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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簡史 [打印本页]

作者: 狂人 时间: 2015-10-23 19:49
标题: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簡史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創辦于1920年12月。1928年改名無錫國學專門學院，1929年定名爲無錫國學專修學校。1949年8月改爲中國文學院。1950年4月，并入蘇南文化教育學院。其間，1937年，抗日戰争爆發，爲反對日寇侵略，學校于10月6日向後方搬遷，由長沙至桂林。1939年春，又在上海設分校，于是而有錫校、桂校、滬校的稱謂。桂校于1946年複員回無錫，滬校直到1950年方并進錫校。
學校以國學即我國傳統文化爲教學和研究對象，這是我國僅有的，前後存在32年，規模又很小；然而由于辦學别具特色，在各個時期，培養出一批學有精擅的專門家，在海内外赢得聲譽，爲我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曆史寫下可貴的一頁。1920年11月，浙江錢塘人施肇曾（字省之）通過江蘇太倉人陸起（字勤之）的介紹，敦請唐文治在無錫創辦無錫國學專修館，任館長。因“講學家居”是唐文治的“平生之志”，于是慨然允諾。
不尚空談、貴實行的唐文治，随即在無錫、南京、上海三處招生。因他享有的聲望，來報名者異常踴躍，合計近千人。經過評核，錄取正額生24名，附額生6名。1921年正月20日開館，因校舍尚未營建，于是暫借無錫商人的山貨公所樓房二幢，權作教育、宿舍，地點在錫山腳下。以“正人心、救民命”爲創辦國學專修館的宗旨，對于培育人才，極其重視品德的教養，不僅要“敦品勵學”，加強身心的修養，而且尤其注重實踐，要身體而力行。根據辦學宗旨，又定校訓爲：“緻良知。”
關于教學方式，由于國學專修館與上海高等工業學堂的性質有文與工之不同，因而教學方式不能簡單地效法前者，而是以舊式書院爲模式，又因時而有所改進。

在開館之初，館長手訂《無錫國學專修館學規》10項：躬行、教悌、辨義、經學、理學、文學、政治學、主靜、維持人道，挽救世風。它和上述的辦學宗旨相表裏，對品與學全面而系統地作出了規範，作爲國學專修館學與行的準則。

唐文治的教育思想中，既有理論意義又有實踐意義，具有開創性的是他的性情教育之說。爲了使學生理解古人文辭所蘊涵的“性情”，并使之深化，他竭力主張讀文，講究讀文的方法。正因爲如此，讀、背詩文，成爲無錫國專持之久遠的一個傳統。唐文治在教學過程中，言教身教。要求學生做到的，自己先身體力行。他對學生管理很嚴，講授之餘，每天有計劃地分别找學生談話，檢查督促課業，有時要學生當面背誦詩文。但他又極其和藹可親，甚而在課餘之地，與學生高歌昆曲。在他的辦公室裏，挂有一副對聯：“天生我才必有用，他人愛子莫如餘”。表明他把學生當作子弟一般地愛護。這爲無錫國專的師生關系樹立了榜樣。

1926年12月，随着第三屆學生畢業，學校在社會上已獲得聲譽，日趨穩固。由此時至抗日戰争爆發，得到可喜的發展。1927年6月，經商定改專修館爲無錫國學專門學院，并具文呈請國民政府大學院得批示建私立學校。1928年9月20日，大學院批準無錫國學專門學院立案，1929年11月改爲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1927年至抗日戰争爆發這幾年，招生人數不斷的增加，1931年又開始兼收女生。招生數的增加，必然是學校規模的擴充。爲了适應發展的需要，基本建設逐步拓展。辦學宗旨由專修館時規定的“正人心、救民命”發展而爲“研究本國曆史文化，明本達用，發揚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貢獻。”以“作新民”爲校訓。

從學院立案改爲國專，其教學方式，改變了那種日講月課的舊書院模式，轉向西方的學校的學制。在教學實踐中，極其強調的是不尚空論，注重實在，要講讀獨立著作的原書，即使是那種獨立體系的學科，也要盡可能講原著。

爲了禮聘名師、兼容并蓄，校長非常重視師資的合格人選，重視學識，而不重資曆。自立案轉制至抗戰的幾年中，先後聘任的教師有陳衍（号石遺）、錢基博（宗子泉，兼任校務主任）馮振（兼任教務主任）曹元弼、朱文熊、楊鐵夫、顧實、單填、劉樸、陳鼎忠（字天倪）、陸修祜、葉長青、錢萼孫（字仲聯）、魏建猷、童潤之、甘豫源、李源澄等（大都給教授名義）。

無錫國專還有一種定制，即每兩周舉行學術講座，聘請校内教授講其所長，并聘校外名家如李根源、金天翮（字松岑）等來校演講，章炳麟（字太炎）也來過幾次。教師各擅所長，學生自然也就不拘一格。無錫國專的教學，一二年級注重基礎，甚至三年級時也還不忘基礎訓練，強調要有紮實的根柢，而後由博返約。爲着增強學校的學術氛圍，鼓勵和促進師生從事學術研究，學校在立案轉制後的六七年時間裏，注重彙編和出版師生的種種學術研究成果。

在無錫國專的校園裏，讀書的、學術的風氣是良好的。然而，卻不是沉浸于“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專讀聖賢書”、一潭死水般的遷疏的場所。“經世緻用”的傳統，學校的教學宗旨，又引導學生們走出教室，一次又一次加入“一二·九”運動等愛國主義鬥争洪流。特别是年已古稀的唐文治校長，積極地支持了這些活動。學生的愛國運動，成爲國專的優良傳統。

1937年“七七”事變，繼之而起的是上海“八·一三”事變，标志着全面抗日戰争已經來臨。無錫國專和沿海各地的大中學一樣，彙成流亡學校的巨流，向内地搬遷。

1937年10月，敵機轟炸無錫。隻有少數高年級學生在校上課，唐校長率各年級學生至錫邑南門外王祥巷上課。11月，戰線由上海内移，議決内遷。适陳鼎忠（天倪）教授從長沙來函相招，校長便親率志願内遷的數十人，會同俞慶棠所率的江蘇教育學院師生，遷校去長沙。1938年起，戰事緊急，兩湖有被包圍的危險，隻得再向内遷。2月9日，到達桂林，先後租賃正陽街私房和環湖路私房上課，并招收新生。

1938年6月下旬，學校的課務已結束。唐校長因年事已高，且水土不服。決定向教育部請假返回上海，由教務主任馮振代理校長職務。馮代校長面對重重艱難險阻，不負師命，堅持辦學，與民族抗戰相始終。其間學校因戰局的變化，前後多次搬遷。

抗戰勝利，舉國歡欣！此時，桂林校舍已毀于戰火，就在山圍籌備複員回無錫。1946年春節過後，師生由梧州轉廣州，因交通滞阻，借中山大學殘破房屋住宿上課，三月後，乘教育部指定的招商局輪船分兩批至滬上轉無錫。八年多的搬遷終于結束。

1939年6月底，唐校長由陸景周陪同，由梧州轉香港，于7月10日抵上海，1941年3月3日，滬校正式上課，這就是通常稱的無錫國專滬校，有學生50餘人。9月起，招收二年制、五年制新生40名。從此直到1949年，春、秋兩季招生。

唐校長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把滬校辦得有聲有色。當時滬校專任教授除王蘧常、王紹唐、郝立權外，有錢鍾聯、夏承焘、張世祿、陸修祜等。兼任教授占多數，先後有周予同、周谷城、蔣伯潛、朱東潤、黃雲眉、王佩诤、鮑鼎、朱大可、童書業、魏建猷、金德建、唐堯夫、郭紹虞、胡曲園、吳丕績、顧憲融、葛綏成、劉詩荪、江鍾秀、唐慶诒、李長傅、姚德風、馮邦彥、任中敏、許國璋、方詩銘等，可以說得一時之選。

滬校學生的學風認真而踏實，讀書的風氣很濃。學校沒有圖書館，學生就到上海圖書館等借閱。學生組織國風詩社、史學研究會等學術組織，談詩作詩，選印詩集，撰寫論文，少數還在報刊上發表。師生一面教學，一面仍然關心着社會。而國專的同學，在民族危機和國家前途危難的時刻，走出書齋，參加各種抗日和反對國民黨獨裁統治的鬥争。有的還投筆從戎，進入解放區，有的參加中國共産黨從事地下的抗争，無愧爲中華民族優秀兒女。

無錫複校是在1946年春節後，桂校師生告别給予多方支持和幫助的廣西各界，于五、六月間到達無錫。桂校師生到錫，與無錫師生會合，複員、複校工作便告完成。因校舍不敷應用，隻得停辦附中。這時，滬校仍相對獨立地存在，王蘧常仍返滬，協助校長主持日常事務。錫校則由馮振爲教務主任，蔣庭曜爲總務主任，王震爲訓育主任。

錫校從1946年夏至無錫解放，設有三年制、五年制和二年制文書科，隻招秋季始業，共招四屆，合計約三百餘人。與桂校、滬校一樣，仍然推行學年與學分結合的修業年限制。先後聘任教師（教授、講師）包涵專、兼任的有馮振、蔣庭曜、朱東潤、向培良、周贻白、俞瑞徵、王震、李笠、王庸、錢海嶽、嚴濟寬、馮勵青、吳白匋、周保儒、丁儒侯、鄭學弢、蔣庭榮、歐陽革辛、李錫五、梁崇輔、陳雪塵、謝随知等，教學一仍學校的傳統。

從1946年到1949年蘇南解放，無錫和蘇、浙一帶的國民黨統治區一樣，民生凋弊，民怨沸騰。國專的學生和滬、甯以及全國的大學生一起，關心國家的政治和社會的前途。幾次重大的事件，迫使他們不能沉默，走出課堂或聲援抗議，或遊行示威。

無錫國專用心良苦的最後階段是改院和并入蘇南文教學院。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後，經報請蘇南行政專員公署審批，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改爲中國文學院，由唐文治任院長，王蘧常任副院長，嚴濟憲爲秘書長，錢海嶽爲教務長。下設文學、史地、哲學三系。8月11日（公曆10月2日）舉行改院及開學慶祝典禮。1950年春，滬校奉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令，并入錫校。就在這一學期，校董會已無經費的資助，學生數銳減。經過反覆會商，請求政府将中國文學院并入蘇南文化教育學院語文系，不久就得到批準。于是師生員工一百餘人，全部進入文教學院。

無錫國專培養了大量優秀的中學語文、曆史教師以及在文、史、哲領域的研究員和教授，唐蘭、吳世昌、王蘧常、蔣天樞、錢鍾聯、周振甫、朱偰、王紹曾、魏建猷、鄒雲翔、朱屺瞻、楊建福、湯志鈞、馮其庸、範敬宜以及去台灣的張壽賢、嚴雲鶴、謝鴻軒等則是其中的佼佼者。無錫國專及其辦學特色、經驗，唐文治的教育思想，爲我國高等教育史留下了一筆寶貴的财富，永遠值得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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