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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李際寧:近三十年新發現的佛教大藏經及其價值 [打印本页]

作者: 狂人 时间: 2018-2-11 16:31
标题: 李際寧:近三十年新發現的佛教大藏經及其價值
發佈時間:2009-04-10 來源：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論文集

一、序言
　　自十九世紀后半葉到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中國佛教逐漸開始復興的大背景下，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曾經有過一個較大的發展時期。從早期楊文會創設金陵刻經處，到《頻伽藏》編輯出版、再到支那內學院《藏要》編輯出版，中國佛教大藏經的研究日益活躍。1930年陜西開元寺、臥龍寺《磧砂藏》被重新發現，1934年山西趙城縣廣勝寺發現古已失傳的《金藏》，新發現的古代版本大藏經，促使佛教大藏經研究達到新的高潮。當時一批著名專家學者，比如葉公綽、歐陽竟無、呂澄、周叔迦、蔣唯心等，撰寫了一批品質非常高的佛教大藏經研究論著，奠定了大藏經研究的學術基礎，也奠定了這些學者在中國佛教大藏經學術研究史上的地位。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以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華大藏經（漢文版）》為標誌，當代大藏經的調查和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批學者系統地參與調查了國內收藏大藏經的狀況，並撰寫了一批品質較高的論文。
　　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隨著各地圖書館、博物館、考古單位以及寺院等收藏單位對佛教古籍的系統清理，到九十年代以來，隨著古籍拍賣市場的開放，大批私人收藏品得以露頭，海外藏品陸續流入，發現了一批過去鮮為學界所知的大藏經，極大地豐富了佛教大藏經的品種和數量；過去已經發現的大藏經，由於更豐富更全面的資料的發現，彌補了不少傳統史料的缺失；由於新大藏的發現，糾正了一些過去錯誤的認識，極大地促進了大藏經及相關領域學術的研究，也為佛教大藏經研究向更深入發展提出了新課題。
　　本文僅就近三十年來新發現的佛教大藏經逐一介紹，並對其學術價值略作說明。
　　二、近三十年新發現的大藏經
　　1、開寳藏
　　根據海內外各公私收藏單位已經公佈的數據和筆者經眼考察，目前已經確認的《開寳藏》為十一件，即：
　　（1）、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阿惟越致遮經》卷上（“草”字）；
　　（2）、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雜阿含經》（殘葉綴合）
　　附《佛說聖法印經》；
　　（3）、山西省博物館收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六（“秋”字）；
　　（4）、高平市文博館《大云經請雨品》第六十四（“大”字）；
　　（5）、高平市文博館藏《妙法蓮華經》卷第七（無千字文號）；
　　（6）、中國佛教協會藏圖博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八十一（“李”字）；
　　（7）、上海圖書館藏《大方等大集經》卷第四十三（“有”字）；
　　（8）、日本京都南禪寺藏《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九（“令”字）；
　　（9）、日本書道博物館藏《十誦尼律》卷第四十六（“存”字）；
　　（10）、美國哈佛大學賽克勒美術館藏《禦制秘藏詮》卷第十三（無千字文號）；
　　（11）、中國國家圖書館2007年底收購《大寳積經》卷一百一十一
　　另外，根據傳統著錄，尚有原葉恭綽藏《中論》卷第二殘葉（“寶”字）一件，現暫不知下落。
　　傳說日本興聖寺收藏品中有開寳藏原件，經過調查，證實為日本古抄本。日本不少古抄本保留有《開寳藏》刊記，說明這些抄本底本來源於《開寳藏》或是《開寳藏》的再傳抄本。傳說廣西自治區博物館收藏有《開寳藏•佛本行集經》卷第十九，已經得到證實，此為日本近代仿製印刷品。
　　2005年，日本書道博物館公佈了該館全部中村不折的收藏品，包括開寶藏本《十誦律》，通卷彩色影印，為學術研究提供了方便。
　　2007年10月，山西民間收藏者轉讓一卷開寳藏本《大寳積經》卷一百一十一，被中國國家圖書館斥資收購。本件為黃皮紙，卷首略殘，起“第八張”，至“第三十三張”尾題結束，總二十五版。每版紙幅較國家圖書館收藏之《阿惟越致遮經》略窄，上下邊約各窄1釐米左右。本件為標準《開寳藏》版式，每版23行，行14字，無上下邊欄及界欄，版端小字刊經名卷次、千字文號、紙（版）序號。惜開寳題記殘，僅乘“歲奉”兩字殘筆，為開寳藏卷尾題記“大宋開寳某年某某歲奉敕雕造”殘留痕跡。卷尾背墨書：“……三月十四日，此經田（填）入金剛肚皮里。功德主凈因怕□五色腸胃滯等著經執當以祈福祓。”
　　本件除卷有首部分殘損以外，其餘部分數品上佳，紙質均勻，紙張較為堅韌，紙面似乎經過砑光等工序的特殊處理，紙張未見老化現象。本件經文字體端正而清晰，每字皆著墨均勻，字字分明，絕無洇化現象，確有“墨如點漆”之效果，當為早期印本，較已知上述各件，印刷的時間距雕板時間更近。
　　本件在佛教文獻學上，亦有重要價值。開寳藏本《大寳積經》卷一百一十一早佚，惟寳積寺本及高麗藏本尚存，以此兩本復校新發現之開寳藏本，得到許多收穫：
　　第一，再次證明《金藏》、《麗藏》確為《開寳藏》之覆刻本，三者之間許多經文的版刻風格非常相似，甚至很多地方難以區別。這種現象說明瞭《金藏》、《麗藏》覆刻《開寳》的基本方式，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何以《金藏》中保留有《開寳藏》的題記。
　　第二，學術界過去有《開寳藏》嚴格遵守宋代避諱制度的說法。本件經文中之“竟”字，或有缺末筆的現象，但是並不嚴格，“敬”字不避。北宋乙太祖祖父名敬，故避諱敬、鏡、竟、境等字。但是，宋初對鏡等字，尚不避諱，即便有時用缺筆，但亦未嚴格執行。
　　第三，以《金藏》、《麗藏》與《開寳藏》本經文對照，罕有可供校勘之處，如：《金藏》本“彌勒復有九法離諸惡道……一者遠離……”，《開寳》本作“彌勒復有九法離諸惡道……一者速離……”。最重要的差別在“彌勒頌”中，《開寳》本“眾生雖垢重，諸佛不厭舍。願以大慈悲，□□□□□（小字注：諸藏皆少一句）。”這缺少的一句，《金藏》、《麗藏》都補為“度脫生死海”，日本古本《聖語藏》作“哀愍常攝護”。查敦煌遺書，未見《大寳積經》本卷。中國國家圖書館BD06634號為殘卷，前后4紙，抄寫兩段經文，前段抄《不空羂索神變真言經》13行，卷面有墨書大大的“兌”字，表示未抄寫完畢即作廢。后段卷端題“大寳積經第九十卷云禮三十五佛法……”，乃依據《大寳積經》卷九十禮三十五佛儀軌編纂而成的為敦煌當地僧人作某種法事使用的儀軌，故擬名《禮三十五佛文》。《禮三十五佛文》又分兩個部分，前42行為依據卷九十制定的“禮三十五佛法”，后32行為卷一百十一彌勒所頌之“歸命禮”。這段“歸命禮”正可以作為《開寳藏》本的校勘本，校勘結果是，敦煌遺書本也缺本卷所缺一句。由此可見，早在九至十世紀的唐末，社會上流傳的本子，就已經缺少“度脫生死海”一句。至北宋初年，在四川開雕《開寳藏》的時候，本經所缺一句，竟然在四川尋覓不到校勘本，無本可補。到《金藏》、《麗藏》編輯開雕的時候，兩藏經過校勘，並補上“度脫生死海”一句。
　　二十世紀初，隨著中國西北地區考古研究的發現，中國新疆等地，發現了屬於古代高昌國時代的《開寳藏》殘片，這方面的研究，近年以來，新成果不斷。
　　（1）、2005年，旅順博物館同日本龍谷大學共同整理該博物館收藏的大谷探險隊收集品，其中有上千枚刻本佛教經典殘片需要鑒定，之后，召開了“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國際學術會議”，並以會議相同的名稱，出版了會議論文集。日本學者竺沙雅章先生從大量刻本殘片中比定出一件開寶藏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博物館編號為LM20_1487_03_03 。
　　（2）、2007年9月，在上海師範大學召開的“大藏經”研討會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梶浦晉介紹了靜嘉堂書庫收藏的有關資料，他說：“靜嘉堂文庫還藏有一件令人矚目的數據，那就是題為《西域出現古經斷片帖》貼交帖（將各種檔裱在一起的冊頁）。這是將在吐魯番一帶所採集的典籍・文書斷片粘貼在襯紙上的冊頁，有出自梁素文之手的題簽。附有梁素文題簽的冊頁收藏在書道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東京大學綜合圖書館等處，所貼的資料大部分為寫本。七帖之中，題為《晉宋以來印版藏經》《高昌出土刻經殘紙》的兩帖，是有許多刊經斷片粘貼而成的。從版式字樣來看，可以推定這些斷簡大部分是契丹藏或者契丹藏系統的經典，但其中也有開寶藏或者開寶藏系的經典。我們現在正在鑒定這些斷片所屬經典及其版種，並與Berlin-Brand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柏林布蘭登貝格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院）所藏的同類斷片進行比較。”他們至少鑒定出一件屬於《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五百八十九的殘片。
　　（3）、王丁在《初論<開寶藏>向西域的流傳》的論文中，介紹了他比定的幾件收藏在海外的《開寶藏》殘片，其中包括俄藏Дх.12128R《大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八十一、俄藏Дх.12087R《大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八十一、柏林藏Ch/U7362v《大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二百七十八、日本四天王寺A45《蘇悉地羯羅供養法》卷下，該卷的另一半在德國，編號柏林藏Ch/U7494r，柏林收藏的另一件編號為Ch/U6412＋Ch/U8098r，同樣為《蘇悉地羯羅供養法》卷下。這些收藏品，大多為不足10行的殘片，幾乎全部來源於中國吐魯番地區，發現的時間大約在二十世紀一、二十年代。
　　吐魯番發現的《開寶藏》殘片，充分說明北宋與高昌地區來往極為密切，是刻本大藏經傳到西域的實物證據。
　　2、契丹藏
　　當代學術界根據史料記述，基本同意這樣的認識，即《契丹藏》分為“大字本”與“小字本”。1974年，山西省應縣佛宮寺釋迦塔（俗稱木塔）發現遼大字本《契丹藏》，八十年代開始，由山西省文物局和中國曆史博物館共同組織人員進行了整理，1991年由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了大型圖冊《應縣木塔遼代秘藏》，給予全面揭示。整理人員在木塔中清理出遼代文獻共九十二件，其中刻本佛經四十七件，包括被認為是《契丹藏》的經卷十二件；其他印刷品八件，寫本佛經三十件，佛像七幅。據圖錄介紹，十二卷《契丹藏》如下：
　　（1）、東晉佛陀跋陀羅譯六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七，“垂”字號；
　　（2）、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四，“愛”字號；
　　（3）、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十六，“愛”字號；
　　（4）、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二五十一，“首”字號；
　　（5）、后秦鳩摩羅什譯八卷本《妙法蓮華經》卷第二，“在”字號；
　　（6）、唐玄奘譯《稱讚大功德經》一卷，“女”字號；
　　（7）、隋闍那崛多譯《大法炬陀羅尼經》卷第十三，“靡”字號；
　　（8）、失譯七卷本《大方便佛報恩經》卷第一，“欲”字號；
　　（9）、東晉僧伽提婆譯《中阿含經》卷第三十六，“清”字號；
　　（10）、唐玄奘譯《阿毗達磨發智論》卷第十三，“弟”字號；
　　（11）、宋法天譯《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一卷，“刻”字號；
　　（12）、遼德云集《一切佛菩薩名集》卷第六，“勿”字號。
　　經過學者研究，基本認定這十二件中，有7件，即1、7、8、9、10、11、12屬於遼刻《契丹藏》，2、3、4、5、6號應該是單刻零本。
　　據日本《東文選》卷一百一十二載高麗僧宓庵《丹本大藏慶讚疏》一文記載，《契丹藏》還存在一種小字本系統：“念茲大寶，來自異邦，帙簡部輕，函未盈于二百，紙薄字密，冊不滿于一千，殆非人功所成，似借神工而就。” 1987年河北省豐潤縣天宮寺塔維修，發現十余種佛典，其中有幾种經典刊有千字文編號：
　　（1）、《佛說熾聖光消災經》，“卿”字號；
　　（2）、《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壁”字號；
　　（3）、《大方廣佛花嚴經》，從“平”至“伏”字號。
　　《佛說熾聖光消災經》曆史上有兩譯，一為唐不空譯，名《佛說熾盛光大威德消災吉祥陀羅尼經》，在房山石經中，它的名稱為《佛說最勝無比大威德金輪佛頂熾盛光消災吉祥陀羅尼經》；另一種為唐代失譯本，全名《佛說大威德金輪佛頂熾盛光如來消除一切災難陀羅尼經》。這兩部經都收在房山石經中的金代刻經中，千字文號都為“槐”，與“卿”為前后，相差一個字，金代刻石的底本應是遼刻《契丹藏》，為什麼措開了一個字，還要研究。朱子方先生認為，這部經是根據《契丹藏》刻成，“小字，本頭亦小……應是坊間刻印本”。
　　《大乘本生心地觀經》，“壁”字號，與房山金代天會十五年（1137）刻石的千字文號正相同。
　　《大方廣佛花嚴經》八十卷，一函八冊，千字文號從“平”至“伏”字，是《契丹藏》本或與之有關系的單刻本。
　　小字本《契丹藏》的數量甚少，所有資訊都應該重視。
　　2005年，竺沙雅章先生在“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國際學術會議”中，公佈了一批由他鑒定的遼代刻本佛經，其中數個帶有千字文編號，該編號與房山石經中的遼金刻石相同，他認為，這批風格明顯的殘片，都是遼刻《契丹藏》。
　　2003年，竺沙雅章先生在《汲古》雜誌上發現論文《黑水城出土の遼刊本について》，對上海古跡出版社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幾種被認為是西夏刊本的《契丹藏》殘片作樂研究，指認出其中的部分殘片屬於《契丹藏》，部分殘片可能屬於《契丹藏》的覆刻本。
　　通過上述學者的研究，《契丹藏》的基本風貌及版式初步揭示了出來，極大地豐富了《契丹藏》的資料，為深入研究《契丹藏》奠定了基礎。
　　3、金藏
　　1934年在山西省趙城縣廣勝寺發現的《金藏》，又名《趙城金藏》，由於隨后即來的戰爭環境，不少經卷散佚，中國國家圖書館現存4813件。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西藏薩迦寺發現550余件《金藏》，屬於元北京大寶積寺收藏品，又稱“寶積寺本”。任繼愈先生主編之《中華大藏經（漢文本）》即以這兩部分為主體做底本，校勘編輯。
　　《趙城金藏》散佚本國內不少單位有收藏。而海外收藏品的情況長期不明。2007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學者梶浦晉先生公佈了在日本收藏的情況。各單位收藏品目錄如下：
　　（1）、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第四百十七
　　妙臂菩薩所問經　四卷
　　佛說大自在天子因地經　一卷　
　　佛說如意摩尼陀羅經　一卷
　　雜阿毗曇心論　卷第十一
　　阿毗曇甘露味論　二卷
　　隨相論　一卷
　　（2）、京都大學文學部
　　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　卷第一百四十一卷第一百四十七至第一百五十
　　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　卷第八至第十
　　（3）、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圓覺道場修證廣文　卷第十二
　　（4）、慶應義塾大學
　　深密解脫經　卷第四
　　（5）、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
　　佛說一切如來真實攝大乘現證三昧大教王經　卷第七　首闕
　　（6）、佛教大學圖書館
　　（7）、天理大學天理圖書館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卷第一百十五
　　阿毗達磨發智論　卷第九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　卷第一
　　（8）、逸翁美術館
　　大方廣菩薩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　卷第十三
　　（9）、藥師寺
　　雜阿毗曇心論　卷第八
　　大方廣菩薩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　卷第三第四第十一第十二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
　　廣大蓮華藏莊嚴曼拏羅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寶生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蓮華眼陀羅尼經一卷
　　佛說觀想佛母般若波羅蜜多菩薩經　一卷
　　佛說聖寶藏神儀軌經　二卷
　　大金剛妙高山樓閣陀羅尼　一卷
　　佛說普賢菩薩陀羅尼經　一卷
　　佛說寶藏神大明曼拏羅儀軌經　卷上
　　（10）、個人收藏
　　大方廣菩薩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　卷第十七
　　自蔣唯心撰寫的《金藏雕印始末考》發表以來，為《金藏》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有關該藏的不少問題尚未解決，其原因即在於金代記載崔法珍刊雕《金藏》的原碑已經沒有了，從明代修《永樂大典》以來，收錄在《永樂大典》中的有關文字都比較簡略，比如《析津志》、《永樂大典•順天府》、《金史紀事本末》等，都僅僅是原碑文的摘抄或轉抄，而原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年）由秘書丞兼翰林修撰趙沨書寫、翰林侍學士黨懷英篆額的記載崔法珍刊雕《金藏》情況的碑文《敕賜弘教大師雕藏經板院記》在明代中期已毀。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筆者在整理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品中，發現了這條佚失已久的碑文，它保存在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明代補刊《磧砂藏》本中間。明永樂九年，杭州惠因寺僧人補刊《磧沙藏》，感慨整理補刊經板之不易，想到當年崔法珍募緣刊雕《金藏》之艱難，遂將趙沨碑文全文錄在《大寳積經》卷第二十九（千字文編號“火九”）和卷第一百五（千字文編號“文五”）的經卷尾題后：
　　“最初敕賜弘教大師雕藏經板院記：
　　潞州長子縣崔進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歲斷臂出家。嘗發誓願雕造藏經，垂三十年，方克有成。大定十有八年（1178年），始印經一藏進于朝。奉敕旨，令左右街十大寺僧，香花迎經，于大聖安寺安置。既而宣法珍，見於宮中尼寺，賜坐設齋。法珍奏言：“臣所印藏經，已蒙聖恩，安置名剎。所造經板，亦願上進。庶得流佈聖教，仰報國恩。”奉詔許之，乃命聖安寺為法珍建壇，落髮受具，為比丘尼。仍賜錢千萬，洎內合五百萬，起運經板。至二十一年（1181年）進到京師，其所進經板凡一十六萬八千一百一十三，計陸千九百八十為卷。上命有司選通經沙門導遵等五人校正。至二十三（1183年）年，賜法珍紫衣，號弘教大師。其導遵等，亦賜紫衣德號。其同心協力雕經板楊惠溫等七十二人，並給戒牒，許禮弘教大師為師。仍置經板于大昊天寺，遂流通焉。韙哉！眷遇之隆，古未有也。自昔釋迦如來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靈山演法，各隨眾生根器利鈍方便，分別大小乘教，為世津梁，后人因之。識心達本，悟無為法者，不可以數計矣。然教法之興，雖繫於人，亦由其時。自漢明帝，曆晉魏以來，雖有釋氏經典，所傳由未廣也。其后，玄奘、義凈二大士跋涉轇海，至天竺國，不憚艱苦，磨以歲月，得經教焉。自是震旦佛法備矣。是以城邑山林、精藍塔廟，或建寶藏，或為轉輪，安置經典，為世福田。若緇若素，書寫受持，頂戴奉行者，無處無之。蓋如來本願，欲使眾生見聞而獲福也。然今弘教大師借修苦行，以刊鏤藏板為本願。於是協力助緣劉法善等五十余人，亦皆斷臂，燃臂燃指，刳眼割肝。至有舍家產、鬻男女者，助修經板勝事，始終三十年之久，方得成就。嗚呼，可謂難也哉。己門人慧仁等，具言刊經本末，謁文于東平趙沨述記，時歲次已醜。
　　仙林講寺袛殿鮑善恢為是本寺藏典缺少，當往磧砂、妙嚴二剎印補，見彼經板多有朽爛欠缺，發心備板，化募眾緣，命工刊補，幸獲完備。今善恢自思，刊補小緣，經久歲月，率難成就。想當時弘教大師自幼出家，斷臂設誓，刊刻藏板，始終三十年方得成就，實為世間第一稀有功德，而復遇金世宗皇帝敕賜錢及號記焉。善哉！得非有是道，復有是人，有是人復遇是時，此其所以成難成之功，庶不負如來付囑之意。鳴呼，前哲之功，于斯盛矣，懼夫久而泯其所由無傳於世，因而刊之，使后賢觀其所由，遂不昧弘教大師之功也耶！
　　時永樂九年歲辛卯孟冬望日杭州仙林萬善戒壇袛殿善恢謹題。”
　　該碑文為今天了解《金藏》的細節，提供了重要數據，比如，碑文正式的名稱、崔法珍募緣刊雕《金藏》的過程、《金藏》的卷數和經板數量、《金藏》運送中都得過程及金章宗的態度、《金藏》輸中都后的校勘補雕問題等等，為深入研究《趙城金藏》提供了重要的數據。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間，敦煌研究院組織人員對莫高窟北區進行了考古挖掘。相關考古發掘報告，已經編輯為《敦煌莫高窟北區石窟》（第一卷），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該報告揭示了一件在北區編號為B53窟內發現的紙質刻本文獻，為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十《華藏世界品第五之三》之局部，該件為經折裝本，共存4個半葉，第一個半頁為殘存扉畫，並與后部脫離；后面三個半頁共存經文18行，版端有小字“華嚴經第……”（下殘）。經過筆者比定，本件與《趙城金藏》本卷完全相同，是《趙城金藏》本傳到敦煌的實物證明，同時證實在卷軸裝以外，《金藏》又曾以經折裝本流傳。
　　2005年，筆者在參加整理旅順博物館藏新疆出土漢文佛經刻本殘片過程中，在該館千余枚刻本佛經殘片中，比定出多枚《金藏》殘片，說明《金藏》曾經流傳到我國新疆地區。
　　4、思溪藏
　　大藏經史上有所謂《思溪圓覺藏》和《思溪資福藏》之分，中日學術界曾經在很長時間內對上述兩藏有爭論，核心問題是，《圓覺藏》與《資福藏》究竟是一副板片還是兩副板片。1997年12月，世界宗教所研究員何梅女士曾撰文《南宋<圓覺藏>、<思溪藏>探究》，從兩藏的版式、目錄等方面入手，認為兩藏是前后補版的關系。
　　2001年至2003年，有南韓收藏家從境外攜來思溪資福藏版《大般若波羅蜜經》數百卷（冊），由於是分為多次入境拆散零賣，故原收藏數量有多少卷尚不得知，原收藏單位亦被賣主有意掩飾。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購到357冊，包括卷首第1卷。用該部與日本增上寺本對照，每卷刻工相同，知道該部零本是《思溪資福藏》本。中國國家圖書館原收藏有圓覺藏本《大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一百三十一，卷端及卷尾天頭有墨記“圓覺藏司自紙板”，是為圓覺藏典型版本。本次新購本中又有《大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一百三十一，與國圖原藏同卷，兩本對照，發現新購者曾經大量補版，典型的是第7版，圓覺藏本該版刻工為“海”，而補版后的刻工是“秀”。刻工不同，補版的字體風格也差距極大。由此證明，《思溪資福藏》確為《思溪圓覺藏》的補版，兩藏原本一版，只是時間交替，寺院更名，經版亦經過多次補刊，然而整體只有原來的一副經版。
　　《思溪藏》國內罕見，清末楊守敬從日本夠回一部，現存中國國家圖書館，其餘零本，各圖書館、博物館、寺院亦罕有收藏。日本目前尚有多部，根據日本學者的調查，日本收藏單位如下：
　　（1）、增上寺（和版與鈔本補配）， 5356冊
　　（2）、最勝王寺    5535冊
　　（3）、喜多院（與磧砂版、普寧寺版混藏） 4687冊
　　（4）、岩屋寺    5157冊
　　（5）、長瀧寺    3752冊
　　（6）、唐招提寺（與磧砂版、和版混藏） 4794冊
　　（7）、興福寺（與磧砂版等混藏）  4354冊
　　（8）、長谷寺（開元寺版、和版、寫本） 2222冊
　　（9）、大谷大學圖書館    3374冊
　　（10）、禦茶之水圖書館成簣堂文庫 317冊
　　（11）、西大寺（僅有《大般若波羅蜜多經》）599冊
　　5、磧砂藏
　　自1930年開始，陜西收藏的《磧砂藏》得到公佈，至今該藏研究依然備受學術界的關注，重要的原因是該藏零本在不少單位有所收藏，更廣泛的研究者能夠接觸到原件。還有，由於該藏的扉畫異常精美，海內外研究元代美術史者，無不高度重視。誠然，該藏吸引人的另一個地方，就如呂澄先生曾經說過的：“在宋、元各種大藏經刻板中再沒有像磧砂版這樣關系複雜的了。 ” 正由於這樣的複雜性，研究該藏充滿了挑戰。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日本人在山西調查過收藏在崇善寺和五台山的《磧砂藏》，他們的調查比較原始，所做研究大體上在統計該藏的保存數量和目錄結構。當代的重要研究成果，有社會科學院宗教所研究員何梅所著有關論文。
　　1997年筆者公佈了中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的《磧砂藏》的調查研究。國家圖書館這部磧砂藏發現于1966年，長期以來擱置書庫，沒有整理。九十年代經筆者初步整理與研究，對這部磧砂藏的特點有了初步認識：
　　（1）、國家圖書館這部磧砂藏雖然只殘存兩千數百冊，約為總數的一半，然而其基本框架尚可以清楚地看出。起首為“玄”字一號《大般若經》卷二十一，止于“煩”字七號《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卷二十七之上。其中“武”至“遵”號由管主八主持刊雕的二十八函秘密經部分，缺失“實”、“寧”、“晉”、“楚”、“困”、“橫”、“假”、“途”、“虢”、“遵”十個字頭的藏經。
　　（2）、該部《磧砂藏》為明代永樂年代補刊，宣德七年（1432）由北京居民董福成請印。
　　（3）、明代補刊時，有多種版本配入其中，比如已經廣為學界所知的元代妙嚴寺版，學界鮮有了解的天龍山版。
　　（4）、這部經過明初補刊的《磧砂藏》中，保留了許多珍貴的史料，比如涉及《金藏》的趙沨碑，涉及《武林藏》的題記等等，對研究佛教大藏經史和文獻學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1998年4月25日，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所屬杏雨書屋，為紀念杏雨書屋開館二十週年，編輯了《開館20週年紀念––杏雨書屋圖錄》。《圖錄》公佈了該處所藏《磧砂藏》的來源及數量，學術界始知，該處所藏《磧砂藏》來源於對馬宗氏舊藏，該部大藏起于“天”字號《大般若經》，終於“感”字號《宗鏡錄》，現存4548冊。
　　學術界知道，《磧砂藏》在南宋間開板，到寶佑六年（1258），磧砂延聖寺發生火災，包括《大般若經》、《華嚴經》等大部經典在內的部分經板被燒燬，刻經事業暫停。鹹淳（1266–1274）初，恢復刻經。1279年南宋滅亡，延聖院刊經活動暫停。大德元年（1297）以后刊經活動才斷續恢復，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全藏完工。后來傳到各地的《磧砂藏》，其中之《大般若經》等部分，大部分是用距離磧砂延聖寺較近的妙嚴寺本之《大般若經》配補的，而原版宋刊《大般若經》部分只存零星殘本。
　　1992年和1995年，奈良縣教育委員會事務局文化財保存科、奈良縣教育委員會編輯出版了《奈良縣大般若經調查報告書》一、二，公佈了奈良西大寺和法華寺收藏的宋版磧砂藏《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的情況。該調查報告書首次披露了《磧砂藏》刊始於南宋寧宗趙擴嘉定九年（1216）的新資料。隨后，筆者在中國國家圖書館也發現了宋版《磧砂藏》。這樣，長久佚失的宋版磧砂藏《大般若經》部分，始重現真貌。
　　關於《磧砂藏》的調查研究，近年來，隨著全國古籍普查和保護項目的展開，又有不少新得發現，我們期待新成果陸續公佈，更有力地推進大藏經學術史的研究。
　　6、普寧藏
　　《普寧藏》最大的發現在全藏最后二十八函“秘密經”。
　　元代杭州南山大普寧寺版大藏經，雕版工作始於至元14年（1277），到至元二十七年（1290）全部經板調畢，前后用工14年時間。但是，“（該藏）未及廣布而數遭小劫，版與寺俱毀。 ”正藏刊畢，宣授松江府僧錄管主八又發心補雕諸秘密經板，配入各地的《普寧藏》中。《大宗地玄文本論》卷第三題記道：“（管主八）近見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大藏經板未完，遂于大德十年閏正月為始，施財募緣，節續雕刊已及一千余卷。又見江南閩浙教藏經板比直北教藏缺少秘密經律論數百餘卷，管主八發心，敬于大都弘法寺取到經本，就于杭州路立局，命工刊雕圓備，裝印補足直北、腹里、關西、四川大藏教典，悉令圓滿。 ”這是說刊雕完畢的秘密經板，配補直北、腹里、關西、四川等地。由於《普寧藏》未及廣布即遭祝融，故海內外收藏的《普寧藏》皆少。
　　1984年陜西扶鳳縣法門寺塔遭雷雨，塔半垮塌，塔內原裝《普寧藏》在風雨中飄散一鎮，后經文物部門搶救，得以收回部分殘葉，包括該藏最后二十八函秘密經的部分殘葉。利用這些殘片，部分學者根據管主八在《大宗地玄文本論》卷第三題中的題記，推測了后二十八函配入《普寧藏》的過程。更有學者由此推測，《普寧藏》的二十八函秘密經與《磧砂藏》最后二十八函秘密經理論上應該是同一副經板，可惜的是缺乏實物證明。
　　1997年在國家圖書館收藏的《磧砂藏》中，發現了屬於二十八函秘密經的部分經冊。2006年，筆者與方廣锠先生一起，考察了日本奈良西大寺收藏的《普寧藏》，我們以國家圖書館收藏之《磧砂藏》本秘密經與該寺《普寧藏》本秘密經同版對照，發現兩本完全相同，第一次用實物對比證實了兩本的關系。由此，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給予定論，兩部大藏的最后二十八函秘密經為同版。
　　7、元官藏
　　《元官藏》是一個版本認定較晚、定名更晚的大藏經新種類。
　　1927年，小野玄妙首次發現。1984年，《文物》第十二期刊登了童瑋、方廣锠、金志良撰《元代官刻大藏經的發現》，首次認定云南省圖書館收藏的32余冊大藏經，與小野氏所述相同，系同一種藏經。三位學者詳細介紹了這32冊《元官藏》的狀況，論文附有錄文和照片。三位學者根據該藏經的性質，將之命名為《元官藏》。1986年，三位學者在《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上又發表了《元代官刻大藏經考證》，對有關版本問題做了考證研究。方廣锠在《文史》第二十九輯上撰寫了《元史考證兩篇》，對元代官版大藏經的曆史背影等相關問題作了考辨。對云南圖書館收藏品的公佈和研究，至少在下述方面促進了《元官藏》研究：（一）、云南圖書館于乃義先生將之“暫定名為《弘法藏》”，上述文章從文物實證角度，認定這批云南收藏品本共一批兩部為元代官方刊印的大藏經。（二）、第一次在學術界提出並命名為《元官藏》。這部大藏的發現，填補了大藏經史的空白。（三）、首次確認《元官藏》一版七半葉、半葉六行十七字、上下雙邊欄的標準版式。（四）、根據太皇太后發願文及刊經銜名、又參考曆史文獻，對《元官藏》的刊刻緣起作了探討，對《元官藏》的刊刻時間做了探討，提出其“雕造上線定在文宗天曆三年（1330）”，“雕造下限不會遲至至元五年（1345）年”，可能“在至元二年（1336）”。（五）、首先在弘法藏依據《元官藏》的結構特點，在做了推論。
　　2003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李富華、何梅著《漢文佛教大藏經研究》，其第八章第三節《元官版大藏經》，在上述資料和研究的基礎上，做了新的探討，作者提出“《元官藏》是一部據元《至元錄》編目的刻本大藏經。 ”
　　近年隨著古籍拍賣市場的活躍，在民間出現過二十余冊（卷）《元官藏》。以下逐冊介紹：
　　（1）、《大智度論》卷第三十二釋初品中四緣義第四十九
　　1998年，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收到。本件殘缺嚴重，帙號佚失。經折裝，紙張棕褐色，紙質堅韌粗厚，首尾殘，上下邊被裁剪，已看不出原開本狀況，但從版式尚可辨為《元官藏》。歸屬未詳。
　　（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七十六
　　2003年，私人持詢國圖，一卷。2006年春季，嘉德拍賣公司上拍。2007年德寳拍賣公司再次上拍。本件原為經折裝，后改裝成卷軸。從卷端所標帙號“體”可以推知，此經為“臣伏戎羌遐邇壹體”八字。卷首配明本扉畫佛說法圖，卷尾有明代補抄。紙色黃褐，紙質薄脆。
　　（3）、《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卷五
　　2005年夏，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收藏到，千字文號“父五”，經折裝，首尾完整，白皮紙，未染潢，紙張厚薄均勻，頗有韌性，書品亦好，每版接紙，首尾加裝橘紅色厚紙封皮。藏書家韋力先生收藏。
　　（4）、《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卷四
　　2005年秋，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售出一冊，千字文號“父四”。經折裝，白皮紙，版式特點、紙張風格皆與上述同，書品狀況稍好，當為同一批物。歸屬不詳。
　　（5）、《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卷第二
　　2006年秋，北京海王村拍賣有限責任公司拍賣，一冊，千字文號“聖二”。本冊保存完整，白皮紙印刷，上下裝橘紅色夾板，當為原裝。與上述同批。歸屬不詳。
　　（6）、《菩提場所說一字頂輪王經》卷三
　　2006年秋，中國嘉德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上拍一冊，千字文號“父三”，版式、紙張、裝潢與上述者全同，當為同一批物。上海龍華古寺收購。
　　（7）、《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一
　　2006年12月4日，上海敬華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拍賣一冊，千字文“作肆”。該件紙張、字體、版式風格、裝潢等均同上述五件，上海龍華古寺收購。
　　（8）、《廣大寳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卷上
　　《佛說尊那經》、《佛說佈施經》、《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三經合卷）
　　2007年9月15日，北京中安太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上拍。《廣大寳樓閣善住秘密陀羅尼經》卷上帙號“寳一”，卷首有至元二年太皇太后發願文，卷尾存刊經官員和僧人銜名。本件發願文及銜名，與云南圖書館藏品、小野玄妙公佈品相同，與國圖稍異。《佛說尊那經》、《佛說佈施經》、《佛說大方廣未曾有經善巧方便品》（三經合卷），帙號“念四”。兩冊紙張、版式、裝潢一同上述。
　　（9）、佛說一髻尊陀羅尼經、不空羂索毗盧遮那大灌頂光真言一卷（兩經合卷）
　　2008年秋，北京德寶拍賣有限公司拍出。
　　（10）、九冊
　　2006年3月，國家圖書館收購：
　　1、念一大法鼓經卷上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2、念五寶授菩薩菩提行經宋法賢譯
　　3、作伍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二宋施護等譯
　　4、作六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三宋施護等譯
　　5、作柒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四宋施護等譯
　　6、作八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五宋施護等譯
　　7、作玖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第六宋施護等譯
　　8、寶六一字佛頂輪王經卷第三唐菩提流志譯
　　9、君三大方廣菩薩藏文殊師利根本儀軌經卷第三宋天息災奉譯
　　上述十批二十冊，除1998年海王村拍賣公司所出《大智度論》卷第三十二釋初品中四緣義第四十九和2003年私人所屬《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七十六兩件以外，近年陸續面世的其他十八冊《元官藏》，紙張形態一樣，版式風格相同，裝潢一致，我們可以認定，它們的來源相同，應為同一批發現者。
　　國家圖書館的收藏品中，保留了一份太皇太后發願文及組織刊雕大藏經的官員和僧人銜名，《佛說頂生王因緣經》卷六還保留了該經的宋代譯場列位。
　　（1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七十九
　　2007年11月，北京保利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拍出。該本與第（2）號大方廣佛華嚴經卷卷第七十六相同，首配明本扉畫佛說法圖，紙色黃褐，紙質薄脆。
　　目前，國內收藏的《元官藏》約有近六十件，千字文編號大體分佈均勻，由此可以對該藏經的目錄結構做初步探討。筆者經過研究認為，《元官藏》的目錄結構，受到《至元錄》的深刻影響，並依照其框架組織《元官藏》的目錄結構。在各部經典的具體組織上，《元官藏》並非嚴格按照《至元錄》的次序組織入藏目錄，而是有調整，甚至在部分部類有重大調整。《元官藏》的經典來源，除傳統大藏經收錄者以外，也受到《至元錄》的深刻影，特別是宋元以后新譯經典，《元官藏》給予了高度重視。《元官藏》也受到《金藏》的影響，不少經典，可能甚至直接來源於《金藏》。另外，《元官藏》可能吸收了部分遼代譯經和北方地區流傳的經典。
　　9、毗陵藏
　　2007年在上海師範大學召開的國際佛教大藏經研討會上，上海師範大學教授方廣锠先生做了報告《<毗陵藏>初探》，介紹了新發現的《毗陵藏》。筆者在遼寧省圖書館也見到了幾冊《毗陵藏》，卷尾題記中有 “江蘇毗陵居士盛宣懷施洋六百”字樣。方先生從下面幾個方面揭示了該藏的基本情況：
　　（1）、《毗陵藏》為方冊線裝，該藏的刊刻地點在常州天寧寺，主持僧人為清鎔，主要工作由惟寬顯徹等人承擔。
　　（2）、《毗陵藏》刊經應該起于清代末年，詳細說應該開始於1904年到1911年之間，不超過1927年。
　　（3）、《毗陵藏》的目錄依據，以《武進天寧寺志》卷四所附“天寧寺佛經流通處已刻書目（以下簡稱《書目》）”與《清龍藏目錄》（以《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二卷所載《大清三藏聖教目錄》為依據）比較，兩者的相同之處如下：
　　（一）、雖然《書目》僅逐部著錄佛典，沒有標示它們的結構與分類，但如與《清龍藏》對照，可以發現《書目》諸佛典安全按照《清龍藏》結構組合，與《清龍藏》分類完全一致。
　　（二）、雖然《書目》沒有標注千字文函號，但是，如與《清龍藏》對照，可以發現，如果按照《清龍藏》給號法，對《書目》中的佛典一一加上千字文函號，則兩個目錄諸佛典的函號完全相同。
　　（三）、《書目》中佛典加上千字文函號后，大部分函內佛典具足，也有部分函內佛典不具足。但無論具足還是不具足，除了兩個特例外，所收佛典、每種佛典的分卷、不同佛典的合卷等等，均皆相同。
　　《書目》與實物相結合考察說明，該藏目錄依據《清龍藏》組織，並在《清龍藏》的基礎上略有增加。千字文祑號與《清龍藏》全同，經文曾據《永樂南藏》做過校勘，共刻成佛典978部，3016卷。
　　冶開成立毗陵刻經處刊刻大藏經的最初宗旨，原本是襄讚金陵刻經處，共同完成刊刻大藏經的偉業。但后來兩者的合作產生問題，便轉而改為獨立刻藏。后因客觀形勢變化而停頓，全藏未能最終完成。
　　三、新資料與新問題
　　（1）、“武林藏”問題
　　“武林藏”一詞，最早出現在《嘉興藏•刻藏緣起》道開所撰《募刻大藏文》：“……太祖高皇帝既刻全藏于金陵，太宗文皇帝復鏤善梓于北平，蓋聖人弘法之願惟期于普。故大藏行世之刻，不厭于再也。后浙之武林仰承風德，更造方冊。曆歲即久，其刻遂湮。”這是關於“武林藏”最早最原始的論述，也是傳統判斷“武林藏”的基本依據。
　　1988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卷》有“武林藏”辭條，認為1982年北京市文物局在修繕某寺廟的時候，發現殘存9種17卷明永樂末年在杭州刻印的大藏經，千字文編次，折裝本。版式為每版30行，折為5個半葉，每半葉6行，每行17字。其中兩卷卷末刻有韋陀像，右下角鐫有“永樂二十年六月”小字一行；一卷還附粘“釋迦說法圖”扉畫一幅，近似南宋刻本《磧砂藏》所附扉畫。卷末還印有“杭州在城大街眾安橋北楊家經坊印行”長方形牌子。此外，有12卷的卷末，蓋有宣德已酉歲（1429）北京居民王真全家施經一藏奉福安寺傳供的6行112字願文。另外，《大寶積經》卷101，系補刊本，字體較為草率，無補刊年代；但在全卷18版中，有8版的中縫都施刊人姓名，大都冠以“杭州施主”字樣。該辭條認為，此前曾有方冊武林本的雕造之說，因未見有流傳的印本，所謂方冊，可能即此折裝本。
　　筆者在整理了國家圖書館收藏《磧砂藏》的時候，發現國圖磧砂藏本《大般若波羅蜜經》卷四百六十經尾保留有與上述辭條完全相同的願文：
　　“佛道以慈悲為本，利濟為心，凡有皈依，無不如意。/大明國北京在城居住奉佛信士王真同室周氏/妙圓家眷等，印造大藏尊經一藏，奉福安寺永遠/傳供。仰惟天地蓋載、父母恩深，無由達報，願慈/父王道真、母楊氏妙娟超生善果。上報四恩，下資三有，家門清靜，吉祥如意。/宣德已酉歲吉月日/。”
　　這條願文與辭條所舉例證的發願者、發願時間、施捨供養地點、發願文的行數、字數悉皆相應，也是鈐印在經尾的牌記中，由此可證兩者實際來源於同一部大藏經，這個大藏經就是《磧砂藏》。
　　筆者認為，“武林藏”的問題，歸根結底還是應該回到道開所說的“定義”上，即首先是方冊本，其次是在杭州雕造。這兩個基本特點恐怕還不能否定。“武林藏”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尚有待新材料的發現。
　　（2）、智化寺本及“延佑藏”
　　1987年，北京市文物局工作人員許惠利先后發表了兩篇文章，介紹了北京智化寺文管所在清理該寺如來殿大佛臟的時候，發現幾種刻本卷軸佛經，其中包括三種元代藏經：《大金色孔雀王咒經》一卷，《付法藏因緣經》卷第一，《陀羅尼集經》。其中《大金色孔雀王咒經》卷首保存了半個牌記和一幅尚能看出完整形象的釋迦牟尼供養圖。該牌記上有“大元延佑丙辰三月日”字樣。
　　許惠利以三經《趙城金藏》對照，認為有很大不同：（1）經名不同。（2）千字文編號不同。（3）、版式也有差異。再與《至元法寶堪同總錄》對照，千字文也不同。許惠利從《大金色孔雀王咒經》卷尾牌記推測，此藏應該開雕于至元二十六年后，竣工於延佑丙辰之后、文宗臨朝之前，約在西元1316年至1328年之間。在他看來，這幾卷應該屬於《弘法藏》的元官版大藏經。
　　2005年何梅撰文《北京智化寺<延佑藏>本考》，何梅以《金藏》相關經典做比較，認識到“現存智化寺的《大金色孔雀王咒經》一卷，儘管首尾完好，但卻是由兩部經拼接而成的，即同在‘積字號’，同為‘失譯人名今附秦錄’的《大金色孔雀王咒經》第一至三紙與《佛說大金色孔雀王咒經》第四至十二紙連接而成。因此前經尚缺第四至六紙經文，后經尚缺第一至三紙經文。”
　　何梅還注意到，《陀羅尼集經》第十六紙首行小字注文，竟然遺留了《金藏》原版的千字文函號“效”字未及修改，卻在此行上方另刻《延佑藏》新編之千字文函號“福”字，由此說明：“元延佑三年(1316)仁宗皇帝敕命刊印的大藏經，使用了金大定十八年(1178)刊竣的《金藏》經板，並改動了原板的千字文函號，從而以一部新的官版大藏經的面目流傳於世。”
　　由此，研究者進一步對保存了實物的元代官刻本在大都收藏單位地作樂推測：“今已明確智化寺存《延佑藏》本，用了《金藏》經板，可能用后經板仍存放在弘法寺內。”而“法藏寺之大藏經板的現存印本應該是云南圖書館存元官藏本，不是北京智化寺存元官藏本。 ”
　　許惠利智化寺資料公佈之后，日本學者梶浦晉先生立即注意到，《大金色孔雀王咒經》的扉畫和題記，與日本《弘文莊待賈古書目》第三十三號賣品《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觀身成佛儀軌》一卷應是相同版本的大藏零卷。這件賣品，現存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
　　筆者認為，有關《金藏》在元代修版補刊的問題，還有許多問題未解決，尚待新資料的補充。
　　（3）、“天龍山藏經”問題
　　“天龍山藏經”一詞，就筆者掌握的資料看，首先由胡適提出。1950年至1952年胡適在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書庫擔任庫長期間，對該書庫收藏的原北京大悲寺藏《磧砂版大藏經》進行了調查，發現配補的版本之中，“還有建文元年已卯刻的《天龍山藏經》。因為成祖要毀滅建文一代的事實，故建文兩字都被挖去了，只剩元年已卯的紀年。這是很少見的史料。 ”
　　筆者在整理國家圖書館收藏之柏林寺本《磧砂藏》的時候，發現八十卷本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由“天龍山藏經”配補，這一批配補的經本共有十二冊，一冊一卷，卷次分別是：卷一、卷二、卷四、卷五、卷七十二、卷七十四、卷七十五、卷七十六、卷七十八、卷七十九、卷八十。
　　這批“天龍山藏經”為磁青封面，黃色紙板封底，經折裝。封面上經名箋條為四週雙邊，經名“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等八字為刻印，卷數為墨寫。
　　每冊卷首有一幅扉畫。扉畫一紙五個半頁，為供養圖。圖書中間釋迦牟尼高坐蓮花寶座，雙手微微平舉，寶座前有二供養人。釋迦牟尼左右各一人，手執如意，坐蓮花臺上，此或即臺宗所立三身佛，兩側各有數名弟子及供養菩薩。人物線條細膩流暢，面目表情栩栩如生。扉畫邊框的右下部為墨釘，墨釘旁有云氣紋；邊框左下角刊雕畫工姓名籍貫“鑒湖張敬書”。扉畫為后裝。扉畫之次綴接半頁紙，印有萬歲龍牌，牌上楷書大字“皇帝萬萬歲”。
　　經文每紙五個半頁，半頁六行，上下單邊。經本高30.1cm，上下邊框寬24cm，半頁紙寬11cm。版式大小與《磧砂藏》同。每版第二至第三個半頁的版心，刊有經名卷次及版片號。經首武則天禦制《華嚴經序》為半頁五行。經文全部楷書，有圈點句逗。首題與尾題下刊千字文序號，經尾刊音釋及助刊題記。卷一尾題后有牌記，蓮花底座，上覆荷葉。
　　“天龍山藏經”的主持者為行滿，見卷一牌記：
　　“謹募眾緣，重刊大經全部，功德仰祝/皇圖鞏固，帝道遐昌，正教流通，眾生饒益者。/元年已卯歲春，天龍禪寺主持比丘行滿敬識/。”
　　牌記邊框外右側刊“板留杭州府城南天龍寺”，左側刊“余姚夏伯堅刻”。
　　根據牌記知道，比丘行滿是天龍禪寺的主持。釋行滿，曆代僧史傳記不載，其活動時期及刊經史事亦不詳。從這些題記看，這部藏經的主持者就是這位杭州府城南西湖南山天龍禪寺的僧行滿。元末明初著名學者徐一夔《始豐稿》有“天龍禪寺記”一篇，記述頗詳：“寺在慈云嶺之陽，后據龍山，前挹浙江，幽夐蕭灑。唐真覺禪師卓錫於此，始建道場。……錢武肅王時，欲廣禪舍，乃新茲寺以居鏡清禪師……宋大中祥符三年，改寺額為感業……建炎三年毀於兵，惟木觀音像在。紹興十三年建圜壇，以凈明寺為齋宮寺臨凈明，歲時侍從齋宿僧徒勿便，多散處它處，寺亦日久入于廢。……泰定三年，遷寺于舊基之東若干步，即宋郊祀時侍從齋宿地也。……今住山行滿既加涂墍，寺視舊益新。……”
　　“天龍山藏經”在刊刻過程中，得到了廣大信眾的支援。助緣刊經者，主要是本府錢塘縣、仁和縣信徒與寺戶，也有其他地區的助緣百姓。助刊者還有寺院僧人，當時助刊的範圍並不大，主要是杭州府附近的百姓。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瞭這次刊經活動的影響並不大。
　　“天龍山藏經”的開雕時間，根據卷一“元年已卯歲春”的提法，可以肯定在明代建文帝元年。這個年號還見見於七十二題記“元年已卯正月吉辰天龍住山行滿題”，以及卷八十題記：“元年已卯春天龍住山行滿題”等。至於《天龍山藏經》板片刊刻完畢時間，由於現有數據較少，沒有明確記載，故尚難確定。
　　“天龍山藏經”最重要的史料價值在於它的刊雕年款，由於明代初年“靖難之變”，永樂皇帝為了消除建文的影響，凡是有關建文帝的資料，儘量銷毀，凡是有建文年號字跡者，“建文”年號悉皆刪去，只留下“元年已卯”紀年字樣。這就是今天我們很難見到明初建文時代文物的因素。
　　有關《天龍山藏經》的資料還非常少，我們還不能知道該藏經的刊刻緣起，以及該藏經的詳細結構。甚至該藏經的流傳下落，也還完全是未知數。進一步的研究，尚有待新的資料。
　　（4）、“龍龕法寶大藏”問題
　　1976年山西省圖書館整理館藏古舊圖書時發現經折裝殘葉一折對開，上下單邊，從形制上看，似是某本經折裝佛經的殘存題記：
　　“（前殘）一大教藏，隨機演說，以無窮眾生，若干種心，在處/流通而有賴為涅盤之剃蹬，作苦海之津梁。今有/福建平海道釋教總統所經曆唆南多朶魯只，謹發誠心/，印造龍龕法寶一大藏，六千二十卷，施于/阿只吉大王位下大顯聖寺，永充看轉。恭祝僅傷皇帝聖壽萬歲，皇太后、皇后同增睿算/，阿只吉大王福壽千春，國泰民安，法輪常轉，更冀自身/，增添祿位以崇高，曆劫親緣而利樂，四恩三有，法界/含生，同乘法寶慈舟，共到菩提彼岸。/ 太歲戊戌大德二年月日印經沙門文完謹志/
　　監寺僧門人廣興、孫武和/
　　提點僧普開、宗覺，管勾僧文祥，正環/
　　宣授太原大顯聖寺大同天王上生等寺住持沙門雄辯大師完吉祥/。”
　　元代帝王崇佛，所刻藏經甚多，明代紫柏有“元版亦不下十余副”的說法，但至今學術界對元代藏經的了解，遠不及此。根據本殘葉所題，大德二年曾存在一部“龍龕法寶大藏”的大藏經，全藏六千二百卷，為學術界提供了全新的知識，也為今后進一步研究提出了課題。
　　（作者為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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