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吴金华先生相交半个世纪，谬托知己。窃以为吴金华一生的意义，要在学术、道德和人生三方面。
吴金华的学术成就最为有目共睹。1978年，他在徐复先生门下攻读汉语史硕士学位，于系统学习掌握训诂学理论之后，旋即将注意力放在《三国志》词语研究上。其时学术界有些议论，以为零星的词语考释算不得语言理论研究，但他在徐先生的支持下，不为所动，并以此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终于在汉魏语言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其后的学术生涯，吴金华可谓一以贯之、终生不懈，由《三国志》词语考释进而占领中古汉语研究高地，由古籍点校进而形成既秉承传统又具有自家特色的古文献整理方法。他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在训诂和校勘两大领域不断发现问题，不断提出许多确凿可信的创见，也不仅在于兼及历史文化和典章制度等多项内容，而且在于他通过这些具体的大批量的学术成果，再现了训诂学和校勘学的科学价值和生命活力。吴金华读研究生期间以及后来的十多年间，正值语言学界大力引进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相形之下，传统的朴学似乎在理论上显得“贫乏”，以至许多学人热衷于种种西方语言学的研究和推介，而忘了应当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汉语语料的认知上，以切切实实地解决前人犹有未竟的历史语言研究问题。吴金华则不同，数十年来，他始终坚信一条：古代汉语研究的重点是释疑定诂，也就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此，长期以来，他十分重视古籍阅读的“功力”，并由此锻炼了对于中古语汇的异乎他人的“敏感性”，终于成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一个语言学家，如果空有许多理论，而缺乏释读语料的功力，恐怕很难取得像他那样的创获。另一方面，吴金华也并不轻视理论和方法。他说过：“研究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不应当厚古薄今，也不必喜新厌旧，我们应当充分运用最有效的方法；在攻坚式的学术研究中，只有能够不断发现问题并且能够大规模解决难题的方法才是有效方法。”（吴金华：《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自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譬如，对于西方的历时语言学，吴金华就能够结合古汉语研究，紧紧把握“因声求义”、“无征不信”这两条。在我看来，这与历时语言学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也是传统语言学的重要理论和方法。徐复先生曾说：朴学是朴朴实实的学问。吴金华也曾说：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训诂学更讲究实证，近似自然科学。在语言学史的历史长河中，吴金华崇尚郑玄，熟悉清代的乾嘉学派，他的治学，深受传统朴学的影响，具体地说，他不仅了解我国历代语言学大师在文字声韵训诂方面的具体成就，而且洞察蕴含在这些大师们的具体成就中的语言学思想及研究方法，并把它融会贯通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如果仅仅记诵前人的考据结论，则多半只能人云亦云，而无法有新的发现或强有力的订正，唯有掌握前人建立的有效的理论和方法，才能把汉语史的研究由上古时期推向中古时期，才能把语言研究继续推向深入。当今在某些高校，训诂学的研究也许显得有点乏力，就中原因，古籍阅读的功力不足和继承传统的理论方法不够或许是两个因素，而吴金华的建树，则显示了传统朴学的鲜活生命力。
作为一名学者，窃以为，吴金华的道德意义主要体现在敬重师长、恪守学术道德和奖掖门生三个方面。
吴金华在大学阶段即曾和同班同学一起聆听过徐复先生的古汉语课，研究生期间又有幸在徐先生门下受业。徐先生给了吴金华深刻的影响，并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例如，吴金华毕业留校工作时期，有一段时间曾在电视台讲授古代汉语，这在当时可说是个名利双收的事情，但是，当徐先生委婉劝告他应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时，吴金华便很快遵循先生的这一教诲并终生践行。吴金华的一生可说不是教学型的教授而是研究型的学者，这与当年徐先生的忠告是分不开的，也是吴金华一生感激徐先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吴金华崇敬徐先生，除了学业上的受教之外，更有对先生人品道德方面的敬仰。用吴金华的话说，徐老是个“阿弥陀佛”式的先生，为人处世可以说到了“以德报怨”的程度。例如，个别学生文革时期曾经去他家抄走书籍手稿，改革之后却又恳请先生在考学或职称问题上帮忙，徐先生依然能不计前嫌，鼓励有加。鉴于徐先生的学术地位和人品道德，甚至一些与徐老同辈的老先生有时也会拜托他实现遗愿，面对这些问题，徐老虽无法做到件件有求必应，但可说真正到了“能应必应”的地步。此类事情使吴金华感动不已，终生不忘，并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吴金华不但在读研期间敬重老师，执弟子礼，也不但在留校工作期间同样敬重老师，侍奉先生，而且在晚年依然念念不忘师德师恩，逢人说先生之风。对比今天师生之间的种种不良现象，吴金华足以使我们奉为楷模。
吴金华的治学，不作秀，不喧哗，不趋时务，不赶热闹，透出一种传统的学德和古朴的学风。早在1994年，他曾希望徐复先生为之赐字（笔名），因其爱好魏晋玄学，又企慕郑玄，徐先生便命其字曰“企玄”。从南京师范大学调到复旦大学后，吴金华便名其居曰“企玄室”。他在《企玄室记》中自述：“企玄之学不在玄，在乎创新之义也。创新之作，得之静而出之勤也。”治学之心“静”而探索之力“勤”，不但道出了他在学术上能不断创新的原因，而且很能反映他的坚韧踏实学风，也与时下学术界的浮躁之气形成了鲜明对比。除此之外，吴金华的学术品德还表现在不掠人之美和不隐匿资料两方面。有件小事很能说明这点。早在上大学时，徐复先生曾指出：“出东门，不顾归”中的“顾归”是个同义复合词，“顾”当作“归”解。十多年后，吴金华和我分别在《韩非子》中找到两条旁证：“顾返”义同“顾归”，也是同义复合词，“顾”亦作“返”解。他把这两条书证抄给了徐先生，并特地注明其中一条是我找到的。近年来，我偶尔拜读他的大作，发现无论是训释词意，还是校勘文献，他都要首先交代前贤时彦的既有成果，然后再论证己见。遇有前人之见与己相合者，即便知之者甚少，也必予以明示。这种不欺世人、无愧学界的学术道德，较之于时下学术界的抄袭造假以骗取功名利禄之举，是很让人敬佩且足以引为榜样的。
这些年来，吴金华培养了许多学生，他以言传身教博得了许多学生的爱戴和仰慕，一如他对徐复先生那样。这方面的具体情形，我曾读过一些他的弟子门生叙述师生之谊的文章，就中感激之情，可谓溢于言表。吴金华确实在很多学生身上倾注了大量心血，除了传道授业，他甚至将自己治学的心得和成果无私地提供给学生参考；除了教学科研，他还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健康，甚至为有些学生的工作安排而费心努力。相信在吴金华的纪念文集中，我们会读到不少这方面的文字。在吴金华的告别式上，有二三十位赶来的博士集体合影留恋，这只是吴金华培养的部分研究生。看着这些年轻的学者，我想，这可说是吴金华为人师表的最好证明。
吴金华的一生是刻苦奋斗、自强不息的一生。青少年时期，虽说家境并不宽裕，出身也非书香门第，他却经常出入南京夫子庙的古旧书肆，翻阅并力所能及地购买一点文史旧籍。初中阶段，便能掌握诗词格律。大学阶段，他时常写些旧体诗词私下供我欣赏，或豪放或温婉，或哀伤或诙谐，可说酷肖诸体，每每令我羡慕不已。不过，或许是由于有意无意地回避彼时文艺战线意识形态斗争的缘故，也许更多的是天性使然，他的主要兴趣则在古汉语方面，因为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告诉我们: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这一时期，他确实熟读了不少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许多篇章都能背诵。他甚至习练了一些传世书法，钻研了若干象棋古谱，学唱了几段传统京剧。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分配至江苏赣榆教书，虽说一开始境遇并不好，但他并不消沉。习拳强身、学琴怡心之外，与我书信往来不断，内容多系探讨古汉语问题，并时常要我为他查阅有关资料。虽说当时正处文革，不仅资料匮乏，而且研究学术也不合时宜，但这一阶段他的学术水平显然有了明显提升，尤其在音韵学方面给我印象较深。文革结束之后，招收研究生的消息传来，他异常振奋，决心一搏。他在简陋的居室中，贴满了小篆和英语单词。和我散步，一路上见什么就尽力说出英文单词。因了这个缘故，他在1978年能极其顺利地拜在徐复老师门下，可说是顺理成章的事。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心无旁骛，拼了全力攀登学术高峰。他曾跟我说，“我们两人都考取研究生之后，可以说基本问题解决了。下面我的心愿是成为一名大家承认的语言学家。”为此，他可说是千方百计挤时间读书做学问。由于领导信任，他一度被任命为系副主任。白天行政工作繁忙，杂事很多，晚上也经常有教职员工登门谈事。无奈之下，他在系里一间堆放课桌椅的屋子里偷偷挪出一小块地方，每天晚上悄悄去看书写论文。一天晚上，我去他家拜访，碍于老友的面子，嫂夫人不得已，告诉我怎样去找他，并要我千万别告诉别人。吴金华的拼搏精神，于此可见一斑。除此之外，窃以为吴金华辛勤治学的一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惧强手，不甘人后，注重以实力超越同侪，这个“实力”，不是花拳绣腿，不是看着漂亮，套用兵家的话，是具有实战性。有两件事情很可以说明这一点。一个是打拳。吴金华少年时家住南京城南，周围有一种习武练拳的氛围，在种种拳术之中，吴金华独喜形意拳。他跟我说，比起其他武术，形意拳并不好看，貌似缩手缩脚的样子，其实有劲道，很厉害，真正打起架来很管用。另一个是打乒乓球。大学时，很多人乒乓球打得很好，吴金华虽然也喜欢打，但在众人眼中技艺平平，动作姿势绝不专业。他想挑战一位弧圈球拉得非常漂亮的高手，可是人家似乎觉得胜之不武，有点不屑的神情，但是吴金华竟然赢得了胜利。他对我说：花架子有什么用？好看而已。这两件事很能反映吴金华的性格，也很能说明他在治学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注重实战，不做表面文章。
（本文原刊《凤鸣高冈——吴金华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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