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還未被流放——讀書筆記三則

狂人

文｜彭星

一、谁还未被流放——《追寻》读后

我现在还记得在倒闭的新华书店读者俱乐部里三折淘到这套流亡者译丛时的兴奋，许多时日过去了，书从这摆到那。时光雕琢，从内到外，而封面上帕氏深沉的眼神却从不曾改变。

我一直神往帕氏的诗，但坊间各个译本早已断货，旧书市上的售价亦已然水涨船高。所以能见到一册帕氏的书自然欣喜，但相对于花城这套漆黑的流亡者，我更喜爱三联文化生活译丛中《人与事》那简净的装帧，书未曾锁线导致的开页也造成了阅读的障碍——所以书还是从这摆到那，直到而今。

过快的购书步伐与过缓的读书节奏，书架不堪重负而脑袋依旧空空。所以时常整理藏书，每日的读书仿佛旧时诗人酬唱应答的”诗债”。以前那种随性翻诗的乐趣与由此激起的灵感而今很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而绵密的阅读所带来的伫望和沉思。这样一页一页，一本一本，终于到了它。

书包括帕氏的回忆《人与事》、前妻与友人的追忆、以及情人关于《日瓦戈医生》出版的风波。自己、妻子、友人与情人四个独立的视角所呈现出的帕氏不同的侧面固然让我欣喜，然而我所深深触动的却是帕斯捷尔纳克晚年的知己与情人伊文斯卡娅关于《日瓦戈医生》出版的个中波折的描述。希尼说一首诗从不曾阻止过一辆坦克（就如同多年前一群学生不能阻止一支军队），因言获罪的作家却比比皆是。帕斯捷尔纳克弥留之际常被特务跟踪，险些被驱逐出境，而他的下一代诗人布罗茨基更是遭遇了流放甚至是流亡。

数百年来，人类一直在讨论制度与人的关系，一直希望将制度与人的关系合理化、更合理化，人性化、更人性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是地球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了。李敖说”形势大好，人心大坏”，以前与朋友聊天时我曾以一个人不能认识全世界批评过这个观点，如同摄影，你我只不过在镜头后管窥蠡测，坐井观天。然而花城这套”流亡者译丛”近乎让人愤怒的恶劣的印刷却让我生发无尽的联想。食品安全此起彼伏，全中国似乎没有一块放心的肉了，不想死，只有拼命的爬，往上爬；我很少看到锁线的平装书了，钱穆先生的《庄子纂笺》被删了四个字”赤氛披猖”，要想看好书，只有拼命跑，往国外跑。海子说：”即使我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少女，树林中/你也藏不住了”。

艾神的姐姐高阁在采访中说母亲高瑛曾经请求他不要那样激烈地与政府作对，艾神表示他已做好了3种准备：1.他有可能被投入监狱2.他可能被驱逐出境 3.有可能死于非命。艾神被捕，至今下落不明。(补记：本文草就于11年5月，距今已三载有余，艾未未已然重出江湖，而更多的维权人士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先生仍然身陷囹圄。)

我在想这世上的不平衡有许多，包括我的买书看书，也包括政府的行善与作恶。诗债总有一天要偿，书债亦难免要一页页翻，政府所欠下的债，终究也逃不过。

二、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由来——《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读后

这书放了很久，前几天拿起来看了两篇，觉得萨孟武之引证分析繁琐冗杂，且往往”借题发挥”，最后却”离题千里”，许多论证总不免先入为主，让人烦不胜烦，便扔下了。今夜微醺之际，书在床边，便又随手拾起，读了一遍。摘录笔记如下。

白化文在序言里说”此书的引证分析，读者自有鉴裁。不可忘记萨先生往往是在借题发挥，也就是了。”

梁山泊虽然标榜”替天行道”，但是他们的行为又常常与天道背驰。他们在江州劫法场的时候，”不问军官百姓，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渠”。这种举动已使百姓害怕，而起事数年，除流氓降将之外，又未曾用过一个士人，至于对付近邻的农村，更不得其法，卒致祝、扈、李三庄因怕梁山伯过来借粮，准备抵抗。试问这样行动如何能收揽民心？（《替天行道的意义》24页）

一切宗教无不产生于民众受难最苦的时代，但是宗教仍不能拯救民众的苦难，反而民众的苦难却因宗教的麻醉而越益延长。因为宗教常把乐园建设在幻想的世界，民众受了幻想的迷惑，忘去现世的苦痛，其结果，常常不想改造现实的社会，而只想离开现实社会，由是民众渐次失去革命性，苦难也因之而延长。（按：今日之教育与往日的宗教正是异曲同工。）（《由五台山文殊院说到佛教流行的原因》46页）

劫婚要花大钱，其结果，中国人在经济上若是落伍者，在性欲上就沦为失败者。食色是人类的天性，食的问题不能解决，已经可使人铤而走险，如果色的问题再不能解决，其结果将更不堪设想。

他们变成暴民之后，不但”饥荒”可以解决，便是”色荒”也可以解决。（《小霸王劫婚与中国社会之”性”的缺点》52页）

固然各朝律令也有保护人民财产的条文，然其所保护者乃是禁止个人侵害个人的财产，不是禁止政府侵害人民的财产。（《快活林酒店的所有权问题》86页）

真命天子的诞生，状貌异于常人，而又有许多奇迹，即人们把”神”的性质加在人的身上，其人就变成真名天子。其实，真名天子的”神”性是由一般人民的”羊”性而发生。（《九天玄女与三卷天书的来源》106页）

可知争天下者不但争一日之富贵，且争编史的权，借此以得永久的名誉。生则红光满室，貌则隆准龙颜，死则大雨滂沱，天亦落泪，人乎神乎，完全在于成功或失败。成则为王，具有神圣的品格，败则为寇，必不脱流氓的本性，吾人观廿五史，可以深知此中味道。（同上，117页）

总而言之，吾国过去政治不脱出血统之外，其脱出血统关系之外者，又常引起马弁政治之祸。（《由宋江的家族关系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124页）

（萨孟武将中国古之关于谋权篡位犯上作乱的分为两种：豪族与流氓）由公卿出身的皇帝，待遇功臣，比较地宽大，汉光武、唐太宗便是其例；反之，由平民出身的皇帝，待遇功臣，则常残酷，汉高祖、明太祖便是其例。因为公卿爱讲礼貌，在他未作皇帝以前，已经有了一种身份，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家臣，平日对他，已经”鞠躬如也”，不敢轻视，所以在他得到天下之后，功臣能够严守朝仪。反之，平民则豪放成性，在他未做皇帝以前，常常不修边幅，不讲礼貌，他的功臣，大多数都是他的朋友，平时对他，只有友谊，没有名分，所以在他得到天下之后，不但功臣忘记了朝仪，便是皇帝也忘记了朝仪。（《宋江得天下之后李逵的命运如何》131页）

这套冠名”大家小书”的丛书，出了不少名家名著，虽然是否”大家”尚难有定论，但”小书”这点确实如袁行霈序言所说的”可以揣进衣兜，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萨孟武这本《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什么时候买的已全不记得。但当初迷恋这套小书的装帧典雅小巧，故而这套书杂七杂八地收了不少。卡尔维诺的《新千年文学讲稿》第一章便讲”轻”。但他也指出他所说的轻当是羽毛的轻而不是纸屑的轻。这个时代的病症不是不轻，而是太轻——不是羽毛的轻逸，而是纸屑的轻飘飘。虽然近年出版界看似一片繁华昌盛，每年新出的书汗牛充栋，但这种繁华背后所对应的出版质量与出版自由却没有。不用说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的古籍类出书从装帧到排版到纸张到印刷都大不如前，即便是捷克的前总统哈维尔的书到现在依然还是不能出。

出版界背后的苍白所对应的是阅读的苍白。我很怀疑有多少人会将一本书”揣进衣兜，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前两天我还属意的任何时代都一样好也一样坏的论语，这两日静静思来，却觉得大大的不妥。我们的时代固然不必英勇去就义或者媚颜当汉奸，然而我们却都中了”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这是一个”轻”但不”逸”的时代，虽然许多人竞相谈论禅宗与道家，《论语》或《史记》，然而这种快餐式的阅读方式不是让我们离原典更近而是更远。河南大学中文系号称亚洲第一大系，然而前几天海子诞辰时举办的活动上，诗歌朗诵与主持人的语调简直惨不忍闻，两者无一不深得央视的真传。而老师问有没有人通读过四大名著时，亦是应者寥寥。中文系如此，余者可想。各有所好固然可以作为一如既往的借口，然而这种借口所折射的无知与对于、知识的傲慢却让人心寒。对比海内外的书价，中国的书最便宜。对比海内外的车价房价，中国的最贵。为何众人都选择一种更奢侈的消费而不选择一种更平易的享受，我实在大惑不解。

我明白选择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奢侈，毕竟并非每个人都有做出从容选择的家庭环境与物质基础。”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很喜爱这几句平易却有力的话。夫子有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固然是我所欲的，然而夫子之道不行已久矣，我人也微言也轻，立与达，最终也只能反求诸己。

与其这种表面上的”热”，我宁愿”平”——一种从容的姿态。既然不再有八十年代的文化热，读书的群体已日益紧缩，那出版界为何不选择一种从容的姿态来做书？

90年代贵州人民因出版《顾准文集》而导致编辑被撤职，岳麓书社因策划”海外名家名作丛书”而险些社长更迭。甘冒不韪自然因气节而为人所赏，却非人人能为愿为。而在圣旨允许的范围内做好书却是力所能及。如三联老版的”文化生活译丛”，装帧雅致清新，内容包罗万方，是我最喜爱的丛书之一。人民文学上海译文与外国文学三社合作的网格本丛书封面设计朴素大方，也是我所珍爱。七八十年代上海古籍所出古籍印数不下十万之数，而从印刷质量到装帧设计无一不入上流。现在上海古籍所出古籍字迹模糊、装帧平常、精装翻不开，平装不锁线。而今出版界虽谈不上人才凋零（毕竟还有《童年与故乡》这样的佳作），但也着实让人概叹大不如前。按理无论从技术、审美，还是与出版对口的相关教育都大有进步，图书质量理应更好。结果却是更差。

“大家小书”出新版了，大家还是那些大家，小书却都变成了大书。或许出版人也考虑到许多人衣服上本没有口袋，或者有口袋却要多装些钞票；毕竟，这是个不知道明天需不需要拉一车钱才能换一袋大米的时代。

三、关于《日瓦戈医生》

不得不说此版译文很是流畅自然，然而即便是力冈也没能将最后一章日瓦戈-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译得尽如人意。

回想起来，大卫·里恩所拍的电影版《日瓦戈医生》确实如昆德拉所说，是好莱坞大片。原著中次要的东西都被着重强调了。但电影里那西伯利亚的风景实在美丽（虽然那美丽如此冰冷），而铃兰般的配乐也着实悠扬。

如卡尔维诺所言，日瓦戈医生并非如作者所期望那般让读者觉出其魅力，而在苦难中若隐若现的拉丽莎或许才是本书真正的主角。围绕着拉丽莎的三个男人，最终活下来的却是那世俗的给拉丽莎造成诸多苦难的老律师。

我所想象的巨大的批判性并未在书中出现，政治退居次位了，只是人、人的苦难与悲喜以及时代与历史的悲剧性前倾。

很难想象在一个已经诞生出《追忆似水年华》这样伟大”前卫”的小说的时代，帕斯捷尔纳克还着迷于让书里的众生在一系列的巧合与偶遇中分分合合，妄图尝试成就一部二十世纪的史诗。

如日瓦戈说的，艺术永远为美服务。政治能够改变我们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甘于被改变？没有压抑人的政治我们又能坚持什么呢，如果我们甘于顺应？

编辑｜魏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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