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9月，我考入南师中文系古文献专业。这是南师新开的专业，我有幸在报名时候偶遇了，因为自己喜欢古文，所以就选择了这个专业。在南师我开始了与吴老师三十年的师生之旅。
开学不久，还没正式上课的时候，吴老师就到我们宿舍（四舍108）看望大家，聊了很久，聊生活、聊学习。吴老师告诉我们，我们班的同学，都是由他招进来的，我们的高考试卷他都逐一阅过。记忆中，有两件事印象深刻，一是我们很多同学的父母是教师，尤其是小学老师。吴老师说小学老师很辛苦，希望他们的孩子有所改善。其次，我们班的同学，高考语文试卷默写题都是满分。
班主任朱邦蔚老师也来到我们宿舍，大约谈了下专业的设置、主要课程，并要我们集体购置了影印本阮刻《十三经注疏》。上课的时候，我们每人抱一本砖头般的教材走进中大楼108，吴老师给我们上《论语》课，老师个子不高，脸上常常浮现开心的笑容。老师授课，很直接，从《提要》讲起，然后是原文，没有任何概论性质的叙述。老师教我们怎样读注、读疏、读校勘记。因为张芷老师的《诗经》课也用的是《十三经注疏》，《诗经》在上册，《论语》在下册，有时候，上午同时上两门课，我们不得不同时把两册《十三经注疏》都带上。于是，校园里就会出现十多个稚嫩的新生，抱着两本厚厚的《十三经》，往往引起其他同学和老师的好奇。在书店里，常常会有老师和同学问我们是学什么的，那时心中颇有些小得意。
就这样，时间在继续，和吴老师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虽然不是班主任，也不是辅导员，但吴老师还是多次到宿舍和我们聊天，潜移默化中引导我们学习。直到我自己做了大学老师，做了班主任，才发现，那时候，吴老师是多么关心我们。
老师的影响，在流水般的日子里慢慢发酵升华。学习中，老师一直要求背诵，《论语》是偶尔抽查，《诗经》是每次逐一背诵，张芷老师和朱老师各负责十位同学。考试的时候，《论语》试卷默写是60分，而且没有划定任何范围。
四年里，吴老师给我们至少上了五门课，《论语》之外，还有《孟子》、《史记》、《训诂学》（和徐老合上、徐老上八次）、《语法学》。《孟子》仍然用《十三经注疏》本，但只读注，不读疏，没有全背。《训诂学》基本讲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三国志校诂》和《古文献研究丛稿》里的很多内容，都在课堂上讲过。《史记》用韩兆琦的选本，《语法学》用杨树达的《高等国文法》。除了古文献专业，其他专业恐怕没有一个老师会给同一个班开五门课吧，难怪我们八三级同学和吴老师那么亲近。
在学习上，吴老师鼓励大家写论文，而且最好是传统的训诂考据类文章。记得《论语》课上，我好容易才想到一个题目，是关于“楚狂接舆”的理解，我怀疑“接”字是动词，不是姓。于是查索引，找例句，简短的写了下，和同学聊天的时候，被告知宋代已经有了这个观点，最后我只好写了篇利用《论语》原文来复原孔子性格的文章，完全不符合老师的要求。但其他同学的努力获得了成功，到大三的时候，我们班有六位同学的小论文发表在《南京师大学报》增刊《古文献研究文集》上。
大二的时候，徐复先生给我们上《训诂学》，除了我们班的同学，我们系的、南大的、南中医的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和老师也来听课，阵势很大。徐先生每次照例是说这周谁谁来看他，向他请教，怎么办呢，开几本书看看。授课的时候，徐老一口无锡话，非吴方言的同学做笔记有困难，吴老师就负责板书和擦黑板。有一次课间，吴老师说，听徐先生的课，很快就可以写篇文章。当时我很兴奋，拼命的听，结果，徐先生的课结束了，我一点启发也没有。个中缘由，直到工作以后，我才大致明白。
另外，吴老师建议大家多买些专业书籍，尤其要买些要用的书。虽然钱不多，大家还是不断的购书。每个男生都找块工地上用的木板放在床上，慢慢的摆满专业书籍。
记得老师说过，不管什么书，只要认真读上十年，肯定有成绩。在大二的时候，我选择了《山海经》和《周书》，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发现，也没有问题，就是读，只是自己想不通，为什么没有问题，想来是还没读到家或没读到点子上。直到工作三年之后，才略有所得。
大学毕业以后，我到淮阴工作，不能象新江、秉洪、华宝那样长侍老师左右受教。记得九二年到北大进修，想写《黄侃年谱》，特地从南京走，向吴老师请教。吴老师以为这类工作，需要很多资料，要访问很多人，应该由和黄先生熟悉的人来写才合适。聊的时候，吴老师知道我会下点围棋，一定要下一盘，但怎么也找不到棋子儿，忽然吴老师好像想到了什么，于是找出一些生花生米，再找点黄豆，我们就用黄豆和花生米下了起来，师母回来的时候，看我们俩在桌上摆了很多黄豆和花生米，甚为奇怪，就这样和老师下了盘值得回味的棋。
直到2004年读博，和吴老师的接触才又多了起来。此时老师已在复旦任教，且学术成就斐然。记得考完后，到老师家里蹭饭，吴老师建议可以做《辞通》，我说这书我摸过，角度很难找。四月份复试后，到老师家辞行，老师建议做王念孙《读书杂志》，我吓了一跳。因为大二的时候，专业就把《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作为参考书发给我们，但我从没读完。
到复旦以后，我经常到老师家请益，经常上午十点去，晚上十点回。老师经常就《读书杂志》研究指导我看书，但《读书杂志》确实太大了，比如，吴老师让我把后人就《读书杂志》所有条目，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是两可的，逐一统计，得出一个数据，我大约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才大体上完成这一工作。再比如，《汉语大词典》用《读书杂志》的观点有多少条？所以，虽然老师的设想很好，但我没法完成。
所有跟吴老师读书的同学记忆最深刻的是写文章，尤其是第一篇文章，大多修改很多次才可以通过。打印好以后老师会改动，然后再修改。曾经和吴老师一起坐在电脑前，看吴老师改我的文章，很多文字表述让我记忆深刻。在吴老师突然意外地仙逝以后，我常回忆这段时光。我常常感觉自己像旧时代的一个学徒，跟着师傅亦步亦趋，只是学生愚钝，未有成绩。
毕业以后，我继续就王氏四种做点基础工作，主要是把王氏四种数据化，因为不够成熟，不敢给老师看。而现在，我永远失去了这样的机会。13年6月1日晚9点左右，接久富电话，告知吴老师病危，让吴门弟子速去上海。不一会永明电话亦至。我非常震惊，吴老师身体多好啊，怎么可能呢。记得05年来淮安讲学之余，我们家三口请吴老师品尝淮扬菜，老师要给孩子见面礼，我觉得不能要，推让中，我用了力，意外的是，老师力气比我大多了。我这才想起，老师幼年习武，有童子功，一般人难比。
再见老师，已是在殡仪馆。鲜花丛中，老师面容依旧，脸上仿佛还是那熟悉的笑意。
三十年师门，我们这批本科时期就跟随吴老师学习的学生，吴老师亲切地称呼我们为老学生。在老师和师母面前，我们像子女那样无拘无束，记得有一次帮师母洗菜，洗完以后我习惯性的拍拍自己的屁股，师母明白我干什么以后，笑称有什么样的师傅就有什么样的徒弟。
三十年师门，我似乎慢慢的从一个学生熬成一个徒弟。我自己也是觉得，在大学里，当师生关系变成师徒关系的时候，那个徒弟才能真正学到点东西，而师傅的付出，远比老师的付出要大得多。
（本文原刊《凤鸣高冈——吴金华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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