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整理學術語解釋 | 閱讀古籍必備 - 狂人之家 ——记录我们经历的这个时代

编者按：最近收到了一些读者的留言信息，说不太清楚笺注、笺校、疏注、校订、集解、校注、集注等等这些词汇什么意思，以至于影响了购买和阅读古籍类图书，网上查到的信息又不是很专业，所以想让我们做下专业的解释。我们特别从中华书局出版许逸民著的《古籍整理释例》书中摘录了如下的信息，希望能帮上您。

按照國際標準，“文獻”的定義是“記録有知識和信息的一切載體”，按載體説，包括紙草文獻、泥板文獻、甲骨文獻、金文文獻、石刻文獻、簡牘文獻、紙質文獻、音像文獻、機讀文獻等。但就古文獻學研究的領域來説，“文獻”的通常理解是具有歷史價值的圖書文物資料。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目前把研究古文獻的存在形式，研究古文獻形成和發展的歷史，研究對古文獻如何進行鑒别、分類、編目、檢索乃至整理的學科，總稱爲“文獻學”。亦有人將之等同於“古籍整理學”，實則“文獻學”的研究範疇要比“古籍整理學”更爲廣闊。今人的文獻學著述，主要有張舜徽«中國文獻學»(中州書畫社１９８２年版)、洪湛侯«文獻學新編»(杭州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孫欽善«中國文獻學史»(中華書局１９９４年版)、杜澤遜«文獻學概要»(中華書局２００１年版)等。

以古籍爲研究對象，以目録學、版本學、校勘學爲研究基礎，以恢復古籍原貌並使之便於今人閲讀爲研究目的，理論與實際技能相結合的專門學科，即古籍整理學。古籍整理學主要研究整理古籍的各種具體方式，如影印、標點、校勘、注釋、今譯、輯佚、索引、資料彙編等，同時也研究整理古籍過程中各種問題，如怎樣選擇底本和參校本，怎樣正確使用標點符號，怎樣合理運用校勘方法，乃至怎樣編寫前言和附録等。今人的古籍整理學著述，主要有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論»(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程毅中«古籍整理淺談»(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劉琳«古籍整理學»(四川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曹林娣«古籍整理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等。

影印是古籍整理的一種常用的形式。影印本專指採用照相或電腦掃描複製的方法出版的古籍。影印古籍以其動機有别而有不同的形制，如果主要爲了保存古籍原本舊貌，則行款、版式連同裝訂樣式，一切悉仍其舊；如果主要爲了擴大流通，則從降低印製成本計，亦可改變原來的版式，重新割裱縮印(上下兩欄四拼一，或上下三欄九拼一)。影印的首要工作是選擇好的底本，其次還要撰寫具有一定學術質量的影印説明，編製必要的目録和索引，並附録相關糾謬著述或研究資料。

點校是當代通常採用的古籍整理形式，也是古籍整理諸種形式中最基本最切合實用的一種整理形式。 “點”即標點，“校”即校勘。經過標點和校勘的新版古籍整理圖書，稱爲“點校本”。古籍整理所使用的標點符號，亦依據１９９０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和新聞出版署共同修訂發佈的«標點符號使用法»(語文出版社１９９０年３月版)。古籍整理的校勘方法，大扺依循陳垣«校勘學釋例»總結的“校勘四法”。爲細化點校的原則，中華書局曾根據點校“二十四史”的經驗，於１９９１年組織專人撰寫有«古籍校點釋例»，刊登在中華書局編«書品»１９９１年第４期。後«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辦公室編)１９９９年曾予以轉載。

斷句又稱句讀、圈斷、圈點，是古籍標點的一種簡單形式，一般止在句絕處施以句號(。)或黑點(.)，在句中短暫停留處施以讀號(、)，古之讀號類似於今天新式標點的頓號。斷句多應用於影印古籍，如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影印的«四庫全書總目»、１９７７年影印的清胡克家刻«文選»、１９９０年影印的清刻«全唐文»等，皆曾爲之斷句。斷句作爲簡要的古籍標點形式，間亦用於新整理的排印本，如中華書局自上世紀８０年代開始出版的«學術筆記叢刊»(包括«陔餘叢考»、«義門讀書記»等)，因爲所確定的讀者對象主要面向學術界，故其整理形式從簡，只作斷句，不加新式標點。

全式標點是指在標點中除了使用新式標點諸種符號外，還特别使用了專名綫。專名綫是古籍整理特有的標誌符號，分直綫(_____)和曲綫(﹏﹏﹏)兩種，直綫用於人名、地名、國家名、民族名或其他各種專用名稱，在新式標點符號中没有與它相對應的符號；而曲綫則用於書名、篇名，類同於新式標點符號中的書名號(«»)。全式標點多用於繁體直排本，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最稱典型。全式標點有時亦用於繁體橫排本，如今人錢鍾書的«管錐編»(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版)即屬此例。

彙校又稱會校、集校，是以校勘諸本異同爲主要任務的一種古籍整理方式。彙校的重要條件是版本的採集必須齊備，對於版本的源流正變要有深入研究。關於諸本異文的處理，既不能簡單臚列，也不能率然芟夷，凡有所取捨，必在校記中一一説明。如擬斷以己意，則應提出史料佐證。惟其如此，方能保證經過彙校而成的本子，在文字上既優於現存諸本，在史料上又能爲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參考。如今人謝保成的«貞觀政要集校»(中華書局２００３年版)，據其卷首«集校所據貞觀政要鈔本刊本»所列，主校本即有四種，參校本則有十八種之多。又據其«集校所據唐宋史籍、文獻» 所列，所引用的史籍、文獻(如«通典»、«唐會要»、«册府元龜»等)亦達十多種。

校注又稱校釋，或但稱注(如«詩品注»)、故(如«楚辭解故»)、訓(如«尚書注訓»)、解(如«詩經直解»)等，名異而實同，均屬於有校勘有注釋的一種注釋形式。其校勘方面的要求，可參看本書的校勘學術語部分。其注釋方面，則主要包括注音、釋詞、疏解句子大意等。注釋之體始於漢代，如馬融«毛詩注»、鄭

玄«三禮注»等皆其名著。魏晉以下，校注大盛。時至今日，注釋樣式繁多，大抵可分爲繁簡兩種不同類型。簡注較爲通俗，一般不作校勘，出注較少，且不引書證。而詳注則校勘與注釋並重，注釋則偏於考史和詮解典故，一般會引録出處原文，以爲信據。以中華書局出版的兩種«莊子»注本爲例，１９８２年版«莊子淺注»屬於簡注，而１９６１年版«莊子集釋»則爲詳注。

箋注是在舊注基礎上另作新注的一種注釋形式。東漢鄭玄依託毛注而成«毛詩箋»，是爲箋注之始。鄭玄«六藝論»謂“注«詩»宗毛爲主，其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别也”，這説明箋注大多前有依傍，而其自注則兼具補注、疏解、辨正等多種功用。清人郝懿行«禮記箋»、孫星衍«尚書箋»等，皆爲箋注體名著。亦有名爲校箋者，則其校勘用力爲多。如今人徐震堮的«世説新語校箋»(中華書局１９８４年版)，其«前言»謂“本書用涵芬樓影印明袁氏嘉趣堂本作爲底本，校以唐寫本、影印金澤文庫所藏宋本、沈寶硯據傳是樓藏宋槧本所作校語、明凌瀛初刻批點本及王先謙思賢精舍刻本”；又謂“引用諸家之説，皆注明出處，其中劉辰翁、劉應登、王世懋的評語，見於凌刻本；嚴復語取之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盛氏愚齋藏書«世説新語»眉批，全書僅寥寥數條”，足見其書校與箋一併看重。

疏證又稱注疏、義疏、正義，是既講解原文、又詮釋舊注的一種注釋形式。較早者如南朝梁皇侃的«論語集解義疏»，即是取三國魏何晏«論語集解»爲底本，並參酌江熙所集十三家注而寫成。其«論語集解義疏序»説:“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别有通儒解釋與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爲説，以示廣聞也。”今人如楊樹達的«論語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其«凡例»開宗明義，第一條謂“本書宗旨在疏通孔子學説，首取«論語»本書之文前後互證，次取群經諸子及四史爲證，無證者則闕之”；第二條謂“證文次第，以訓解字義、説明文句者居前，發明學説者次之，以事例爲證者又次之，旁證推衍之文又次之。大致由淺入深，由近及遠，取便學者之通曉而已”；第八條謂“本書訓説大致以朱子«集注»爲主，其後儒勝義長於朱説者，則取後儒之説。心有未安，乃下己意焉”。

集解又稱集傳、集注、集疏、集釋，此種注釋形式，旨在集合諸家所長，並參以己見，合爲一書。較早者如三國魏何晏的«論語集解»，採集孔安國、包咸、馬融、鄭玄、王肅等人之説，對諸家説法皆不滿意，則獨下己意。今人如楊伯峻的«列子集釋»(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版)，卷首«例略»第一條云:“本書除«列子»正文外，其注釋考證分爲四類，依次排列

甲) 晉人張湛之«注»，(乙)唐人盧重玄之«解»，(丙)有關«列子»本文以及張«注»、盧«解»之校勘、訓詁與考據，(丁)唐人殷敬順所纂與宋人陳景元所補之«釋文»之考證。”至於本書的校勘，«例略»第二條以下諸條，亦有詳盡的説明。他如王利器的«顔氏家訓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黄懷信的«鶡冠子彙校集注»(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版)等，均取此種體例。

今譯就是把古代漢語翻譯成現代漢語，即把文言文翻譯成語體文。一般和注釋並行，稱注譯或譯注，亦有逕稱今譯，而實則有注有譯者。古籍今譯的原則，大體遵循嚴復«天演論•譯例言»所提出的“信”、“達”、“雅”三條標準:“信”就是忠實於原文，“達”就是文義暢達，“雅” 就是譯文要有文采。比較而言，“信”、“達”尤爲重要。今譯的具體做法，亦有“直譯”、“意譯”、“神譯”三種不同的境界:“直譯”是説一句對一句的翻譯，信守原文的基本格局；“意譯”是説不拘泥於原文格局，爲突出其内在含義，可以略作補充説明；“神譯”是説韻文(詩、賦、詞、曲、駢文等)的翻譯可以有更多的創造，以期能够表達原文的神韻。一般地説，叙事、議論性的文字(如經部、史部、子部書)宜於直譯；直譯而不能曲盡其旨者(如集部書)，宜於意譯；韻文之類，則可以神譯。今人的譯本，如楊伯峻的«論語譯注»(中華書局１９６０年版)、沈玉成的«左傳譯文»(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版)、陳鼓應的«莊子今注今譯»(中華書局１９９４年版)、余冠英的«詩經選»(人民文學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等，堪稱今譯成功的範例。

選本又稱選輯、選編、選集、别裁ꎬ與“全書”、“全集”、“總集”等對言，是指從多人或一人的著述中選取部分内容另編爲一種新書。選本的内容和體例多種多樣ꎬ舉凡經、史、子、集四部書，歷代皆有選本。以集部詩文集類書爲例，有獨個作者的選本，有多個作者的選本；有通代選本，有斷代選本；有是詩文合選本，有止是詩的選本，或文的選本。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而南朝梁蕭統的«文選»出現最早，今已爲人視同唐前詩文的總集。後來唐殷璠的«河嶽英靈集»、宋姚鉉的«唐文粹»、宋呂祖謙的«宋文鑒»、元方回的«瀛奎律髓»、明高棅的«唐詩品彙»、清吴楚材、吴調侯的«古文觀止»、蘅塘退士的«唐詩三百首»等，卷帙多寡雖有不同，但都屬於膾炙人口的佳作。詩文選本的體例約分爲三種，一種是按作者生活年代編次，一是按文體(如詩、賦、銘、表之類)分類編次，另一種則是按所收内容的性質(如禮制、樂律、天文、地理、刑法、財計之類)分類編次。詩文選本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重要形式，一般附有注釋或短評，如魯迅所説，選本主要體現出的是選家的眼光，亦即其政治思想及文學主張。

古籍整理除影印、點校原有版本外，還包括以古籍爲依託的諸種編纂形式，如編撰古籍書目、新編古籍叢書、輯纂古籍佚書等，而資料彙編亦是目前通常採用的一種編纂形式。資料彙編就是按照事先設定的主題和體例，將散見於諸書的有關資料彙編爲一書。今人所纂集的資料彙編，涉及文、史、哲各個學科，史學如«魏晉南北朝農民戰爭史料彙編»(張擇咸、朱大渭編，中華書局１９８０年版)、«明清史資料»(鄭天挺主編，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哲學如«中國哲學史資料選輯»(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編，中華書局１９６２—１９９０年版)、«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全四卷，石峻、樓宇烈等編，中華書局１９８１—１９９２年版)，文學則可以中華書局的«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叢書(如«三曹資料彙編»、«蘇軾資料彙編»等)爲代表。其體例是廣泛蒐集歷代關於某個作家的評論資料，所引書目遍及史傳、方誌、總集、别集、筆記、詩話、各類選本等，按時代先後編次ꎬ頗有助於作家作品研究。

陳垣«史諱舉例序»説:“民國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書當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須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謂避諱。避諱爲中國特有之風俗，其風俗起於周，成於秦，盛於唐宋，其歷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亂古書，然反而利用之，則可以解釋古文書之疑滯，辨别古文書之真僞及時代，識者便焉。”歷代避諱所用的方法，大要有三種

１)避諱改字，如秦諱“楚”改“荆”，諱“正”改“端”之類；(２)避諱空字，如許慎«説文»於禾部“秀”字(漢光武帝諱)、草部“莊”字(漢明帝諱)、火部“炟”字(漢章帝諱)等皆注曰“上諱”，作空圍而不書其字之類。(３)避諱缺筆，如唐諱“世”字作“卅”、“王世充”作“王充”之類。研究避諱的專書，除陳垣«史諱舉例»(中華書局１９６２年版)外，尚有周廣業«經史避名彙考»(北京圖書館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王彦坤«歷代避諱字彙典»(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

輯佚就是輯録散亡的古籍或文獻。古書輯佚始於南宋，鄭樵«通誌·校讎略»已論及輯佚的理論與方法，王應麟輯得«周易鄭氏注»和«三家詩考»，附見於他所纂集的類書«玉海»。明代輯佚已小有規模，惟體例不够謹嚴。輯佚的鼎盛期在清乾嘉兩朝，如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所言，輯佚乃清人整理舊學的一大功績。輯佚的主要工作，一是恢復原書篇第，二是校正底本文字。輯佚的取材要廣泛，諸如類書(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古注(如裴松之«三國志注»、李善«文選注»等)、總集(如«文選»、«文苑英華»等)、方誌(如«太平寰宇記»、«方輿勝覽»等)、金石(如«金石萃編»、«漢魏南北朝墓銘集釋»等)、出土文獻(如«敦煌石室遺書»、簡牘帛書等)等，皆應在爬梳範圍之内。好的輯佚本應該體例完善、輯録完備、出處詳明、考訂精審。

辨僞就是考辨古籍的真僞。僞書的出現，從作者方面説，或欲託古傳書(如托名黄帝的«内經»等)，或欲造僞補佚(如«古文尚書»等)，或欲攻姦爭勝(如王肅撰«尚書»僞孔傳，以與鄭玄注相爭等)，從書賈方面説，或出於酤名射利，或出於好事妄爲。辨僞的方法，明胡應麟«四部正訛»曾歸納爲八種

一)核之«七略»，以觀其源；(２)核之群志，以觀其緒；(３)核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４)核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５)核之文，以觀其體；(６)核之事，以觀其時；(７)核之撰者，以觀其託；(８)核之傳者，以觀其人。近人梁啟超則在«中國歷史研究法»中提出十二條辨僞公例，較胡氏所説尤爲細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