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作為我國古代的一種教育機構，在中國文化史上曾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由私人或官方設立的傳授和研究學問的場所兼有教學、研究和藏書的綜合功能，是培養人才、交流學問，特別是輔導科舉應試的特殊學校。清代是我國古代書院發展的鼎盛時期，不僅分布廣、數量多，而且表現出一派新景象，其中課藝是清代書院的一項文化遺產。
清代書院編選優秀課藝漸成風氣，也是範文傳播的載體
中國古代科舉取士是以文章優劣為評選標準，書院教學的一項主要任務即是訓練生徒的文章應試水平。清代書院重視考課，日常考課名目繁多，是教學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考課的試卷稱為課藝，通俗地說也就是我們現在的作文。清代的書院教學以八股文為核心，如何提高八股文的寫作能力與技巧是體現生徒科場競爭力的關鍵。所以各書院皆將頻繁的考課作為訓練學生的一種重要手段。按時間分，計有月課、季課;按出題對象分，有官課、師課;或按內容分，有詩課、經古課、舉業課等。官課有縣課、州課、府課、學院課、輪課，師課有堂課、齋課、院課、山長課等說法。官課一般由當地的地方官吏主持，如總督、巡撫、學政或布政使、按察使、轉運使、道台輪流主持省會書院的考課，道台、知府、知州、知縣或教諭、訓導輪流主持府、州、縣的書院考課，這種輪流主持出題的官課稱為“輪課”，一般每月一次，師課則是由書院的山長主持。可見書院生徒的日常考課具有多層級、不同主題內容的考核制度，通過嚴格的命題作文訓練，生徒在經學、文學方面的能力和文體、書法表達水平均會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為日後參加科舉考試奠定了應對基礎。而考課的另一個結果就是產生了大量的書院課藝，這些試卷也稱為課作、課卷。書院課藝以實物和出版形式傳世者數量十分有限，與有清一代五千多所書院，眾多生徒歷年創作的實際產量相比，實在是滄海一粟。盡管如此，留存至今的課藝已成為有價值的歷史文獻，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
目前所見的清代課藝有三種傳世形態，即實物原件、編入別集中的課藝，和以書院名義匯編的總集。前兩類數量稀少，所存不多。後者書院匯刊的課藝成為主要的文本。據陳谷嘉、鄧洪波研究，最早匯刊的課藝是康熙年間安徽懷寧的《培原書院會藝》和湖南長沙的《岳麓試牘》。(《中國書院制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第288頁。)隨著阮元編訂《詁經精舍文集》的問世，清代書院編選優秀課藝漸成風氣。連續出版的課藝具有總結和檢閱書院教學成果的作用，也是範文傳播的載體。匯編出版的課藝均是精選各自書院的優秀之作，同題之作也是各有千秋，同時刊印的閱卷者評點均不吝贊揚之語，鼓勵生徒的信心。
清代課藝總集有一批著名的傳世之作，如《詁經精舍文集》八集、《學海堂課藝》 八編、《紫陽書院課藝》十七編、《尊經書院課藝》七集等。據學者統計，課藝總集現存約二百種左右。在晚清課藝文獻中，上海格致書院出版的《格致書院課藝》 十五集是特別重要的課藝作品。
一切西學，無不從格致中來，而以格致為之基
《格致書院課藝》是格致書院在1886年至1894年在上海出版的課藝匯編。這份獨特的出版物誕生于格致書院，與這所特殊的學校背景密切相關。
在晚清西學東漸的影響下，清代書院順應時代的變化，呈現出一系列變革，從主辦者到教學內容、教學形式均出現了新的面貌。尤其在中西文化交匯的上海，隨著西方人士在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方面的傳播與實踐，對中國近代教育制度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新式教育機構的誕生為傳統書院樹立了參照，注入了活力，催生了新式書院。
格致書院是英國駐滬領事麥華陀在1873年倡議創辦的學校。1874年3月18日格致書院章程正式在《申報》上公布，其十五條章程對格致書院的宗旨和辦學管理提出了具體規定。同月24日，麥華陀邀集了美查、傅蘭雅、偉烈亞力等人開會商議格致書院成立之事，決定組建董事會，並選出熱衷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外人士麥華陀、福弼士、偉烈亞力與傅蘭雅為董事，唐廷樞為華人董事，以專授自然科學知識、培育科技人才為新型學校的目標。經募集款項、征集儀器圖書、擇地建屋，1876年6月 22日，格致書院在公共租界內的北海路上正式開幕。書院建築分上下兩層，設有書房、知新堂等，內置各種中西文圖書和科學儀器、實驗器具，以後又增設博物館，陳列各種器物標本。一批中國的著名文人、科學家、紳商曾先後擔任書院的董事，如徐壽、華衡芳、王榮秋、徐建寅、李鳳苞、徐華村、張煥綸、王韜、趙元益、李平書。如此格局開創了當時滬上學校新景象。
格致書院雖由外國人倡議創辦，但深受中國官員重視，李鴻章不僅為此親題“格致書院”匾額，還與一眾官方大員捐助經費。格致書院的興辦得到了多方支持，形成該校在性質上的復雜性與特殊性，使之成為一所“不中不西、亦中亦西，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特殊學校。”(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修訂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280、281頁。)
格致書院開辦後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歡迎，所展出的各種科學儀器與物品讓人大開眼界，充滿了好奇。從1877年起，豐富的科學講座在書院中漸次展開，1879年書院開始招收學生，按課程設置有計劃地實施教學。格致書院在徐壽、王韜、趙元益、潘慎文的先後主持下，近四十年開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科技普及教育活動，通過邀請中西學者的講座與授課，掌握最近的科技發展，同時傅蘭雅為書院設計的一套西學課程提綱為書院教學提供了完備的方案。此外，還通過建立圖書館，出版雜志《格致匯編》，增加夜校教育，使格致書院成為當時教學模式獨特、觀念先進的全新學校，突破了中國傳統書院的教育樊籬。其考課也具有與眾不同的特點。
格致書院的考課始于1886年，源于傅蘭雅的建議。他認為通過有獎征文形式的考課，可以“與海內外人士結文字緣由文字引伸之，俾進于格致。”(王韜《格致書院課藝》丙戌序)因此，1886年2月 13日《申報》刊登的《格致書院擬以藝文考試章程》 開宗明義地說:“格致兩字所包者廣，一切西學，無不從格致中來，而以格致為之基。”該《章程》申明考課:“每年春、夏、秋、冬，分為四課。夏課四月，秋課七月，冬課十月，惟春課則在二月。均以朔日為定期，散題分課，題目即登申報，以便遐邇皆知。”征文期限為“自散題日為始，無論路程遠近，均以六十日為限交卷……逾期一律不收。”征文要求“課卷用白折子，均由考者自備，每行二十字。卷面各填注住址、姓名，另開別號以為發刊地。將卷寄至上海六馬路格致書院內賬房接收，掣取收條，將來憑條領取花紅，惟信資均須自理”。課卷篇幅“每題以三千字為率”。對于征文的處理流程規定:“課卷收齊後將卷面姓名密封、編號、蓋用圖章，然後送掌教閱看，評定甲乙，將前列三名佳卷，用外號刊登申、滬兩報，將來另編成集，刊行問世。”征文的獎勵標準為:“內課第一名送銀十兩，第二名送銀七兩，第三名送銀五兩。其余獎額多寡，視卷數而定，大約以每十卷取一為率，隨時再議增添。”對于征文參與者則是不分地域、不論身份，課卷發表時可用筆名。這份完備的征文啟事開創了晚清書院課藝的新氣象，也催生了格致書院課藝的精彩宏文。
從1886年開始，格致書院將入選課藝逐年出版，通常在次年匯編刊行，也有拖延出版的情況。主其事者為王韜，他在書院課藝的命題籌劃、閱卷、評點、編選、出版等方面貢獻最多，直接負責了1893年之前的 《格致書院課藝》的出版，每冊均撰前言。1894年因病由趙元益主持出版。九年中，《格致書院課藝》 共出版了十五冊，其中1886年至1888年為每年一冊，1889年因增加特課，篇幅增加為每年兩冊，總共收錄一百八十一人次、八十八人的三百四十五篇文章。
重溫《格致書院課藝》，可管窺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
今年適逢格致書院成立一百四十周年和格致書院課藝征文一百三十周年，上海圖書館整理影印出版了《格致書院課藝》。重溫百年前的這部晚清課藝文獻，我們可以從中深切地感受到強烈的時代脈搏和有識之士的精神世界，管窺中西文化交流的影響。綜合考察格致書院的考課歷程，它具有如下特點:
1、參加考課的作者地域最廣、成分最復雜，而且年齡跨度大，是晚清社會參與度最高的考課。
傳統的書院課藝作者往往是該書院的生徒，社會上的參與者具有地域的限制。格致書院的課藝征文從策劃之日起就明確了開放性原則。在《申報》1885年7月19日公布的《格致書院諸董事于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議定章程》 中提出:“院內隨時可出西事論題，請華士著論，以便輔與西學，俾求精進，並令眾人知設院本旨。”參照當時《上海新報》《萬國公報》征文的經驗不分地域、不論身份開展征文。盡管缺乏參與者的詳細完整信息，僅據課藝獲獎者的部分人員籍貫來看，應征者不僅有包括上海、江蘇，還有北方的天津、山東、河南，南方的廣東、福建、湖南、浙江等省。格致書院的考課者不僅有各地書院等學校的普通生員，還有已取得功名的舉人、官員、學者和普通的讀書人，其年齡從年青學子到耄耋老人，包括了較廣泛的社會知識分子群體。已知年齡最長者是《萬國公報》 主編林樂知的中文助手沈毓桂，1889年參加秋季特課獲得了超等第九名，時年八十二歲。
2、主持考課命題者主要為時任高官，其陣容之大，級別之高，影響之廣，在晚清書院中絕無僅有。
格致書院的成立具有與眾不同的背景，清廷高官直接給予了諸多支持。因此，格致書院充分利用了優越的社會資源為己所用，委托高官參與命題。命題者有北洋大臣李鴻章，南洋大臣曾國荃、劉坤一，上海道台邵友濂、龔昭瑗、聶緝--、劉麒祥，寧紹台道薛福成、吳引孫，天津道胡----，登萊青道、津海關道盛宣懷，浙江布政使許應，鹽運使周馥，江海關稅務司裴式模，登萊青道李正榮，招商局總辦鄭觀應，還有西人傅蘭雅。這些領時代風氣之先，推崇洋務的人士所出命題，具有強烈的社會現實性，拓展了傳統考課的命題範圍。
3、《格致書院課藝》的內容是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狀況的縮影，反映了社會精英與民間知識分子對現實與未來發展的追問和理想，是研究晚清社會的重要標本。
課藝命題首先呈現了一種組織者的價值取向，決定了征文內容的反饋。格致書院的考課主題如章程所言:“以洋務為主，旁及富國、強兵、制械、籌餉之類。”綜觀課藝命題與內容，具有強烈的時代氣息，折射了洋務運動的社會思潮，記錄了西學在晚清社會大眾之間的傳播與接受程度。《格致書院課藝》 所收文章雖然僅是征文的一小部分，但集中展現了民間對社會變革、經濟、時政、科學、人才等方面的思考與應對。這些課藝作為對命題的回答而形成的策論，是上下互動的產物，其命題以問詢切入引導了應征者對西學的討論與認識，以現實中的焦點為問題促使了應征者對時局的分析與評判。當課藝出版後，實際上已成為一種社會調查與測試的總結，完成了具有引導性的社會輿論的綜合發布，將洋務思想更有效地灌輸給士子們。所以，編印課藝匯編，已不僅是優秀作品的評選，也是對一個特定話題眾人所表達的個人觀點、態度的社會心理的檢驗，其過程具有社會學的價值與意義。
《格致書院課藝》的形成過程可以說是一次成功的洋務與變法思想傳播的社會動員，對西學傳播的社會認知度進行了有效的專題調查。其影響力不僅體現在當時媒體的持續關注與報道，刊登了應征題目、評選結果和佳作，還在各地知識分子中造成“四方風動，群彥雲起”的景象。此外，格致書院的課藝成為當時多種經世文編的資料來源，多篇被選入《皇朝經世文新編》《皇朝經世文新編續編》《皇朝經濟文編》等書中。《格致書院課藝》還被梁啟超列為《西學書目表》中。晚清課藝文獻的整理研究目前正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格致書院課藝》 這部具有獨特性的課藝匯編是一份有價值的晚清思想遺產，還有待人們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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