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故事钞-----缘起 (草稿)

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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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8-20 22:16 星期一


　　“疯”儒
　　----------太炎故事钞
　　
　　 缘起
　　
　　很多年前，民国元老李根源先生，在背靠太湖的穹窿山中的小王山上，历十年心血，倾暮年最后精力，筑路建舍，疏泉凿石，植松柏十余万株，营造了风光旖旎的松海十景，一时间扬名于京沪。最初李根源只是看中此山的风水，便于安葬病逝于吴地的母亲，不想在后来的营造过程中，引来多方名流的身影，赏景之后，赞叹之余，自然要留些墨宝，于是题诗赠画成为来小王山的必修课。先生得此佳品不忍独享，又苦无力全部展示人前，忽生妙想，将名人之墨宝摹刻于山崖岩壁。数年间小王山的石壁上，留下了五百余条摩崖石刻，几乎集齐了民国书法大家之墨宝，堪称近代书法的艺术宝库。
　　几年之后日酋霸占吴中大地，或崖上篆刻的东西还称不得古董，所以也不值得剥下带回，可满山的松柏却是成型的良材，砍下至少还可以换个现钱。于是十万松柏毁之八九。又过了几年，小日本跑了，村民习惯了满山的青翠，又开始植松种柏。四九年后，李先生离开了苏州去了北京，临走时一再嘱咐村中老人，要好好看待这些松柏，他还要回来的。村里的人知道，等先生再回来的时候，也就是在他母亲身边找块小地方安息。
　　后来村里的老人死了，山上的松柏也有了往昔的模样。可是，有一年，山上的石头可以换钱了。穷了几辈子的藏书人，忽然发现自己守着金山在讨饭，年轻的找把锄头就去挖山……
　　幸好山不可能一夜间被挖完，所以今日的小王山还留有半壁的山体，几块飘摇于风雨的断碑。残缺或也是一种美，对苏州来说，带上些忧伤的痕迹，似乎更贴切，也让人多一分怀恋。
　　江南梅雨的季节实在不好受，闷热还有潮湿。雨下了很久，似乎总没有下畅快的感觉，那稠雨中的城市早没有了旧时的冷落，一个城市总有属于她的那份心境，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其实都不代表苏州，远离尘嚣的那份心底的冷落，或才是苏州有别其他城市的。
　　偶然走过曲园，发现狭窄的小巷里，又多了几家买早餐的铺子，生意好像还很不错，路过的行人没正眼去瞟上一下这名声在外的园子。探身往里张望，园中竟没有希冀中的笛声，甚至连老苏州的轻语漫谈也没有。曲园外墙上的那块木牌似乎是新钉上去的，停了步子，抬头细看，原来曲园今天已经变成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了。那个素来是周边老苏州喝早茶聊天的地方，忽然间升了地位，难怪那群老先生的笑声消失在小巷中。
　　夜来烦躁，无心写字，找出早先朋友送来的太炎先生的传记翻看。最早得太炎先生之书，还是在十余年前。一日去苏州古旧书店淘书，姜先生对我说，新来了太炎先生的文集，东西是不错的，不知道你看不看地懂。书是新式装帧的，而且也不全，只有零星的几种，不过假位实在便宜，一册《春秋左传读》外加二种，精装近千页，才售三元人民币。拿回家我父亲奇怪地问我，这东西你也能看了？
　　说实话，我到今天也没有真的看懂。不过那时候开始对太炎有了兴趣，特别是在读了民国史后，对他更有一种好奇。当然于太炎先生始终没有产生过评写的念头，换句话说是没有这样的勇气。十多年里，有时候会在其他一些史料或文章里看见别人记述下的他，发现好玩也就抄之下来，不想就有了这篇先生的故事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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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容颜
　　讲个人总需要描述下这人的长相，用戏剧的说法是开相，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性格。虽说人不可貌相，但人之间的接触还是很注重第一面的印象，所谓外在形象是俊是丑，先要给人一个大概的印象。民国那帮叱咤风云的风流人物中，能够称之为翩翩美少年的，非汪兆铭莫属。一十八岁时得了个秀才的前程，真可谓一表人才，英气逼人。不过小汪秀才的英气那时候是有底气支撑的，考了秀才之后并没有沉迷于科举的仕途，而是去了日本学习政法，并开始追随孙中山，谋求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少年英雄眼见国家沦丧，怒从心起，带了洋人的小手枪就想去欲刺杀摄政王载沣，以激发民众反清的斗志，虽然事泄而被捕，却让他一夜成名。这年他才二十七岁，如此的英俊少年怎么不得孙中山的赏识，先是由他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又替孙总理记录遗嘱，俨然是孙总理的接班人模样。若不是半道杀出个蒋先生，他的民国领袖的位置还是可靠的。
　　既得的位置忽然没有了，可想他的沮丧。套一句先总理的名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所以英俊少年终于努力成了一代卖国的贼子。不过他心里明白，嘴上还是不承认的，或者他还能够搬出点理论根据来。关于这个理论暂且不说，后文还有详细一说，还是言归正传，来说太炎老夫子。
　　章炳麟绝对称不上英俊，兴许还是属于长得比较难看的一种。因为是浙江人，五大三粗的样子还是没有的，长衫在身，围一条红的或者白色的围巾，夹一本线装的古书，从背后瞧去，书生的神态还是很浓的，用文质彬彬这四字来形容也还妥切。想像中的晚清文人还就是这般模样，后来看到的老照片里，太炎先生上了年纪后就是这样，可是有一天看到的年轻时候的留影却不是这样，一张穿和服的小照，模样还真像东洋的武夫，让人有跌落眼睛的架势。
　　在给太炎先生定相之前，还是需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章师的身份，他算是一代国学大师，还是该称为一代政治领袖。很多时候，提起章太炎照例要把他列入国学大家的行列，犹如他走完人生之路后，民国政府称他为“宿儒”，归之“儒宗”，因为他的学术成就而以“国葬”礼对。今天我们也把他看作是“朴学”的最后一位大家，并把国学大师的称号冠于他的身上。我们称太炎为国学家，多少是因为他的先生还有他的学生的影响，对于他的学术文字即便当时也少有人能够看懂，有人甚至说他的文章比古文更难看。
　　只是这样的推测是稍稍有点问题的，至少排除了他作为革命先驱的地位，民国政府如此的动作是有他根本的意图的，同样这也是违背太炎本人意愿的。作为晚清朴学的终结者，并不是他章太炎，而是其先生俞曲园。本来俞樾是极想把自己的衣钵传给这个年轻人的，可太炎选择的是另一条路，一条与先生完全反向的革命之途。人们当初认识他不是因为他的国学著作，而是他发在报刊上的评论文章，这类抨击时弊，为共和摇旗呐喊的文字也是他所擅长的。太炎在中国的崛起并进而成为一代宗师，正是因为这些散发着浓重新思想的文字，当然他之后的坎坷也无不与这些文字有着说不尽的牵连。
　　从太炎先生毕生追求来看，先生理该是政治家在先，国学研究在后。因为他人生的最大目标，先期是要推翻满清腐朽的政权，后来则是想建立一个理想中的民主共和国。
　　如果章太炎还勉强算得上是个文质彬彬的读书人的话，至少还需要二个条件，第一是他处于身体正常的时候，第二还需要处在年青这个范围。按照他中年丧偶后，征婚而得的夫人汤国梨的话，这个人长得实在有点难看，“其貌不扬”，还很穷酸，所以第一次见面后，并没有打算嫁他。结婚后又发现这人不讲男女平等，“夫权凌人”，对待儿女到了苛刻的地步。章夫人的话是有根据的，将新婚夫人写的五言诗批作不知哪里抄来的，女儿稍有违背他的言语，轻者怒斥，重一点还要以老拳当家法，施之于女儿的身。这样的先生实在没有半点书生的模样，到有几分旧式权阀的腔调，不过细细一想，人物的形态跃然而显纸上，这饱含人性化的一笔，让太炎回归到普通人的行列，看着有些冷漠实质可爱之极。
　　年青的太炎多少还是有点儒雅的风度的，毕竟出生在世代书香的家庭，骨子里的那份东西不需要装腔，举手投足间自然而显。按照太炎家的条件和他生存的时间，他怎么也该是寒窗苦读十年，然后去开始漫漫的科考之路。章家的其它子弟就是这样生活着，唯独算不得章家宝贝的他可以随性读书，甚至可以不读书。当然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也就是他若要算文质彬彬的第一个条件，处于神态的正常时。
　　太炎在首次去考“童子试”前，忽然发作了一种叫“癫痫”的毛病，江浙人称之为“羊角疯”，发作时会瘫到在地，浑身抽搐，嘴角吐沫，样子煞似可怕。现在这毛病已经不多见了，但在当时还是比较普通的一种毛病，有些类似“天花”这样的顽疾。“天花”会有生命危险，即便躲过劫难，也会在脸上留下“麻子”，但“癫痫”不这样，却会不时发作。越是气氛紧张，越是紧要关口，它也就越容易复发。时间虽到了晚清末期，但科举的程式并没有更改，其间的紧张气氛和威严状态都是太炎从未经历过的，一旦在考试时发病，不简单是一个旧病复发的问题。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太炎的父亲章睿公同意儿子放弃科举，章家养个随性读书的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讲了半天也没说个明白太炎的长相，说实话给人开相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何况是给这样的大家来开相，不过大体也算有了，高高在上时，犹比夫子，跌落尘埃时，唯“疯子”一名。要个具体的说法，借林语堂的话：他实在长的不算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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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章园
　　章园坐落在苏州城内一条叫“锦帆路”的小街上，与习惯中的江南庭院建筑完全不同，它既不时枕河而居，也没有粉墙黛瓦，更没有亭榭馆堂，湖山荷塘。自然这样的房子前，不会有石雕的狮子左右侍立。章园只是一幢青砖砌成的西式小洋楼，晚年的太炎守着夫人和子女，在这里办了他毕生最后的一届“国学会”，传播着从老师俞樾那里学来的学问，阐述着自己几十年的学识。那时候章园是热闹的，很多慕名赶来苏州聆听章师教诲的年轻人，都渴望能够坐到章园的一角，看着那个划着火柴点燃纸烟的老先生，一边吐着青烟，一边用他那余杭官话，评说千年文脉。年轻的学子未必能够听明白他的论述，很多时候，那些正做这样学问的人也未必能够听懂他的意思，但这个似乎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其中有某几个听明白就好。
　　从锦帆路上的章园走到卧龙街尚书里的“怡园”并不是很远，从顾家的“怡园”再经过吴家的“听枫园”，然后拐进一条叫马医科的小弄堂，巷子的深处有一处典型的苏州的庭院屋宇，面门倒还气派，不像前面经过的二家园子来的小气，走进园子却朴素异常，只是大堂的那块牌匾稍微有点气势。这样说并不是讲匾额做的如何考究，镏金镀银什么的，无非是说匾上的字颇有气势，以及写这字的人颇有威名。匾上写的是“春在堂”，写的人是园子主人的恩师，而园子的主人又是那个过园而不入的人的恩师。曾国藩俞樾章柄麟，在晚清一代中，恐怕再也没有比这师生三人更有建树的了。
　　晚年的太炎定居苏州实在有太多的理由，但是有一条理由他不曾讲，恐怕也不会承认。而这理由不说是绝对至少也是很重要的一条，那就是先师俞曲园晚年也退居于吴中。苏州是先生与俞曲园断绝师生情义的地方，曲园更是章师泪满胸襟的所在。此时的太炎虽对自己的梦想不曾后悔，但对于曲园老人当年的一番心思，或还是抱有一点遗憾的，甚至是有一点愧疚的。因为多年的革命生涯，让太炎明白当初自己的想法过于理想化，曲园老人的想法还是远在他之上的。对于这份内心深处的不安或是内疚，他用讲习文章的方法来平衡。
　　晚年的太炎可以算是名满天下，也可以说得上桃李满门，世间多少人以曾经位列章门而自豪。日寇侵华初期，他北上劝张少帅举兵抗敌，曾应邀去北师大讲演，期间侍立一旁，代先生手书黑板的是黄季刚、钱玄同、吴承仕、马裕藻四位教授中的教授。仅此一例，就可见先生地位之崇高。此时的他似乎已经不需要打开门庭，抱以重病来讲习《左传》和《尚书》。太炎先生未必不清楚来听课的人多少是附庸而至，也未必不清楚，自己的学问能够有几人明白。
　　章园的国学讲习是没有文凭的，能够坐稳了听明白是一种造化，一如早年杭州孤山畔的“沽经精舍”，只有师生间的研讨，没有虚无的证明文书。当年俞樾掌教书院时，天下有心求学的读书人，无不以能够入书院而为荣，曾经在“沽经精舍”读过书就是一种学问的证明。
　　太炎是因为患了那个“癫痫”的恶疾，丧失了科举的资格，却又因为自幼随外祖学“四书”“左传”，哪能够就此抛开了书本，即便他有这样的想法，他们章家也是不能够放下着颜面的。章家毕竟是余杭仓前镇数得上的人家，虽不是豪富一方，总也是诗书传家，堪称世代书香。仓前镇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名动一时，有那么几天似乎喜欢打听点消息，或者有几个小钱能够买张“申报纸”的人，都把目光聚焦到这座江南的水乡小镇。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出了这个章太炎，而是为了一桩晚清轰动朝野的刑事案件。一个余杭的知县，为了一点私怨和贪婪之心，居然牵扯了浙江一省的官员，共同为这案件造假，刑讯逼供，草菅人命。一个孝廉老爷加上一位豆腐店的老板娘的小案子，居然要惊动皇宫中的慈禧老佛爷，特明刑部重审，方才换了一个真相给世间的百姓。
　　“杨乃无与小白菜”的案子，让所有清醒的却还报有最后一丝幻想的国人，知道这个皇朝真的已经无药可救了。一纸皇命虽然改变了当事人的命运，捡回来半条性命，但没有出现满清帝王希望中的结果，更无法实现所谓的清除弊制，整顿朝纲，重塑满清这样的美丽幻想。
　　太炎的父亲睿公因此案也受牵连，丢掉了几十年辛苦得来的前程，不久后忧郁而谢世。也许是章睿匆忙过世的原因，促成了俞曲园把太炎收到自己书院中。早几年章睿曾经在“沽经精舍”但当过一任监院，与曲园算是由同僚之谊。故人之子，又听说基础不错，老先生还是买了一点人情，毕竟自己掌教的学堂不过是供人读书的地方。
　　对于俞樾我们不得不用晚清最后一位朴学大师来称呼他，整个清代的朴学到他手上可以说是最后一座高峰了。进士出身的他，还拜得一位权高位重的曾中堂为师，还有一个接替老师权势的同门师兄合肥李中堂，按道理仕途通畅应该什么问题，只要他野心不是那么大，贪婪不是那样凶，手伸得不是那样长，银子刮得不是那样深，在官场混个几十年，应该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可是他或许根本不是做管理的料，才近中年就解甲归田，走进杭州这书院，一留就是三十八年。
　　给自己找个最合适的位置其实并不容易，很多人找了一辈子似乎才知道自己应该做某一项，可惜那时候已经过了黄昏时节。俞樾却是很幸运的为自己寻找到了合适的工作，并且在这份事业上大有所成。一生所著《春在堂全书》，洋洋五百余卷，内容更是涉及诗文楹联、经子平议、古书疑义等多方面，更为后人奇异的是，老先生居然还改编旧小说《三侠五义》，删其虚无讹传，考《宋史》等增补为《七侠五义》，晚年因感妻亡子陨，孤寂之中阅群书而得奇闻逸事，编著《茶香室丛钞》，不少现在的中国人都是从这本丛钞里认识了这个老先生。晚年的曲园老人就像一个居士，“茹蔬念佛，粗衣布鞋”，拄着一根木杖，迎接四方的学子。
　　来杭州“沽经精舍”求学的，不仅有国内的读书人，还有远道东洋西洋研究中国学问的读书人，之所以讲他们都是读书人不是凭空想像的，因为曲园掌教下的书院是没有今天学堂那样的文凭的，读了十来年书，假使能够得到老夫子的一个点头，也就算合格毕业了。能够入老夫子的书院，本就要些根基，这样的书院不重在教学，更在于的是相互间研讨。上面说俞曲园对太炎的入学买了点人情，同样也不是杜撰的，缘由来自太炎自己的一段回忆：
　　“二十岁，在余杭，谈论每过侪辈。忖路径近曲园先生，乃入沽经精舍，陈说者再，先生率未许。”
　　这段话还是不太好懂，用白话来翻译大概可以这样解释，二十岁的时候，在余杭那地方，自己算是同辈里的高手了，而且感到自己的治学思路与曲园先生相近。去杭州先生的书院，曾经几次对先生陈述自己对某些问题的见解，可是很可惜，老先生没一次给个笑脸。
　　如此的白话未必很贴切，但意思大概到了吧，谁让这话是章太炎讲的呢。一个颇为清高的年轻人想买弄下学问，而且还是对自己心存敬仰的先生，这样的举动是非常正常的，不过老先生显然不再给面子，“未许”就是没加一字的评判，也就是否定了吧。
　　俞樾既然是晚清的朴学大师，你就不能够用新思想来衡量他，而他毕生致力于学问的研究，以及取得的成就，也不后人轻易可以比肩的。若干年后，太炎名满中华，却在学问上与曲园先生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因为很长时间里，太炎只是用闲暇之余来研究他的学问。
　　不过太炎入学没有二年，俞曲园对这个年青人器重起来。太炎在书院苦读了八年中，逐渐能够与先生对话和研讨，也不时能够得到先生的微笑。对于曲园我们还要更正一个习惯而成的想法，他虽是古板的老学究，但决非不能够容纳其他学派的专制之人，即便这个他晚年想传之衣钵的余杭年轻人，其实在治学一道上和他老先生还是有明显差别的。俞樾一生尊崇孔孟，而太炎独尊荀卿和韩非子。
　　师生间后来的反目，表面上是新就思想的冲突，其实真正的原因却还是这内心对先贤的认同上。俞樾尊崇孔孟，注定他此生唯以忠君而终，即便这个君主已经是腐朽的，对他说皇帝是正确的，错的只是帝王身边的谗臣，推翻帝王更是不可容忍的。而太炎独尊荀卿和韩非子，本身就意味着反叛的心态，逐满兴汉也因为研读经史，更加坚决起来。如此思想的巨大差别，注定了师生间的分道扬镳。
　　对于俞樾未必没有满汉的区别，甚至可以说他未必不希望汉人能够座上龙庭，但这样的想法是危险的，说出可更是要以生命来承担的，把这样的话语称之为“疯”话，也许还有点保护的意识，毕竟这个学生是患过“癫痫”这样的毛病的。但太炎也许没有理解到这点，当师生间出现难以沟通的局面后，他终于离开了杭州。
　　二十世纪初期，太炎一度到苏州东吴大学执教，此时俞樾也到了风烛残年的年纪，晚年的老夫子非常凄凉，老妻病故，二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先后夭折，见到年轻的太炎时，老先生犹如见到自己的孩子一般。但此时的太炎已经算是名满天下的学士了，他的反判思想更为成熟，对于先生的守旧和愚忠也有一种不满。一个是老人对孩子的唠叨，一个是心存不满，可想这样的对话的结果。俞樾毕竟是老派的先生，他嘴里的申斥也是些“不忠不孝”的词语，对于太炎这四个字是无论如何也担受不起的。
　　先生老了，须眉皆白，拄着木杖的手还在不停颤抖，先生怒了，昏花的眼睛里，竟然闪着泪花。太炎即便有雄辩的博才，在曲园眼前还是不敢放肆的，在被先生赶出曲园的那刻，其实二个人都哭了。这夜，太炎在一种悲愤和凄苦中，写了《谢本师》的文章。说实话这是章师一生中颇有情趣的一篇短文：
　　“余十六七岁始治经术，稍长，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未尝问文辞诗赋。先生为人岂弟，不好声色，而余喜独行赴渊之士。出入八年，相得也。
　　顷之，以事游台湾。台湾则既隶日本，归，复谒先生，先生遂曰：“闻而〔尔〕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盖先生与人交，辞气陵厉，未有如此甚者，先生既治经，又素博览，戎狄豺狼之说，岂其未喻，而以唇舌卫扦之？将以尝仕索虏，食其凛禄耶？昔戴君与全绍衣并污伪命，先生亦授职为伪编修。非有土子民之吏，不为谋主，与全、戴同。何恩于虏，而恳恳蔽遮其恶？如先生之棣通故训，不改全、戴所操以诲承学，虽扬雄、孔颖达，何以加焉。”
　　这个“谢”字有“拒”和“辞”的意思。你先生学问再大，如果不改变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你不要我这学生，那也就算了，我是要站在真理这边的。一个大学问家写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很可爱的事情，不过也可以看出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是爱切，一个是敬在心。
　　有趣的事情还不在这点，若干年后，太炎的学生，也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学者，也写了同样题目的文章，表示要和守旧的先生划清道路。在一九二六年的《语丝》杂志上，周作人说对太炎轻学问而重政治多有不满。在知堂看来章先生还是躲在书斋里的好，政治与经济其实都不是他的所长。此时的太炎也真的守旧了，因为政治见解和建国方略的差异，已经成为了“右“派的角色，与尚未革命成功的孙文大唱反调。不过知堂这文章大可不必写，章先生与他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俞樾与章师那样奇妙。周二先生还是很快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并没有把这文章选入任何一本集子里。
　　晚年的太炎一定是没有踏进曲园的，隔门相望或还是有的，也许不止一次。曲园先生骂他的话想必还犹在耳边，他终没有做成曲园想让他成为的朴学大师，不过他似乎也没做成自己理想中的革命领袖，某些时候他好像已经快达到了，但现在明白他永远也不会成为政治的领袖。

狂人

　　
　　三　苏报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除了运用传统的武力这一手法外，特别注重舆论的强大力量。传统的舆论多半是一种愚昧人心的邪教式方式，现代的舆论则是完全改变了这样愚昧的手段，重在洗涤人的思想，更新人的观念，增加人的知识，就其传播形式则更是全新的，那就是报纸。中国现代真正意义上的报刊的诞生，还是要等到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南方重镇被强硬开放通商，西欧传教士重踏中原大地之后。
　　基督传教士来中国最早可追溯至唐代，但一直没有得到官方的认可，直要等到明代才为帝王首肯，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满清入关后，康熙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不想罗马教廷痴人梦话地发了“禁约“的教令，禁止已经入教的中国信徒去参加“敬天”、“祭孔”、“祀祖”等活动，如此挑衅皇权的命名自然遭到清政府的严厉打击，康熙从龙椅上跳了起来，一纸皇命把此教打入异己，祖孙三代把西洋传教士取缔了干干净净。
　　诚如康熙担心的一般，西洋传教士来中国，并不是以仁慈之心，来关爱世间的芸芸众生。重来中原的教士们用汉字印了《圣经》，作为宣传刊物分发沿海的居民，渐渐这样的宣传资料里，有了一些西洋文化和科学的内容，但是资料的扉页上总会有一段议论，而这议论直接面对当时的晚清政局。不要小看这样的文章，长久了会起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西洋人真的很聪明，知道凭那几杆洋枪，几百个人，想要控制中国，不过是昙花一显的故事，而且强权侵入给中国老百姓留下了仇恨的种子。要留在中国得到永远的实惠，就必须寻找一个真正听话的新政权，换句话说，是要一个用他们思想理论指导下的政权。于是，一种全新的宣传工具开始在中国的沿海兴起，这样的新奇东西逐渐为中国的百姓结束，或着更确切地说，为中国的读书人接受。
　　近代中国真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报纸应该说是出版于上海的《申报》。江南坊间的旧俚语中，至今仍把报纸叫做“申报子”。《申报》是一家完全以盈利为目的的私人报纸，其实中国现代真正有代表性的报子都是私人创办的，《申报》是一家，稍后的《新民报》和《大公报》都是这样。这样的报子起先并不鼓动某种主义，而是以贴近百姓为第一，讲点百姓喜欢和关心的事情，当然也会为百姓的事情高声呐喊几句。可是等发行量上去后，会很自觉地充当起社会和政府监督人的角色。《申报》成为报业霸主，就在于成功连续报道了“仓前镇杨白的命案”，并以公正人的身份，把案情公布于天下，严厉抨击官场黑暗，直接促成了江南文人的奋力抗争，迫使清政府重审，还大众一个交代。
　　《申报》的这个作用对太炎是深刻的，甚至是痛苦的，毕竟翻案导致了他父亲的落职。而报刊的舆论作用更为新兴的维新派和稍后的革命党人所重视，渐而当成一种有力的革命武器。所以当太炎从杭州的书院走出来后，投身革命的第一处就是一家报馆，之后生命中的坎坷历程也总和报纸有着某种关系。
　　《苏报》案的爆发，归宗的原因还是报刊内容的“反动性”，清政府对《苏报》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太炎和邹容的文章不过是导火线罢了。
　　二十世纪初期，晚清政权已经是强弩之末，崩溃在即，民主思想也渐为国人认同。对于反对皇权的言论，清政府不惜以一种无耻的手段来扼杀，虽然这只是掩耳盗铃的动作，但慈禧和他的大臣们也算解心头一时的郁闷。
　　《苏报》创刊于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由一个叫胡璋的人开办。这人娶了个日本女人，为方便在上海开展手脚，就以他老婆的名义开办，而他老婆并不是一个等闲之辈，开办前竟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暗中支持。可惜这人素质实在太低劣，一味想牟取暴利，所刊内容不仅低下，而且色字当头。这时期读报的人远没有如今这般广泛，多少还是有些文化的，那调味当主菜的东西，自然新鲜过后就失去了趣味。二年下来，读者的反映很坏，销量也很坏，日本方面很是丧气，撤了许诺的银元，报馆也就到濒临倒闭的关口。
　　于是，致仕的江西铅山知县陈范趁机接手。陈范不是搞报纸的能手，却是一个做实业的高手。他接手报馆并没有自己去直接参与管理，而是延聘名家来当主编，太炎先生就是他请来当报纸的主笔的。此时的太炎先生，已经与报纸打过一段时间交道了。离开杭州学堂，初进上海就在《时务报》当编辑，和维新强人康南海的弟子梁启超作了一番比拼。不要以为那仅仅是文字的较量，年纪气盛的他们还会用语言来较量，甚至用拳头来演绎真理。可惜太炎一人难敌康氏的众家子弟，眼前亏肯定是由他消受。当然真理需要用拳头来分辨时，也就说明此康氏真理的不足。
　　《苏报》为了要在上海滩站稳脚跟，还套用以往报纸的形式自然是不行的，所以重组后的报纸摒弃了一切下流的东西，取代政治气味浓烈的文章，这样的定位很对当时上海的革命风气，毕竟此时的上海是一个“租界”林立，鱼龙混杂的地方。或者是命运驱使，此时上海的“爱国学社”事件正风起云涌，《苏报》借此与“爱国学社”的教师学生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爱国学社”的事情还是要稍微噜苏几句的，这是民国元老蔡元培一手创建的一所应急学校，起因是南洋公学的学生因遭校方压迫，上百名学生为抗议而退学。为了支持青年学生的行动，反抗旧体制，以蔡元培先生为首的同盟会成员，随即开办了“爱国学社”这所临时学校。学校成立之后，立即成为向往自由和民主革命的青年的摇篮，各地才俊相继投奔而来。
　　太炎也是应了蔡先生之请来学校教书的，此时的太炎先生已经历尽了多重劫难。先是从上海《时务报》愤然退出，回杭州后著书驳斥康有为的学术，又去武汉张之洞那里寻找变革的希望，戊戌变法中遭清政府通缉亡命台湾，不久再次沦亡去了日本，在东京他与孙中山第一次见面。
　　不过章孙的第一次会面显然没有传说的那样离奇，对孙中山眼前的这个读书人对他的革命事业还没有太大的作用，客气的成分多一点，而在太炎这方面，孙中山毕竟是黄巢、张角样的人物，以他所受的教育不可能对这样的角色抱以什么崇敬之心。
　　从日本归国后，由于通缉尚未解除的原因，太炎先生在隐居在上海杭州间，开始写他的文章，搞他的学术研究。这时期他写就了自己理想中的国家的《訄书》。称之为理想中的国家之书，是因为这书中包含了一系列的社会、民族、思想方面的问题，具体谈到了政治、经济、法律、国防、教育等多个方面。“訄”字很冷僻，现在已经属于基本消亡的字了，意思有二个，一个是迫胁，另一个是戏言，但用这意思时，读音念kao，而不是前一个的qiu。不管是因压迫而不得不说，还是仅仅是自己的戏言，可能都是太炎当时的心态吧。
　　《苏报》把自己评论部分的文章交给“爱国学社”的师生们来撰写，并每月支付一笔资金给学社。如此的联手，使得这时期的《苏报》成为上海滩最具有民主革命性的报刊之一，甚至还算比较急进的一个。太炎这时间在《苏报》上先后发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介绍新书的《读革命军》，还有一篇就是颇有影响力的《驳康有为政见书》。正可谓一边批判保皇派的无耻和无知，一边又拼命鼓吹革命的必要和必然。
　　《革命军》是热血少年邹容一气呵成的战斗性文章，全篇近二万字。这样的文章得到太炎的欣赏，未必是因为他文采的出色，内涵之深刻，或还是他革命的火药性。这个年轻人讲了一些可能连太炎都不敢写的东西，怎么会不让他感到激动而大唱赞歌呢。那么邹容的《革命军》中到底写了写什么呢？
　　很可惜我手边并没有这本小册子，只在一本关于上海的史料里，找到这篇文章的目录，我们不妨就来看下这书的目录：
　　一 绪论，
　　二 革命之原因
　　三 革命之教育
　　四 革命必剖清人种
　　五 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
　　六 革命独立之大义
　　七 结论
　　仅看这七部分的目录，已经可以说这文章是一篇向满清叫板的徼文了。清政府的反应自然是可想而知的，由满清政府控制的舆论给予了如此的评价：“故意诬蔑今上，挑祉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某为不轨。”
　　可惜《苏报》在租界里，上海道台没有权利管辖。于是清政府让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各国公使商议，想“移动人犯为清”，也就是今天说的“引渡”。一国境内的人，却需要与外夷商量，不晓得张大人是怎么张开口的。如此“笑话”的请求居然遭到了公使团的拒绝，或还是怕张大人逼急了翻脸，话讲地很客气，这样的事情是领事管的，他们不便直接插手。
　　英美公使决不是不给张大人面子，而是给了这面子自己要丢了公使的差事。原因还在慈禧那老太身上，不久前刚被“引渡”的一个革命党人，被老太太活活杖毙于庭前。二国政府内的反对党对此严厉抨击执政党，国会内一片混乱。因此二国政府严命公使，此类事情不可再有发生。
　　当然事情在中国总能够得到变通，讨价还价后，一场清政府状告《苏报》和章邹的闹剧打上了租界的“会审公廨”。
　　或者是对租界当局的信任，或者更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崇尚，这次事件中革命党人没有采取与以往相同的避退流亡的手法，而是主动投案。在太炎和革命党人心里，能够借助如此一个良好平台来宣传共和道理，实在是愚蠢满清鞑子才会给予。太炎对国人了解清楚，看杀头的热情远比读书看报强，要让人明白一个道理，有时候讲上十天半月，还真不如请人看出老戏收效快。所以他愿意用自己自由这一代价，来换取一场轰轰烈烈的演讲机会。
　　一老一少之后表现出的风度，足以羞煞远在武昌的张大人。上海道台是没有感到羞愧的，毕竟老佛爷的差办的事情给糊弄好了，那两个耍笔头的穷酸被洋大人投进了大牢。
　　《苏报》一夜闻名于上海，甚至响彻于江南，章太炎的名字也走进了所有有致于谋求国家兴亡的青年人的心中，这是一种楷模样的影响力。三年的牢狱生活让太炎明白了许多，特别听到邹容被害于狱中那刻，清楚了英美帝国列强的真面目。

狂人

　　
　　四　孙文与袁项城
　　
　　“九死一生”后的太炎又一次沦亡海外，他选择的目的地还是日本。当然经过张园割辫和《苏报》一案后，太炎此时的影响力，绝非三年前那样单薄，孙文先生第二次与章先生会面时，可以说是很诚心想要与他合作的，对于这样的文化名人，孙先生也知道不能够用他以往对待同盟会成员的方法来行事。
　　孙先生知道像太炎这样的人喜欢什么的方式，所以他动用了东京同盟会全体人员来欢迎他，不过让孙先生预料之外的，那天来迎接章先生的人已经不再局限同盟会，而是扩大到了整个留日的中国学生中。二千余人的欢迎会让太炎有点直上青云的感觉，那是精神领袖的待遇，说实话这样的状况太炎还是很消受的。根据事后纪录的当时状况，太炎先生两眼发光，口若悬河，滔滔而不绝。他甚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讲出了自己对革命和国家而思考的问题。如果不是很兴奋，相信太炎不会初踏日本的土地就发表如此的政治宣言。
　　然而就是这次演讲，让孙先生有点难堪，因为太炎的演讲关涉了建国的方针。那天太炎阐述了二个问题：第一，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
　　三年的牢狱生涯使得太炎不得不暂时放下他关切的政治，而有时间来研究他的学问。其实我们还是发现在很多时候，太炎的学术研究是跟随他革命思想的转变来开展的，《苏报》案后的牢狱之祸，让他第一次去思考列强的本性，以及如何摆脱对列强的依赖和幻想，因此东京的演讲是他深思熟虑的新思维。此时的革命党人并没有一个完整的洗脑理论，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没有最后形成，对赫然抛出的新理论，孙先生有点被动，因为太炎的理论是和孙先生的建国思想有很大差异的。
　　当然作为一个新的国家的政治理论，太炎的这番话还是稍显幼稚的。佛教还有中国文字文化，尽管是全汉民族的精神依托，也是民族振兴的基础，但毕竟只是文化范畴，与政治还是有天壤之别的。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多少有点“均田”的遗迹，这些思想深处的区别，注定这两个民主革命的精神领袖是走不到一起的。
　　不过当时的同盟会还是需要太炎这位青年的精神偶像的。所以，孙先生以政治家的眼光和气度，伸开双臂欢迎太炎，更是用《民报》的社长位置来留住太炎的心。对这样的厚爱太炎是内心是感激的，或许还有一些找到毕身追求方向的意思。太炎也很快进入角色，把深埋在心中的爱与恨全部呈现在笔端。在他当社长主编的十六期《民报》中，他一人竟然写了八十三篇文章。
　　只是人生的挫折再次降临到太炎的身上，《民报》在他接手后不久被日本政府查封了。慈禧这老太太，竟然用“间岛、抚顺等地的利益”与日本人做了笔交易。日本人本就是些见钱眼开的小人，如此利益诱惑下，当然满口应允。太炎先生为报纸又一次登上法庭，这一次他在东洋的土地上与东洋政府打官司，结果谁都知道，但没有人知道，这个中国学者会在法庭上讲些什么！
　　“贵政府所为，非官吏之行为，乃是娼妓行为，……”这话不要说是在百年之前，即便是今天，也会引来无数青年的齐声喝彩。
　　正因为太炎能为《民报》之生存而敢于和日本政府拼死抗争，不惜要以第二次牢狱来表示自己的信念，所以不难理解他会因为影响报纸存亡的经费问题，与孙中山产生巨大隔阂，甚至大骂孙先生“出卖”《民报》，由此卷入到同盟会权利的斗争中。然而政治斗争并不是书生能够玩得转的，哪怕是太炎这样的学问高人。
　　关于孙中山我们始终局限在某种既定的框架内，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人物，国共两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某种默契，竭力维护孙先生神话的形象，尽管这份尊重的背后各有所需，但其给予民众的结果是一致的，那就是孙先生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幸福的“高大全”的英雄。
　　读点历史书的人也许会反思一下，一个完美的英雄怎么可能存在现实生活中，或者说一个人又怎么可能是完人。孙先生想必也不可能逾越这样的历史范畴，因为孙先生首先是个生命，其次才是一位革命的领袖，而生命与领袖必然要使用一些手腕。
　　尽管孙先生接受的是西方的政治理论，谋求一个民主的大众的新中华，但他并没有采取西方民主进程中非暴力革命模式，或者中国传统的革命方式还是最直接有效的，孙先生是将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其实孙先生这个方法还是很实际的，在以后中国的历史变革中证实了他的思路的正确性。
　　而此时的太炎先生对西方哲学思想还是陌生的，对武装革命更是门外汉。尤为重要的是，太炎先生此时完全以领袖的姿态介入同盟会的组织里，但太炎并不清楚同盟会并非他想像中的那样团结，当孙先生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不能够与太炎融合的时候，有所保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造反”不是一件书生玩的游戏。
　　太炎因《民报》经费问题借题发挥的结果，迫使孙先生选择抛弃这个政治同盟，并为维护自己的影响，让太炎品尝了政治艺术中的另一道大餐――声誉扫地。其实利用捕风捉影来打击一个人是中国文人惯用的伎俩，这样的手段往往非常奏效。使用你最相信的人，利用你文字中的部分，让天下的人唾骂于你。
　　那个让太炎相信的人名叫刘师培。熟悉中国近代史或者喜欢国学的人，对这个名字一定不陌生，他就是后来蔡元培先生主政北大时邀请的国学教授之一，在经学上很有建树，一个无政府主义的狂热信仰者。之所以为太炎信任，也是因为他过人的才气和敏锐的思想。要知道刘师培于一九一九年因病早逝时才三十又六，而初识太炎还在十五年之前的“上海公学”，也就是二十出头的热血年青人。因文字而亲，所以他们之间确实有师生之情。那文字的部分正是太炎写给刘师培的五封私人信件，其内容关涉拟向清庭两江总督端方寻求去印度研究佛法的经费。
　　刘师培还没有无耻到用剪刀和胶水来重新演绎，只是省略了太炎写信的原因，是他刘师培的建议和劝解，以及写信的后果，太炎并未实施进一步动作，而是他刘师培亲笔给端方去了一封信。令人遗憾的是刘师培并不是以出卖太炎向孙先生邀功，搞垮太炎为了一件他无法说出口，却心里痛恨的家事。
　　与刘师培合力攻击太炎的是那个以后民国的元老吴稚晖，他之所以热心，也不是全为了向孙先生示媚，不过是报当初太炎鄙薄他是“康有为门下小吏，盛宣怀校内之洋奴”的私恨。
　　内讧是中国历来的传统，归终还是争夺一个偶像的问题。当太炎被定性为“内奸”时，孙先生的领袖的地位就没有挑战者了，年轻的学子对于政治毕竟是幼稚的。
　　政治上的失落让太炎先生又一次回到书斋中，但这次回归和以往稍有不同，他没有苦埋于书桌前，而是开门立学，这就是近代章氏讲学班的开始。我们似乎要感谢这一场风波，毕竟章师的这次讲习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周氏兄弟、黄季刚、钱玄同等新的大师，虽然一次讲习不是后者成功的必然，但高手间的点拨往往一语也就够了。
　　如此的书斋生涯并不代表太炎对自己理想的放弃，当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东京，太炎当即决定赶回上海，并在孙先生回国前，努力去承担一个领导人的角色，当然结果这样的行为不是太妙。所以在公元一九一二年，民国临时政府里，作为革命的先驱他居然没有任何实质的职务。
　　应该说太炎是反对这个临时政府的，之所以反对，是因为他认为由几个省的代表来选一国元首，并不能够代表全国百姓的意愿，他希望采取一种类似普选的方法。我们不得不说，太炎的建国思路还是有相当道理的，并非是传闻中的保守或者狭隘。只是这样的说法对于同盟会的成员自然是反感的，甚至是厌恶的。
　　孙先生在如愿成为新政权的领袖后，还是很大方地给太炎先生发了一张“枢密院顾问”的委任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孙先生还是需要的。那份委任状再三斟酌，写得相当的雅致：
　　“执事目空五蕴，心殚九流，撷百家之精英，为并世之仪表，敢奉国民景仰之诚，屈为枢密顾问，庶几玩懦闻风，英彦景附，昭大业于无穷，垂型范于九有，无任向往，既惠轩车，以慰饥渴。”
　　文字过于华丽典雅，相反会给人敷衍的印象，对太炎这样的文字大家，这又实在是小儿科的手腕。此时的太炎已经抱有充当新政权监督者的心态，所以对孙先生投来的敷衍，回报于敷衍。南京他还是去了一次，与孙先生也见过一面，几天后推托回上海，临走也留下一封措辞很漂亮的辞呈。
　　孙先生担任临时大总统后的一百天后，袁世凯在北京继任临时总统，并称其心愿定都北京。在定都的风波中，太炎也主张北京而异孙先生的南京，一如太炎的作为，他不是考虑对某个人的影响，而是考虑国家的长久利益，这样的考虑还有很多人，比如这时期非常有名望的，同盟会改组后的国/*/党理事长宋教仁，以及后来“讨袁”的先锋蔡锷将军。当然这个结果对孙先生来说是很不满意的，但孙先生也未必不清楚首都的位置队袁项城并没有实在的意思。
　　太炎接连发表文章与袁项城讨论政局，对这个新总统寄予希望，太炎如此亲袁的举动让所有老同盟会成员很是不爽，以至太炎被视作袁的爪牙。然而，太炎不是“疯子”，他比任何都清楚当下的国情，与袁保持良好沟通，不过是想建立一个南北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太炎并没有接受袁临时总统的高级顾问的聘书，甚至连敷衍一下的举止也没有。这时间他想真切地为民做点实事，接受了老袁给的“东三省筹边使”的职务，企图在这个地方大展他经济才能。对这样的区域治理他还是很有想法的，东三省特殊的地理位置，让太炎颇有试验自己理想的远大抱负。所以到达北国之后，他这个南方人，不顾严寒，奔走四方，并竭力想统一货币，大兴水利，巩固边塞，抵御列强。
　　只是，太炎真的太理想了，对于国家社会想得过于简单。其实我们也不必过于责难此时的政府，一来袁项城没有中兴的帝王之才，更不是什么英明的民主政权的领袖，二来国家权力未定，南北尚在一种很微妙的对立中，这时候谈恢复经济，造福百姓，实在是痴人梦话。东三省事务的失败，太炎虽有微词，但还对袁保持一种观望心态。直到宋教仁的遭害，才使太炎完全清楚这个清廷余孽的真面目，并把袁项城当成民国的贼子，决心以自己智残躯来唤醒民众之觉悟。这种举动在当时军阀混战时代，足见先生的爱国之心，以及对民主的挚爱之心。这恐怕是同盟会的先驱所真正缺少和汗颜的。
　　当孙先生领导的“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海外后，太炎义无反顾地再次充当起革命领袖的角色，走进了北京城。对于太炎的到来，袁总统是有些吃惊的，这个“疯子”此时送上门来，居心叵测，但袁总统并没有因为对太炎的憎恶而一杀了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炎与孙先生的微妙关系，促使他要留住这个舆论，还是因为太炎的学问让袁总统心存敬畏。当然袁总统也不是善男信女，就在太炎到达北京城，一支颇为气派的军警护卫团出现在太炎先生的身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有点领袖的架势。
　　太炎进京前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时危挺剑入长安，流血先争五步看。谁道江南徐骑声，不容卧榻有任眠。”不难看出太炎自己对进京后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他真的是准备为国而献身的。很久后他的学生鲁迅在纪念文章里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次牢狱，而革命之职，终不屈绕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人的楷范。”
　　鲁迅在说这番话时，已经不须借助先生的名气来为自己扬名了，同时此时的太炎已经遭到不少党阀文痞的攻击。鲁迅以如此“两个并世无第二人”的总结，揭示了太炎作为民国政治家的绝世风范。
　　在很多时候，我们把袁世凯看成一个很阴险毒辣的卖国贼，把他登上民国临时总统的位子称之为窃取。乱世之秋，如果仅是一个歹毒之人，谁又肯拱手相送国家这样的礼物。就在我们大骂他卖国的时候，谁又能够想到民国初立之时，孙先生就曾经把“汉冶萍”公司抵押给日本财阀。所谓“汉冶萍”就是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江西萍乡煤矿，它是中国第一代新式钢铁联合企业，一九０八年，由盛宣怀经清政府批准后建立。而孙先生对太炎指责所给的答复，仅是因为前方部队缺少军饷、粮草、弹药，而新政府实在没有银元。这个解释太炎是不可能接受的，这也是他对一党之政权反感的理由之一。
　　袁项城确实是民族的罪人，历史的倒行逆施者，但作为一国之领袖，岂能够不知道百姓没饭吃就没他总统之位的道理。如果他不是急于想过一下帝王的瘾，遭到全民的反击，相信民国的历史要重新书写一番。在袁项城出卖中国主权的时候，他是不是也在为自己的军队买枪购炮烦心。任何一个到此高位的人，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
　　袁项城既知道手中兵权的重要，也还是明白政治舆论的危害性。他在用武力解决宋教仁之后，暂时缓解了政权上的危机，至于孙先生的“二次革命”，在军事上并不会给他造成危险，相反很多希望国家稳定的人，对孙先生的行为并不持支持的态度，因为这次革命毕竟离孙先生下野才短短一年多，况且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是袁世凯枪杀的宋教仁。而在太炎此时进京，他则不得不考虑后果，对手无寸铁的老“疯子”，如果用杀戮来解决，他要付出的代价也许更多。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忽略，那就是西方列强的态度，关于这点下面还有讲到。
　　太炎打闹总统府后，袁大总统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一纸手谕把他护送到京郊的龙泉寺修养。手谕的内容比较有趣，整整有八条之多：
　　一、        饮食起居用软多少不计；
　　二、        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
　　三、        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
　　四、        出入人等，严禁挑拨之徒；
　　五、        何人与彼最善，而不妨碍政府者，任其往来；
　　六、        早晚必须派人巡视恐其出意外；
　　七、        求见者必须持许可证；
　　八、        保护全权完全交汝。
　　手谕是写给时任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的，并特有外加口谕一条，“不让其自杀，不让其写时政文章，不让其与南方交流。”吴炳湘在与太炎的交锋中，屡屡落败，讲不过，骂不赢，打不得，杀不能，如此你让一个武夫还有啥办法。
　　而对章门的弟子来说，却又是幸运的时刻，时时可以陪伴在先生左右，聆听其谈经讲学。这样的时间一直要延续到蔡锷将军举起反袁大旗，袁项城血崩而亡之后。

狂人

　　
　　(五）联省自治 上篇
　　
　　“中国有一位末代皇帝，他叫做溥仪，他不但是中国的末代皇帝，后来又到了东北，从北京到了东北的长春，做了第二次的皇帝，就是日本的傀儡政权，满洲国的皇帝。那个时候我生在东北，溥仪正好是我的皇帝，用开玩笑的来说。大家都说溥仪是个伪政权，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中国的伪政府伪政权，不只你溥仪，国/*/党的孙中山，在全世界都承认北京政府的时候，他在中国的南方，在广州，也成立了一个伪政权，而且呢把自己选举为非常大总统。”
　　这是台湾李敖在谈到民国初期政治的一段话，说实在的非常刺目，或者说这论点很让人震惊。关于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重新把粤系军阀陈炯明从既定的课本书籍里抽出来，放进那个时期，那些血雨腥风的岁月。
　　关于陈炯明，很自然会联想到“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迫使孙先生避难“永丰舰”，当然也给后来的民国，造就了一位北伐的统帅，南京政府的领袖。历史有时候并不如书本写的那样简单，想要知道陈炯明“背叛”孙先生的原因，必须澄清二件事情，其一，孙先生的“非常大总统”，其二，陈炯明的“联省自治”。
　　孙先生的“非常大总统”，是在一九二一年的四月由南下的旧国会议员票选产生。之前孙先生一直以捍卫“临时约法”的名义组织军队实行“护法”，所以在孙先生说，也是承认北京政府的合法性的，只是对当权人践踏“约法”的行为进行讨伐，因此之前孙先生都是以地方军政府来作为名号的。当北京政府宣布国家一统，取消广东军政府后，孙先生便建立非常国府，本身也是存在瑕疵的，所以当时南北各界有不少人是反对孙先生的举动的，太炎是其一，蔡元培先生也是极尽反对的。况且孙先生在这次选举中，还存在违反“约法”中对选举规定的问题。第一，原国会南下的议员人数有限，仅仅二百二十二人，与当时选举合法的最少人数，还相差一大半。第二，非常国会通过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中，既没有规定总统的产生和权限，也没有任期，连政府的组织机构都没有，总统包揽一切政军要务，似乎比北京的北洋政府还要独断。
　　对这样的南方政府，不要说北方政府要宣布他是伪政权，即便在南方不少议员心中，也是抱有一定疑惑的。毕竟这个离民主共和国的距离，似乎更加遥远了。《北洋政府简史》中，对孙先生草率建立非常政权罗列了这样几个原因，其一，原先的军政府已经被北京政府宣布取消，其二，因“桂系”军阀在军政府中恶劣行为，导致民众丧失了对军政府的信心，其三，陈炯明已经宣布“自治”，不服从孙先生的指挥，其四，欧美政府不承认军政府的合法地位，把进出西南的关税全部交给了北京。
　　不过我们在“非常政府”对外的《宣言》中，看到了“地方自治”这四个汉字，甚至这四个字的组合的政策，排列在“和平统一”“开放门户”“发展实业”等国策之上。这个“地方自治”，实际上就是“联省自治”，一种在陈炯明控制下的广东实施地很红火，在国内受到不少地方政权响应的体制变革。
　　当然“联省自治”不是陈炯明能够想得出来的。理论的源头还是在太炎这里。张勋复辟，孙先生组织“护法革命”，太炎再一次与孙先生站到了同一阵线，但是就在太炎全身心投入到这次革命中时，南方军阀的贪婪本性造成了“护法”的失败，也使太炎全面认清了南北军阀的真面目，靠这样的一些去人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是不可能的。“以武力谋统一，迫各方屈一人、一派，其结果必无安定与和平。”鉴于这样的现实，以及这段时间他所接触的西方理论，提出了“联省自治”这样的建国新方案。按照他的想法，各省自治是第一步，联省是第二的、步，第三才是建立联省政府。
　　响应这个提议的第一人也不是陈炯明，而是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地方也不是广东而是在湖南。太炎为第一个宣布“自治省”的消息而欣喜欲狂，不顾自己大病初愈的身体赶到长沙，亲身去感受一次新体制下的滋味。
　　在今天看来所谓“联省自治”，无非是效仿西方的政治体制，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东西，其实这样的参照还是有中国的特色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建国理念是和中国的大统一的传统相违背的，当然也是和孙先生一生的奋斗背道而驰的。所以这个方略自然会遭到来自北洋军阀政府和孙先生的国/*/党的双重反对。我们不能够说当时的独立自治省的长官，都抱有和太炎一样的思想，但相信或者追崇的心理未必全然没有。陈炯明就是这样一个抱有追崇心态的地方长官，很多年后，这个已经没有势力的陈炯明在香港组织“致公党”，所表现出的傲骨和不懈的理想追求，说明了他当初并不是单纯要保存实力，割地称霸。
　　太炎之所以提出“联省自治”的理论，与当时国内众多权阀争当民国总统有直接关系的。在太炎看来国家之所以陷入如此的混乱，军阀之所以如此连年征战，都是这个总统的位置惹的祸水。因此只有解决这个“总统”的顽疾，才能够真正给国家带来民主的希望。所谓“联省自治”并不是孙先生和他的追随者，一直向民众所解读的“军阀割据地方，拥兵自保，破坏国家统一”那样的意思，他直接的目的就是分权，同时“自治分权”也决不是意味“分裂”。太炎或者其他支持这一建国方案的人，从来没有分裂国家的想法，分权只是对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挑战而异。
　　在太炎看来，改变集权统治正是民主革命的一大任务，只有彻底摒弃集权统治的恶疾，才能够使中国拥有真正的民主，才能够改变中国落后挨打局面。而按当时的社会状况，这样的分权未必不是一件平息连年战火，救百姓于水火的一个好办法。当“分权”不是意味分裂，国家统一也就不是问题。只要各地对这个方略达成一种共识，那么国家的大统一也就有了保障，联邦或者邦联政府也就很自然地组合而成，这个邦联或者联邦政府就是代表中国的民主共和国。
　　这个思想与太炎一贯的反独裁和反一党统治的思想还是非常吻合的，或者可以看成这是针对孙先生的，因为在孙先生于一九二二年去临时总统后发起的一列护法革命中，除了“讨袁”的那次革命外，太炎对孙先生其他的革命都是反对的，并且认为这样企图以武力达到统一的举动，不过是新旧军阀的争斗，权利之争夺，最后还是会弄成集权专横的局面。与国家之统一，社会之民主，没有一点好处 。
　　

狂人

　　　　
　　　　(五）联省自治 下篇
　　
　　就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日本尚未侵占东北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前，英美等西方列强，早已经在中国享有了租界、贸易等特权。然而就在一九二一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率先对中国采用了与对南美洲相同的外交政策，即中国继续开放门户，而他国不能够在中国成立特别势力范围，更不能干预中国内政。并以此政策对当时中国南北双方实行武器禁运，避免内战的扩大。英国也试图促成南北圆桌会议的召开，以解救中国百姓的之痛苦，旨在成立一个联邦或邦联的政府。尽管美英等国最终是站在本国的长期利益上，想在中国推行他们的政治理念，建立一个与他们有政治契合点的政府，最终获得一个资源和倾销的对象，而一个没有稳定发展的中国毕竟不是繁荣的大市场。但又不得不说，英美二国的行为，并没有加深当时的国家的动乱，相反是有利于国家和平的。此时美英诸国的政权体制，较之中国是先进的，也是值得充分学习和借鉴的。
　　很多人以为国/*/党是亲美的，犹如今天之台湾。其实这个说法并不正确，因为孙先生对欧美的政治体制并不感兴趣，相反对当时苏联的政治体制非常倾慕。在国/*/党后来的改组中，孙先生几乎是完全依照苏联模式来实施，甚至还接受了苏联的财力和军事上的帮助。如果这话出自共/*/ 党人的口中，很多人未必相信，但当这些话来自国/*/党元老吴稚晖的文章，确实值得一信了。吴稚晖在纪念陈炯明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当时国/*/党指导思想转变的文字：
　　“1924─1925年间，孙中山接纳了苏俄金钱上与军事上的全力援助，进而‘苏化’了国/*/党，实行‘一党专政’，自此以后，中国便走上了‘苏俄式’的革命路线，这正与‘西方民主式’的建国步骤，刚相背驰。”
　　孙先生为一统中华之远大理想，试图模仿苏联革命成功的捷径，与苏联走近；又试图以日本明治维新为蓝本，力求中华一统后的迅速崛起，所以与日本竭力保持友善。或许是因为苏联和日本变革的背景，与当时之中国有相似的情形，所以孙先生放弃了西方民主革命的道路，走上了军事革命的传统道路。
　　我们不必去评价孙先生的建国思想，但我们可以肯定孙先生并不是为谋自己的一人私利。我们更不必去赞赏欧美列强的作秀，归根究底他们要的还是中国的财富。但是，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思路，当初孙先生“亲俄、亲日”的思路，并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俄日两国的成功并不意味中国必然可行，况且此时的苏联已经出兵入侵外蒙古，日本侵我中华之野心也已显露端倪。孙先生也许无法估计，他的这些思想给中国带来了不少预料外的灾难。
　　我们不妨先把眼光放到北伐胜利后，来看看此时的中国状况。蒋介石以孙先生接班人的身份，举起捍卫孙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的大旗，并通过武力一统江山。那么，此时的中国是不是就拥有了当初孙先生意想中的统一和民主呢？在今天已经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那就是没有。
　　一九二七年蒋先生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宣言“国民革命成功”，“北伐统一中国”。然而，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南方尚有广州胡汉明的国民政权，中原还有武汉汪精卫的小政权，东北则有单单易帜而军政独揽的张少帅，广西桂系的李、白军事地盘似乎也不听命中央，这时的南京政府不过是新一轮军阀的交织点。而蒋先生在一九四九年逃离大陆前所执政的二十多年中，更是曾经因为内部权利的斗争被迫三次下野。另外，从一九四九年前的国家状态来看，战火从未间断，各地新军阀割据局面也长期存在。尤为重要的是，这样状态给日酋的侵华带来了某种程度的便利，一度使国家陷入亡国绝种的危难中。
　　当年汪精卫与日寇“友善”，其直接的理论支持，就是先总理孙先生的“大亚洲主义 ”。尽管汪先生使用了中国文人惯用的断章取义之法，但是孙先生毕竟是曾经讲过“中国革命之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谅解”，“无日本即无中国，无中国亦无日本”这样的论点，与日本保持友善在孙先生的心中，或也是排位在与美、英诸国保持友好之上的。
　　汪精卫在解释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时候，发出类似吴稚晖相同的无奈：“博采欧美许多学说，然后它的本质却以中国固有的根本思想为根据的”。孙先生自己也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
　　陈炯明之所以成为“联省自治”的鼓吹者和试验者，也是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的。在他实行自治的前一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北京引爆，欧美的“民主”和“科学”大规模进入中国，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也随之来到中国。应该说这是中国真正全面了解西方的开端，特别是对西方政治、文化的了解达到一个高峰，而其中最重要的还是国家政权的形式。陈炯明毕竟是毕业于政法学堂的人，在他的思想深处，确实比其他人容易接受西方政权的理念。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三权制约的机制，学过法律的人，很少会不去抱以浓厚的兴趣，乃至推崇。当然他同时也接受了太炎先生和其他国内民主思潮中，“国家统一”不代表需要“中央集权”的这样突破性的思考。所以在他有机会掌控广东这一区域时，自然地会去运用这些理论，实施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权形式。
　　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初期，陈炯明建立广东模范省后，随即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政策，诸如实行基层民主自治，民选县长，发展工商业，与民休息，严禁鸦片和赌博，提倡新文化，宣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应该说这些行为是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孙先生的革命运动。但是，陈炯明还实行了一条更为重要的政策，那就是一套完整的新教育机制，并特地延请新文化的旗手陈独秀来广东担任教育长。
　　教育第一次与政治脱钩，学术第一次以无国籍和无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中国，这个变化是惊人的。教育独立，正是欧美国家教育制度有别与中国教育制度的首要处。应该承认陈炯明在这一点上是很清醒的，中国之发展首要是教育，而教育之发展首要是脱离政治的束缚。当时广东省的“自治宪法”里甚至规定：“无分男女，由满七周岁起，皆有受六年教育之义务”，“ 每年预算最少要有百分之二为教育经费”。
　　然而恰恰是这点，孙先生不能够同意的。第一，教育与政治脱离，孙先生也就将无法将他的“党制”推行到青年一代中，这与孙先生的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论断明显有异，其后果将直接导致孙先生无法在思想上掌控国家，具有极大的危害性。第二，教育经费的扩大，无疑给孙先生的“北伐”军事经费带来麻烦，没有军费自然也就没有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北伐军的经费问题，引发民国史上著名的“陈炯明叛变革命”的事件。
　　思想深处的对立，必然要造成行为上的对立，陈炯明反对“北伐”也就是很顺理成章了。对这样一个自己的亲信，一个为自己委以重任的追随者的反叛，孙先生是无法原谅的。当然孙先生在放弃陈炯明之前，还是做了相当的工作的。甚至亲赴南宁，与陈炯明彻夜谈心，但结果只得陈炯明嘴中，“兵疲将惫、囊空如洗”这八字。之后刺杀粤军参谋长邓铿，以警告迷途中的陈炯明，明令陈炯明参加北伐并筹措五百万元的军费。但陈炯明始终没有屈服，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然后再谋求国家的统一。面对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军饷匮乏，孙先生毅然撤办了陈炯明。
　　在北伐军遇阻回撤广东时，民国总统徐世昌在奉、皖、直军阀和南方孙先生的“北伐军”的多方混战和结盟中，被迫下野了。一时间全国的舆论转而集中到孙先生的身上，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数百位各界名流，联名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并解散广州非常国会的宣言，以实现国家和平，重新选举民主政府和总统。
　　而广西的粤军因不满统帅被撤，反戈进军广州，要求恢复陈炯明的职位，并敦促孙先生北上和谈。孙先生对陈炯明的旧部的行为十分震怒，但还是耐足性子几经劝说。可惜秀才遇见兵，丝毫不见成效。孙先生终于通过媒体，发表了一个措辞严厉的讲话。几天后内容出现在上海的《申报》上：
　　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这样的讲话对当时的局势起了个相反的结果，城内的粤军终于朝总统府开了炮。虽然炮是在孙先生离开总统府才点燃药线，但毕竟把孙先生赶出了广州，登上了永丰舰。孙先生也真没有食言，把开花的炮弹打向广州的街市。
　　还是那个吴稚晖，在纪念陈炯明的文章里，写下一段很有意思的文字：
　　事件发生之时，炯明本人不知其事。孙中山炮轰广州市后，炯明禁止部下妄动，让孙安全离粤，实救孙一命。日后国/*/党捏改史实，以这事件为陈对党领袖个人的“叛逆」”，加上“叛党叛国”的帽子，而把这事件的前因后果，完全掩盖起来。从此中国的人民，不幸的只知道“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而不知道陈炯明曾倡导“联省自治”，建设广东为模范省的一回事！也不知道孙中山再回粤组织暴力政府，重图北伐，破坏了南北妥协，和平统一中国的大好机会！
　　陈炯明不可能不知道他部下的行为，但阻止炮弹在孙先生离开前飞进总统府却是能够肯定的，谋杀孙先生他陈炯明未必敢试。“叛军”所提请孙先生北上，共谋和平大业，也是可以肯定，毕竟在陈炯明建国方略中，孙先生是天下总执政。可惜中国毕竟历史太长了，固有的建国思想根深蒂固，孙先生又是一带领袖，怎么会因为一个随从的意见而改变既定的方针。
　　太炎与陈炯明并无深交，广东自治时，也因为不承认孙先生非常总统之合法性，没有答应孙先生南下共谋举事的邀请，但对陈炯明在广东的行为还是非常赞赏的。所以当陈炯明客死香港时，很为他终身不蓄钱财，不贪图美色，不屈膝日酋，一心致力国家之民主的行为折服，写下洋洋数千字的墓志铭。
　　“君自覆两假政府，有骁名，人莫敢近，卒落魄以死，余独伤其不幸，以恶名见蔑，故平其议而为之铭。”这样话也在当时就太炎敢说。
　　太炎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溘然长逝，这时间他的“章学讲习班”还在开课中。骑鹤仙去前数日，先生已不能够进食，夫人汤国梨劝先生停讲休息，先生笑说：“饭可不食，书仍要讲。”
　　南京政府颁布国葬令，称其为“儒宗”，不过这个“中华民国”名称的始俑者终未得中华民国的安葬。一直要到一九四九年后，才由新中国政府出面，把先生灵柩从苏州锦帆路寓所迁葬于杭州西湖边的南屏山下，与他的先生俞曲园的纪念馆遥遥相望。师生二人或在月夜的西湖边，一笑泯怨了。
　　
　　后记:
　　写到这里,太炎先生的故事算是可以草草结束.但是因为自己水平和时间问题,文章遗留的问题比较多,还等各位的指正后修改!
　　
　　二００七年九月二十日　初稿
　　西苏于吴中沁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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