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剛:一位不該被遺忘的經學家―略論龔道耕先生的生平與學術

狂人

舒大剛:一位不該被遺忘的經學家―略論龔道耕先生的生平與學術
（徵求意见稿）



舒大剛[1]　　　　　　　　　

（成都：四川大學古籍所，610064）

   

［内容摘要］龚道耕（1876-1941）是近代四川著名学者、经学家。著有《经学通论》、《中国文学史略论》等著作100余种，在经学、史学、文献学等领域，都有极高造诣。由于地处西僻，书未刊行，其所论著，往往已被他人所先，其学术成就亦未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本文钩稽考索，综述考论了龚氏的学术经历、学术著述及其学术特色，是首次对龚道耕学术思想的全面研究。

      近代“蜀學”曾經給中國儒學帶來新氣象，引入新階段，值得人們好好研究，仔細品味。在近代史上，引領和促成近代“蜀學”形成的中心機構，是當時的“兩院一堂”（即錦江書院、尊經書院和中西學堂）以及後來由“兩院一堂”為主體組合而成的四川大學。“兩院一堂”分別代表了近代學校的三種類型：即為科舉而設的舊式學校（錦江書院）；為通經學古而設的傳統書院（尊經書院）；為傳授近代科學而設的新式學堂（中西學堂）[2]，基本因應了當時社會變革的需要，培養和聚集了大批傑出人才。在此基礎上組合的四川大學兼得傳統與新學之精神，兼有義理、考據、辭章和科學四長。近代四川的傑出人士大多由“兩院一堂”及四川大學所培養，如駱成驤、廖平、楊銳、劉光第、宋育仁、吳之英、張森楷、吳玉章、郭沫若、蒙文通、向宗魯等等[3]，就是其中的俏俏者。“兩院一堂”及四川大學就是近代“蜀學”的中心和策源地。

      不過，在“兩院一堂”和四川大學之外，還有一批“蜀學”人士也相當出色，不可小覷。他們或出於縣級“學校”，或出自鄉間“書塾”，雖然門閥不高、出身不顯，但在學術上的貢獻並不小，也產生過重要影響，他們無疑也是近代“蜀學”的組成部分，有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如天才早慧，學貫四部，旁及道佛，著書235部的著名學者劉咸炘（1896－1932）；學識廣博，精熟《蒼》《雅》，雅意經史，著述達100餘種的龔道耕（1876-1941）；精熟文獻校勘，詩文書法俱佳的龐石帚(1895-1968)，都出身書塾或蒙館，其學術造詣並不亞於“兩院一堂”所造就的人物。內中堪稱“蜀學”重鎮人物的龔道耕先生，曾任四川成都多所大學、中學校長和四川大學、華西大學教授，人稱“著述行天下，弟子遍蜀中”，是近代四川不可多得的教育家和學問家。其人學問淵博，樸實謹厚，不趨新而炫世，亦不隨眾而媚俗，在以廖平為代表的“今文經學”大張赤幟、大行其道之時，龔先生卻注重小學、力標“鄭學”，在“今文”學派之外獨標一幟，形成與廖氏學術互異而又互補的氣象，從而構成近代“蜀學”完整概念。研究近代四川“蜀學”，當然少不了對龔道耕其人其學的研究。然而，在近世的所有研究中，他確確實實被人們忽略了，至今不見有關於他的專門論文發表。職此之故，本文擬對龔道耕先生的生平及學術，聊作探討，冀以見近代四川不拘一格造成人才之一斑。

      一、龔道耕生平述略

      關於龔道耕生平的記載，其初也有其長孫龔讀籀撰〈行述〉[4]、友人龐石帚[5]（即龐俊[6]）撰〈墓誌銘〉及〈記〉；繼之又有門人姜亮夫[7]、外侄唐振常[8]及周積厚[9]等所撰回憶文章。現以龔讀籀〈行述〉為主，而以諸氏文參之，略述龔氏生平於次。

      龔道耕（1876－1941）字向農（一作相農），一字君迪，別署蛛隱，晚因重聽，又號（耳宰）翁。龔氏原籍浙江會稽，“家牘傳承，蔚為士族”（〈墓誌〉）。清乾隆年間，七世祖名貽經（號“受易公”）者，官四川長壽縣典史；八世祖德（號“湘浦公”），“耆儒不仕，就養入蜀”（〈墓誌〉）。時值貴州黔西李世傑總督四川，湘浦公素與之有舊，被招入幕僚，於是始來成都，樂其土風，遂定居焉[10]，因為成都人。祖玉彬，官廣西平南知縣；父藩侯，清候補知縣。龔氏家世業儒，薄於宦情，而精於學術。其祖在平南知縣任，雖“治行卓異”，卻“遂高止足，棄官而歸”（〈墓誌〉）；其父雖有候補資格，不急於求進，卻“博學開敏”（〈墓誌〉）。這是一個十足的書香之家，為造就一代大師具備了充分條件。

      龔藩侯生子七人，道耕居其長。道耕幼而聰慧，三歲時即由祖母“口授唐賢絕句，輒一聞能默誦”。八歲能屬對，聲律克諧，能引用李白詩句，一鳴驚人，號稱“神童”（或稱“聖童”）。年十三，補成都縣學生員。年十四，已讀完群經、諸子，兼及史部，因讀江藩《漢學師承記》，喜其淵源明晰，遂衷情漢學，自謂平生治學皆根於此。十七年，中光緒十九年（1873）副貢。二十六年（1900），舉於鄉，得舉人。後援例入貲，授內閣中書。道耕無意做官，遂歸故里。

      光緒末年，清廷明令廢科舉，立學校。金壇馮煦（字夢華，號蒿庵，1843－1927）以四川按察使兼主學務處，聘蜀中名流襄理辦學諸事，道耕得與其間，初入教育行業。道耕祖父龔玉彬創辦成都縣小學，道耕亦參贊其間。從此遂與教育結緣，平生精力，皆專注於教育事業，主講四川官私中學、大學，垂四十年，弟子成學者，不下數千人。當時談論蜀中教育的，沒有不稱數龔某其人的。

      龔道耕的教育生涯，在清末作過成都選科師範校長。入民國後，又歷任省立第一師範、眉山縣立中學、成都縣立中學校長，民國十五年（1926）起，先後代理國立成都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國立成都師範大學校長。曾於民國四年（1915）、民國十七年（1928）前往北京和南京參加國會和全國教育會議。1931年國立成都師範大學與公立四川大學、國立成都大學合併成立國立四川大學，龔道耕乃卸師大校長任，專任四川大學、華西大學兩校教授，主講經學。

      龔道耕盡心教育，是一個稱職的校長，也是一個成功的教育家。其長選科師範時，“蜀中兵禍相尋更十餘歲，學風敗壞，經費拮据”，道耕每月只領車馬費，“自損俸給，躬以率下，為諸生勉訓無不至”。其長師範大學時，“經費尤奇絀”，道耕為償債務，損出自家數十畝田產，“獨肩其難，竟以校債致破產”。民國時遠道兩次參加會議，“於教育改革，多所建議”，並順道“考察京、滬、甯、漢諸校”的教學狀況。他學識淵深，博聞強記，“過目不忘，所讀書，至老成誦”，世多以王應麟比之；“每升堂為諸生講授，口所疏舉，淹洽通貫，繁簡得中，諸生紀錄，反手不及追”。又兼“誨人不倦，弟子多踵門受業”，“業成去者，終身服膺”。

      道耕為人貌豐腴，愷悌慈祥，談吐詼諧，風趣橫溢。而且多材多藝，嗜飲善曲，偶一興至，則引亢擊節，自娛自樂。嘗對人說：“不能飲酒度曲，非吾徒也。”

      當然，龔道耕更主要的特徵還是一個讀書人，一個學問家。“自以名家年少，素多藏書，有園池之勝”，而不作紈袴之遊，卻“發奮力學”（龐氏〈記〉），“日惟咿唔展玩，於意豁如”。晚年值抗戰爆發，四川大學遷至峨眉山麓，“家用稍不贍，然淡泊自若，不改其操”。尤嗜著書，“年十四五，即好著述；未及三十，成書數十種”（徐仁甫〈著述目錄〉）。

      民國三十年（1941），道耕援例退休，擬全身心投入學術研究，再造《禮記鄭義疏》。當年，四川大學設立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學校擬請道耕出山，“為諸生導師”，未及赴任而中風暴卒，享年六十六。

      姜亮夫說：“先生于學為大儒，于行為大師，則兩肩道義，經師人師，為完人矣哉！”又說：“學識人品，俯仰不愧所業，門人弟子與時人皆奉為大儒、純儒。”“民國以來，蜀中軍人跋扈，唯先生與華陽林先生山腴（思進），雖悍將驕卒不敢無禮，非大德不足以服暴也。”[11]


      二、龔道耕著述考略

      龔道耕少年天才，勤于著述。龔讀籀〈學行述略〉：“府君於學無所不窺，早歲治小學考據，及《流》《略》纂輯。年十七，已有《釋文敘錄集證》之作。嘗輯補《倉頡篇》、《字林》之屬，已梓行世。又校輯古佚子為《最錄》，得若干種。”

      龐石帚〈記〉至謂：“（道耕）發奮力學，（略）仰取俯拾，日有造述。年未三十，成書數十種，由是知名。”〈墓誌銘〉亦謂：“甫逾立年，造述有斐，扃篋至數十種。”

      徐仁甫〈著述目錄序〉：“先生年十四五，即好著述，未及三十，成書至數十種。”

      龐〈記〉後附有〈龔先生遺著目錄〉，徐仁甫則專門編有〈龔向農先生著述目錄〉，發表於《志學月刊》第6期。今依二目，按經、史、子、集分類，著錄於次：

      經部19種：
1.《唐寫本尚書釋文考證》　華西大學印行[12]
2．《尚書篇第表說》　未印
3．《喪服經傳五家注》二卷　輯本，未印
4．《禮記舊疏考正》　見《禮記鄭氏義疏發凡》
5．《葉輯禮記盧注疏證》　同前
6．《孝經鄭氏注》一卷、《敘錄》一卷　輯本，未印[13]
7．《三禮述要》　已印[14]
8．《經典釋文敘錄集證》　未印
9．《經學通論》　已印[15]
10．《經學沿革史略》　未成
11．《訓詁學》　未成
12．《說文逸字箋記》　未印
13．《倉頡篇續補》一卷　家刻本
14．《字林重訂補遺》一卷、《附錄》、一卷、《校誤》一卷　家刻本
15．《字林補本》　渭南嚴氏刻[16]
16．《慧林一切經音義節本》九卷　未印
17．《希麟續一切經音義節本》一卷　未印
18．《玉篇檢部》一卷、附《廣韻標目》　未印　
19．《唐宋元明韻譜異同表》　未印   

史部21種：
20．《史記正義佚文》　節本，未印[17]
21．《補宋書宗室世系表》　未印
22．《宋書簡端記》　未印
23．《讀南齊書記》　未印
24．《讀梁書記》　未印
25．《舊唐書補校》　一名《舊唐書劄迻》　《華西學報》已印，未完[18]
26．《明史稿明史流賊傳校異》   未印
27．《讀續通鑒筆記》   未印[19]
28．《輯通鑒長編成都縣事》   未印
29．《纂輯七錄稿》二卷   未印
30．《最輯鄭君別傳》   未印[20]
31．《鄭君年譜》   《重光雜誌》已印[21]
32．《孔北海年譜》   《志學月刊》已印[22]
33．《管北海年譜》   未成
34．《孟子弟子目錄》   已印[23]
35．《鄭君著述目錄》   未印[24]
36．《水經注引用書目》   未印
37．《蘧園藏書目錄》   未印
38．《大清會典要義》   未印
39．《帝範臣軌合編》   未印
40．《中國文學史略論》   已印[25]   

子部25種：
41．《魯連子》   以下輯佚，均未印
42．《桓氏世學論》
43．《蔣氏萬機論》
44．《杜氏體論》四卷
45．《杜氏篤論》二卷
46．《仲長子昌言》三卷
47．《魏文帝典論》一卷
48．《劉氏政論》
49．《崔氏政論》
50．《四民月令》
51．《陸氏典語》
52．《袁氏正書》二卷
53．《袁氏正論》一卷、附屬一卷
54．《佚子最錄》四十四種
55．《淳熙本顏氏家訓校記》   未印
56．《讀書笘》   未印   以下同
57．《讀書日箋》
59．《蛛隱廬日箋》
60．《新雜俎》
61．《浣緇隨筆》
62．《僮籥》
63．《野聞綴錄》
64．《觀生夢憶》
65．《日記》   

集部4   種
66．《研六廎詩文初稿》
67．《庚子叢稿》
68．《蛛隱廬文存》
69．《丁未述征集》   

以上龔氏著述，係據龐石帚（俊）和徐仁甫（永孝）的著錄而列，共有69種。龐氏(1895－1968)是川大著名教授，民國時期，龐氏、龔氏與趙少咸、向楚被稱為當時川大文學院的“四大教授”。龐氏長期與龔道耕多年共事，又是要好的朋友，他對於龔氏的瞭解應該是沒有問題的，龔氏死後，龐氏還為之作《墓誌銘》，三年後又撰〈記龔向農先生〉一文予以紀念，其所作〈龔先生遺著目錄〉正附〈記〉文之後。徐氏（1901－1988）乃龔先生得意門生，從學多年，晚亦在側，對老師的瞭解也不應有誤。似乎以上著錄就應該是龔氏著述的全部情況了。其實不然。

      當我們廣徵文獻加以考核時，就會發現，龔氏著述無論是已成書、還是未定稿，都不止這些，龐、徐二目仍有許多遺漏。其間的原因，一則可能因為龔氏著述“多未刊刻”，所以他到底有多少著作門人未必盡知。徐氏〈目錄略敘〉即云：“（先生）又性不喜表暴，平居恒覆其所有，雖在及門，莫得盡窺，且戒人有意著書，故於已作印行者甚少。”

      二則，龔氏早年勤於著述，後來因忙於教務，許多想法並未完全實現，給人留下“多未成書”的印象。徐氏〈目錄略敘〉即謂：“壯歲以後，撰述不似昔者之勇，然亦未嘗自廢。特以世愛家累，不免牽扯於人事，故所著述，多未寫定。”有此印象，自然對其著述是否完全也就未及深考了。

      其三，徐氏〈目錄〉發表於《志學》第6期，蓋為紀念而作。徐氏〈目錄略敘〉自謂：“今年一月，永孝與友人發行《志學月刊》，勸先生以兵燹烽火為慮，做便欣然出其緒餘，以餉讀者。（略）痛昊天之不遺，懼斯文之將喪，刊佈遺著，實無旁貸。於是商于哲嗣仲輿世兄之同意，決將先生平生著述陸續發表。茲先出專號，以資紀念，爰立<目錄>，俾觀覽焉。”當時龔氏及其子只是答應將遺著“陸續發表”，並未經系統整理，故徐氏所錄當然就不可能全面。而龐氏之〈記〉又重在情感上的紀念，所附〈目錄〉完全過錄徐氏〈目錄〉（只增少量按語），在徐〈目〉之外並無新增。因此留下了龔氏著述目錄不全不備的遺憾。

      歷經近世以來各種風雨，龔氏遺稿早已不知去向，灰飛煙滅了，要考察其著述全貌更是難乎其難。20世紀80年代初，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在制訂1983－1990計畫時，曾計劃校點龔氏《經學通論》一書，並且列有《龔道耕集》（新編）一事，可是20年過去了，這一計劃迄今仍未實現，可見收集和整理龔氏遺著難度之大。近來，筆者曾向龔氏哲嗣龔篤倫等先生徵集龔氏遺獻，他們雖然都很熱心，但所提供的線索，都無出於已刊各書之外。又可見龔氏遺著毀損之嚴重！不過，歷考各類文獻和序跋資料，我們還偶爾可見龔氏著述之其蛛絲馬跡。如：

      1．總集類。龔讀籀〈學行述略〉：“（府君）為文規模八代，詩效溫、李，有《八代文鈔》、《嚴輯全文校補》、《研六廎詩文遺稿》、《蛛隱廬文存》、《丁未述徵集》等。”《研六廎詩文遺稿》即上列《研六廎詩文初稿》，而《八代文鈔》、《嚴輯全文校補》二種則為徐、龐二氏〈目錄〉所無。又據《志學月刊》第6期，載龔道耕〈南北朝八家文鈔序〉：“道耕鈔八家文畢，而敬序其端曰”云云，是其又有《南北朝八家文鈔》一書，茲並予補錄。

      2．南北八史校勘。〈學行述略〉又謂：“（府君）及與祝先生屺懷、李先生哲生同客峨眉，居報國寺側，朝夕談晤，述所致力於《晉》、《隋》八史及新、舊《唐書》，並有《劄迻》。”可見道耕復有《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北周書》、《隋書》、《新舊唐書》等《劄迻》，今唯存《舊唐書劄迻》（四川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上述目錄有21《補宋書宗室世系表》、22《宋書簡端記》、23《讀南齊書記》、24《讀梁書記》，如果這些書也是廣義的“劄迻”的話，也還缺《陳書》、《魏書》、《北齊書》、《北周書》、《隋書》諸書《劄迻》。

      唐振常〈憶舅文〉嘗載：“王仲犖先生生前對我多次表示過對大舅父的景仰，說他在標校北史三書時，採用了大舅父不少考訂。”可見龔氏北史諸書，確已成編，並且有傳本行世。龔氏《舊唐書劄迻》成稿後，曾在《華西學報》第六七等期發表，但止於本紀部分而止，全稿並未刊行；可中華書局1975年出版的整理本《舊唐書》，卻在傳記部分引用龔氏之說甚多，〈舊唐書出版說明〉明確指出：“關於前人校勘成果，除參考清人羅士琳等人的《舊唐書校勘記》外，還吸收了近人張森楷《舊唐書校勘記》、龔道耕《舊唐書補校》（即《舊唐書劄迻》）等幾種稿本的某些成果。”說明在《華西學報》所發表的本紀部分之外，《舊唐書劄迻》是以抄本傳世的；該書到1989年，龔氏門人殷孟倫將自己所藏抄本，轉由龔氏孫子龔師古整理，方由四川大學出版社出版。“王仲犖先生與殷孟倫先生為知友”，他能在“整理北史三書”時採用龔氏的“不少考訂”，也許龔氏對於北朝各史的校勘，也與《舊唐書劄迻》一樣有抄本流傳，不然王仲犖何以能有所“採用”呢？

      3．已有成議或初稿，卻最終未成的書。龔道耕欲作而未就之書，尚有四種，一是《清史》，二是《禮記鄭義疏》，三是《成都縣誌》，四是《經制考》，前三種皆見龔讀籀〈學行述略〉。其文云：“嘗病《清史稿》體制繁蕪，失史裁，欲重為纂修，時為交好道說，然以勞于講席，日尠餘晷，終不就。”是其欲重撰《清史》也。

      又：“當遜清乾、嘉間，音韻訓詁之學盛極一時，學者施以治經術，頗有成書。用是有《十三經新疏》之議，惟《禮記》付闕如，（略）府君精《三禮》，思蕆其事，（略）三十年，以例得退修家居，遍發圖書，羅列案右，日夜沉思研理，為《禮記義疏》，甫成《發凡》。”（龐文同）是其又有《禮記鄭義疏》的志願，這有發表於《志學月刊》第3、6期的《發凡》為證。

      又：“吾鄉縣誌，年久失修，民國二十七年，鄉人推府君主其事，以大學遠遷，事遂中掇。既休假，鄉人重議其事，府君僅為訂綱目體制而已，竟亦不就，聞者惜之。”是其有《成都縣誌》之擬議。這有《志學月刊》第6期載龔氏《成都縣誌擬例》證明之。

      又《禮記鄭義疏發凡》（上）夾註：“舊擬作《經制考》，以《白虎通義》條目而擴充之，未成書也。”

以上四書未成，史有明文。但是已經有系統思考，甚至有草稿。如果准徐〈目〉“未成”（如《經學沿革史略》、《訓詁學》）亦予著錄之例，這四種也應該列入目錄。

      4.   《禮記鄭義疏發凡》（見《志學月刊》第1、3期）。

      5．龔氏校刊各書。龔道耕還有古籍整理刻刊之書數種。現在川大圖書館收藏的有：《字林逸遺訂補》一卷，《字林考逸校誤》一卷（有光緒二十五年刻本），《顏氏家訓》校本七卷、徐北溟《補校注》一卷（有民國三十三年刻本），《六書音均表》校本（有民國二十五年刻本），《聲類表》校本九卷（有民國十二年刻本），《古韻譜》校本二卷（民國二十二年刻本），《古韻標準》校本四卷（民國十五年刻本），《古今韻考》校本四卷（民國二十年刻本）等。

      顧頡剛〈致唐振常書〉說：“近得中華友人見贈江有誥《音學十書》一冊，系根據成都嚴式誨刻本影印者，而其中《唐韻四聲正》及《等韻叢說》兩種皆有。成都龔道耕重校，題記，誠一代通儒也。”（見唐振常《半拙齋古今談》〈憶舅文〉“重校附記”）

以上各種校刻之書，徐、龐二目只載《字林重訂補遺》一卷、《附錄》一卷、《校誤》一卷（家刻本）、《字林補本》（渭南嚴氏刻）等，其餘皆不載。龔氏所校各書，往往有他的心得和序跋，如〈字林考逸補遺序〉、〈字林考逸校誤序〉、〈說郛《字林》附錄跋〉等，也是研究龔氏學術的重要史料。徐〈目〉只載《字林》二種而不及其他，是不全面的。

      6．泰西史乘、時事雜鈔。龔讀籀〈述略〉：“嘗出遊滬上，與鄧守瑕先生從丹徒馬相伯先生習羅甸語，以為學問之道，皋牢萬有，固無殊中外也。其于泰西史乘時事，鈔錄成冊者，遺墨如新。”是其尚有“泰西史乘鈔”、“泰史時事鈔”之類的東西。
      
      7．《水經注》等書批校。龔讀籀〈述略〉：“旁及《水經》典制，並他批校諸書，莫不丹黃雜施，考證詳覈。其脫訛難讀者，率定以己意，片言盡要，足折眾口。”是其又有《水經注》等書的批校。這些批校可能先只批註在原書的天頭地角，行裏簡端，但是如果將龔氏藏書找到，加以抄錄整理，也足為研究龔氏學術之一助。

      8．學術論文。龔道耕還有長短單篇論文和序跋等，《重光月刊》第1期（1937）有龔氏〈《字林》補本存疑〉、《志學月刊》第4期（1942）有龔氏〈三家詩無《南陔》六篇名義說〉，《志學月刊》第6期有龔氏“遺著十篇”：〈補禮經宮室例〉、〈喪服經傳五家注敘〉、〈婦為舅姑服三年辨〉、〈孝經鄭氏注非小同作辨〉、〈書古文尚書疏證後〉、〈孔子生年月日說〉、〈孟子弟子目錄〉、〈成都縣誌擬例〉、〈兵家墨子十三篇注敘〉、〈南北朝八家文鈔序〉；第9期有〈婦為夫之姊之長殤服義質〉；第10期有〈讀《續通鑒》葉記〉；第12期有〈與人論學書二首〉；第14期有〈書《說文》新附考後〉；第22期有〈論喪服經傳二篇〉；第23期有〈《史記正義》佚文輯本後記〉等。以上各篇學術性都很高，有的甚至是龔氏的重要發現，徐、龐之目除著錄《孟子弟子目錄》外，其餘亦付闕如。著錄標準並不統一，是亦宜補。

      9．諸書序跋。龔氏為一代名師，又善與人交，學術朋友極多。彼此贈答，為著作撰序，亦不在少數。如1923年為嚴雁峰《賁園詩鈔》作序，1926年為匡履福《槃監齋遺稿》作序，1934年為王世鎮《柏庵遺集》作序，皆有一定學術性。這也是研究龔氏學術思想的寶貴資料。

      10．文學作品。蜀人自古“好文”，擅長創作，龔氏且長於度曲，其與交厚的一代學人，皆蜀中著名詩人。同輩中有林思進（山腴）、向楚（仙喬）、龐石帚（俊），三者皆以詩詞名世，與龔相與為友，唱和切磋，為一時之勝景。在他的弟子中有如姜亮夫、徐仁甫、唐振常等人，亦皆擅長詩文，不能不說曾受老師的影響。龔氏曾云：“不能飲酒度曲，非吾徒也。”是其所作詩詞曲之類亦不在少數。唐振常：“先生早歲多有詩作，後不多為。偶有唱和，也不輕易發表。”（頁9）山東齊魯書社出版《全清散曲》就收有龔道耕〈套數·羅蘭度曲圖〉。

      11．曲錄。龔氏通音律，喜唱昆曲，尤善吹笛，常常與朋輩有曲會活動。他1941年去世，就是因在曲會上吹笛時，笛子落地，俯身拾笛，腦溢血而逝。吹笛度曲，自然需要曲譜，唐振常回憶文說，“我現存大舅父親筆抄曲譜一冊，夾縫印《聱齋曲譜》四字，首頁朱印篆文‘適軒’二字。”

      12．時論文章。此外，龔氏還有不少時論文章。龔讀籀〈學行述略〉說他“於政理、教育、革新諸大端，極論其得失，下筆不能自休，所言多切中時弊。”惜皆不傳，無以知道他是如何“切中時弊”的。

      龔氏掌教多年，講話、文移，必然不少；龔讀籀、姜亮夫等人皆云龔氏曾兩次出席全國教育會議，“多所建白”，當有提案或建議書。唐振常〈憶舅文〉說“曾見《四川文史資料選輯》刊有早年四川大學教師為某事罷教記載，幾次發表的宣言中，都是大舅父領銜。民國時期，國民政府派党閥程天放主持四川大學，教師反對，大舅父也參加了反對行列。”這些講話、文移、宣言和公揭，足可反映龔氏社會活動或教育思想之一面。

      13．信劄手柬。龔氏執教數十年，弟子遍蜀中；又歷長各大學、中學，與人過從必多，信劄往來必繁，是亦宜輯為一編。《志學》第12期（1942年11月）發其<與人論學書二首>，前書討論“王基非鄭康成弟子”，後書討論“尊新安、斥東漢”問題，所與之人乃其“四舅季讓”，其中學術性相當深刻。

      龔氏有按日寫日記的良好習慣，〈學行述略〉謂其“自二十七歲，即日為之《記》，舉其治學處世，為人所得，以逮國家變故，勸善懲惡之端，有所不得已於言者，無不具錄。臨歿前一日，猶然。早年間，未嘗一日少懈，成書數十卷，學者以比湘潭王湘綺（闓運）、會稽李越縵（慈銘）、長洲葉鞠裳（昌熾）諸家所為云。”如此內容豐富的《日記》，必於“民國時期之政治、社會、教育諸方面”，於其“學術思想”、“生活、為人與交往，都有極可寶貴的資料”（唐振常〈憶舅文〉）。其中必有與諸人交往的往來信函和記事，只可惜現在也找不到下落了！

      根據以上考證，似乎可以根據這些線索去搜集龔氏遺著，試作〈龔向農先生遺著補目〉如下：

經部：20種
1．《禮記鄭義疏發凡》（《志學月刊》第1、3期）
2.〈補禮經宮室例〉
3．〈喪服經傳五家注敘〉
4．〈婦為舅姑服三年辨〉（以上並見《志學月刊》第6期）
5．〈婦為夫之姊之長殤服義質〉（見《志學月刊》第9期）
6．〈論喪服經傳二篇〉（見《志學月刊》第22期）
7．〈孝經鄭氏注非小同作辨〉
8．〈書《古文尚書疏證》後〉
9．〈孔子生年月日說〉（以上並見《志學月刊》第6期）
10．〈三家詩無《南陔》六篇名義說〉（《志學月刊》第4期）
11．〈書《說文》新附考後〉（見《志學月刊》第14期）
12．《經制考》   未成（見《禮記鄭義疏發凡》夾註）
13．《六書音韻表》五卷校本（有民國二十五年，嚴氏刻本）
14．《聲類表》九卷校本（有民國十二年，嚴氏刻本）
15．《古韻譜》二卷校本（民國二十二年，嚴氏刻本）
16．《古韻標準》四卷校本（民國十五年，嚴氏刻本）
17．《古今韻考》四卷校本（民國二十年，嚴氏刻本）
18．《唐韻四聲正》（嚴氏刻本）
19．《等韻叢說》（嚴氏刻本）
20.〈《字林》補本存疑〉，（《重光月刊》第1期，1937）

史部：12種
21．《陳書劄迻》
22．《魏書劄迻》
23．《北齊書劄迻》
24．《北周書劄迻》
25．《隋書劄迻》   以上有抄本傳世
26．〈《史記正義佚文》輯本後記〉（見《志學月刊》第23期）
27．〈讀《續通鑒》葉記〉（見《志學月刊》第10期）
28．《重修清史》   未成
29．“泰西史乘鈔”
30．“泰西時事鈔”
31．《水經注》等書批校
32．〈成都縣誌擬例〉

子部：2種
33．《顏氏家訓》校本七卷、《補校注》一卷（有民國三十三年，渭南嚴氏刻本）
34．《兵家墨子十三篇注》（見氏撰〈兵家墨子十三篇注敘〉，載《志學月刊》第6期）   

集部：8種
35．《八代文鈔》
36．《嚴輯全文校補》（並見龔讀籀〈學行述略〉）
37．《南北朝八家文鈔》（見氏撰〈南北朝八家文鈔序〉，以上並載《志學月刊》第6期）
38．《聱齋曲譜》
39．龔氏政論文
40．龔氏所度曲
41．龔氏序跋文（如《槃鑒齋遺稿》序、《柏庵遺集》序、《賁園詩鈔》序等）
42．龔氏信劄（如《志學月刊》第12期〈與人論學書二首〉之類）

      以上合共42種（或篇、類），都是龐、徐二目所無。雖然有的未必成書，未必存世，但是作為尋求龔氏治學之軌跡，探明龔氏遺獻的方向，仍不失為一個途徑。

      三、龔道耕學術敘略

      龔道耕先生的學術成就是多方面的，他在經學、史學、文學，乃至教育、社會等領域，都有造詣，都值得深入研究。這裏僅就其學術特徵，總納數事，以為深入研究的引玉之磚。

      就龔先生學術特徵而言，大致可以歸納為六個方面：其一“博學淵深、學貫四部”；其二“漢宋兼宗、不廢今古”；其三“氣度恢宏、獨具通識”；其四“經史皆通、善於文學”；其五“持論平衡、發人未發”；其六“關心國事、切近日用”。

      （一）博學淵深，學貫四部

      龔道耕學識淵博，是一時學人的共識，也是諸回憶文字共同觀點，無論前賢，還是朋輩，無論是後昆，還是門徒，對這一點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龐石帚〈記〉謂：“（道耕）發奮力學，自《蒼》、《雅》、群經、諸子家言，乙部掌故，及當代典制，朝野軼聞，莫不洽熟穿穴，仰取俯拾，日有造述。”〈墓誌銘〉亦謂：“自《蒼》《雅》訓故、九流家言、乙部掌故，下及當代典制，朝野軼聞，浹熟貫通，無不宣究。”

      龔讀籀〈學行述略〉：“府君於學無所不窺，早歲治小學考據，及流略纂輯。”又：“治學以廣博為務，聞見搜討，每深惟其終始，以為此孟軻氏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之反說約’也。”

      唐振常〈憶舅文〉也說：“先生在學術上的成就博大精深，四部之學，無所不窺，而于經史，尤所傾注，最得力的著作，在於經學的研究。正由於學無所不窺，所以能成其大。”

      因而深得學人欽佩。唐氏還說：“趙堯生熙先生，我祖之學生而又我父之師。清末以翰林出為御史，碩學名流，馳譽國內。堯生先生最推重向農大舅父，我家尚存堯生先生致先父書劄數十通，劄中有謂‘如向農先生者，可謂讀書種子矣。’多次囑先父多與向農大舅父相接，學其學，學其人。”（頁9）趙熙（1866－1948）乃近世四川名賢，德業文章，鄉里欽崇，尊為“五老七賢”之一。他對龔向農先生如此推崇，自然是有其道理的。

      綜合以上龐、徐二氏目錄所列，以及本文所補遺目，可得龔氏經部著39種，史部著述33種，子部著述27種，集部著述12種，四部合計111種。其中有系統的學術著作，如《經學通論》、《中國文學史略論》等，都是當時頗受學界重視的學術著作；有單篇學術論文，如〈補禮經宮室例〉、〈《孝經鄭氏注》非小同作辨〉、〈孔子生年月日說〉、〈三家詩無《南陔》六篇名義說〉等，都在某些重要問題上發人所未發，具有精深見解；有的則是輯佚作品，摭拾千古不傳之秘笈（如自《魯連子》至南北朝袁子《正論》、《佚子最錄》四十四種等）；有的則是獨識別裁，撮錄古代美文範本（如《六代文鈔》、《南北朝八家文鈔》等）；有的又欲新撰新修地方史、志（如《重修清史》、《重修成都縣誌》等）；有的又是對古籍經典的校勘和批閱（如“南北朝八史”及新、舊《唐書》諸《劄迻》）；有時論政論，也有詩詞歌曲，等等。有經學通識，制度考證，文獻整理，新史修撰，文學創作，時事政治，輯佚、文選等，舉凡經學、史學、文學，以及時事各個領域，他都有所涉獵，且都有精緻的發現和發明。可惜時運多乖，窮於應對，又且天不假年，遽歸道山，無暇著述之董理，許多著作未得刊行，有的甚至未曾定稿。其已經有成書刊出的不過《經學歷史》、《中國文學史略論》、《三禮述要》、《禮記鄭義疏發凡》等數種，不及全部著述的十分之一。不無遺憾！

      （二）漢宋兼宗，不廢今古

      《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是為經學之濫觴也。至於經學之成為專門，則自西漢始。漢人治經，專門名家，重視訓詁，而體系缺乏。宋儒振起，超越傳解注疏，直探聖人心傳，於是理學大盛，體系大具。中國學術遂形成“漢學”、“宋學”兩大派別；後人之治學者，或從漢，或主宋，互相攻駁，中國學術也隨之消漲。清“四庫館臣”議其事曰：“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疎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戸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館臣雖然已經看到問題的所在，也提出了解決辦法，提倡“消融門戶，各取所長”，但是清代的“漢學”、“宋學”分歧問題仍然沒有得到很好解決，更沒有達到“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的境界。朝廷主持的科舉考試，自然是以“程朱傳義”、《四書集注》為主，清廷的治國理念也是以“宋學”為宗。但是學人或民間的學術研究，卻趨向於“漢學”的方法，於是以“乾嘉學派”為主體的考據之學在清代十分繁盛，整個學界仍然以“漢學”為主流，於時有所謂“家道許、鄭、賈、馬，世薄程、朱、陸、王”之說。朝野上下，自然形成了“漢學”和“宋學”的分野。江潘撰《漢學師承記》，流露出尊漢抑宋傾向，方東樹撰《漢學商兌》予以商榷，江氏再撰《宋學淵源錄》，於是漢、宋營更加明晰，漢、宋對立也更趨白熾。漢、宋之爭不只如往日的“互為勝負”、互相“輕之”“薄之”而已，幾乎到了操戈相向，不共戴天的程度。

      及至道光、咸豐時期，常州學派興起，大張“公羊學”的旗幟，於是西漢今文經學又取代乾嘉推崇的東漢許鄭賈馬之學而起。及至王壬秋遍注群經，入蜀主教，蜀中學風為之一變。弟子廖平《今古學考》成，正式在漢學中分出“古文學”和“今文學”，漢世“家法”之異、“師法”之別，幾幾乎重現于近世矣。至康有為等人出，又生出“新學偽經”、“孔子改制”諸說，一時之間，學人治學，似乎以不識漢宋，不講今古，不談改制，不辨偽經，為不時髦、不入流了！不僅經學中有漢、宋之爭，而且漢學內又有今、古相仇了！不僅經義中有先聖、後賢之別，而且也有真偽、新舊之異了。於是學者說經，各呈意氣，日起論端，經學本真，聖賢遺意，去道益遠。

      龔道耕卻不為流俗所動，漢、宋兼治，無所偏倚。他既治小學，專精於文字音韻訓詁，校刻有多種小學著作行世，也撰有如《唐寫殘本﹤尚書釋文﹥考證》等類考據著作。同時，又義理身通，踐履篤實，真情厚意，靄然仁者。他對於今古文學，也不抑此揚彼，任情去取，而是各明其是，各取其長。

      針對時人對漢學“破碎大道，不切實用”的批評，他著書申辯說：“其時儒者多致貴顯，類能通經致用。明《易》者能占變知來，明《書》者以〈洪範〉察變，以〈禹貢〉行水，明《詩》者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明《春秋》者以決疑獄，明《禮》者以議制度，《孝經》《論語》則為保傅輔道之用。此西京經學之所以稱盛也。”（《經學通論》頁27B）但是他也不掩蓋漢學的繁瑣之失，又論漢學之劣曰：“自傳業寖盛，諸弟子各述師言，著於竹帛，於是有傳，有章句，有解故，有說義，有故，有雜記，有說，有外傳，有記。一經之說至百餘萬言，皆後師所推衍……則幾與後世制舉經義無異。宜乎通人惡繁，羞學章句。”（《中國文學史略論》卷二頁2B）

      針對時人對宋學“空談性理”的指控，他辯護說：“夫宋儒說經，以義理為宗，以心得為貴，其所發明，誠有漢唐諸儒所不逮者。”又論宋學之弊曰：“而信心之過，至於蔑古，刪竄舊本，攻駁經文，亦非小失。”（《中國文學史略論》卷六頁1B）他曾在《經學通論》一書又批評宋儒說：“綜言其弊，蓋有數端。一曰陋。空談義理，昧於典制是也。一曰妄。連篇累牘，動稱錯簡，分經析傳，率意刊定是也。一曰雜。假借《六經》，自抒已意，語多附會，義等斷章是也。一曰悍。疑注不已，至於疑經，《尚書》《毛詩》，俱遭刊削是也。一曰誕。昌言心性，流入狂禪，楊、謝開其源，陸、王揚其波，訖於明代，此風尤盛是也。一曰固。堅持門戶，無敢出入，甯道周孔失，諱言程朱非是也。”（頁37－38）

      歷數事實，優劣自見，有褒有貶，無所偏倚。龔道耕計畫中撰寫的《禮記鄭義疏》，即欲兼采漢、宋兩家治學風格和成果，其《發凡》曰：“《記》中通論諸篇，發明禮意，及聖門論治、論學微言大義，最為精深。漢、唐注疏，既失之簡，宋、元解說，又多朱子所謂‘舍經作文’，繁而寡要，幾同制舉經義。今本諸《爾雅》《說文》，以正其訓詁；又取先儒理學，以發其精微。破漢、宋門戶之成見，合義理、訓詁為一家。庶於經義，或有所當。”龔讀籀〈學行述略〉說他：“不存漢、宋門戶之見，欲合義理、考據而為一家。”即指此而言。

      當時的四川是“區別今古”、“托古改制”學說的策源地，蜀人治學也以今文經學為特色。及民國初年，劉師培受聘為四川國學院院長，古文經學勢力又在四川大張赤幟。劉氏四氏研治《左傳》，是古文經學的大本營。師培之入川也，朝夕與廖季平討論考校，日以今古文問題為話題。一時學術，靡然從風，撰文著書，入主出奴，不主古文，即主今學，無不打上“今、古文學”的烙印。龔道耕置身其間，卻不受其影響，他既不左廖，也不袒劉。龐氏〈墓誌銘〉說他“尤好群經，兼綜今古。于時井研廖氏、儀徵劉氏，並有重名，齗齗辨誦，先生高揖其間，容色晬然。及所發正，不為苟同，斯所謂深造有得者乎。”[26]他為學“盡睹諸儒之書，左右采匹敵，不為偏倚”，各取所長。龔讀籀〈學行述略〉說他：“治經宗今文，然未嘗詆古文不為，如近世衍常州今文之末流者。”

      由於他宅心公正，出入漢、宋，留意今、古，故能升入堂奧，識其優劣，評長論短，多中肯綮。他論“今古文”之異同，尤其擊中要害，論者多韙之：“比而觀之，今古學家，其不同者有五：丁寬說《易》，惟舉大義；申公傳《詩》，疑者則闕，今文家大率如此；古文晚出，字多奇異，欲明義理，必資訓詁，故杜（子春）、鄭（興、眾）、謝（曼卿）、衛（宏）、賈（逵）、服（虔），說經之作，皆以‘訓詁’‘解詁’‘解誼’題名；鄭玄之于杜、鄭，亦以發疑、正讀贊之。是今文明大義，古文重訓詁，一也。《後書·儒林傳》所載經生，惟任安兼通數經，景鸞兼治《齊詩》《施易》，餘皆以一經著稱；古文則賈（逵）、馬（融）、許（慎）、荀（爽），皆並通五經，其餘通一二經者，尤指不勝屈。是今文多專經，古文多兼經，二也。今文家講明師法，不尚著述，范書所載，如牟長、伏恭、薛漢、張匡，僅定章句；窪丹、景鸞、趙曄、杜撫，略有著書；古文則鄭、賈、馬、荀，遍注群經，其餘注一二經者尤眾。是今文守章句，古文富著述，三也。今文如孫期、張馴，兼治古學者甚鮮；古文則鄭興、尹敏、賈逵，皆先治今文，後治古學；明章以後，兼通今古者尤眾。是今文多墨守，古文多兼通，四也。范書載今文學家三十餘人，大率治經之外，無所表見；古文家則桓（譚）、衛（宏）、許（慎），撰著博通；張（衡）、馬、崔（瑗）、蔡（邕），尤工詞賦。是今文多樸學之儒，古文多淵雅之士，五也。觀其同異所在，而東漢以後今蹶古興之故，可思矣。”（頁30－31）寥寥百餘字，歷數“今古”經學之異，兼及其興盛之原因，言簡意賅，能道人之所未道，發人之所未發，斯為可貴。龔讀籀〈學行述略〉曰：“晚近經師，如井研廖氏、儀徵劉氏，府君皆嘗與上下議論。平生以為積學深造，不難直追古人，論者亦重府君學，以為非妄語也。”唐振常〈憶舅文〉：“先生治古文經學，於經今亦所深研，雖不喜奇詭狂肆之說，然於二家不主重此輕彼，方能發為實事求是之論。”（頁9）

      特別是對廖季平猛烈批評的博綜今古的鄭玄，龔氏尤其傾心。龐石帚說他“最重鄭君，為之《年譜》。名其堂曰‘希鄭’，從所志也。”（〈記〉）龔道耕認為“鄭氏解經，大概宗古文，兼用今文”，“囊括大典，羅網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這一作法，深有助於實現其“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的宗旨。他認為鄭玄在中國經學史上實開闢一新時代，故在《經學通論》中專列“鄭玄經學”為一個時期，說：“自建安以及三國，數十年中，今、古兩學皆微，而鄭氏學統一天下矣。”“自茲以後，經學惟有鄭學、非鄭學兩派，而無復今、古之辨矣。”（《經學通論》頁32B－33A）

      龔讀籀〈學行述略〉說他：“而於‘鄭學’之博綜古今，淵源朴茂，尤尊崇之，故于高密遺書，多所疏證，後得善化皮鹿門所著諸書讀之，乃掇不為。”龐石帚也說：“于廖說不為苟同，嘗欲作書申鄭君，以辨廖氏之加誣，屬草未具，會治他書而輟。”（﹤記﹥）針對閻若璩批評鄭玄“信緯”“注緯”，而欲將鄭玄從孔廟中請出，龔氏特著〈書《古文尚書疏證》後〉加以辯解維護（《志學月刊》第6號）；其著《禮記新疏》也是要以《鄭注》為本，故書名即定為《禮記鄭義疏》。其〈發凡〉（《志學月刊》第3期）：“鄭君初習今文，後明古文，扶風問業，學乃大成，遂以禮學自名其家。……王肅而後，詰難蜂出，而迄于唐、宋，禮家終以鄭氏為宗。莊綬甲、李兆洛，訾其變易古文家法，井研廖君從而衍之。不知以鄭義推諸經傳，夫固渾渾圜圜，盛水不漏。今之所疏，以鄭為主，故名曰《禮記鄭氏義疏》。”（不過他對於鄭氏也不盲從盲信，他反對六朝唐人“疏不破注”的作法，以為如果鄭注實在有誤，也是可以攻駁的：“六朝唐人注疏，例不破注。……今於典制大端，並遵鄭氏，間引異說，皆是外篇。至於名物訓詁，句讀文義，或有違失，間加匡糾。庶成狐死丘首，木落根歸，免于孔穎達之譏。”姜亮夫謂其：“求真求是，希鄭而不為阿鄭。”蓋得其實。）

      （三）氣度恢宏、獨具通識

      雖然清代的漢學已經不像漢代那樣“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卽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了，但是唯漢人是尊、唯舊聞是貴的陳腐習氣卻籠罩了整個學界。館臣批評的“國初諸儒徵實不誣，及其獘也瑣”的現象，在後來的130多年間並未得到改觀。蒙文通曾論清代學術說：“清世學者四分之三以上都是餖飣之學，只能是點。其在某些分支上前後貫通自成體系者，如段玉裁之於文字學，可以算是線，還不能成面。如歐陽竟無之於佛學，廖季平先生之于經學，自成體系，綱目了然，但也只限於面。”

      自從廖季平“平分今古”，主張“托古改制”以來，巴蜀學人勇於進取，志在創新，在“通經致用”，“自成體系”方面尤所盡心。蒙文通明確標立“學問貴成體系。”什麼是體系呢？蒙先生說：“體系有如幾何學上點、線、面、體的體。”主張要“在整個學術各個方面都卓然有所建樹而構成一個整體”，“做學問必須有此氣魄。”（蒙默編《蒙文通學記》〈治學雜語〉）如謝無量之於古代文學史（有《中國大文學史》、《中國婦女文學史》等）、哲學史（《中國哲學史》）；郭沫若之于古文字、上古史、文化史；蒙文通之于經學史、上古史、民族史，等等，都堪稱自成體系之作。龔道耕先生也是沿著這一路子走出來的。

      龔氏與以上諸人皆為同調。他在<與人論學書之二>批評：“近代學者，心耽瑣屑，理昧宏通，墨守詩書，襞積訓故。歷代僅知崖略，三史皆同掛壁。……其或耗心飣餖，疲腳褰縐李玉溪之襧襦；撏裂橫遭，張黃門之匹錦。割裁都盡，風斯下矣！”故其治學雖博不雜，頗有體系，遵循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之反說約”的方法，在精識和宏通方面，獨具特色。龐石帚謂其：“大抵平生著述，多網羅眾家，刊改漏失，似善化皮錫瑞而無其剽竊，似象山陳伯韜而無其庸瑣。”（記）他深通中國經學之流變，述經學之歷史，頗盡學術之起伏轉承之勢，深得經學轉換更革之理。

      從前皮錫瑞著《經學歷史》，多據正史“儒林傳”折衷而成，故他講中國經學史的分期，全以朝代廢興為斷，共分十期：

      "1.經學開闢時代（春秋）
      2.經學流傳時代（戰國）
      3.經學昌明時代（西漢）
      4.經學極盛時代（後漢）
      5.經學中衰時代（魏晉）
      6.經學分離時代（南北朝）
      7.經學統一時代（隋唐）
      8.經學變古時代（兩宋）
      9.經學積衰時代（元明）
      10.經學復盛時代（清朝）"

這十個時段，如果從整齊劃一、容易記憶上講，還是很成功的。但是學術的演變軌跡不清，學術自身內部發展的原因不明。學術的產生和發展有政治的因素，但不完全隨着改朝換代而改換，一種學術的發展和勃興，必然有其自身的理路，一種新興學術取得統治地位，也有一個由漸而肆、由微而顯的過程。上一個學術典範結束時，其實也是下一個學術典範孕育的時候。

      蒙文通說：“講論學術思想，既要看到其時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學脈淵源，孤立地提出幾個人來講，就看不出學術的來源，就顯得突然。”（《學記》頁32）講學術史的轉變更是如此。龔道耕撰《經學歷史》注重學術潮流的展現，重視學脈的探討。在章節處理上，有：〈群經名義〉、〈群經篇目〉、〈經學沿革略說〉、〈群經學說〉，比較全面地展現了經學問題的基本內容和主要方面。其中尤以〈經學沿革略說〉一章具有特識。該章將中國經學史分為十三期：

      “1.經學始於孔子、
      2.晚周秦代經學、
      3.漢初至元成時經學、
      4.哀平至後漢經學、
      5.鄭氏經學、
      6.魏晉經學、
      7.南北朝經學、
      8.隋及唐初經學、
      9.中唐以後至北宋經學、
      10.南宋元明經學、
      11.明末清初經學、
      12.清乾嘉經學、
      13.道咸以後經學。”

      歷觀龔氏的十三個分期，其中固然有按時代或朝代分者，有的也是約定俗成的，如“晚周秦代”、“魏晉經學”、“南北朝經學”、“清乾嘉經學”等，皆是。但是更多的則是將一個朝代分成前後兩段，或將幾個朝代合成一個時段，如“漢初至元成”、   “哀平至後漢”、“隋及唐初”、“中唐以後至北宋”、   “南宋元明經學”、“明末清初”、“道咸以後”等等；有的甚至將一個人劃分為一個時代，如“孔子”、“鄭玄”等。這樣劃分看似零亂，時間長短也不一致，其實這有他的理由，而且更能體現學術之萌芽、轉變和盛衰之真正面貌，更能看出學術典範轉換之軌跡。

      為何如此分期？龔氏雖然沒有明確的論證，但在文內敍述中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如他講“經學始於孔子”說：“中國學術政治宗教，無一不源於《六經》。《六經》為孔子所作，或為孔子所述，論者互有不同。……兩說相爭，至今未定。而《六經》之學出於孔子，則二千年來無異辭。無論其為述為作，謂《六經》之學即為孔子之學可也。”（頁22）可見他之所以將孔子定為一個時期，是因為“《六經》之學出於孔子”。

      其論“哀平至後漢經學”：“由哀平以後至後漢之末，二百年中，經學之爭議，則今古文是也。‘今文’之名始於後漢，‘古文’之名始於西京之季。”（頁28A）其之所以要將“哀平至後漢”二百年間劃為一個時期，是因為經學的主要紛爭在於“今古”文學，而今古文學之爭實始于哀、平之季。

      其論何以將“鄭氏經學”設為一個時期說：“兼用今、古兩家之學，而會通為一，鄭玄是也。……自茲以後，經學惟有鄭學、非鄭學兩派，而無復今、古文之辨矣。”（頁31、33）之所以將鄭玄經學作為一個時期，是因為他結束了今古文之爭，開闢了今古合一的“鄭學”時代。

      其論何以將“魏晉經學”作為一個時代說：“魏正始中，王弼、何晏之徒，祖法老、莊，號為‘玄學’。……於是家法淪亡，經學遂遠不逮兩漢。……蓋兩漢經學，至此乃一變矣。”（頁33、34）

      其論何以將“中唐以後至北宋經學”定為一個時期曰：“唐代敕撰《正義》，所以自《六經》之異說，而《六經》之異說乃始于唐人。自武后時王玄感著《尚書糾繆》、《春秋振滯》、《禮記繩愆》，當時已譏其掎摭舊義，……至於劉商洛、王安石、程頤、蘇軾之徒，爭說經義，其門人弟子，益加演述，而諸經之異說日滋，唐以前經學遂盡改舊觀矣。”（頁36、37）

      其論“南宋元明經學”為一時期說：“中唐以後，經學之紛紜，自道學興而後其論定，而集其大成者，厥為朱熹。……至明永樂時，詔胡廣等作《五經》《四書大全》，依宋、元人舊本，剽竊成書，著為令典，則舉注疏而悉去之，並《禮記》亦廢鄭注而用陳澔，於是八比講章之學興，而經學荒蕪極矣。”（頁37、38）

      其論何以“明末清初經學”立一時期，是因為清代樸學考據之風始於此時：“道學統一天下，自宋迄明，四百餘年。明嘉、隆以後，楊慎……諸人，號為博雅，所著書偶涉經義，稍稍引據古說駁難宋儒。……迄明末造，常熟錢謙益始倡言注疏之學。桐城方以智著《通雅》、崑山顧炎武著《音學五書》，訓詁音韻之學始萌芽矣。炎武尤通經術，作《五經同異》、《左傳杜解補正》諸書，《日知錄》中，力闢宋以來空言說經之非，而教學者以讀漢、唐注疏。黃宗羲作《易學象數論》，辨圖書之謬。衡陽王夫之，邃於經學，《五經》皆有撰述，其所考論，往往與後來漢學家闇合；又為《說文廣義》，雖於小學未深，實為治許書之先導。三君者，皆宗宋學，而說經則兼采漢唐，無所偏主。清代學術之盛，謂三君為先河可也。”

      其以“道咸以後經學”為一時期，原因是：“道咸以降，經學之別有三：其一則沿乾嘉舊派者。……其一則調和漢宋者。……若其於乾嘉學外，別為一派者，則今文學。今文學始於莊存與之治《公羊》，其徒劉逢祿述之”，因而形成近代今文經學一種風氣。

      這樣講經學沿革，當然深得學術演變之本質，所以龐石帚說他：“嘗著論明經學流變，秩如有條，視皮鹿門《經學歷史》有過之而無不及也。”（﹤記﹥）徐氏〈目錄〉還載有龔氏《經學沿革史略》一書，可惜“未成”，不然當有更可觀者。

      （四）經史皆通，善於文學

      如前所述，龔道耕有經部著39種，史部著述33種，以經、史兩部為最多，也以經史著述尤為專門，然而其在文學史上的造詣亦不可忽。

      其史部諸書主要以校勘為主，如南北朝“八史”、“新舊《唐書》”皆有校勘記，即《劄迻》。現存下來的只有《舊唐書劄迻》而已。如前所述，龔氏在新修史書方面也有許多設想，如《重修清史》、《重修成都縣誌》等，可惜皆未成書。不過通過龔氏所撰《成都縣誌擬例》，粗可見其精密實際的史學思想。他在小序中說：中國的郡縣志，肇始于古之“圖經”，古志主要記載山川地理，人物典制只是其中的附庸。至明朝胡纘宗撰《安慶府志》才設立“記、表、志、傳”諸科，始用正史的方法。後來修志，不思更張，不切實際，只如“類書”，依樣畫葫。章學誠首言“四方之志即古之國史”，故欲將方志納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的範圍，要體現治亂興衰、微言褒貶於其間，這又小題大做，文不對題了。於是他主張：“宜仍用《志》名，參以史例，旁考前賢名著之體”，來擬訂新修《成都縣誌》的體例。於是他提出了“圖四、記一、表六、錄八、傳九”的結構，還仔細臚列了擬寫的細目和範圍。具體來講，即：
（1）圖四篇：疆域（全縣總圖），山川（用新法繪製），城市（縣屬街巷），鄉鎮。
（2）記一篇：大事記（纂輯歷代屬於成都之事及置縣沿革，猶史之有“本紀”也）。
（3）表六篇：晷度，官師，府第，學位，仕宦，列女（有事實者入傳，僅有姓名者入表）
（4）錄八篇：輿地，田賦，鄉治，學校，兵衛，交通，禮俗，經籍（此相當於正史的“志”，此從《史通·書志篇》議，略變其名）。
（5）傳九篇：良政傳（用《南齊書》例），先賢傳（紀明以前人物），後賢傳（清世人物），寓賢傳（流寓名人），孝友傳，忠義傳，文學傳，列女傳，敘傳。

      〈擬例〉所擬有圖有文，有縱有橫，有人物，有典制，可謂重點突出，眉目清楚，面面俱到，大而且全。雖然僅有五條，這其實已經體現了龔氏對方志體例的更新，也融會了他對古代史志撰修方法的繼承和發展。在整個結構上，舊志多以天文分野、山川形勝置於卷首，或妄言星躔，侈陳分野，迷信不實；或僅圖山川畫數幅，有似遊覽手冊，不切實用，不能徵實。龔氏以“圖四篇”居首，一改故志舊觀，要求“當用新法改繪”、“測繪”，將一縣之全景、山川之分佈、街市之曲折、鄉鎮之分佈，描繪其中，讓人開卷即知一縣之整體概貌。

      又其內容上也適時為變，新增了現代氣息。其“錄八篇”雖然體例上仿自正史“志”、“書”，但在內容卻有更新的視域。“鄉鎮篇”自注：“凡議會、局、所諸事皆屬之。”“學校”自注：“述舊學制、書院制，及今中、小諸學概要。”“交通”自注：“交通以郵電、船、路為要。”針對舊志有“藝文”、“經籍”二志，“經籍”收書目；“藝文”收錄詩賦、雜文，篇幅幾占全書三分之一，太過臃腫。故新志只設“經籍”以“載縣人著述書目及其書序例”，而將舊志所收“藝文”擇其要者置入所記各類事項之下。

      凡此之類，都體現出龔氏對舊志和正史體例的繼承和改進。如果照此體例撰修成編，成都一方之地理、山川、歷史、故實、典制、人物，盡皆囊括其中矣。惜焉未成！

      其經部諸書又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小學，二是禮學。其小學諸書遍及文字、音韻、訓詁、校勘各個方面，校刻《字林》、《說文》、《蒼頡》、《音義》、《玉篇》各書，又撰《訓詁學》、《唐寫殘本尚書釋文考證》等，都可見其治學始於小學，明於故訓的路徑。

      其於禮學，除撰有通論性的《三禮述要》外，其他主要集中在《禮記》的研究上，如撰《喪服經傳五家注》、《禮記舊疏考證》、《葉輯禮記盧注疏證》等。晚歲，有感於“自清世經學鼎盛，諸經多有補作新疏，獨《小戴記》四十九篇，所見止朱彬《訓纂》、孫希旦《集解》，未盡精博，不足與諸疏配。”（龐<記>）在退休之後，仍發凡起例，“欲依准鄭注，兼綜諸儒之說，勒成一家。”（同上）

      為撰《禮記鄭義疏》，他事先草擬了一個凡例，題名《禮記鄭義疏發凡》，發表于弟子徐仁甫等所編《志學月刊》第1、3兩期。全篇只有12條，但是卻將龔氏此書的體例和他關於《禮記》的基本看法囊括其中了[27]。

      其上篇首條論《禮記》作者和文獻來源：“禮家之記，則戴德有八十五篇，戴聖、慶普各有四十九篇。惟小戴之書，自魏晉以來列於學官，尊與經等。其與大戴、慶氏之記，分合異同，末由盡考，要其為自七十子至高堂、后倉，師師相傳之本，與孔壁及河間獻王所得《古文禮記》不相涉也。自晉陳邵謂‘《古禮》二百四篇，戴德刪為八十五篇，戴聖又刪為四十九篇’，後儒雖據鄭君〈六藝論〉，知二戴各自傳述，非互相刪並，陳邵說不足信。然皆謂‘二戴之《記》，取於河間《古禮》’，並為一談，迷而不悟。此讀《禮記》所當先辨也。”明確了《禮記》是“七十子至高堂、后倉師師相傳之本”，糾正了晉陳邵以來以為二戴刪取《古文禮記》的誤說。

      第二條論《漢志》何以不載二《戴記》：“《釋文敘錄》引劉向《別錄》云‘《古文禮》二百四篇’，此《古文記》都數也。《正義》云：‘劉向《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此《小戴記》都數及目錄也。……是古文與諸家之記，劉向俱載其目。……至劉歆總群書而奏《七略》，遂僅載劉所校諸記篇數，而古文、戴、慶諸記，《別錄》有其目者，並不著錄。”自注：“《別錄》著錄劉向定本，而仍存古文今文之篇目，猶乾隆間《四庫全書》之有‘存目’也；《七略》但著劉向定本、篇目，猶《四庫簡明目錄》，不載‘存目’之書也。”

      第三條針對近人懷疑“《禮記》雜今古，不為二戴所輯”之說，辯正說：“廖君（平）作〈戴記今文古文篇目表〉，以為《戴記》‘古多於今’。近人泥之，遂疑戴氏為今文家，何以多錄古學？又以其采及《逸禮》（即《奔喪》、《投壺》二篇）及曾、思、荀、賈諸子書，疑今之《禮記》並非二戴所輯。夫古文晚出，戴氏所傳之記適與古經相同，初非取經附記。曾、思、荀、賈，儒家大宗，吐詞為經，寧謂非當？且諸子之書亦多述古，必謂出於自作，則又識昧通方，斯為妄矣。”

      第四條針對《禮記》制度與“經制”相違的問題，他說：“竊謂廖君分別今、古，舉世所推，其發明經制，厥功尤钜！……而《禮記》所載，其於經制，時有異同。”其中原因，廖平以為是今、古文異製造成的。龔氏認為，今文與古文的對立是西漢末年之事，二戴之時尚無其說。《禮記》所載之所以與“經制”異，原因是：“《六經》所舉只其大綱，條目施行，或不詳備。故傳其學者，或損益經制，而推為新禮；或服行經義，而別定儀文；或經有所略，而益之為詳；或經書其常，而推及其變。或解經而各持異議，或援經而衡論當時，說非一人之說，書非一家之書，矛盾互陳，職由於此。”如果“概以今文、古文為別，殊不足以括之”！

      其下篇主要講明作《疏》義例：第一條申明何以“鄭注”為本？第二條申明將突破“疏不破注”規矩，將對鄭注小失之處予以匡正；第三條申明主要對《禮記》的制度義理作疏釋，至於其中的史事真偽不作考證；第四條將溝通漢宋，訓詁多用漢儒，義理多采宋儒；第五條使用南宋淳熙撫州刻本《禮記》為底本；第六條說將博取自橋仁以下各家之說以成新疏。

      在文學方面，龔道耕是有成就的文學家。龔讀籀<學行述略>：“為文規模八代，詩效溫李，有《八代文鈔》、《嚴輯全文校補》、《研六廎詩文遺稿》、《蛛隱廬文存》、《丁未述徵集》等。”

      在討論中國文化史時，他也注重通識，而反對過分狹隘的文學史觀。民國元年（1912）主教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受劉師培委託，撰寫《中國文學史略論》，他就反對“近世言文學者，或以詩歌戲曲小說為幹，而擯經史諸子，以為非類。”（自序）指出他們這樣作，蓋“仿據遠西”，不合乎中國文學的具體實際。因此他講文學史，必先明其學術大勢，再詳其經學源流，再備列諸子以及史學之盛衰，然後才是文體的變化，詩詞歌賦小說戲曲之創作。這樣包容自然深廣完整，視野開闊，整個中國學術大勢、文化沿革，也就盡在其中了。

      （五）持論平實，發人未發

      龔氏治學具有主見，不人云亦云，亦不怪異以鳴高。龔讀籀<學行述略>：“其教人不侈為誇語，不考徵猥瑣以炫博，亦不暖姝菌蠢，學一先生之言以自憙。放所著述，絕矜慎，以表襮邀時譽以為恥。”正其寫照。但在他的著作中，新義時出，多能見人所未見。

      其認為秦世坑焚之禍並不像後人所說嚴重。曰：“秦用李斯為相，亦尊儒術，置博士七十人，每有大事，嘗得與議。後人以焚坑之禍，集矢祖龍，不知秦所焚者，民間之書，而博士所職《詩》《書》百家語自若也。所坑者，咸陽之諸生四百餘人，其他儒生自若也。特秦在帝位日淺，旋值楚漢之亂，文獻散落，學派無考。然當經籍道息之際，崎嶇兵燹之中，抱持六藝以待漢興者，皆秦之博士諸生也。秦之功，何可沒哉！”（《經學通論》頁23－24）

      不僅秦人未滅學術，未毀經典，而且有功文化。他說：“秦並天下，二世而亡，加以焚詩書，阬儒士，文學之阨，宜無若此時者。夷考其實，乃不然。蓋秦之為功于文學者二事：一則置博士官，掌通古今，為漢代設學官之始。其時詩書百家語在民間者雖焚，而博士所職者自若。故羊子、黃疵皆著書傳世。疵又為秦歌詩，而叔孫通、伏生之徒，亦以制禮傳《書》顯於漢世。一則初作小篆、隸書。周宣王時，史籀改古文為大篆，文頗繁重；六國時，復多異形文字。李斯變為小篆，行同文之治，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以課學僮，而‘小學’以興。同時，下杜人程邈增減篆體，作新字，以施於徒隸，謂之隸書，雖多變古文，失‘六書’之義，而數千年沿用不廢。二者皆于文學關係甚钜，正不獨瑯琊、會稽諸刻，《仙真人》之詩，擅文章之美而已。”（《中國文學史略論》卷二頁1）

      至於他解“經”字，取《周易》“雲雷屯，君子以經論”鄭玄注：“謂論撰《詩》《書》《禮》《樂》，施政事。”（陸德明《周易釋文》），以為“此‘經‘名所由昉。”《管子·戒篇》“澤其四經”尹知章注：“謂《詩》《書》《禮》《樂》。”以為“此六經稱經所由昉。”皆別具一格。

      又解“傳”字，以為“傳與專同。《論語》‘傳不習乎’，魯讀傳為專。（見《論語釋文》）《說文》曰：‘專，六寸簿也。’”（《經學通論》頁1）以為“傳”的本字是“專”，即短小之簡冊。古者說經之書，簡冊謙短，故稱“傳”也。

      又論謂經學始於孔子：《經學通論》之《經學沿革略說》：“中國學術政教，無一不源於六經。六經為孔子所作，或為孔子所述，論者互有不同。（略）兩說相爭，至今未定。而六經之學出於孔子，則二千年來無異辭。無論其為述為作，謂六經之學即為孔子之學可也。”（頁22）《中國文學史略論》卷一：“中國政教，皆本《六經》；文學淵源，亦由是出。故劉勰《文心》，以《宗經》為說；顏介《家訓》，亦謂文生於經。經為孔作，或為孔述，論者互有同異，要其定於孔子，則百世無異辭。”（頁1）

      又辨正《周易》篇數：“《漢書·藝文志》云：‘《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下當脫‘經二篇’三字。十二篇者，古文也；二篇者，今文也。今文祇有上、下經，故《志》所載周王孫、服光、楊何、王同之傳，施、孟、梁邱之章句，皆二篇。費氏古文經，則合十翼為十二篇。”（頁6）此說足發千古不識之秘。《漢志》著錄各經皆有“古文經”，獨《易經》沒有，知有缺誤。[28]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按，此應讀‘易’字為句，乃冒起下文之辭。下始云‘經十二篇’，傳若干篇。證之下文‘《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傳四十一篇。’‘《詩》。經二十八卷，齊、魯、韓三家。’‘《禮》。古經五十六卷，經七十篇。’皆應作如此讀。世俗誤連‘經’字于‘易’，以為《易經》之名早已有之。不悟古之六藝，本無‘經’名。孔子述古，但言‘《詩》曰’、‘《書》云’，而不稱《詩經》、《書經》；但言‘學《易》’，而未嘗稱《易經》。下逮孟、荀，莫不如此。漢人援引《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文，亦不連‘經’字為名也。”綜合龔氏、張氏二義，則《漢志》于“易類”著錄應當是：“《易》。古十二篇。經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如此，庶幾可復班固之舊矣。

      其關於“六篇亡詩”的討論也頗有趣味。“詩經篇目”：“《詩》四家，今惟存毛氏，其篇目與三家蓋無異同。惟《毛詩》小雅有《南陔》以下六亡詩篇名，而三家無之耳。（鄭注《禮》時，未見《毛詩》，故云：‘今亡，其義未聞。’又說為孔子時已亡之詩。及箋《詩》，乃易其說為孔子後始亡。是其證。陳喬樅輯《三家詩》，列此六篇名，非也。）”（《經學通論》頁13）後又有〈三家詩無《南陔》六篇名義說〉（《志學月刊》第4期）專論以申之，至此足成定論。

      又論“經史有別”曰：“《五經》傳記及諸子書，凡述事實，等於寓言，藉以證禮制，明義理而已。非若作史者，人皆有據，事必徵實也。周秦古籍，無慮皆然，漢儒著書，尚存此意。”因此他打算撰寫的《禮記鄭義疏》就不準備在事實的有無上多花工夫：“今之所疏，但據本書，他書異同，附引以資參證，是非正偽，存而不論。”

      其論魏晉經學之弊曰：“自中朝以及江左，經學之弊，略有數端。一曰尚浮虛而忽訓詁。如謝萬、韓康伯之注《易》，孫綽、李充、郭象之注《論語》，皆說以清談是也。一曰工排擊而罕引申。如顧夷之《周易》難王，關康之又申王難顧；孫毓評《毛詩》異同而朋于王；陳統又難孫氏；以及《禮》之爭王、鄭，《左氏》之爭服、杜是也。一曰廢家法而矜私智。如劉兆作《春秋調人》七萬言，陳邵《評周禮異同》，范甯注《谷梁》，義有不通，即加駁難是也。一曰好摭拾而鮮折衷。如杜預《左氏》，攘賈、服之文；郭璞《爾雅》，襲樊、孫之注；及張璠《二十二家之周易》，江熙《十三家之論語》是也。蓋兩漢經學，至此一變矣。”（《經學通論》頁33－34）深中魏晉玄學之病灶，雖起王弼、何晏於地下，亦無以置其喙也。

      值得表彰的是，龔氏在學術上，嚴謹認真，匠心獨運，心得獨造，雖名家大賢也不能移其志。當時四川學界以廖平“平分今古”為自豪，一時相從如鶩，龔氏獨不然。龔讀籀<學行述略>：“晚近經師，如井研廖氏、儀徵劉氏，府君皆嘗與上下議論。平生以為積學深造，不難直追古人，論者亦重府君學，以為非妄語也。”

      龔道耕〈禮記鄭氏義疏發凡〉曰：“鄉先生井研廖君，說經以分別今文、古文為大綱，自此經學為之一變。近世儒者，其學雖或與廖君大異，亦無以異其說也。然所謂今文學、古文學，乃哀、平以後之名（廖君初說，謂今學為孔子晚年之說，古學為孔子壯年之說，甚至以《儀禮》經為古文，《記》為今文，皆大謬不然者。後亦不持此說矣），西京五經博士（此亦後漢古文學稱西漢今文博士之名），固尚無此區別。其於後來古文家根據之書，凡有所見，未嘗不兼綜博采，以廣異義，初非擯斥不道。（廖君初說，謂漢代今文、古文，相避如洪水猛獸，尤不然。無論西漢博士絕無古文之見，即後漢古文學家，三鄭、賈、馬，皆先治今文學，具見本傳；而二鄭之注《周禮》，馬融之注《尚書》，亦取博士說，惟何休絕不引《周禮》耳。）”

      又：“井研治經，學凡六變，晚年宏謀眇指，翔天入淵，恂瞀小儒，言思所絕。竊謂廖君分別今古，舉世所推，其發明經制，厥功尤钜！”但是廖氏以今古文的區別來解釋《禮記》中的禮制異同卻是不可以的，以為：“概以今文、古文為別，殊不足以括之。”

      對於廖平“平分今古”的問題，李學勤先生也頗不以為然。他<清代學術的幾個問題>認為，關於漢代有經今、古文學派之說，主要是晚清廖平在其《今古學考》中提出的，而後康有為在其著作中進一步闡發，遂“在社會上得到廣泛流傳，長期以來，已經成為經學史上的常識，而且還滲透到學術史、思想史、文化史等領域中去。然而，這樣的觀點實際上是不可取的”，所以“有必要重新考慮漢代經學所謂今文為一大派，古文為另一大派的觀點。”

      王俊義〈經學及晚清“經今、古文學分派說”之爭議〉以為懷疑廖平“平分今古”之說不是李先生首創，說：“我還注意到學界前輩錢賓四先生在其所著《國學概論》與《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就兩漢經學今古文分派之說，也早曾提出與學勤先生相類似的觀點。”錢氏認為今、古文問題，“僅起於晚清道、咸以下，而百年來掩協學術界，幾乎不主楊，則主墨，各持門戶，互爭是非，渺不得定論所在。而夷求之於兩漢經學之實況，則並無如此所云云也”。王先生認為是錢穆先生首揭此義了。

      可是，當我們翻閱龔道耕的著述，這一觀點早已散見於龔著各處。除上所引之外，如《經學歷史》“哀平至東漢末經學”（頁28）曰：“由哀、平以後至後漢之末，二百年中，經學之爭議，則今古文是也。今文之名始於後漢，古文之名始於西京之季。”將今、古文之爭定在哀、平以後。這與廖平將今古學之爭定在整個漢代，甚至將古文定為孔子早年“從周”之說，今文定為孔子晚年“改制”之論，已經大不相同。

      林思進為《經學通論》作序署於“丙寅（1926）二月”，序文謂：“庚子、癸卿之際，吾與龔君相農年皆盛壯，亦嘗稍稍窺覽其域。”又說：“而相農以經教授吾蜀高等師範者十年矣。”則其講授和蘊釀“經學通論”之作，又在此前十餘年中。而錢穆討論今、古學問題最權威的著作《劉向歆父子年譜》成於1930年，《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即包括了《劉向歆父子年譜》、《兩漢博士家法考》、《孔子與春秋》和《周官著作時代考》。四篇文字成文並發表於不同年代，   《劉向歆父子年譜》最初刊於1930年6月《燕京學報》第7期，《周官著作時代考》初刊於1931年6月《燕京學報》第11期，《兩漢博士家法考》初刊於   1944年7月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的《文史哲》季刊第2卷第1號，《孔子與春秋》初刊於1954年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的《東方學報》第1卷第1期。而四篇結集為《平議》初版則在1958年8月，出版者為香港新亞研究所。他為本書作的序當然也是在1958年了。錢穆的《國學概論》(全二冊)則出版於1946年。都遠遠在龔先生《經學通論》之後。可見懷疑並辨別廖平“平分今古”的人，無疑應以龔道耕最早，錢先生等說皆遠在其後。

      （六）關心國事，切近日用

      近世蜀人自尊經書院“通經學古”，造就“致用之才”以後，一時學人，或言“托古改制”（廖平），或言“復古改制”（宋育仁），或言“實業救國”（盧作孚），或直接投身“維新變法”（楊銳、劉光第），或治實學（如張森楷之於《二十四史》），一時蔚為風氣，衍為一方學術特徵。

      龔道耕盛讚西漢：“儒者多致貴顯，類能通經致用。明《易》者能占變知來，明《書》者以〈洪範〉察變，以〈禹貢〉行水，明《詩》者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明《春秋》者以決疑獄，明《禮》者以議制度，《孝經》《論語》則為保傅輔道之用。”（《經學通論》）                        

      他表彰：“仲舒之《春秋決事》，通儒即是名臣；張湯以《尚書》讞疑，酷吏亦徵經義。談折鹿角，乃著攀檻之忠；疏陳闕直，不負燃藜之照。公卿當用經術，博士悉補史亭，則知通經原以致用。”

      他批評：“而近代學者，心耽瑣屑，理昧宏通，墨守詩書，襞積訓故。歷代僅知崖略，三史皆同掛壁。不知《班史》乃有元成，直謂先儒曾無王粲，羊公之鶴不舞，葉公之糧徒盡。”“其或耗心飣餖，疲腳褰縐李玉溪之襧襦；撏裂橫遭，張黃門之匹錦。割裁都盡，風斯下矣！”（<與人論學書之二>）都是出於實用考慮的。

      龔氏自己治學也頗注重實用。龔讀籀〈學行述略〉：“當是時，清政不綱，士夫多倡言時事，凡挾策遊京師以干公卿，莫不有以自見，盱衡抵掌而談天下之事，意取功名如拾芥，蓋駸駸乎移風俗矣。府君憂之，於政理、教育、革新諸大端，極論其得失，下筆不能自休，所言多切中時弊。”惜皆不傳，無以知道他是如何“切中時弊”的。

      唐振常〈憶舅文〉說：“大舅父不預聞政治，但內心有其看法，對於正義之舉也能參與其中。二十多年前，曾見《四川文史資料選輯》刊有早年四川大學教師為某事罷教記載，幾次發表的宣言中，都是大舅父領銜。民國時期，國民政府派党閥程天放主持四川大學，教師反對，大舅父也參加了反對行列。”這可反映龔氏關心社會之一面。

      有鑒於國運不昌，軍事凋弱，龔道耕特撿出《墨子》書中“城守”各篇加以詳注詳解，並且熱情洋溢地撰有〈兵家墨子十三篇注敘〉以發其宗旨。他批評當時不講條件的“主戰派”和純粹賣國的“主和派”，正言宣告：“龔道耕曰：‘欲可和，先可戰；欲可戰，先可守！”反對不顧民生國計，固守“儒者恥言兵”的陋習，提倡讀書人應當知兵言兵：“古者讀書未有不學兵，知兵未有不自讀書。”他列舉“孔子曰‘我戰則克’，冉有用矛齊師，有子三刻越溝，五禮之目軍居其一”。盛讚：“穰苴、孫武、吳起之書，閎雅瑰奧，文士無以過！”於是他明白自道著書旨趣說：“龔道耕學兵家，求古言守者之言，得《墨子》一書。墨子，古之善守者魁也！其書自四十九至七十一皆言兵，其存者十三篇。其言器械法令，備禦方略，篤雅翔實，無浮辭曼語，兵家言火攻機巧，實始此；《旗幟》一篇，又西人以旗燈為言語之法祖。是言守之要書，學兵法者宜以通其讀也！”可見他研究和注釋《兵家墨子十三篇》，並非僅僅是出於學術考慮，也不是僅僅出於個人愛好，而是為了強兵強國，知兵言兵，振起國威，喚醒民眾！

      結   語   

      龔道耕是四川近代史上具有成就的教育家和經學家。他平生不喜仕進，精力傾注於教育事業和學術研究。他轉教於多所中學、大專、師範和大學，作育人才，弟子遍于蜀中。他學問淵博，勤於著述，學貫四部，著作110餘種，自蒼雅、說文、音韻、訓詁，以及經注、經疏，輯遺校勘，無不涉獵。他自學成才，不拘家法，漢、宋兼主，今、古並治，左右采獲，卓然成一大學宗，與廖季平以“平分今古”、“托古改制”為特徵的學術體系洽成一互補局面！人稱“經師人師，兩肩道義；大儒純儒，後學欽仰。”可惜他長期僻處西陲，著述很少刊行，高論卓識，往往為他家所先，故至今無人知其獨特者。又以天不假年，猝然長逝，著作未經整理，宏構未成完璧；特別是世事風雲，遺稿無存，嘉言讜論，亦隨之雲散風收，是可惜也！生今之世，論往之人，徵文考獻，茫然無着。唯以馨香淚酒，三致祭焉。所冀吾儕小子，緬懷前修，重振“蜀學”，有以繼響于方來者也！


      附記：筆者于1983－1984年在四川大學古籍整理進修班學習，曾在圖書館得讀龔先生《經學通論》，令人耳目一新。近時承蒙默先生建議，擬整理《龔道耕集》，並親自提供《國文月刊》第58期，從中得讀龐俊《記龔向農先生》一文，頓生欽仰之情。近承中研院文哲所邀請參加“變動時期的經學研究”會議，聊撰此文，以志紀念。其間挂一漏萬，在所難免，祈請識者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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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簡介：舒大剛（1959生），1993年畢業于吉林大學研究生院，獲博士學位；現為四川大學教授、《儒藏》主編。
[2]   舒大剛：〈晚清蜀學的地位和影響〉，《社會科學研究》，2007年第3期。
[3]   即使主要活躍在科學、音樂、文學等領域的周太玄、王光祈、李劼人、魏時珍等人，也有極深的舊學功底，深受“蜀學”的薰陶。
[4]   龔讀籀：〈先王父向農府君學行述略〉，成都：《志學月刊》，1942年第6期，頁15。
[5]   龐石帚：〈成都龔向農先生墓誌銘〉，成都：《成都大學學報》（社科版）1987年第4期，頁60。
[6]   龐俊：〈記龔向農先生〉，《國文月刊》第58期，開明書店，1947年，頁31－33。按，初稿曾載《志學月刊》1942年第6期，頁12－14。
[7]姜亮夫：〈學兼漢宋的教育家龔向農〉，《四川近現代文化人物》，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117－125。
[8]唐振常：〈記一代經學大師龔向農先生〉，成都：《文史雜誌》，1990年第4期，頁8－10。又題〈憶舅文－記一代經學大師龔向農先生〉，載《往事如煙懷逝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下稱〈憶舅文〉。
[9]周積厚：〈龔向農先生生平事略〉，成都：《金牛文史資料選輯》，頁18－24。
[10]龐石帚〈龔向農墓誌銘〉謂“清嘉慶間，有諱貽經者官長壽典史，厥考祖德，老儒不仕，就養入蜀，會故人黔西李恭勤公世粟總督四川，請參幕府，暫游成都，樂其土風，乃定居焉。”龔讀籀〈學行述略〉無具體年代。龐氏謂龔氏祖先于嘉慶間始入蜀，不確。今按，李世傑(1715-1794)字漢三，貴州黔西人。《清史稿》卷324有傳。傳載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捐貲授知縣銜。歷知州、知府、鹽驛道、按察使、布政使、巡撫，至總督、兵部尚書、太子太保。五十六年（1791）退休回籍，五十九年（1794）3月卒，年七十九，諡恭勤。李氏曾兩為四川總督，一在乾隆四十九年，一在五十二年，其卒亦在乾隆五十九年。可知“清嘉慶間”乃“清乾隆間”之誤。龔氏祖先入蜀定居也應當在乾隆時期。
[11]   姜亮夫：〈學兼漢宋的教育家龔向農〉。
[12]   見《華西學報》第4、第5期，1936年6月、1937年12月。
[13]   按，《志學月刊》第25期卷末“本刊啟事”：“本刊叢書，籌印伊始已出版者目如下：《孝經鄭注》（龔向農輯，刊刻中）。”《中國文學史略論》（龔向農撰）。”所列龔氏二書，《中國文化史略論》今有傳本，《孝經鄭注》則無，疑未卒刊。
[14]   《志學月刊》第19、20合刊本有羅孔昭〈逸禮經記考略〉，題下夾註：“壬午補《三禮述要》。”
[15]   龔氏《經學通論》，有民國十五年（1926）林思進序刻本、己巳（1929）冬三版重印本等多種。
[16]   龔氏又有〈《字林》補本存疑〉，發表於1937年《重光月刊》第1期。
[17]   《史記正義佚文》，《志學月刊》第23期有龔氏〈《史記正義佚文》輯本後記〉，可參。
[18]   《舊唐書劄迻》：原發表於1941《華西學報》第6、7期合刊本，至“本紀”部分而止。全書至1989年四川大學出版社據殷孟倫鈔本整理出版。
[19]   《讀續通鑒筆記》：《志學月刊》第10期有龔氏〈讀續通鑒葉記〉，不知此“筆”字是否“葉”字之誤。
[20]   《最輯鄭玄別傳》：1945年《志學月刊》第17、18合刊本有載。
[21]   龔氏《鄭君年譜》，近世諸家年譜辞典未著録，連載于《重光月刊》1937年第三期、第四五合期、第六期。姜亮夫〈學兼漢宋的教育家龔向農〉：“鄭君年譜，余所見十餘家，黃奭《高密遺書》前所附為上，然詳而無剪裁，或略而苦寂無義趣，惟先生所譜詳簡適當，評騭精慎。”
[22]   《孔北海年譜》：《志學月刊》第5期。
[23]   《孔子弟子目錄》：見《志學月刊》第6期發表。
[24]   《鄭君著述目錄》：1942年《志學月刊》第13期有載。
[25]   龔氏《中國文學史略論》龔氏乙丑（民國14年，1925）自序，有民國29年（1930）成都建國中學印本、乙酉（1945）秋成都薛崇禮堂刊本。
[26]   姜亮夫《學兼漢宋的教育家龔向農》：“南海康長素隱依廖平之說為《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兩書，大扇莊存與、劉申受、宋翔鳳、龔自珍、魏源之說以取卿相，天下壯之。蜀士之輕倢者悉尊之，其奇詭狂肆之說，為純情儒所不取。先生雖與廖君同郡國，且亦習今文，然不相唱和。”（《四川近現代文化人物》頁117.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27]龔讀籀<學行述略>：“當遜清乾嘉間，音韻訓詁之學盛極一時，學者施以治經術，頗有成書。用是有《十三經新疏》之議，惟《禮記》付闕如，前賢苦其難治，多未敢自奮。井研廖君，至論‘其書如深山大澤，多人跡不到之處’，然所著亦但有《凡例》，而未遑造述。府君精《三禮》，思蕆其事，以為名山之業皆在於斯，亦所以啟前秘而導來學者也。歷年苦於生計，倉卒未能，迨中日戰起，府君隨大學遷峨眉，三十年，以例得退修家居，遍發圖書，羅列案右，日夜沉思研理，為《禮記義疏》，甫成《發凡》，驟得風疾，竟一夕卒。然《發凡》文雖數千，而於府君治經宗法，藉可概見（茲從略）。”
[28]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卷一特為補輯：“《易經》十二篇，中古文；《易經》十二篇，費氏。”引《漢書·藝文志》：“漢興，田何傳之，訖于宣、元，有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高二家之說。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無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言中，以別於外耳。”姚氏按：“此中外各一本，《藝文志》但言及之，不著於錄。”並非不著於錄，而是被後人搞亂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