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绩崧：复旦、人大两出人伦闹剧给我的启示

狂人

历史学科的伟大，如今看来，不仅在于研究历史，也在于制造历史。复旦历史系的婚外恋仍在发酵，人大历史系又发生师生断交，上了头条。

此番无论是婚外恋，还是断交，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我以为原因有二，一是网络传播令芥川龙之介的“密林”可以无限扩张。二是两件事都发生在大学里，而我们对“大学”、“教师”、“学生”这些概念，传统上存在很高的“道德”附加值。

但是，自从“学术”这个日趋量化、职业化的指标越来越受到大学评价体系的专注追捧，就不曾停止过降低“道德”附加值的地下工作。所以，当一部分人指责婚外恋者“道德”有缺，不配在大学从事教育工作时，另一部分人就会站出来捍卫“学术”。

同理，当一部分人指责学生出言不逊，“道德”素养极差，理应逐出师门，另一部分人也会站出来，为学生说话：他“吃相”是难看了点，不知天高地厚，甚至人身攻击，但他毕竟是在做“学术”的思考啊。

哪一方有道理呢？这取决于你对大学教育下了什么定义，特别是今时今日在这个看似古老而又躁动频频的体系里，你觉得学术与道德的关系是怎样的。如果你认为学术与道德可以泾渭分明，你自然觉得学者的婚外恋无伤大雅，为学术骂几句娘也未尝不可。如果你觉得学术与道德必须如胶似漆，你势必无法接受学者的婚外恋、无法容忍学生轻蔑师辈。

我们身处一个巨变的时代，很多决断来要么不及做，要么没胆量做，那最保险的策略就是所谓“多元”，在法纪的框架内，允许不同甚至对立的东西存在。

当智者们尚不能明确阐述论证学术与道德究竟是什么关系的时候，我们只能允许一部分人把“学术”与“道德”区别对待，另一部分人把两者高度结合，直到未来某一天，社会就两者的关系再次达成基本共识。当然，我们也要允许双方阵营各自壮大，能壮大是它们的本事。

但是，我们也有义务提醒所有人，当你与对立阵营里的某些人相处时，可能因为观念差异，导致种种不愉快。这就是传说中的大是大非问题了吧。怎么样？如果你能扛得住作为后果的种种不愉快，那你尽管去打成一片好了。

但人毕竟是人，性情是很难恒定的。突然有一天，你意识到，啊，当初那句提醒是多么善意，我真的扛不住了。怎么办啊？别急，文明社会有一种叫“退出机制”的东西。夫妻的婚可以离，师生的道可以分。这东西之所以称为“机制”，就是要尽量避免混乱，以确保在关系变化之后，公平、正义尽快实现。

凭借愤怒、威权，搞先发制人、把对方搞臭、吸引不了解实情的群氓来实施网络暴力这一套，固是当事者的自由，怨恨发泄之际，好不爽快。但冷静想来，对解决问题，又有什么帮助呢？伤害的仅仅是对方么？

社会的激烈变化不舍昼夜地挑战着旧有的价值观，引发人际冲突。落实到个人，因为物质文明发达而动态修正（或名之曰“浮躁”）的社会环境里，灵活调整心态至关重要。

就在网络为复旦、人大的事热议纷纭甚至争论不休之际，我心里只有温飞卿的那首《赠少年》：“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叶下洞庭波。酒酣夜别淮阴市，月照高楼一曲歌。”人海的潮流把我们推到了一起，聚过，开心过，知足矣。散时，但存份礼让，求个潇洒，不挺好么？

本文同时刊登于澎湃新闻2015年9月22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