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我小时候的故事。
我现在记得非常清楚，过春节的时候，当时家里经济也不富裕，首先请出祖宗的牌位，是木制的木龛、木牌，上面写着什么当时幼小已经不记得了。父母亲非常恭敬的擦拭牌位上一年所积累的尘土，不管有没有土都要擦拭一遍，然后，恭恭敬敬地放在八仙桌最里面正中。我们从大姐开始一个个过去磕头，拜完后，再给坐在八仙桌左右的父母磕头。这时候，平时慈祥的父母也变得严肃起来，对每一个孩子说几句期望的话。虽然几乎过去了将近70年，但在我心里种下的种子已深深的扎根。因此，当我的父母过世，甚至我的姐姐们都过世了之后，当我知道家乡的祖坟由于年久失修开始塌陷，我一个远房哥哥要把它重新修建，我就委托部下到那里协助修建。今天我们已不提倡土葬。所以，我的远房哥哥的后人就提出来应该随着时代的变迁，重修之后不要占耕地起坟，应该深埋。我表示支持，我让他转达说：祖先在心里，不一定起一个坟占一块地。
我想，我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就是由于幼小的时候在心里种下了种子，后来明白了这叫“慎终追远”。这时候家乡过春节，也跟凌峰先生说的和台湾情况差不多，拜天拜地拜祖先。在我走进社会之后，大概有多年的中秋节几乎没在家里度过。大家知道在十一国庆节之前秋高气爽的时候，这正是出差开会的高潮，也是我率团出访的高潮，有几次中秋节是在别的洲渡过的。清晰地记得，前几年我率团访问外国，那天刚好是中秋节，我说也好，让我在高空中看一下中秋节的月亮。没有想到，从飞机上的窗户往外看，月亮很小很小——因为它缺了大气层的折射和放大。当时，我脑子里蹦出了“月是故乡明”这首诗。那时公务在身，我必须在这个时间出发，但是心里总有一丝丝惆怅之意，我想这就是中秋节。从古至今，在中华民族游子身上所唤起的感觉。
重阳节不是中国传统节日，但后来慢慢在民间形成，特别是近年来把它创造性地定为“老人节”，其实不如称为“尊老节”。我在中国民主促进会接尊敬的前任主席雷洁琼先生的班之后，每年重阳节都要把当时民进中央的老人——都是80岁以上的，而雷洁老已经过90了——请到高处。其中一次在晚上请到香山，老人们非常高兴。在这里向他们报告一下中国民主促进会的状况和工作，听听他们的意见，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后来，老人们一年不比一年，在这样一个秋风之夕，再带他们到郊外去登高不合适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世贸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也是高处，由我领头大家又重温了九九登高的传统，其结果完全符合民间赋予重阳节的意义。我用三个不太成为故事的故事开头，就是为给我下面说的几个问题做一个铺垫，也是自己在生活中的感悟。
作为一个学者容易在文献中讨生活，这是必要的，是理性思考的基础；可是，如果我们对存在于广大民众生活之中，活在民族心理当中活生生的一个事物，仅仅停留在文献的考据和论证上是不够的；所以，我想在这样一个场合，中华文化促进会的论坛上还是把理性和感性结合起来，把这个感悟渗透进去和大家交流。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扩大传统节庆的社会意义在哪儿？
我非常赞同葛剑雄教授所说的，它实际上是中华民族核心价值、信仰的一种解释。也就是说每一个节庆的基础是民族的基础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就在于用这些理念作为家庭（古代扩大到家族）、社群彼此认同、共同参与、相互沟通和融合的一个时机和场合。经过历史演变，这些节最初的原始理念可能被人慢慢淡忘。昨天我也谈到，实际上文化与传统是三个系列，作为本土来说有雅的系列，俗的系列。在雅的层面，也就是精英层面对它的原始来源有清醒的认识；到了俗的一面往往接受的是形式和内容，而基础往往容易淡忘；但是淡忘并不等于丢失，只是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这是借助保存在广大民众中的节日来体现它的祈求。
现在地球变小了，华人遍布世界各地，因此我们对社群的认同应该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最大的社群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就是全世界的华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欧美的唐人街，还有分散在唐人街之外的所有华人。因为社会生活是以家庭为单位，今天的社会人员流动也很大，彼此都在一个城市生活可能一生都接触不到。可是人的本质又是一种社会性的，他需要过群体生活，需要跟自己小的生活领域之外的人接触。用什么来接触呢？到超市去彼此见面，因为不认识连一个招呼都不会打。那么，通过节庆走出家庭进入社群，可能在元宵节的灯下，在唐人街的舞狮狂欢中结识。特别是中华元素在国内体会不到，如果到了国外，这个时间集中体现中华文化的元素，所有参与的华人都会有一种归宿感、一种欣慰——这其实都包含了求福求合的理念。我们的学者谈到的节庆是文化的一种符号或者是载体等等都对，可是我不大用，因为一般老百姓理解不了符号学的意义。
第二个问题，中国节庆诞生、形成和传承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我们这些七节都形成于农耕时代。像刚才翁女士所说的，我们的节庆实际上暗含着春夏秋冬。我和她有一些不同的是，我认为春节是冬天的节日，清明节是春天的节日，端午节是夏天的节日，中秋节是秋天的节日；也就是说，我们节庆的周期刚好是农耕社会农耕生活的一个周期。从文字上说，“年”这个字本身就代表着农耕的收成，从甲骨文、金文到小篆都体现了。在《春秋》上或者《左传》上有“大有年”。何为“大有年”？就是这一年是丰收，所以过年是庆丰收，预祝明年的收成。“节”是节气的简称。二十四节气是一节一气。准确的说，我们有十二节十二气。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定的，是阳历，现在我们把它当成农历了。二十四节气的制定并完善大约是战国末期，是根据一年的耕作，一年天象和气象的变化归纳出来的。古代的农民没有手表、没有日历，靠的是每年皇帝发出的诏书，在皇宫前公布，这一年哪一天是清明，哪一天是谷雨，哪一天是立夏，都给你定好了。农民就根据这个时间该播种的播种，该收割的收割。 “节”是辛亥革命以后才叫的。为什么叫节呢？我想上个世纪的贤者们很聪明，就用节气的“节”代表，气就不好了，中秋气、清明气就不好了。
那么在农耕时期什么最重要？吃最重要。凌峰先生今天说的小时候穷，恐怕他的穷比不过春秋战国时期，以至于两汉南北朝，在时而战乱时而平静耕作中的苦。所以，能够天天吃好的是不可能的，但过节时奢侈一下吃点好的总是可以的。我们小时候盼春节到来，吃点好的，有新鞋穿新衣换，常常一年就这一次，要穿一年的。这些都围绕着衣食住行，是农耕社会最起码的要求。
今天不一样了，仍然围绕着吃，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民来说，包括海外的都不是问题了，没有了吸引力。但是，我觉得过节的时候吃的元素不能丢，只是不要把它变成中心，变成主要的东西来提倡。为什么？我想注入一个内容，就是让人们不要忘记农，不要抛弃了我们祖先从农耕社会走过来的历史和足迹。我希望将来春节也好，八月十五也好，在这一天吃团圆饭时，提倡都吃老祖宗吃过的东西，吃农耕时代的东西，而且以素为主。这样有利于健康，更重要的是让人们记住、怀念和敬畏农耕时代。
为什么要这样？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今天是一个工业化、商业化的时代，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只有农耕社会人和人才最亲密，人和大自然才最亲密；只有农耕社会创造了人类的最高智慧——儒家的思想。也就是孔子继承的夏商到周代明确提出了人这个概念。孔子的思想体系，他对人际、人天关系、现实和未来关系的教导，至今仍然在影响着、指导着所有中国人的生活。
释伽牟尼也是在印度进入农耕社会之后，摆脱婆罗门教的制度，追求众生平等创造了佛教。他提出的对客观世界和对主观世界的认识，以及主观如何与客观协调，这些解说为涅槃，至今仍然影响着无数人的价值观和生活。古希腊的哲学，影响了西方世界整个理念，甚至影响到它的自然科学，至于哲学、文学、文艺就更不用说了。但是，单靠希腊哲学是不行的，这时候在巴勒斯坦地区、迦南地区、加沙地区出现了犹太教，由犹太教派生了西方所有的宗教：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乃至后来的伊斯兰教。是基督教的思想和古希腊哲学的结合，形成了后代所谓的西方的文明，现在仍然指导着西方社会、西方人的生活。犹太人本来是游牧民族，希腊进入城邦时代后，畜牧业和农业结合，这时两河流域，包括再扩大一点叙利亚、埃及、尼罗河周边地区就进入到农业社会。所以中国人的智慧仍然是农业社会行成的。农业社会的一次生产可以供当下消费之外再有一点结余，因此人们有时间观察和沉思来创造文化。手工业的发达也是农业造就的，因为腾出劳动力来了。农耕社会每一个生产环节，每一个生活内容无不以土地、天地有着密切的关系，稍一疏忽就可能造成农家或者一片农地的颗粒无收。农耕社会和自然关系的密切就在这里，为此我们应该对农耕时代感恩。
昨天，段市长在他的致词里面有一个词：“敬畏”，我很欣赏这个词。我们对农耕社会所创造的智慧，农耕社会给我们历史所铺垫的道路要怀着敬畏之心。现在是工业化时代，又说是信息社会、后工业化时代，就中国来说现在仍然是一个工业化时代，创造财富靠工业、农业乃至服务业；但是没了农业基础，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全会灰飞烟灭、无以生存。即使进入了工业社会，无论从人类的文化传承和对人类智慧的追求，今天能生活，能创造事业，能写文章，我们都要对“农”字抱着感恩和敬畏的心情。这一点，我相信只有在中华当下文化中才能看出一点点痕迹，在西方社会一点痕迹都没有了，这是很宝贵的。
第二个特点，我们的节庆出于生活，是生活经验的凝聚。比如过大年，没过15天就是元宵节，固然像我们《纪要》上所说的“这是新的一年里第一次月圆”，但是更重要的是，后代赋予它一个过年结束，一切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回归正常的意义。我记得小时候过年，母亲过年前要做很多很多菜，大菜和小菜，要蒸很多很多的米饭，蒸很多很多的馒头，那时候没有冰箱，就放到院子里的缸里冻上。正月十五之前家里不能动刀、动剪。大了我才明白，这种忌讳是什么意思：主妇劳累一年了，趁着这个阶段让她休息休息。至于考虑到餐馆的学徒回家探亲也是一个理由，但主要是为了家庭主妇妈妈们能够歇歇，它来自生活。但也不能老是歇，所以划一个界限，元宵节就是过年结束，一切回归正常。
比如端午节，为什么小时候家门前挂艾草，甚至佩戴艾草，还有香包。我作为男孩子也学会了缠丝线，弄一个小珠子挂在身上，里面装一些香料，其实是原始的祛瘟免疫。夏天到了，这时候传染病容易流行、容易感染；从芒种起，农耕也开始忙碌；端午之后不久就是夏至，这段时间是很劳累的。过一个端午节，算是农忙中短暂的歇息。从前的大户人家、地主也得给雇农、佃农一点休息时间，为的是下一步的夏收，这些都来自于生活。
还有中秋节。中秋了应该是北方黄河流域庄稼开始收获，入库的时节。明年一年生活的所需到手了，就要歇息一下，自己慰劳自己一下。同时农耕社会并不是没有人流的流动，也有知识分子和商人。这时也到了收获季节，为避免在外过冬都要回家。因此，人们把这个节作为一个团聚的节，刚好月亮是圆的，家里也团聚，可是又回不来……所以，八月十五的月亮最能引起当时诗人、文人的相思之情。在唐诗宋词里面都有。文人最怕秋天听到窗外捣地的声音，知道自己出来漂泊几个月了，天渐渐寒冷；在家的人有妻子到河边洗衣服，可换上暖衣、夹衣；而自己在寒风瑟瑟中离家还有千里。这时写的诗非常动人。所以，进入丰收祈祷明年的富足，家人团聚和不能团圆的思乡一起迸发，我想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由此可以放大看到一切文人望月思乡的感情。
清明节，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汉代，农民在春夏秋天是住在野外的，称为庐，就是今天所说的搭的草窝棚；到了秋天之后要回堡，就是城堡，在那里过冬；等到来年春天再入庐，回到自己的地头。清明刚好就是大地复苏需要入庐的时刻。庐一般离祖坟近，要耕作，要忙起来了，不能再看老人家了，后来就形成了扫扫墓。当然，也有清明踏青，踏青也是跟着扫墓走的，这都是后来形成的。也有误解，像“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跟扫墓没关系。“欲断魂”好象想到祖先了，不是的。古代说行人是走长路的，仍然是寒冷为什么断魂？雨濛濛，越是这种箫瑟、寒冷的时候越能想到家的温暖，但还要行，所以“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是为了取暖，“牧童遥指杏花村”也不是山西的杏花村，古代的村边种枣种果树，杏花恰好是这个时候开，所以有杏花之村，有杏花就有人家，有人家就有卖老酒的。
重阳的时候天高气爽，为什么要登高？既是欣赏秋景，也能感到万物的萧疏。已经被人们淡忘的是：这时候离天最近，是怀着对天的敬畏来登高的。
离开中华民族这个领域，很多洋节来自于神启，是上帝告诉你的，不是当时的人民从生活中概括提取的。有的来源不明，有的在新旧约和圣徒所写的东西里都有明确的记载。这一点就体现了葛先生说的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实事求是，从生活中总结，这是我们节庆的核心所在。它的信仰是唤起人们内心的德，是人的第一需求，是精神的提升。
第三个特点，七节中的每一个节都深深受着文化三大支柱的影响，就是儒释道的影响，都体现了核心价值和根本信仰。为什么说受到儒释道的影响呢？例如我们过大年，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要祭灶，“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从前还要把老的灶王爷像烧掉，重新请回一个。我不知道陕西是不是如此，一直到江北，好象江南也有，就是麦芽糖。用麦芽糖可以把灶王爷的嘴封住，想汇报坏事都说不出来。灶王爷是道教的神灵。说到年前扫房是儒家的，在礼记上都有记载。
第三个问题，在农耕社会形成的节日如何适应当前社会。
第一点，当前尤其需要宣传、普及、深化七节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当前这个时代是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也就是有文字记载的社会以后，人与人、社群与社群之间最为疏离的时代。通讯的发达使人和人反而疏远了。虚拟的世界以及便捷的通讯网络不能代替面对面、手拉手的情谊；城市现代化之后建立了新的社区、居民小区，大家都关在铁笼子里，彼此之间首先是防范的，而不是亲近与信任的。这个时候通过节庆发挥家庭和社群之间的认同、参与、沟通及融合非常重要。所以我一直提倡、呼吁重视社区文化。过春节时北京即使有很多庙会形成不了社区，当一个社区一起过节的时候，在海外华人常常这样，彼此就沟通了。没有小社区的沟通和融合，就很难有跨社区的沟通和融合。在这一点上是西方优于我们，他们有很多具有法人资格和没有法人资格的NGO，有教区，我们没有这两项。所以通过节庆活动不失为重要的补充和挽救。
第二点，当前的全球化和信息化，对各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灭顶之灾的冲击，我们不能抗拒全球化，也不能拒绝信息化，应该主动迎上去投入到里面，为我所用。但如何让节庆能够成为在全球化、信息化过程中人的精神、信仰和心灵的丢失与追回它之间的平衡，节庆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例如，清明节由于交通的问题，大家工作也很忙碌，开始有了网祭，应该允许包容，为网祭的网民提供方便。但是亲自到墓地上去，或者去停放骨灰的地方擦试一下、默思一下，这和在网上几秒、几分钟就献祭完了还是不一样。我想，网祭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至于其他也要逐步的出现替代节庆的方式，都是靠网络。网络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在人与人真情沟通、人与人心灵契合上恐怕还是有局限。但是到底怎么办？说老实话，我们现在也只能提出问题。这个问题应该靠大家锲而不舍的研究。中华文化促进会、陕西文促会都有这个责任，如何面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冲击，把我们的节庆做得更好。
第三点，要逐步引导和恢复中华民族的信仰内涵，注入新鲜的时代内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节庆的时候要宣传，对于大自然、对于先哲、先圣，对于自己的祖先保持一种敬畏，要让年轻人知道没有这些就没有自己。刚才凌先生提到他们拜祭时，祭天祭地祭人。天地人三才，过去曾经遭到过严厉的批判，现在又快变成了口头禅。但是，我认为把“天地人”定为三才这个功劳应该是董仲舒，是了不起的智慧。天是无知的，地是无知的，但天和地是有生命的，无天无地没有人，没有人就没有己。宁静致远，想的远一些，想的古一些，想的大一些，这个道理不难明白，怀着一种敬畏之心是前提。如何在节庆里注入这样的内容，既不能靠政府发通告，也不能靠我们学者大声呼吁，关键是要不断创新节庆的形式和内容。
第四点，在七节的形式和载体上能够不断创新。再扩大一点说，节日也不是不可以创新，比如九九重阳后来定为老人节就是创新。再如教师节，教师节是每年9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天，当时我也是提倡教师节的参与者之一，主要是叶圣陶老先生他们那一代率先提出的。台湾的教师节就是孔子的诞生日，每年的9月28日是传统，定为教师节更自然一些。不管两岸的节日能不能统一，已经被全民认可。在教师节那天老师看病优先，坐汽车优惠，能不能变成“拜师节”，提倡曾经做过学生的人们尽可能的去拜老师，这些都是可以敞开的，解放思想来创造。
再如七夕，我曾经提出过建议，设想现在每年可以从西南地区的深山里搜集到原生的红豆种子两万多颗，再加上人工培植的。现在用激光可以让坚如磐石的红豆发芽，我们就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的这首诗，再配上一些歌唱七夕，歌唱爱情的唐诗诗歌，在全国报纸上公布之后征求，然后进行评比竞赛，找很好的歌手来唱，最后是创作大赛、演唱大赛。通过这个活动，从“红豆生南国”里选出一支上口的曲子，再辅之三四首爱情歌曲在全国普及。现在不能离开商业，商业可以促进节日，只是别想从节日里面索取。例如商家收购了红豆，可以用不锈钢打造一个胸针，镶上红豆，附上一个红豆的说明，到七夕那天去卖。年轻人买上一个送给你的情人。如果有人觉得身价不高，买这个东西送，人家要扔掉的。那好，我就用白金打造，周围镶上细钻，里面就是一颗红豆，附上一支“红豆生南国”曲子和一首非常好的朗诵家朗诵的诗的光盘，标价120万；中档的几百块、几千块，甚至可以做戒指，给女孩子佩戴上。以后小夫妻打起架来了，就说：你还送我红豆呢，现在怎么这么软让人家一勾引就跑了。到七夕的时候商家可以举行金婚、银婚庆典。白发苍苍的夫妇上去讲述他们的爱情故事。推行年轻的情侣互赠红豆，大家一起红豆生南国，搞几年就深入人心了。七夕虽然是神话，但是我们农耕社会祖先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凝聚出的神话。我问过年轻人，你买玫瑰花，知道这情人节怎么来的？不知道，没有来由。自己老祖宗有来由的节不过，不怪年轻人，人家有一个载体就是玫瑰花。必须有一个载体，一种形式，让他的感觉在这里面得到释放和表达，他就把你当成节了。
刚才，我问段市长曲江有没有三月三，他说有踏青。围绕着踏青宣传古今的佳作诗，在这之前先让电视台、电台买节目、买时段。山东大学今年新建了一个26层的大楼，顶上安装了功率很大的播音器。从9月1日新生入学后，每天播放一曲世界著名音乐，每天播三次，365天播放不停。山东大学的校长说，要让我的学生四年里在这里享受到一千多首世界名曲。四年过去，这些孩子对文艺的欣赏水平就能提高。我说，你这是润物细无声。我们的节庆踏青也可以这样。踏青环保，不能攀折柳枝，不要简单挂一个牌子。折柳是用来送别的，大学送别是折柳，“柳”和“留”是谐音，这是不吉利嘛，把这个一放就没有人折了，谁自找晦气。
我们的节庆必须在形式上考虑今天年轻人的需要，年轻人的爱好。必须要有一个载体，把诗作为唯一载体的时代已经过去；继续在诗上做文章，在粽子、元宵、月饼上做文章，这个节庆会越做越暗淡，越做越离现代人的心越远。
第五点也是一个倡议，希望文促会联合其他的社会团体和学者，不懈的争取把七节也可以联接上一些政治节日，像国庆、五一、教师节，尽快的能进入到小学课本正式的讲授。在孩子们刚刚启蒙的时候种下对节庆的正确理解。建议老师把春游、秋游和清明、中秋结合起来，在活动中讲述他曾经听过的关于节庆的课程内容。我想未来的孩子们也会像我、凌峰先生一样，这时候种下的种子到年纪大的时候会开花，最后结果，这个果就是葛建雄先生所期盼的，在节庆中间重新唤起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原文链接：http://www.ccps.com.cn/File/News/20131013/9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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