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法巨著：《马氏文通》
马相伯、马建忠兄弟重又团聚在上海，他们获得了在学术上互相切磋的机会。这为马建忠日后完成他的语法巨著《马氏文通》提供了充分保证。难怪后来有人说，政治上的失意，对于马建忠个人来说是人生中的不幸，但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却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于语言学，马氏兄弟有着超常的天赋，他们不但精通英、法、德、意、西班牙文，而且还熟悉古希腊文、拉丁文等西方古典语言；当然他们更通晓中国的文史典籍和汉语言学。早在法国读书时期，马建忠就曾获得修辞学学位。其时让马建忠难以容忍的是，西方学者一直不承认中国有语言学，甚至连19世纪著名的汉学家博布和施来格也持这种观点。
西方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学包括语音学、语法学和语义学三个分支学科，而语法学是语言学中最基本、最踏实的一门学科。触发马建忠编写中国语法学著作的另一原因，是汉语学习的困难与低效。当时以拼音文字和白话文为核心的汉字改革运动正风起云涌，马建忠认为从拼音文字和白话文角度探讨汉字改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汉字语言科学本身的认识。当人们掌握了汉语的语法规律和规则时，其认识难度便会大大降低。而认识汉字的规律及其科学，中国古代典籍最具典范性，因此研究古代语言的语法也是汉字改革的重要任务。马建忠决心要编写一部中国的语法学著作，他要向外国人证明，中国有非常严密的语法体系。马建忠以拉丁文语法为理论参照，结合汉语本身的特点，在吸收传统训诂学中有关虚、实词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归纳总结，并且在词法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对句法进行较为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为了撰写这样一部著作，他平时读书，遇到较为特殊的语法现象的语句，常信手记下，作为研究的依据。所以马相伯后来称，《马氏文通》系马建忠“经二十年长期的记录”才写成的。
在马建忠撰写这部巨著时，马相伯正着手编订《拉丁文通》。这是一部专门以拉丁文法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对东西方语言学的共同兴趣和同样精深的造诣，使他们常常就一些汉语语法学的概念展开讨论，甚至连汉语语法的内容及体系的确定，都是在两人切磋琢磨之下获得解决的。马相伯还是弟弟最最苛刻的批评者，《马氏文通》初稿写成后，马相伯认为举例太多，有碍青年读者的脑力和时间。马建忠从心底里膺服，因此一下子删去三分之二。1896年《马氏文通》终于脱稿，全书总计十卷，分“正名”、“实字”、“虚字”、“句读”四部分。第一卷“正名”是对全书创立的语法术语和概念的诠释与界定。1898年商务印书馆刊行了木刻本前六卷；第二年秋，后四卷也正式刊行。几年间《马氏文通》的石印本、铅印本先后问世，印行达数十次，成为商务印书馆早期最畅销的图书之一。1902年绍兴府中学堂还将其作为新式学堂的正式语文教科书。不久经总理学务大臣审定，商务印书馆正式以学堂教材的名义出版了《马氏文通》。
如果说过去的训诂学，只是用来说明字义，帮助读经，那么《马氏文通》则从语法上说明问题，不仅能帮助读经，而且还能帮助写作。值得一提的是，马建忠在撰写《马氏文通》的同时，还完成了另一巨著的编撰，即九十五卷的《艺学统纂》。这是一部有关算、绘、矿、医、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理论方面的著作。此书刊行于1900年，署名“丹徒马建忠眉叔甫编辑”。这年8月30日，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因主持和议，又想起了赋闲在家的马建忠，要他担任外交助理，并令马建忠赶译一份俄国专电。马建忠译完电文已午夜，第二天清晨溘然长逝，年仅五十五岁。
从震旦学院到复旦公学
1902年，南洋公学教授蔡元培请年过花甲的马相伯教他学习拉丁文，与蔡元培一同来学拉丁文的还有高风谦等。拉丁文是西洋各国语言的根本，学起来难度相当大。徐家汇耶稣教会的法国人听说此事感到好笑。马相伯选择了拉丁文最有名的经典文学作品，如演说家季宰六的演说词等作为教材。蔡元培等进步很快，几个月后，经过考试，不但会说，而且还能写，这使法国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不久南洋公学的几十名学生投奔到马相伯门下求教，甚至云南、四川、陕西等边远省份的青年也慕名而来。于是马相伯决定创立一所学院，以容纳四方有志青年。这时教会顺水推舟，1903年，依托天主教耶稣会力量创办的震旦学院正式成立，马相伯任监督（校长），项微尘任总干事，郑子渔任会计。
震旦学院坐落在徐家汇天主堂内。马相伯把震旦学院分文学和质学（科学）两大类，确立的办学方针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马相伯的演讲风格世所共知。二十多年后，黄炎培曾记下他听的一次演讲：“我第一次听先生演说，听者人山人海。我以青年杂人群中，大概中国对于演说，知所注重，恐怕就是这时候起的。”马相伯声称震旦学院不谈教理，不讲政治，实际上当时的震旦师生们暗地里在搞反清活动，著名资产阶级革命人物于右任、邵力子和张鼎丞等，均出自该校。马相伯对青年学生的行动一直深表同情。而教会为遏制学校日益上升的革命势头，于1905年派安徽教区法籍传教士南从周接替马相伯，主持震旦教务。冲突的导火线于此点燃，签名退学者达一百三十人，没有签名的仅两个人，第二天震旦学院人去楼空。在教会张罗下，震旦学院组织了新的董事会，并宣布复校。但学生们坚决不从，这事引起沪学会的关切，并表示支持。马相伯被学生们的决心所感动，决心摆脱教会。很快，马相伯等人在报上刊载告白——《前震旦学院全体干事中国教员全体学生公白》，宣布创建新校，这就是后来的复旦公学。复旦两字，出自《卿云歌》，其原文是：“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既寓于脱胎震旦之意，又含有复兴中华的意义。
马相伯为复旦公学选定的校址，最早是上海吴淞镇提督行辕衙署旧址，这一地盘是他与两江总督周馥交涉所得。复旦公学拟定首届招生一百六十名，除前震旦学院的一百二十人外，再向社会招考四十名。1905年7月24日，在上海静安寺张园，学贯中西的两位学者严复和马相伯主持了复旦公学首届入学考试。1905年中秋，复旦公学开学，马相伯被公推为校长，总务主任为袁观澜。马相伯邀请了一批专家学者来复旦公学授课，如当时教授管理法的是严复、袁希涛、熊季廉等专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相伯聘请到了一批归国的欧美留学生来复旦公学授课，其中最典型的是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李登辉（1873－1947年），马相伯让李负责全校教务。1917年复旦公学升为复旦大学。而在此前的1913年，马相伯已退休离开了复旦。也在这一年，马相伯与英敛之在北京成立辅仁社。1926年在马相伯及英敛之努力下，辅仁大学正式创立，二人竭力推荐历史学家陈垣任校长。
鼎力救助“七君子”
1936年11月22日子夜，国/*/党上海当局逮捕了主张抗战的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和王造时七人，制造了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此时的马相伯也在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就在四个月前，马相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斥责南京国民政府为“缩头乌龟”，斥责政府不去抵抗侵略反而压制民众的爱国运动，这是充当日本人的“帮凶”。最后马相伯甚至说：“中央就好比委员长，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做了这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马相伯这篇有名的《救国谈话》，登载在《救亡情报》上。蒋介石极为恼火，他对于右任说：“你的先生闹得实在太凶了！”考虑到马相伯的崇高威望与社会影响，蒋介石无法对他直接下手，于是便通过于右任转告马相伯说：“蒋某决心抗日，请晋京共商国是。”想通过这种方法把马相伯调离上海，到南京后就可以对他加以控制。
为能把这件事办成，于右任不得不请出南京教区主教于斌，请他以教会的名义前往上海，劝说马相伯晋京。从民国初年开始，马相伯即致力于传教士本籍化。当初他听说于斌主教到了南京，就认为是替中国人争了气，这次于斌召他前去管理一些教务，自然无法推托。马相伯到南京后，才听他的秘书万国华说，就在他们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七君子”被捕了。他异常气愤，立即投身到了营救“七君子”的活动中。他首先致书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想通过国/*/党内的实力派人物来说服蒋介石。紧接着又会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宋庆龄、何香凝等一起亲笔签名，向全国同胞发表了《为七领袖被捕事件宣言》，“要求政府无条件恢复被捕九位（指‘七君子’和11月28日在南京被捕的孙晓村、曹孟君）先生的自由，释放一切因爱国行动而被捕的同胞”。
冯玉祥接函后，立即致电蒋介石，拟请释放，以示宽大。蒋介石对此不置可否。冯玉祥意识到仅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于是又发起十万人签名请愿运动，要求当局无条件释放“七君子”。一时间，全国上下纷起响应。在全国声援救助“七君子”的运动中，北平大学生救国联合会罢课两天赴南京请愿；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也先后专电营救；甚至包括世界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家杜威等十六位外国名人亦联名签署发表电报呼吁营救。旅美华侨为营救“七君子”还发表了告海外同胞书，要求国/*/党政府“释放七先生并立即允许马相伯先生还沪”。为了尽快救出“七君子”，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十六人还发动了“入狱运动”，给蒋介石施加压力。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事变一发生，国/*/党政府就说这是救国会“勾结军人，谋为轨外行动”。陈果夫、陈立夫更别有用心地提出处决“七君子”。在这紧要关头，冯玉祥立即站出来阻止，并出谋划策派人保护“七君子”，以防二陈派人暗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获悉在解决事变过程中马相伯及于右任的态度相当积极，因此从西安回南京不久，即派人问马相伯有什么要求。马相伯当即写了五个大字：“释放政治犯”。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军民团结抗日的局面形成，蒋介石不得不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无罪释放“七君子”。8月3日，被关押八个月之久的“七君子”出狱了，他们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与杜重远先生赶赴南京大方巷马相伯寓所致谢，并摄影留念。相片印出之后，沈钧儒在相片的左下方亲笔题写了六个大字：“惟公马首是瞻”。
1939年11月3日，百岁老人马相伯在越南谅山逝世。
摘自《马相伯》薛玉琴、刘正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
《文汇报》2003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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