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锡圭：当代中国古文字学研究第一人

狂人

走近裘先生，他的“魅力”，我们看是看不出来的。个子不高，清清瘦瘦，说话声音也不很响，但非常清晰，淡雅而有定力。然而，一旦我们知道裘先生治学的一些“典故”之后，则几乎是无不啧啧称奇的。

    一生没有浪费过时间

　　裘锡圭教授“用功”、“惜时”是出了名的。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虞万里介绍说，20多年前，裘先生在大学四年中，中午从不睡觉，用来看书。有人给他算了一笔“时间账”：假如一天两小时，一年就是七百三十个小时，四年就是二千九百二十个小时，等于三百六十五个八小时工作日，恰恰是一整年的工作时间。也就是说，裘先生光从午睡中就抢出来一年的光阴，“这让我震撼！”虞万里说。复旦大学傅杰教授说，当时记者写到，裘先生住在筒子楼，大家共用水龙头，用水时一见水龙头有人，他扭头就走，回去看书。后来，邻居们看见裘先生过来，往往马上把水龙头让给他：“老裘先来！老裘时间紧！”陈宏天先生还曾回忆说，裘先生同女生约会，约定时间女方未到，“他扭头就走——不合算。”裘先生的夫人曾对学生们说，裘先生一生大概是没有浪费过时间。这样的评价，平常得让人肃然起敬。

　　几十年的光阴，裘先生争分夺秒，记录了四千多张卡片，在甲骨学、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等方面也颇有造诣。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陈剑教授说，裘先生对文字发展的全貌有认识，对许多汉字的形式、时代、内容、性质、史实背景，都有相当精到的研究。用这样的态度去做学问，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不奇怪的。

　　但是，裘先生历史系出身，最后打通文史，在这么多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也并非常人看来那么理所当然。裘锡圭先生自己也说，要学先秦史，就要先学甲骨文，那么就要认真学文字学，“我不是科班出身，但还是花时间去学习，从文学系转到古典文献系。”因条件所限，许多专业书买不到或买不起，他就手抄，《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卜辞通纂》、《殷契萃编》、《殷墟书契续编》等书，他都整本整本地抄下来，这无疑是打下了文字研究的“童子功”。他说，治学方法、治学态度就是做事要实事求是和认真，他将《颜氏家训·勉学篇》中“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为往圣继“绝学”

　　古文字研究，因其年代久远，资料稀少，研究者鲜，而几乎成为“绝学”。在这个领域要深耕细作，取得成就，绝非易事，除了要付出悬梁刺股的苦功夫，还必须要有些天赋。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讲师邬可晶说，裘先生强调做学问要有“才”、“学”、“识”，像裘先生这样的一流的古文字学家，往往可以非常敏锐地发现问题，十分精准地下判断，具有很高的预见性，具有很高的“识”。但裘先生也勉励学生，如果“识”不够高的学者能严谨、勤奋、有责任，做出来的学问也是有价值的。

　　以甲骨文研究为例，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的甲骨文凡4500余单字，经学者们经年累月的不懈努力，现被考释的单字也不过2000余，但为学术界所公认者不过1000字左右。而近百年来，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甲骨文中“所易识的字大多已被前人释出，所不识的字因不少在商代以后的文字中就已不再使用，不容易找出它们字形演化的线索，在后世的字书里也很难得到印证。因此再有新的发现难度很大。”（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1981年）郭沫若先生也曾说，甲骨文中不认识的字，大多是专名，如地名、人名、族名之类，其义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读。可见甲骨文考释之难。而裘锡圭先生不畏艰险，他1961年发表的第一篇文字考释之作《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董莲池说，裘先生最大贡献是对疑难字的考释。这项工作是很难的，需要对古文字、古文献有精深的把握，非一般人所能为。裘先生文字考释精到，用材料说话，经他考释，不少长期困扰甲骨学者的“疑字”、“难字”释然而解，“裘先生在老一辈学者的基础上，把甲骨文字的考释向前推进了一步”。

　　1995年，由著名古文字学家、吉林大学姚孝遂教授主编的通贯古今的《中国文字学史》，全书近600页，而介绍裘先生学术成果的篇幅就超过了60页。书中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甲骨文字考释上成就最大的是裘锡圭，“其所写的古文字考释文章，精彩纷呈，很少出现问题。考释命中率很高”。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引驰教授说，裘先生涉猎广泛，是中国古典学的一代大师。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亦称，裘先生的研究成果可以称之为科学，结论是令人信服的。

　　裘锡圭先生的文字学研究亦堪称经典。他对汉字的性质、历史、字体演变及汉字结构类型等问题都做出了深刻的论述。比如，关于汉字是哪一类型的文字，过去有不同说法，孰是孰非，不易判断。裘锡圭先生第一次区分两个层次的符号，认为文字的性质应当由文字本身使用的符号，也就是“字符”来决定，复旦大学刘钊教授认为，这些成就在汉字类型研究上可谓“凿破鸿蒙的创见”。他在汉字学、古文字学领域的学术主要观点凝聚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文字学概要》在大陆出版后，已成为汉字研究方面的经典，被各种涉及汉字的论著反复征引，同时也是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大学生、硕士生所必读的教材。《文字学概要》曾在台湾地区出版繁体字版，又被翻译成英、韩、日等多种文字，对世界汉字文化圈和非汉字文化圈的人群了解、研究汉字，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也为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沟通搭起了一座桥梁。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说，对汉字研究而言，《文字学概要》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著作，至今仍没有任何一部文字学的通论能取代裘锡圭教授这部著作。哈佛大学米歇尔·皮特先生亦曾评价道，“权威著作《文字学概要》是对中国早期文字历史和性质的价值无可比拟的考察，精湛丰富，而且涉及早期文字很多不同来源的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著作标志着这个领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一个正派的人、纯粹的人

　　裘先生曾说，现实社会中有两个行当是最怕做得不好的：一是医生；一是教师。而作为一名教师，倘若业务不行或是不负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其危害性比医生还要大。教师的责任十分重大，“既要在学术上有好的素养，在人品上也要有好的素养。要首先是个人，然后再是个学者，是个教师”。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郭永秉认为，裘先生不仅是很好的学者，也是很好的老师，他的学术思想中也应该包括他育人的思想。他带学生，身体力行，从来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每天工作的时间比年轻人还长，每天6个小时，就是实实足足的6个小时，都是在看期刊、做卡片、写文章。他对自己写文章严格要求到让人受不了。为学生改文章费尽心思，一字一句改。裘先生做学问和接项目都秉持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说做学问不能浪费纳税人的钱，要做出实实在在真正有意义的东西。

　　复旦大学中文系戴燕教授则用“正派”来形容裘先生：“学问很正派，做人很正派”。做学问没有食古不化，也没有邪说，而是“守正”。而且，裘先生以学术为天下公器，对己严格对人公平，“裘先生并不因年纪大了、地位高了，而凡事都能‘包容’，他对实事还是有自己的立场”。裘先生的“守正”，用他自己的话说，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加以理性判断，错误的东西要清算，但任何事情也不能矫枉过正。而傅杰教授认为，裘先生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做学术不为政治，不为金钱，不为虚名，一切都是为了求真求实，“这样的一个纯粹的学者，对我们后辈有很大的榜样的力量，有标杆的作用，特别是在不自欺，不欺人等方面”。虞万里教授说，学术和人品的融合，求真求实的精神，好说不好做，道德文章说易行难，“而裘先生是学术与精神的典范”。

　　裘先生的精神感召力无疑是巨大的。2005年裘锡圭先生回到复旦，组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时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刘钊教授卖掉车子和房子，来到复旦，担任中心主任。“先生影响很大。我们踏入学术圈，就敬仰先生的道德文章。裘先生登高一呼，我们就都来了”。当时，中心无人员、无经费，亦无独立招生资格，然而不到十年时间，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学术梯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培养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而且，中心的师生依然保持着淳朴、精进的学风。

　　陈思和教授表示，裘先生是我们的旗帜，他组建团队到复旦，做了大量的工作。裘先生治学的风气，甚至对复旦大学文史研究生的培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导师不再把学生当做“资源”来争取，而是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素质，“裘先生的严格要求和高标准，使得从严治学成为复旦的传统”。

我想，裘先生留给学术界和社会的，不仅仅有他等身的著作，有他对文字学研究的开创性成果，更有他勤勉而中正、严格而淡雅的宝贵精神财富。（感谢实习生肖敏的资料整理）

（1409期 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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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

不逐波浮沉的治学

上海交通大学   虞万里

    用一支笔，靠一张张数据卡片积攒起来而写成著作，其毅力与精神与今人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最初知道裘锡圭先生的名字，是在1978年。当时我刚从农场调回上海。那时为了节约时间，看报往往在午餐端着饭碗时。一天，《光明日报》整版刊登《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报道古文字学的陈景润式人物——裘锡圭。记叙的笔触虽不免烙下时代的印记，但主人公在特殊年代惜阴读书的感人事迹却不禁让我泪流满面。事隔二十多年，在一次博士答辩会后，我曾向裘先生说起这篇报道，他非常淡定地说了一句：“这只是记者的渲染。”我霎时沉默……他的人格又一次震撼了我。

　　经学、史学、语言学，古典学或国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与文化、思想或哲学亦略异，前者要在领域内被公认为大家、大师者，除自身须具备深厚的学养，对学科有前瞻性的远见和创设新的理论外，还必须有极其丰硕而具体的成果，亦即解决过某些尖端领域中大量的实际问题。环顾当今学界，能兼具学养、功力、识见而作出令人瞩目的成就者已不多见，而裘先生却无疑是其中之一。更令人敬仰的是，像他这年辈的学者，蓬勃的青壮年时代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相始终，至文革结束，已年届不惑，记忆力最旺盛的时光已消逝不复。及至科技发展，计算机普及，已知天命而近耳顺，时不我待，与新科技不免暌违隔阂，所以一生的著作，全凭笔耕。就裘先生六大册三百万字的大著作，在一般学者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已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厚度和高度。观其内容多为甲骨、金文、简牍等语言文献之学，讲究证实，摈弃蹈虚，又增加无限难度。在生活安定、物质丰富、计算机普及的现在和今后，学者的资料检索靠一键而得，撰文只是敲键而无臂酸的经验，或许也会有数百万字的成果。姑不论相等的著作不同的价值，即使同样的字数，相比用一支笔在动荡年代，靠一张张数据卡片积攒起来而写成著作，其毅力与精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想，凡是用心阅读这部大著作的人，都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个严谨不苟、精进不已的大师形象。

　　裘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举凡古文字、古汉语、历史文献、民俗宗教，无不有使人不敢忽视的成果。抑不仅此，他还对词典学非常关心。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不断呼吁，要大型词典吸收考古与古文字最新成果，并亲自撰写大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并撰文发正词义和纠正词典错误，如卜辞的“不惠”、《尚书》的“商赉”、《淮南子》的“势施”，具体细节尺幅难以缕陈。我觉得，裘先生之所以成就此大事业，固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功夫，然更与其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能截断众流，不逐波沉浮的学术精神有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算机刚开始普及，键盘一时逾越不过汉字的繁多，应对不了字形的复杂，于是汉字落后论又重新抬头。一面是先进科技所产生的计算机，一面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汉字，所以汉字落后的意识迅速地侵入人们的意识，走世界拼音化道路的论调霎时间甚嚣尘上。先生独立不阿，以“研究汉字切忌为感情所支配”为题，客观地指出：“汉语中单音节语素占优势，同音语素很多。记录这样的语言，汉字这种类型的文字体系显然是比较适宜的。”从而认为“脱离汉语的特点，抽象地讨论汉字跟拼音文字的优劣，是没有意义的”。当时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已经出现很好的势头，先生看到这个前景，提出应在计算机科技方面加快发展，而不能脱离实际去勉强地改革汉字。90年代初，计算机区位编码有限，应对不了数万个繁体字。不数年，外挂汉字软件已初步消除了使用繁体写作和撰写古文字文章者的困惑。20年后，“中华字库”工程启动，先生出任项目的首席专家，绝非是因缘际会的荣膺，而是一种学术涵养、学术地位和学术精神实至名归的担当。  

狂人

考释疑难古文字

华东师范大学   董莲池

　 裘锡圭先生是当今古文字学界泰斗、大师，是古文字这一学科公认的主帅。先生对古文字研究贡献巨大，这其中最让我感佩的就是先生对疑难字的考释。先生以他深厚的古文字、古代语言文献功底，投入这一攻坚领域，考释出前辈大师未能释出或未能论证的众多疑难形体。

    研究古文字的人都知道，疑难字考释在古文字研究中是第一硬仗，最耗时耗思，也最能体现研究者的学术功力和水平，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古文字研究者对这一学科贡献的水准。古文字研究者对疑难字考释同心所望,但并非哪个人都能做到,因为它所需要的古文字功底、古代语言文献功底实在太深厚了。唯先生以他深厚的古文字、古代语言文献功底，投入这一攻坚领域，考释出前辈大师未能释出或未能论证的众多疑难形体，为古文字学做出杰出的贡献，受到古文字学界同仁发自内心的普遍尊敬。

    先生疑难字的考释，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在疑难字选择上，所选大都是妨碍一篇或一段出土古文献的通读或正确理解的疑难字。这些疑难字的释出，或揭示一件不为传世文献所道及的史实，或揭示一条不为传世文献所载的典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西周早期小臣囗鼎(?)(此形体下以“○”表示)的考释。“○”在铭首“召（邵）公○匽”句中。构形偏旁写得很象形：一人站立在那里，双手执持棍棒一类的东西往地上植立。会什么意很难明白。这句鼎铭较早考释者据笔者所知是陈梦家先生，这个字陈先生不认识，略云“构形复杂，不能识，但它介于两名词之间，必须是表示行动作为的动词。它和宪鼎的‘才匽’有所不同。”此后李学勤考释也涉及这件鼎铭，李先生认为这个疑难形体就是见于卜辞中从 (?) 从用下从土的那个和田地有关的字，这个字于省吾先生释为垦。可是释为垦,这句铭辞就是“召公垦燕”，不好理解。而实际上这个疑难字和甲骨文中那个从 (?) 从用下从土的形体也有较大差别，不可能是一字。马承源先生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注释这个形体为不识字。唐兰先生则释为馈，这在形体上差距更大，铭意也更不好解。这么个疑难字不解决，作器之因就不明，这篇铭文的价值就很难认定。先生抓住这个疑难字展开考释，将这个形体和见于殷墟晚期卜辞以及族名金文、安阳所出石棒铭文所见的几个和它较接近的形体相联系，指出这个形体就是卜辞、金文、石棒所见的繁体，表明并不是一个冷僻之字，而是当时较常见的一个字，记录一个较常见词。接着先生从《说文》小篆“建”字出发，联系中山王钺、蔡侯墓钟上的建字以及石鼓上的建旁、始皇峄山刻石上的建字，指出小篆从“廴”实际就是“○”这类形体所从“(?) ”的讹变，“(?) ”实际就是建字所从的“廴”，接着先生又举出大量形体演变例证论证这个形体中人所执持一棍棒欲有所树立形就是建字所从的“聿”，从而论定这个形体就是建字初文，鼎铭“召公○匽”就是“召公建燕”，说的是周初召公建燕的一件大事。一字破译而将淹没历史长河中的重大史事重现——就是周代初年封北燕，虽然实际上是由召公的元子去当燕侯，但在初封之际，召公确曾莅燕，安排建国大事。这一重大史事史家未载，此字破译之前亦无人知晓，自经先生识读此字，这一史实才重现天日，可谓一字千金。

    二是凡所考释，一定先论证形。先生的论证一般都是举证形体演变旁证，阐释未知形体与已知形体间的联系，从而从形体上将未知字考为确论。在这些成就中，释“害”（用通用字），释“虐”、释“求”释“勿”“发”、释甲骨文中的“远”“迩”及有关诸字、释南方名的“因”等，都是疑难考释上亘古未有的杰作。限于篇幅，亦不能一一。

    多年读先生的古文字考释著作，感受先生的学术思想，觉得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是全面占有材料，细致深刻的研究材料，让材料说话，坚持无征不信。先生考释古文字，结论都是建立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之上的。先生的结论被人接受，不是由于先生的地位和名望，而是因为先生缜密的研究所得。先生在论证过程中所使用材料的全面性，加之论证的严密性、分析的深刻性等铸就先生的结论，让人不能不信。

    第二是注意总结归纳古文字形体演变规律，将疑难形体的考释纳入到这些规律中去考察，使疑难形体诸多谜底一一得以揭穿，这一特点在先生的《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释“勿”“发”》、《西周金文中的“履”》等文章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第三是不迷信前人，不迷信成说，成说与实际不合就重新研究，以求真是。如甲骨文的“毓”字，王国维先生当年提出“毓、后、後实本一字”，将卜辞中的“多毓”释为多后，“毓祖乙”释为后祖乙，这个意见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确论。但是经先生研究，王国维的这种意见在形、音上缺乏根据，也经不住卜辞检验，其实是不可信的。经过深入细密的考证，先生认为这个字与“高”对贞，应是指以曾祖为上限的三世以內亲属的一个词，读为戚。这个意见是振聋发聩的。

    第四个特点是不掠美。凡前人有说，一定指出，偶或遗漏，则藉助再版机会予以明示。这是乾嘉学人的风范，尤其值得学习。

（1409期 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