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0日傍晚，中华书局的徐俊先生来北大餐叙。刚刚坐下，他就感叹最近事务的繁多：从日本返回不久，上海、南京便跑了多少次，“吴金华的追悼会……”——听到这个话，我大吃一惊，情不自禁打断他：“您是说复旦大学的吴金华老师？做《三国志》的？”
得到他肯定的答复，我一时恍惚，不知身在何处，晚餐也了无滋味。散归之后，急忙上网查询，看到复旦大学校园网上一条已经不是新闻的新闻，确证了吴老师逝世的消息：“著名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汉语言文字学博士生导师吴金华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2日零时50分在长海医院逝世，享年70岁。我们看到，校园里已经挂满了追忆的白色千纸鹤，吴先生，一路走好！”
那个晚上，我难以入眠而又无所事事，读着吴老师在他博客上留下的一篇篇文章，直到凌晨。伴随着晃动在思绪中的千纸鹤，我仿佛又坐回到三十年前南师中大楼201教室的古代汉语合堂课上，在分析完了第一次单元测验的试卷后，听到老师在喊——
“谁是朱玉麟？朱玉麟来了没有？”——麒麟二字在汉语中单独使用的频率，麟远高于麒，第一次见到我名字的人大多这么称呼，我也习以为常——我在教室的后排讪讪地站起来，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大家的目光聚集过来，有人小声提醒说：“是朱玉麒！”吴金华老师从阶梯教室的第一排迈着大步走过来，边走边说：“噢，噢，是朱玉麒！朱玉麒得了满分！”……
三十年来吴老师留给我零散而深刻的记忆，在午夜的宁静和迷思中清晰地浮现出来。
一
我在1981年考上大学，开始了南师（南京师范学院，读书期间更名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读书时代。那个时候吴金华老师刚刚研究生毕业留校，我们可能是他教授古代汉语的第一批本科生。整整一个学年，1981级1、2两个班的80多个同学听他传授学业。他的声音洪亮，要言不烦，语速快捷，似乎总是迫切地要将古代汉语的知识尽可能通过有限的课堂传达给我们。古代汉语是我在南师听讲最认真而从来没有打过瞌睡的课程；即使在同学看来非常枯燥的音韵学单元，由于自己具有的吴语方言经验，因而也听得津津有味。
当时的古代汉语教材是王力先生主编的厚厚四大册《古代汉语》，它把我们在中学以前零散的古代汉语知识归纳分类、系统总结，让我觉得特别受益，因此也格外有兴趣。随着吴老师的课堂讲解，我几乎一个字一个字地预习、复习着其中的内容，并且按照《古文观止》的顺序背诵古文的篇章。单元测验的满分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认真而水到渠成，而吴老师的课程也是我对古代汉语充满热情的重要原因。老师那次叫我的名字，是我第一次被大学老师点名表扬。我的脸因为激动而涨得通红，吴老师给我卷子时说的勉励话语，也完全没有听清楚。我看到我的卷子，确实基本做对了，在文字学训练单元的小篆还原为楷书的题目中，“爨”字中间却少写了“大”字；吴老师把它标示出来，还是算作正确的还原，鼓励性地向大家大声宣告我是唯一的满分。
我的记忆是那样的深刻，除了自己的虚荣心之外，现在想起来，一个年轻人在心智成长的过程中，是多么需要正面的激励！吴老师的那次鼓励确实激发了我更加认真地学习。后来的单元测验也继续得到过满分或者99分的成绩，我也因此被吴老师真正记住。记得有一次在南师老图书馆的港台阅览室读《世说新语》的语法研究著作，来这里借书而行色匆匆的吴老师从借阅台看到我，不辞辛苦地跑进来，关切地问在看什么书。然后说：“哦，是许世瑛的著作。许世瑛是许寿裳的儿子，这本书……”老师告诉我这本书写作的背景、关于代词研究的特长、读这本书之外应该看什么什么。我吃惊于他对这样一本书也如此熟悉，几句点拨让我对《世说新语》的阅读有了纲领性的认识。
古代汉语的一个学年很快过去。除了课堂上的接触之外，我们平时和吴老师的见面并不多。不过，那个时候本科生有一些兴趣班，任课的老师会担任一些课外的辅导。我参加的古汉语兴趣班就由吴老师指导，这样还有过几次向吴老师当面请益的机会。他传授过学术研究的心得，没有别的，就是用功学习。说他念研究生，跟随徐复先生读书，三年下来，一头黑发全没有了。我记得当时就看着老师，在年方四十的光景，周边一圈的头发还乌黑的，中间已经谢顶了。
在兴趣班的这一段时间里，我问过他《报任安书》中读不懂的句子的语法原理，因为那个时候正在通读《史记》。也问过他关于《说文解字》的问题，因为那个时候在临摹康殷《说文部首源流》的字头。老师说：康殷是个书法家，但是说文的源流还是要看文字学家的解读，要看《说文解字注》。因此我在大学的最后两年，就买了一本徐铉校的《说文解字》，撕下来，一页页书写字头，阅读解释，完成之后再从头开始，几乎天天如此。《说文解字注》也放在枕边时时翻阅。
那个时候觉得吴老师确实很忙，每次在校园里见到他，也总是风风火火地走路，去忙那忙不完的事情。但他又是一个务实而负责的老师，作为学生的我们所提问，都能够得到他的准确回答。三言两语，指明方向，也足够我这样的一个本科生消受很久了。
二
大三的时候，南师中文系的教学发生过一次革命性的变化，就是按照教育部的部署，开始招收第一届古文献专业的本科生。我的一个同乡谢秉洪也在其中，从他那里的课表中，看到南师组织了最强大的师资阵容为他们授课，让我艳羡不已，因此决定前往旁听。
但是古文献专业这个新生事物被众多的师生所关注，前来打算旁听的青年教师和学生不少。我打算旁听的文字学第一节课，为了确保本专业的学生听课，负责古文献专业教学的吴金华老师和我不认识的班主任朱邦蔚老师都在教室门口挡驾。我因此向两位老师表达我对文字学的浓厚兴趣以及不得要领的苦恼。吴老师笑眯眯地听着，最后推了我一把，让我进入了教室；朱老师还跟了一句：下次把你练习的《说文解字》带来给我们看看——这算是给了那些仍然被挡在外面的学生一个解释，表明我确实与他们还有所不同。我就这样在吴老师的支持下，以一个旁听生的身份系统地听了三礼学的大师钱小云先生完整的文字学课程。
我后来还真的带着一沓用旧报纸书写的篆书习字给朱邦蔚老师去验证。所以古文献专业的课程我还听过叶祥苓先生的方言研究、王继如老师的《汉书》研究，都得到了老师们的默许。
三年前，我给同是南师的老师郁贤皓先生八十寿辰写《轻舟已过万重山》的颂寿文章，曾经提到：“四年的大学，记录了我很多成长的愉快历程。但是，我最不幸的人生经历也在那个时期发生：我的父母在我大二、大四的时候相继因病去世。这个打击使原本打算回乡尽孝养之心的我感到无所适从。于是，我选择了去新疆工作——去一个印象中遥远而艰苦的地方做奉献，以此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这是我当时最朴素的想法，也是唯一能让我重新树立生活信心的想法。”郁老师在了解我的意向之后，热情为我推荐到了新疆师范大学任教。
我去新疆的消息也被吴老师所得知。六月中，我和班上的课代表钱建平一起到老师家辞行，请他留别赠言。他留下了我的纪念册，说要好好想想；同时又关切地问我去新疆的准备。说到正在写的毕业论文，他劝我要把去新疆的事情告诉我的论文指导教师，这样，一般的老师都会给更高的分数，这对于远行的我到陌生的工作单位是有帮助的。我虽然并没有按照老师的说法去做，但特别感动老师的这些关怀不是泛泛的寒暄，而是真心帮我出主意、尽量争取好机会。记得那个时候临近端午，吴师母也从房间里出来，请我和建平吃粽子。
在离开南师的时候，我带走了老师的题词：“时光老人最薄情，你看他四年一眨眼；青年同学多奇志，我祝你万里长顺风！”那是对我未来的祝福和鼓励！遥想玉门关外的万里征程，我豪气倍增。
三
1985年8月，我去了新疆，随身的行囊里只带了一册郭在贻先生的《训诂丛稿》，伴随着我度过了四天三夜的火车长途。——我相信这是吴老师对我的学术影响；而我到达新疆师范大学工作的一个愿望，也是做一名古代汉语的教师。不过，在新疆师大报到之后，中文系已经根据郁老师的推荐和系里师资的需要，安排我到古代文学教研室，从事隋唐五代文学的教学工作。
古代文学也是我钟爱的学科，因此很快就投入到唐代诗文的研究中。虽然如此，在南师古代汉语的基础仍然帮助我通过了文学史料阅读的难关，我还记得吴老师在古汉语课上提及的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等语言学著作对于阅读中古以来古典韵文的价值，因此在工具书方面的熟练运用和新疆师大老教师们的帮助下，使我这个大学一毕业就从事大学教学的年轻人基本顺利地完成了最初的过渡。
因为学科的转变，我和吴老师的联系也不是很多。除了刚来的时候写信向他汇报到达新疆的工作情况之外，只是在每年的新年到来之际，写一张贺卡表达我的感念之情。
但是我没有想到吴老师也一直记着我。1991年5月，我去敦煌考察回来，发现信箱里有一封从南师寄来的、耽搁了将近10天的信件，打开，竟然是吴金华老师发给我的由中国训诂学会等学术机构组织的“庆祝徐复教授执教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的邀请函。我大喜过望，生怕耽误了时间，匆忙跑到邮局给吴老师拍了一份电报作为回执，表达我一定去参加会议的心愿。
就这样，吴老师安排我参加了我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次学术会议。我带去会议的一篇小文章《“喜雨”别解》也在来年的《文教资料》刊出，成为我最早发表的学术论文。在那次会议上，吴老师把我看作他的学生，使我有幸以小门生的方式向徐复先生祝寿。会议期间，徐复先生和张拱贵先生一起到房间来看望与会者，问及遥远的西陲光景，对我在新疆的工作感叹不已。告别南师六七年之后，我又通过这次会议如坐春风，得到了来自母校的召唤和激励，使我在教学与科研的道路上感到无比温暖的指引。
吴老师在那次会议上给与会者赠送了他新出的《三国志校诂》。我还记得他当着我的面题字的时候，又把“朱玉麒”写成了“朱玉麟”。他忽然意识到这个错误，马上说：“写错了，写错了！算我的，我自己留下用。”不由我分说，又拿起一本新书重新题字送给我。他一丝不苟的严谨和对于我这个学生一视同仁的尊重，在这个细节里再次让我感动。
四
此后又是很多年，我考到北师大读研究生。除了汇报这样的变动外，也是每年的元旦给老师寄去一份祝福的明信片。1996年1月12日，吴老师又让我大喜过望地亲笔写来长达三页的书信。长信的开头说：
玉麒君：
没有机会面谈，大约有十来年了？我自去年4月份调到复旦大学古籍所（内人随调），才开始获得了静心完成一些科研项目的心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前些年，我为教学、科研、行政事务所困，不但很少参加外面的学术会议，连基本的社会交往也很少了。如今，我打算至少闭门两三年，将出版社约定的项目完成。……
老师在信中，仍然把在我本科毕业时曾经给予的教诲当作最近一次尽责的谈话，因此觉得跟我已经有十来年的离别。在信中，他把我当成了一个学术的知己而家常般地倾谈内心，让我感动这种真切的信任。老师在信中随后又问起：“君读完硕士，不知是否打算进一步深造？”随后为我推荐了南师和复旦他所熟稔的古代文学专业的教授，表示愿意为我说项；最后也殷殷期望我留在北京工作，而南京、上海这些南方城市，也可以考虑归来。
我把老师的信读了好几遍，激动不已。我每年写上几个字的明信片，表达学生对于老师的尊重之情，原不指望得到老师的回复。现在老师从他自己宝贵的时间中抽空写出这样情真意切的长信，我想一定只有极少数的本科同学能够受到如此非常的待遇。对于老师的眷顾，我也没有什么可以表达，也只有更加的努力可以不负这种厚望与重托。
这一年的年底，我又在北京见到了老师。高校古委会在北大召开会议，郁贤皓老师预先写信给我，希望在北京见见面。12月26日，我从北师大骑车到挂甲屯的邮电部北京疗养院，按照郁老师的安排，利用中午的休息时间前往看望。郁老师的房间没有人，让我略感怅然。巡视走廊，忽然看到别的房间贴着吴金华老师、赵生群老师的名字，那都是我在南师敬仰的老师，不由得高兴起来，虽然房间里也没有人应，心想我无论如何也要等到所敬仰的三位老师。我走下楼来，到门口等候。不一会儿，从圆明园的方向看到四五个人从那里走来，郁老师、吴老师、赵老师都在其中！我急忙迎上前去。老师们看到我来，也都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接到室内，问长问短。
中午的时间太仓促，老师们商量，让我下午就呆在这里，留下一位老师和我说话，其他两位老师前去会场，发言之后再来替换。最后他们又留我吃了晚饭，继续说话，到晚上8∶00才辞别回去。
吴老师最先留下来和我一起说话，长达一个半小时，这也是听他聊天最长的一次。老师讲他从南师调离到复旦这几年的经历。他在南师中文系担任了多年的副主任，欲一兴科研，无奈那个时候校方用人偏颇，许多环节不能畅达，以致屡调人才而不得进，遂萌去意，最终为复旦引进，重新开始了潜研学问的阶段。那天我和三位老师的谈话，回来之后写下了很长的日记，吴老师和我说的话，也记录下来满满一页。他遗憾自己在南师从事行政而未能多所建树，绝没有怨天尤人的不平，虽然离开南师，却又对南师感激深厚，让我感到他胸襟的洒脱。所以在日记里感叹：“吴老师公私分明，真学问人之大度也！”“老师由南师出离，亦不得已也。然其学问已见诸著述，弟子等已知努力之方向当效吴师。”
老师那天谈及的一些趣事，都是他亲历的“儒林外史”，可以见到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期盼高校学风纯正、师生追求真理的高尚追求。如他说南师老校长杨巩：徐复先生分房不得，以谦谦君子商求总务处长，有理难辨，拍案而去。处长向校长杨巩告状：徐复拍桌子，违反分房纪律。杨巩却深知教师甘苦，回答说：他要房，就把房分给他吧。处长又说：分房可以，但是必须做检查。杨巩又回答：检查就算了，你给他做检讨还可以。吴老师又说起他应外校用人单位邀请去访问，校长、人事处长均亲自招待，恭敬有加。饭后他独自从招待所到校门口的书店浏览，刚刚进门，一个人从蹲居看书的地方站起来，趋前来做双手捧握状。定睛一看，是刚才中午陪宴的校长，顿时让他感到这个学校的清风朗气。——回首当时的日记，我好像又看到吴老师站在我面前描述这些情景。老师期待高校行政中贤人政治的清明状态，是他最终不得不放弃教学管理的原因。我也为老师庆幸他最终回到自身的科研中，为汉语语言学史积累下了更多宝贵的财富。
五
此后我在北京继续读博士，做博士后，依旧给老师每年寄一次贺年的明信片。而老师也忽然间又在2002年1月28日寄赠来他近年的著作《三国志丛考》、《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作为新年的礼物，给我巨大的惊喜。2002年8月，我再次回到新疆师大工作，和老师的联系也一如往昔。
再后来的几年，开始流行千篇一律的中奖邮政贺年卡、互相抄袭的煽情贺年短信，让我觉得是对私人感情的亵渎；同时自己也心计转粗，再提不起用自己选择的明信片来写贺年卡的兴致，渐渐地就不再给任何人寄贺卡。调到北大的消息，似乎也只是用电子邮件告知了老师。
但这些并不表示我对老师的遗忘。听说中华书局开始重新整理二十四史的工程，我想《三国志》非吴金华老师莫属，后来打听，果然如此，心中为老师充满了自豪。间或，老师也会发一个邮件给我，如问问我新疆师大的饶尚宽老师的联系方式。2006年徐复先生去世，老师也给我邮件，提示我看他写的《训诂学家的乐趣——徐复先生二三事》。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在华东师大授课，也到过复旦，但竟然没有想到过要去见见老师。我总想着自己和老师是纯粹的学术师承关系，应该通过努力地做出成果，像老师那样，隔几年出一本书寄给老师，才是老师所期盼；至于没有特别事情的日常见面，似乎都可以从略。这也许是个借口，特别是在老师遽逝的今天，我的不敬和遗恨才真正体现出来。如果当时即使去打扰一下老师，听他智慧的谈话，我的收获又何啻是埋头读书所能取得！
另外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吴老师始终是我印象中精力旺盛、不知疲倦的形象，我想总有接受他耳提面命的机会，却没有想到他会如此匆匆地离开我们。吴老师为徐复先生去世的上述纪念文章写到：“今年九十六岁的著名训诂学家徐复先生于7月24日逝世，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现在再读这段话，让我联想到吴老师七十岁的不幸去世，更是这样的一种“重大损失”——因为在他的电脑里，肯定还储蓄着很多未及杀青的名山之作！
老师的学术成就，自有其登堂入室的弟子去做出系统的总结和继承。我的这些零碎回忆，只能表达一个在门墙之外得其教益的普通学生的一点思念，正像老师在《徐复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纪念会感言》中说的：“每个学生心中都有一群永不消逝的老师。”虽然我对吴老师的教诲领略不深，而老师对我的影响却一样铭心刻骨、永不消逝。我后来从硕士生期间攻读的古代文学专业转向博士生期间的古典文献学，到现在在历史系从事历史文献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想想也都是老师的影响在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我受教于吴老师的1980年代中期，校园里流行着台湾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酒干倘卖无》。我曾经觉得那撕心裂肺的歌唱，是我对早逝的父亲和母亲的心声。如今，趁我的眼泪还没有模糊眼前的屏幕之前，让我对您说——
敬爱的吴老师，您是我“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老师！
2014年10月21日于北大朗润园
（本文原刊《凤鸣高冈——吴金华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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