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瑞文:專訪林慶彰教授 - 狂人之家 ——记录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

　　林教授生於臺南縣七股鄉（今臺南市七股區），初中和高中就讀佳里鎮上的北門中學。北門高中不是以升學為主的學校，每年每班大約只有十位可以考上大學。林教授高中時喜歡打球，不過成績仍可維持在班上前十名。不料考試時因為作答失誤，在最有把握的地理科栽了跟斗，放榜後考上世界新聞專科學校圖書資料科。林教授考慮該校學風和自己不相符合，故選擇重考，隔年考上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

　　在東吳大學讀書期間，林教授受教於黃永武教授、劉兆祐教授，因為景仰他們的學問涵養，便立定志向要考研究所，以朝研究之路邁進。林教授尤其崇拜屈萬里教授，屈萬里老師當時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林教授希望能成為屈教授的學生，於是去報考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差了幾分沒考上，林教授就先去服役。在服役時得知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要成立研究所，並且聘請屈萬里教授來授課。林教授心想這樣也不用去考臺大，在東吳唸書即可。服役一年後順利考取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1975年進入碩士班後，林慶彰教授透過劉兆祐老師的關係，向屈萬里教授報告懇請他擔任指導教授。屈萬里老師說：「你先寫一篇文章給我看看，如果我覺得可以，再指導你。」於是林教授就寫了自己生平第一篇學術論文〈黃河名稱考〉，因為「黃河」當時叫「河」，在先秦典籍出現了四百次，四百次都是指「黃河」，所以「河」是「黃河」的專有名詞。至於何時才從專有名詞改成普通名詞呢？林教授考證到了東漢初年才稱「黃河」，因為名字被奪，不能再用「河」字，於是需要加個「黃」字，後來要指「黃河」，便不能再單稱「河」字，必須稱「黃河」。屈萬里老師看完這篇文章很高興，認為林教授程度不錯，願意收他當學生。當時屈萬里老師正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高森研究所當研究員，此後屈萬里老師也未再收其他學生，林教授遂成為屈萬里老師最後一位指導的學生，也可算是關門弟子。

　　林教授說當時受屈萬里老師的影響很深，把老師的書讀好幾遍，包括《古籍導讀》、《書傭論學集》、《尚書釋義》、《詩經釋義》等。而屈萬里老師的單篇論文也不少，也全部找來影印，裝訂成冊。當時和屈萬里老師的學習過程大概是這個樣子。

　　林教授的碩士論文《豐坊與姚士粦》，也是他的成名作，至今仍有許多人引用。本書考訂了《子貢詩傳》及《申培詩說》，在此之前學界普遍認為《子貢詩傳》和《申培詩說》都是豐坊偽作，但林教授收集各種版本，整理比較後發現，《子貢詩傳》有抄本與刻本之別，抄本乃是豐坊偽作，而刻本則是王文祿就抄本簒改而成。而《申培詩說》是王文祿抄錄豐坊另一本偽書《魯詩世學》的詩旨而成。這項結論，否定了過去所有對《子貢詩傳》和《申培詩說》作者的說法。林教授把寫好的初稿拿給屈萬里老師看，屈老師那時已經因病住進臺大醫院，時間大概是 1978年的三、四月間。屈萬里老師看過後，講了一句話：「你這說法，打破三百年來的成說。」本來在寫作過程中，林教授對自己的看法並沒有十足的把握，但獲得屈萬里老師這麼大的讚揚，頓時信心大增，後來也順利畢業，並考上東吳大學博士班。

　　在林教授報考博士班時，為了擬定研究計畫，曾向屈萬里老師請教，屈教授認為林教授既然研究明代經學，那就去探討楊慎以下的考證學與清代考證學之間的關係，並把題目訂為「明代考據學研究」。然而在 1979 年 2 月 16日清晨四點鐘，林教授博士班一年級下學期時，屈萬里老師因病辭世。因為博士論文題目是屈萬里老師所賜，等於是老師的遺志，所以林教授悲痛之餘，立志要更加努力，一定要盡力完成。後來博士指導教授由系主任劉兆祐教授與昌彼得教授共同擔任指導，經過五年的努力，終於完成《明代考據學研究》論文。論文提出明代楊慎等人的考據工作乃清代考據學的先導，這研究成果將考據學產生的時代往前推一百五十年。

　　林教授認為在博士班時期的三件事，對他的人生產生重大的影響。其一是編輯《屈翼鵬先生哀思錄》。在時間的壓力下，林教授將那段時間國內所有關屈萬里老師的報導全部蒐集整理，加上屈師母整理的簡報，以及親朋、師友、學生的紀念文稿，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編輯。

　　第二件事情是編輯《屈萬里先生文存》。這件事對林教授影響最為深遠，因為林教授為此看遍了屈萬里老師所有的文章。在取得文章過程中，聯繫幾經波折，由於當時無法和大陸直接通信，所以需先寄信到美國，再由美國轉寄大陸，一來一往至少要三個月的時間，所以有時去信請屈萬里老師的兒子從山東找一篇文章就需要三個月以上的時間。還有不少文章收藏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當時是透過林教授任職外交官的弟弟請人協助影印寄回。前後花了三年的時間，包括蒐集資料一年半，校對、整理、編輯等等也花費一年半的時間。《屈萬里先生文存》共六大冊，體例皆由林教授所擬定。

　　第三件事情是參與主編《中國文化新論》。這套書是聯經出版公司出版，邀請美國德拉瓦大學劉岱教授擔任總主編，內容包括《根源篇》、《文學篇》、《思想篇》、《學術篇》等十餘冊，各冊均邀請學界菁英擔任主編工作。當時林教授還只是講師，在聯經出版公司擔任兼任編輯，因為一起參與比稿，獲選為《學術篇‧浩瀚的學海》主編。主編群總共有十三人，包括黃俊傑教授、杜正勝教授等。編這部書對林教授來說是一個拓展學術視野的機會，也因此增加了自己的學術人脈。

　　林教授在念碩士班時，跟屈萬里老師提過想編一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因為當時尚未有人編輯經學研究論著目錄，所以檢索既有的研究文獻時很不方便。屈萬里老師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但是以一個碩士生來編，負擔太過沈重，一來沒有人脈，二來沒有經費，於是林教授只得將此事暫時放在心上，等待時機。直到博士班畢業，林教授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編輯《經學研究論著目錄》第一編，收錄 1912 年到 1987年間的經學研究論著資料。當時林教授還是沒有經費，於是請了四位碩士班學生，用自己微薄的薪水提供他們吃住，五個人就這樣克難地在林教授家中開始了經學目錄的編輯整理工作。這四位碩士生分別是現任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系主任劉昭明教授、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陳恆嵩教授、張廣慶教授、李光筠教授。張廣慶教授在讀博士班時過世了，而李光筠教授碩士班畢業後任講師時，也因心肌梗塞過世了。林教授提起兩年前到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參訪時，饒先生將別人簽名送他的書全部陳列展出。林教授看到《經學研究論著目錄》，翻開頁首，看著當初五位編輯的簽名，今天想著要再次集合五位簽名合送一本書給饒先生已是不可能的事，心中不勝感慨。

　　編完初編以後，獲得不少好評，便開始進行第二編。第二編也是在林教授家裡編的，學生搭計程車到圖書館蒐集資料、吃飯、睡覺都在林教授家中，仍是林教授自費。直到第三編才申請到國科會的經費，編輯經費的負擔才比較輕鬆。

　　1987年，林教授擔任《國文天地》社長職務。《國文天地》本來是正中書局的刊物，編了三年要停刊。因為當時的學界覺得停刊太可惜了，於是國內十九個中文系的教授共同出資把它延續下來。因為政府規定公立大學的教授不能當社長，也不能當發行人，而林教授當時在東吳大學任教，大家便推他當社長兼發行人。林教授說自己從來沒做過這種事，並打趣道：「臺灣話不是有句話說『要害誰就請誰去辦雜誌』，那保證當這社長應該當不久。」但林教授認為，當不久無所謂，但若是《國文天地》在他手上停刊，這可是成為歷史罪人的醜事。便帶了幾位學生到大陸考察，順帶將大陸書買回來賣給學術界的人，藉此賺取營運經費。

　　1990 年 6月，林教授帶了幾位學生和新台幣三百萬元到大陸買了九千包的書。當時林教授一心只想賺錢養《國文天地》，沒想過書可能被查扣的問題。當時海關查禁非常厲害。所幸後來所有的書全數進入國內，也因此在同年 8 月 5日，成立了萬卷樓圖書公司，將九千包的書全數納入萬卷樓圖書公司。林教授提起這件往事，笑著說：「當時海峽兩岸都知道我的名字，他們有人說：『這個林某人應該是國民黨高幹的兒子，不然怎麼可能做這件事情沒有被查禁或抓去關。』」

　　這個過程中，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成立了。當時籌備處主任是吳宏一教授。吳教授認為林教授在東吳大學資源不多，而《國文天地》雖是文化事業，但畢竟是服務業，希望林教授申請文哲所。所以在 1990 年 5 月，林教授便向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申請，並順利通過申請，8 月1日即正式上班。當時中國文哲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只有兩位，一位鍾彩鈞教授，另一位便是林慶彰教授。任職之後，林教授為文哲所做了很多重要的規劃，例如霧峰林家的藏書約有五、六千冊沒人要，林教授一得到消息，便自己一人開車將它們載回來。還有趙友培先生的藏書，林教授也自己開車去帶回來。就這樣到處收集書籍，文哲所圖書館才能在成立之前就有兩、三萬冊珍貴的藏書，目前已經有四十萬冊了。並成為全球最重要的文科圖書館之一。

　　林教授表示自己到了文哲所後，接觸的人很多，也認識了很多歐美、日本的漢學家，以及中國大陸的學者。他想：要做就做徹底一點。因此擬了一份約有一百多人的邀訪名單，積極地邀請各國學者來文哲所訪問。如果對方年紀大，或不方便來，便親自前去拜訪；若可以來台，便進行邀訪。這份名單前後邀訪了約五、六十位，其他可能因為過世，或生病、不方便前來而前去訪問的也不少。透過這樣的方式，大幅提升了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在國際間的學術聲望。

　　林教授說自己待人誠懇，因此全世界研究經學的學者都願意和文哲所交流，又因為林教授主編許多書籍，若沒有邀訪對方來開會，便會寄些書給他們，一次約五、六本，讓這些外籍學者感受到尊重。透過這些方式，到目前為止全世界研究經學的學者幾乎都已邀訪過。其中若有遺漏，應該是成名較晚的學者，未來也會陸續邀請。

　　談到中國大陸的經學研究，林教授說：「目前為止中國大陸還不承認經學是一門學問，你去大陸跟人家講說你是研究經學的，他會說是經濟學嗎？他不知道有經學這個學問。我就會跟他解釋經學是什麼！」林教授也提到當年邀請彭林教授、姜廣輝教授來臺灣參加研討會的情形。彭林教授本來就是研究經學，而姜教授本來是研究「顏李學派」，後來發現經學裡有許多問題可供研究，於是兩位回去開始擬了些經學研究的論題，進而推動大陸經學研究的發展。因此大陸有不少學者認為，大陸經學的發展和中國文哲研究所林慶彰教授有密切的關係。

　　說起大陸經學研究的逐漸復興，林教授當然很高興，但也表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因為臺灣人才不足，現在的年輕研究者有志朝經學發展的，可能十個還找不到一個。中國大陸人口數是臺灣的五十倍，我們有一個人才，大陸可能有五十個。所以林教授認為再十年後，大陸經學復興，臺灣的經學研究便會被追趕過，這是一件可悲的事。林教授說：「我在中國大陸清華大學『第一屆中國經學國際研討會』上說：『二十年內，大陸的經學一定復興。』當時講這話的時候是2005 年，距今已過十年了，再過十年，我的話一定會兌現。」

　　林教授表示自己受屈萬里老師影響，認為做研究要「寧為雞首，不為牛後」。自認對於學術的敏感度高，所以在治學的過程中若發現什麼工具書不夠，便想進行編輯，為學界提供好的工具書。例如年底準備出版的《臺灣經學人物辭典》，便是針對一般人很少會去注意的台灣經學人物加以整理，讓人可以很清楚了解臺灣的經學人物有哪些人？他們的經學成就如何？林教授便擬好體例，再找研究生及國內年輕助理教授共同參與編輯撰寫。

　　林教授認為現在研究生做研究不夠嚴謹，是因為不知道哪些有人寫過的論文可以參考？也不知道哪些論題是前人已經研究了？也不清楚哪些論題可以繼續深入進行研究。這些都是因為缺乏資料的掌握，於是編了《經學研究論著目錄》供大家方便檢索。赴日本做研究前，林教授發現日本漢學的研究也是七零八落，所以編了《日本經學研究論著目錄》及《日本儒學研究書目》，有了這兩本工具書，做起學問來就比較嚴謹，不會遺漏重要的前人研究成果。

　　林教授說很多人覺得編目錄或著作集等編輯工作只是一件小事。像大陸趙生群教授就曾說：「林先生編目錄編得太多了一點。」意指林教授花太多時間在編輯目錄，而忽略了研究工作。但林教授認為編目錄主要是為了服務學術界，自己也不後悔花很多時間來進行這項工作。林教授自豪地說：「我編的目錄跟別人編的目錄不一樣，你們用了就知道。一本書或者一篇論文，所有的版本都羅列在下面，而且分類又那麼細，分錯的當然也有，但是每一張卡片基本上我都親自看過，也看過好多遍，以減少錯誤發生，這對提高國內專科目錄編輯水平產生重要的影響，這一點應該是有貢獻的。」

　　林教授認為目前整個大環境對台灣的經學研究是很不利的，雖然如此，林教授仍為年輕研究者提出三點建議：第一點，他以日本漢學為例，提醒後學要參考國外的研究成果。前年林教授碰到野間文史教授、池田秀三教授，當時邀請兩位教授來臺灣參加研討會，野間教授說：「林先生，全日本就只有我們兩個經學家，我們兩個都在今年退休，日本已經沒有經學家了，所以你以後要邀日本學者也沒人可以邀了。」林教授說：日本經學的衰亡我們是可以看到的，但不表示日本漢學不值得研究，因為他們的研究成果，還有我們從未看過的尚有很多。所以應該提升外語能力，才能掌握日本的經學研究成果。

　　林教授舉了兩個例子，一位是宇野精一，他寫了一本《中國古典學的展開》，裡面討論《周禮》的作者問題。不論宇野教授提出的觀點正確與否，至少研究《周禮》者應該要看過，但是在台灣從來沒有聽過有人提過這本書。林教授說很多學中文的人，視野太窄，沒能讀懂一種外國語言，所以英文書、日文書，全都置之不理，讓他感到不可原諒。林教授認為臺灣研究中文的學者，至少應該要通一種外國語文，所以之前請他指導論文的研究生，都得學習日文。

　　另外，又提到津田左右吉，他有一本書叫《左傳思想史的研究》，約有五、六百頁，書中討論的問題為《左傳》是劉歆所偽造的。這是受民國初年學風的影響，但總有他的立論基礎，我們應該去瞭解他的立論基礎在哪裡？是不是站得住腳？但是全世界除了林教授曾提到津田左右吉，再也無人論及。所以林教授認為未來學者要注意的第一點，是對於日本漢學的研究成果要充分吸收與利用。

　　第二點建議是要能吃苦，林教授認為台灣的研究生所受的訓練太輕鬆。林教授舉自己的例子，說某年開了「中國思想史」的課，起先來了很多人要旁聽，林教授要求旁聽的研究生也要和選修生一樣在一年內寫八篇報告，而且要當場宣讀給大家聽。結果第二週只剩八個人，只有中文系該修的同學留下來，其他旁聽的外系學生都走了。林教授認為學生如果不能吃苦，便不可能有什麼成就。

　　另外，林教授認為研究生要常發表論文，要創造發表的機會，如果不這樣做，就沒有經過磨練、思考、辯證，很難提出新的創見。林教授說當初他研究《子貢詩傳》時，大家都說是豐坊偽作的，但他認為至少有一部分不是豐坊作的，於是把所有二、三十種版本蒐集起來，充分地做辯證的工作，才發現前人都不夠努力，只要我們比前人更用功，我們就可以超越他。如果能夠從這幾個方面去努力的話，中文系當然是有前途的，一定可以跟大陸一拼高下。

　　訪談結束後，林教授以過來人的身分，語重心長地說：一般人多認為國立大學的學生比較好，或是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更不錯，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宗派家門，這其實對於學術提升是沒有幫助的。唯有研究者能夠踏實的用功，認真學習第二外國語言，提昇自己的學術能量，並把視野放遠，走向國際，和國際漢學家一同競爭，這才是研究的真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