。解放以后，毛氵东所有知识分子中最尊重就是他。我们大一的时候听他的课，世界近代史，是最不费力气，从高年级的人那里借来笔记，他在上面照本宣科，前40分钟就能应付了，临下课十分钟，大家都来劲了。周先生就开始讲，我怎么乘专列到北京啊，毛主席怎么接见我啊，怎么邀请我到游泳池游泳，我怎么怕死不敢游之类的事情，应该说，我们在他的课上学到最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但是毛氵东即便这样尊重他，后来怎么样呢。大鸣大放是，周先生开始研究辩证法，还好说，后来提出了一个无等差理论，说人上升到最高境界是无等差的，当然也没有阶级。一下子摸了老虎屁股，差点没被整死。这时候毛主席当年的尊重又到哪里去了呢？所以，当权者所谓的尊重和礼遇都是靠不住的东西，保命尚不可得，怎么能拿来炫耀？
什么是国学？国学不是君学，这话是邓时说的《国粹报》第二，国学和国粹都不是国货，是日本人的发明我们到1902年才引进的。宋恕，最早提出的学明治维新的人。写给章太炎的信中就问“你们既然要讲国粹，为什么不讲国糠”所以后来反击五四时这些人就不过讲国学了，而是说要讲“国故”。
我赞成研究新儒家，但我认为那是为了明白在那种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中国的原教旨主义。中国的原教旨不是孔孟而是朱熹的那套东西，还是被明清官方改造它的。对于新儒家的学者我觉得有四点要注意一是历史，二是由来，三是分野，还有一点，这些国学家当初基本上都是青壮派都是排满的。举个例子，比如他们的《国粹学报》其实是主张中国文化西来说，他们考证说。萨尔贡王就是神农，黄帝后来迁移到黄河流域和当地土著蚩尤，后来的周王西狩所见的西王母失去两河探亲之类（众笑），所以他们是另一种形式的西化，到了后来国学为什么转过身变成符合现政权的呢？这里面有一个过程。就连熊十力都是继承了排满主义的那股劲头，不服从任何现政权的。有人攻击他说他讨好共/*/ 党这纯粹是胡说。王元化先生在这方面说的和我很切合。他的思想深度比马一浮还要高一点。
同学们，讲座开到最后，我希望对你们讲几句话，我们学历史的人，切不可人云亦云，人云亦云在我看起来有一点糟。另外大家要看看原著是什么。我研究马一浮的文章，我说马一浮没有一条东西是他自己的。但要说服那些研究这个人的人很难。因为这个已经和他们的利益联系起来了。中国人最忌讳的就是砸他的饭碗。文人尤其如此。因为他们的饭碗都不容易。你偏要砸就很容易引来激烈行动。
你们各位将来要有什么激烈的行动，比如要抄我的家，可以，但请记住一点，有些东西毁掉就不能复原了。如果你同意国学可以，但不要乱扣帽子。要坐下来，既然学习历史，就要认认真真的研究它。不要和利益相结合。
提问
同学：朱教授，提到国学，季羡林先生提出一种说法，认为我们的国学将来一定会受到世界的皈依，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朱维铮教授：季羡林说我们的国学将来如何如何，在我看来，起码有一点，就是他脑子不怎么清楚。理由很简单，他说的是没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一个人成功预言过未来，尤其是历史学家。马一浮说中国早晚要走儒家伦理的那条路。但他后来被红卫兵很不伦理的整死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最发达矛盾也最齐全，因此将来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一定首先会是在英国。但他的继承者列宁立刻就否定了他的论点，列宁说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因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不应该跨出这一步。跨出了这一步，他就成了预言者而失去了历史学家的资格，因此他说的话也就不足为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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