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辨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

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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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起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我近20几年精力完全用于《尚书》研究上，很少他骛；而且长期闭门撰写，很少外出，连自己单位社科院历史所也很少去，而所中年纪大的大都已退下，尽由中青年继起承担学术重任，我认识的也就很少了。
1998年5月，十年前邀我访日的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室主任池田知久教授来到北京劲松敝寓见访，承赠以他所主持的中国出土资料研究会主编的日文刊物《中国出土资料研究》创刊号，其中有我们历史所青年学者吴锐先生的中文论文《神守社稷守考——顾颉刚学派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最新进展（一）》一文，文中以满腔热忱服膺和称颂了顾颉刚先生开创的科学的古史研究工作，在目前一些角落里颇泛滥着一股从阴沟里冒出的反顾阴风萧瑟下，有这样一位神采骏扬的年青学者起而力扬顾学，为顾学的振兴和发扬正在作出可喜的努力，因此使我不觉狂喜。
在他的文中说：“一九二三年，顾颉刚以与钱玄同通信的形式正式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石破天惊，在学术界和社会上所引起的巨大震动是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他曾提出：“本世纪初，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就是开路先锋。……差不多在古史辨运动的同时，王国维先生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结合文献，出色地重建了商史。……而真正的古史建设者是郭沫若先生，他是首先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以上这些前辈先生们，……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他就是这样首先推崇顾先生，加上王国维、郭沫若二先生共同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这是非常平允的正确的论断。以他这些热情的话，使我看到由顾先生开创的科学的古史研究，在青年一代中又有意气风发的后继者，以其英年锐志于学，而又精力充沛不断精进下去，势将发扬光大顾先生所开创的古史学术事业，因此使我感到欢欣鼓舞。
到1998年6月，吴君带着他几篇论文到我劲松寓所来访，他知我两耳失聪，便用笔谈：“我是鄂西巴东县土家族，最崇拜顾先生，认为只有顾先生把历史搞活了。顾派太伟大了，您这么大年纪弘扬顾派，我很佩服。”由此我认识了他，很高兴他这样热爱崇拜顾先生学术。看了他几篇论文，年纪轻轻的写作能力这么强，很可喜地能提出新见解决学术中一些问题，使我深为祖国学术庆幸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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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遵循备受党中央、社科院领导、学术界尊重的顾学之路
吴君以其所著《中国思想的起源》一书给我看，要我题写几句，以为桴鼓之应。他书中认为，中国思想史由于长期不对历史本身下功夫，日趋失去本学科的特色，以致难以把自身和中国哲学史区分开来。因此他决定自己这项研究，要在“诸子时代”以前，先进行“前诸子时代思想研究”。而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深人，不断扩大视野，终于突破了“前诸子时代”的范围，进而按原始社会、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大时段进行研究。他主要是从研究历史的情况中提炼出思想史，很自然地摒弃狭隘的思想史观点，立意写成扩大思想史研究对象的“广义思想史”，先探讨“无文字时代的思想史”。没想到对这一原无所凭藉看来幽迪难稽易流于蹈空的课题，写得如此丰富充实，蔚然有成。
吴君的研究自始至终不脱离顾颉刚先生所开创的科学的中国古史研究学术范围。努力对历史本身下功夫。而作为研究思想的起源，自然探索的是古史时期，也就很自然地要推崇20世纪开创新的科学的古史研究方法的顾先生。认为“本世纪初，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就是开路先锋。经过古史辨运动的扫荡，旧的历史体系土崩瓦解，新的中国上古信史呼之欲出，不仅史学界受到震动，而且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事实上，从来没有哪一种史学流派产生过如此巨大的社会影响。”他还认为顾先生在学术上超越所有学者的四个第一是：“顾颉刚先生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两千万字的著作，这一数量在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中是无与伦比的。这是顾先生的第一个第一。顾先生三十出头即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成名，他的不少鸿篇巨制不仅是我们现在经常引用的学术文献，而且远远超出了学术界，影响到整个社会。在中国现代史上，惟顾先生的集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于一身，这是顾先生的第二个第一。顾先生以他深厚的国学修养，写出的学术论文其文风之优美，前无古人，堪称汉语作家的杰出代表，可与英语国家的紫尔德《V．G．Child》、德语国家的弗洛伊德（S．Freud）相媲美，杨向奎先生称顾先生是史学中的大文学家。这是顾先生的第三个第一。顾先生年轻时即已成名，这在史学家中是比较少见的。此后顾先生在学术上勤劳不辍，精益求精，讲学于大江南北，培养的史学人材比任何人都多，这可以说是顾先生的四个第一。一个人有上述任何一项成就足以自豪一生，而顾先生兼之。”可见他充分表述了顾先生作为空前的学术巨人屹立于学坛，熠熠生辉；充分表述了对顾先生学术的敬佩尊信和崇拜；充分表述了自己的研究工作将一遵顾先生所开创的科学的古史研究方法进行下去。
可是他紧接着说：“但大陆对顾先生颇多指责，原因之一是说顾先生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因此其历史地位显得低人一等。文化大革命虽然结束，但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运动家则代有传人。他们不仅要穷追不舍，甚至还要反攻倒算。我觉得人们指责顾先生有更深层的思想原因和心理宣泄。……顾先生毕生要推倒的四大偶像即帝系、王制、道统。经学，……推倒帝系偶像，……三皇五帝是大家认同已久的，难以割舍，如果三皇五帝……的圣像也要倒塌，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就不得不先端掉所谓‘疑古派’。”吴君于此
·822·考古学研究（五）
处追溯到七十年前对顾先生古史辨运动的评价，如胡适说：“是中国史学界一部革命的回书。”“替中国史学开了一个新纪元。”何思敬指出顾先生是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Zeit—geist）的代表。傅斯年认为顾先生在史学中的地位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以为都是当之无愧的评价。因而说：“但革命性的力量所遭受的阻力也最大，顾先生将为他的革命性的学说付出被辱骂的代价。”“现在，大陆某些考古学、历史学工作者爱拿批顾出气，我们不禁想起了马赫。针对批评马赫的风气，爱因斯坦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批评者就是吸吮着马赫的乳汁长大的！此语也适合于顾先生的批评者。”他还说，解放后和成长起来的不少先秦史研究者，摒弃了前辈学者的研究典范，不在古文献、古文字上下功夫，反而对老专家不服气，今天骂骂顾颉刚，明天骂骂郭沫若，妄想批倒大师，就可以显现回自己。而在今天，批顾是零风险，尽可放手批。所以一些年轻躁进者，就以批顾为乐事，大家把顾先生当球踢，你踢、我踢、他也踢，觉得很好玩。看到这些，不禁使我喟然长叹！也为我们这些年轻学者朋友们感到寒心！
我长期闭门写稿，两耳不闻窗外事，外边的事知道得很少，竟然不知道反顾成风至如 此程度。有一次我偶然在劲松寓所门前，有一位历史所中年学者走过，和我闲谈中说：“现在有人这个也批顾先生，那个也批顾先生，不知道为的什么。”证实了上面所引吴君的说法，这就使我沉思，应该怎样对待这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想，应该首先把先行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党的社会科学领导同志对待顾先生学术的态度告诉大家，当然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始终尊重顾先生学术也都要告诉大家，以见出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对顾先生应持什么态度才是正确的。
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附录九《夏禹的问题》中有云：“顾颉刚所编著《古史辨》第一册，……我发现了好些自以为新颖的见解，却早已在此书中由别人道破了。”“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以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的作用，凡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不免还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委实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并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中凡作伪之点大体是被他道破了的。我现在想来对这夏禹问题，提出我的见解。照我的考察是：（1）殷周之前中国当得有先住民族存在。（2）此先住民族当得是夏民族。（3）禹当得是夏民族传说中的神人。”其后郭老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说：“研究中国古代，大家所感受着痛苦的是仅有的一些材料却都是真伪难分，时代混沌，不能作为真正的科学研究的素材。关于文献上的辨伪工作，自前清的乾嘉学派以至最近的‘古史辨’派，做得虽然相当透彻，但也不能说已经做到了毫无问题的止境。”是说确是卓识具有先见之明的顾先生对中国古代文献的辨伪工作，继乾嘉学派之后做得已透彻，但还没有达到止境，还应该继续考辨下去。显然认为顾先生之学还应该继续发扬。
1937年上半年由艾思奇等革命学者提倡的新启蒙运动中一篇文件的一段话，由日本学者野原四郎的《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引录如下：“要联合一切考古学家、疑古派历史学家，继续考古和疑古工作。反对复活旧史学（所谓社会史派）的教条。李季对顾颉刚等人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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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给予那些新历史学家以相当影响，有人盲目追随李季的教条，作了一些无根据无分析的文章，这是历史研究中的逆流”。又1937年6月15日《认识月刊》创刊号上有胡绳《论两年来的思想文化运动》一文，由近藤邦康的《关于新启蒙运动》引述其大要，谓“其中也特别评价了反对读经存文的胡适，和希望与群众联系的顾颉刚。……顾颉刚与胡适分道扬鏕，并从事通俗读物编刊社的工作，他确是一位‘愿与群众联系’的人物”。这时间紧在“七七”日寇侵华战争爆发的前夕，当时全国救亡图存的气氛高涨，由中工领导的艾思奇、胡绳等倡导的新启蒙运动，强调要联合考古、疑古学者并肩工作，对所谓社会史派的李季等一帮人批顾先生的恶劣行径，痛斥为史学研究中的逆流。这两则资料都由小苍芳彦的《顾颉刚与日本》转引，认为当时中国的新启蒙运动给了顾先生学术高度的评价，对他的考辨古史的活动和联系群众的救亡活动高度重视，要联合他支持他继续努力，以反对历史研究的逆流复活旧史学，所展示的意义是非常鲜明的。
1954年，周总理派刘大年同志到上海复旦大学迎顾先生至北京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特级研究员（顾先生到所后自谦只领一级研究员工资），时正组织一批学者点校《资治通鉴》，由毛主席指定顾先生担任此项工作的“总校”。1959年，顾先生奉命担任问题极多难度极大的《尚书》全书整理研究任务，先摆其中最难的一篇成《大诰译证》。经择要写成《尚书大诰今译（摘要）》，发表于《历史研究》1962年4期。深受学术界各方盛誉，以为有四项优点，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著作体例（《历史研究》1962年5期专文）。文革中顾先生被揪出折磨，1971年周总理指定担任“《二十四史》校点工作总其成”之职而获救，显见顾先生的学术始终为党中央所重视。所以毛主席、周总理还请顾先生先后担任了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6年胡绳同志出版《枣下论丛》，在其《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文中显然在当时社会上以顾先生非马克思主义学者轻视其学术的背景下，较完整地谈了对顾先生学术的看法。其文说：“轻视史料学家的工作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发展的科学规律的认识必须建立在丰富的确实的材料的基础上。所以在有的情况下，史料学的研究成果，甚至对于解决某个历史问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想在这里提一下由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这一命题。……我以为，在一九二五年左右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名义下进行的一些工作是不应当被抹煞的。在这些工作中表现着的所谓‘疑古’精神是当时的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只能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是从科学的社会历史的研究再度公正地明确地肯定了顾先生“古史辨”工作对整理周秦两汉古史文献是有用的，不应抹煞的。
1962年顾先生在广东从化休养地遇周扬同志，谈到《尚书》整理，顾先生以体衰，请调我相助。周扬同志把我的名字带回中宣部，部领导一致支持，在部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把我从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处调京。当时顾先生告我，他于1959年奉上级命令整理《尚书》，所以当年暑假在青岛，遇我亦来休假，便招我相助，我欣然愿来。至1962年乃调成功。当时所知是得到周扬同志及中宣部对顾先生之学的大力支持。及文革后期听国家出版局徐光霄局长一次报告，说毛主席曾指出“要把《尚书》整理翻译出来，否则读不懂，不好利用”。我们当时不知道此语，不像毛主席指定顾先生任《资治通鉴》总校，周总理指定任《二十四史》总其成，当时就知道。现在证以中宣部及周扬同志等热情完成此事，则顾先生《尚书》整理出于毛主席的关心与重视，应当是属实的。
1983年8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内通讯》第40期载“胡乔木同志对《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三条意见”，其第二条是：“2．对学术上有重要成就的学者，应当做出评价，如
顾颉刚、陈垣。不然，人家做了，我们就很被动。这样的评论，要有学术性，不要写成报纸，上的文字。”这是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乔木同志的重要指示，强调了顾先生和陈垣先生学术上的重要成就，要加强宣扬评介他的学术业绩，作为后起的学术工作者的典范、榜样。那么后起的学术人员应当学习他、效法他，怎能堕落至反顾呢！
胡乔木同志从学术上特别关怀和重视顾先生用力一生的《尚书》研究工作，因为乔木同志自己就是深于中国古典学术的学者，因此懂得《尚书》一书的重要性，因而也就懂得《尚书》工作的重要性。现在顾先生老了，精力就衰，深恐顾先生一生钻研的心血无法留下。当他知道顾先生找了我来继承他的《尚书》之学，能将顾先生未走完之学完成，就爱屋至乌，连带我和顾先生一起关怀爱护，为了更好的给顾先生创造条件，给安排了南沙沟部长级住宅，叫我也和顾先生住在一起。1980年顾先生逝世，乔木同志亲自给我安排住所，由他身边秘书经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房产局给了劲松新住宅楼，当我到房产局办手续时，明确获知我这房子是乔木同志给安排的。使用面积虽只有50多平方米，但其中获得一较宽大的书房，使原散在几处的书，能集中恣我坐拥取用，自1981年1月入居，20余年间，我11部著作都在此书房中写成。其中《尚书》著作五部，实怀感激奋发心情所写。最后1999年10月完成的作为“九五”重点图书的《尚书校释译论》170万字，则为完成顾先生未竟之业的主体著作，以二人名义发表，积我30年心力，耗20年焚膏继晷之功，在“九五”期间没日没夜赶成，所幸不负中央付托之重及师门属望之殷，粗以有成，而全在中央领导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完成。这反映中央领导对顾学的始终支持，其所加的关怀爱护直贯顾先生身后。
1993年举行“顾颉刚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当时任社科院院长的胡绳同志在会上说：“顾颉刚先生很早表示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人新中国时期，他追求进步，即使在文革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后，仍然勤勤恳恳地从事科学工作。他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我想，他从20年代起60年间做的学术工作都是对马克思主义中的学术有益的。虽然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工作对于我们说来是一笔丰富的遗产，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也必须很好地继承这笔遗产。不重视继承顾颉刚先生以及其他类似的遗产的人，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义正辞严，说得多好！
很显然，接受了党的教育的学术工作者，尤其是具有党性的负有学术领导责任的人
员，以及一般拳拳服善的笃学之士，有心进取的莘莘学子，天真向上的力学青年，在承受党中央领导及郭沫若、艾思奇、胡乔木等学术领导的感召之后，都应当乐于听胡绳同志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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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对顾先生学术采取正确态度，高兴地重视继承顾先生的学术遗产才对。怎么竟然出现反这种精神的反顾成风的事呢？这是完全越出情理的现象，果何故呢？是否有着始作俑者在为之厉阶呢？

二．由批顾零风险引起的不正常反顾心态的思考
在1993年时，我看到了《中国文化》第七期上李学勤先生的《走出疑古时代》一文，举了些考古收获有助于文献研究的例子，然后主张“走出疑古时代”。文前的“编者按”更耸动性地说此文“痛感疑古思潮在当今学术研究产生的负面作用，于是以大量例证指出，考古发现可以证明相当多古籍记载不可轻易否定，我们应从疑古思潮笼罩的阴影下走出来，真正进人释古时代”。这就代为突出了此文实质，实际是他们在编造一个虚构的阴影。他们“痛感”疑古思潮要对古籍进行考辨，就使他们恨透了这个思潮。可是在他的文中第3页左上角有一段明白的文字说：“古书是历代传下来的东西，它是会被歪曲和变化的。不管有意无意，总会有些歪曲。而考古获得的东西就不一样。我们是直接看见了古代的遗存。现在我们有了机会，可以直接看到古代的书，这就没有辨伪的问题。”那就明白的宣告：历代传下来的古书，必然有辨伪的问题。这是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的说法，那么，他们所虚构的“疑古思潮阴影”在这里又无影无踪不复存在了，而确确实实地宣布李先生自己的疑古辨伪宣言了。他实际是在宣言：“历代传下来的古书必然有辨伪的问题，只有考古发现的古书才没有辨伪的问题。”我们知道爱因斯坦指斥批评马赫的人是吮吸马赫乳汁长大的。在传世古籍必须辨伪这点上显然李也吮吸了顾先生乳汁。但既作自己的意见提出，那就明确在作自己的疑古辨伪宣言。他自己的原文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大家也看得清清楚楚。历代传下的古书是必须加以疑辨的。
可是他还是要“走出疑古时代”，可见这纯然是为了反顾，与他自己所主张的古书应该疑古辨伪之说迳相抵牾亦所不恤，完全不是对待古籍古史的学术研究方面的意见，而纯是别有目的的反顾攻击。基于他的这种不正常的反顾心态，所以他此文中就进退失据，左支右絀，妄引史事，错误迭出，这才使我甚为诧异。
我过去是早跟在别人后面闻知李先生其人，以为他是甲骨金文研究队伍中的一员，所以在我的《尚书学史》中，叙述到现代《尚书》学情况时，列了“甲骨金文研究的成熟促进《尚书》研究”一节，逐个引述了近世所有甲金文大师的成就对《尚书》研究的影响，又综述了当今在世的几位名家，最后又带了一句：“以及继起的中年学者李学勤、裘锡圭（还有专研西周甲骨的王宇信）等先生。”这时对李先生还没有读过他一篇大作，所以我对李先生的学者印象，实际是由耳食得来。及现在第一次读了他这篇《走出疑古时代》，才使我大为惊愕！怎么这位学者竟是如此低下的水平呢？全文除主旨谬误外，在短短七页中，其首页为“编者按”妄说，其余每页都有古典学术的常识性错误。
我不得不对他的这篇讨顾檄文作出答复。特别是他作为历史研究所所长，直接违抗胡乔木、胡绳先后两位院长重视顾学的指示，顶着干而来的，为了正本清源，又必须对它作
·826·考古学研究
出清算。因此我写了《关于“走出疑古时代”问题》一文，发表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
年4期，以驳正他全文的错误。
我此文原稿是1993年于初读其文时立即写成的，只驳正了其全文主旨。1995年发表时，如果仍只正其主旨，而不正其学术错误，会使人误认为我只反对全文主旨，而同意他的学术误说。为了对学术负责，我就在原文后加了一个“附记”，订正他的几个较主要的误说，一些较小的错误就放过了。
当时确也念及与李君共事已20年，而他比我小17岁，和我们受教育时代已不同，应有可原谅之处。我幼年起就受作为清季大懦王先谦先生入室弟子的我祖父循序施教，直到我十六岁祖父弃世，一直寝馈于古典学术文籍中。现在他们这一代没有机会受到像我们那样对于古典学术“童而习之”的教育，而他现在又已爬到高的学术职务的地位，要矜持他的身价和面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没有读过的典籍和不懂得的东西，他一定要表示自己读过、懂得。例如他文中常有这样的句子：“我当然知道某某一词的出处。”实际上他不知道，所以表现为对该词完全不懂。又有这样的句子：“某某等的作品，我以往读过，目前手中无书。”既然以往读过，为什么举不出那作品的名称（标题），却把别人讥评它所给加的贬称（等于给人的坏绰号）作为该作品之名，还誉之为一篇名文，以表示自己熟习该名文？面对他这种心态，要写帮助他订正错误的批评之文，就大费斟酌。说重了，怕他受不了；说轻了，不能触动他，收不到帮助他提高的效果。所以只好在“附记”的开头便说明：“为了对学术负责，并对该文作者诚恳地尽朋友之谊，有必要对其中几处具体内容再作订正。”后面又说明：“目的是通过善意的态度对学术问题的歧异作出切磋攻错，以促使学术的前进和共同提高。”多么煞费苦心地用妥善的笔触才写出这篇批评他的文章。
我批评他的文章的正文部分，专驳正他全文的主旨。着重指出顾先生科学的古史研究即疑古辨伪学术的出现，是合于历史规律的现象，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必然。无论东方西方，封建时期的古史，进人资本主义时期，必然要受到挑战，遭到疑辨否定，更不要说社会主义时期了。所以现在还可明确说，如果在这时要跳出来反对顾先生科学的古史研究发挥了威力的疑古辨伪学说，那就只能是艾思奇同志早就说过的历史研究的逆流。
这里仍需要依我原文次序谈谈西方、东方封建古史遭到否定的情况。
在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宗教神学所维护的古史，即犹太教与基督教之圣经《旧约》的第一卷《创世纪》所记载的上帝创造世界创造人类及人类远祖的一些故事（实际是犹太族祖先的一些传说故事）。这在中世纪是冒犯不得的。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何炳松译本368页载：“十三世纪之时，有敢怀疑《创世纪》者即处死刑。”而丹皮尔《科学史》李裕译者本175页还载：直至1600年，布鲁诺赞成哥白尼太阳中心说而违反了《创世纪》大地和人类是宇宙中心说，同时又主张宗教改革，遂被教庭烧死。而伽利略也因宣扬哥白尼学说被教庭幽禁。而在此前的柯利振（Qigen），据《西洋史学史》何炳松译本338页载：“柯利振……否认《创世纪》中之字为真确，剖白以色列历史中隐晦之事迹。即在《新约》中，亦以恶魔携耶稣登山示以世界上诸国等故事为寓言。”只由于他处在中世纪前期，虽不满这些，仍尊圣经，以玄谈撰圣经疏义，其说倒成了后日诸神父神学之先声。所以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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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学始终得以维护其古史说之神圣地位。必待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17世纪、18世纪资产阶级已稳占历史舞台，从希腊哲学中寻出“理性”作为反封建意识形态的武器，一切封建时期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以及历史等等所有传统的权威，都要在“理性的法庭”前受到检验。加上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有了对物资世界日益正确的认识，然后才由怀疑辨析而动摇了由神学所树立起来的古史。懂得了古史来源于神话。《西洋史学史》何炳松译本97页载明《旧约》被近代考辨推翻其神圣地位情况云：“近代考据之学已不认其为耶和华之启示，否认其所述创世之事为真确，破坏族长所述之旧闻以为不足徵信，又以为《摩西五经》（按犹太人译圣经的第一部分为希腊文时称《摩西五经》，以为是在圣山上为耶和华的舌人，亦即希伯来人的领袖摩西所作），并非摩西所作，《诗篇》非大卫所作，约瑟故事仅系传奇，《十诫》（原称摩西所撰）仅后代先知者之理想。此种习见之古书至是瓦解，且证明其成于各时代出于各人之手。要之旧时定于一尊之教会《圣经》，至是乃证明其为一种民族之记载（按指希伯来族，为犹太族前身），价值不等，疑信参半者也。”这种考辨成果，竟和顾先生的考辨成果非常相同。在现在的西方，大概只有教会的传教士还需要把《旧约》照本宣科外，恐怕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反对这种考辨，要走出这种考辨时代，去恢复和保护这《圣经》的神圣神地位，信奉它的创世古史之说不受侵犯吧！因为这种考辨是历史的必然，是时代的需要，没法子反对、没法子走出它的！何况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会对此有更深刻的考辨，也必须作更深刻的考辨，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对待历史实例的史料必须进行批判地审查的工作，这在古史研究上是尤为特别重要的。是没法子走出这种对史料必须批判地审查的工作的。
在这里，我想比我原批判文多补充提一下日本古史经批判地审查的考辨后受到否定的情况。日本最早的两部史书《古事记》（奈良时公元712年撰）和《日本书纪》（720年以汉文写成）都记载了日本天皇的祖先是太阳神天照大神，这神系传了十余神代，至神武天皇变为人的天皇世代。而东京三省堂编辑所编刊的《最新世界年表》，则从神武天皇传至二次大战时的昭和天皇共124代。又编排了神武天皇元年（公元前660年，春秋时周惠王十七年）至昭和年间约2600多年的日本史事（按年附中国、世界史事）。又在天照大神前加了三个神代，最初神代为高皇产灵神，当公元前4400年，成为开创日本世纪的原始高皇神。此书重版至七十多版，至今还有流行，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大日本历史编年。在忠君爱国心极强的日本人心目中，这种由神代至神圣的天皇的辉煌历史，将自豪地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日本古代史。倘使在这时有什么“疑古派”出来怀疑这些神圣的古史，可以想见也会有酷爱神圣古史的日本爱国臣民挺身出来以不共戴天的仇恨来反对这种“疑古思潮”的。
但进至现代学术思想兴起，明治时期学者那可通世，昭和时期学者津田左右吉等，都曾对天皇制的整套神话作出卓越的疑辨研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占领军进驻第二年（1946年），由美军统帅指使天皇发表《天皇非神宣言》（一译《人间宣言》），其用意在卵翼扶植天皇制能适应新时代，但总是对完全神化的天皇制由天皇自己澄清了一下。更主要的是战后进步历史学者通过批判天皇制来建立科学的历史学和为人民的历史学。
·828·考古学研究
《历史学研究》和《历史评论》等刊物，在推进这种研究。我读到的是京都大学有名的正直的学者井上清教授的《日本历史》及他专论天皇问题的要著《天皇制》一书，还有竹内理三等编沈仁安等译的《日本历史辞典》。
这部《辞典》引据“有关日本的最古文献是《汉书·地理志》，其中有‘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的记载”。并引朝鲜好大王碑已称日本为“倭”，又向南朝晋宋进贡的五王也自称“倭国王”，因而谓“日本使用‘日本’两字是在天智朝（38代）以后（相当唐高宗时），中国则在唐朝以后”。又据福冈市志贺岛1784年发现“汉委奴国王”金印，以为“这颗金印就是《后汉书·东夷传》记载的东汉光武帝时公元57年倭奴国王朝贡时接受的那颗印章”。又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资料，以为“二世纪末倭有许多小国分立，邪马台国是统治这些小国的强大国家。女王卑弥呼统率周围的奴国和伊都国等许多小国，数次向魏朝贡”（得“亲魏倭王印”）。这里所说“百余国”、“许多小国”，就是指当时的众酋长。这是最早在东汉、三国时期见于记载的明确可信的日本的古代史。
井上清的《天皇制》书中，据日本一些正直的学者考辨的结果，迳直否定神武天皇的存在。其文说：“那种所谓远在二千六百年以前就有一个叫做神武的天皇，他的祖先可以上溯至诸神。从神武天皇起才变为人。……怎么就从神变成了人呢？这种不合逻辑的说法，当然不值一驳。首先，我们就无法认为曾经有什么第一代神武天皇其人。《古事记》与g日本书纪》中，关于神武天皇从日向东征，进入大和，并在亩旁橿原宫即位的记载，原全是编造的，实际上并无其事。这是经过津田左右吉博士详细调查过的，今天已成为历史家的定论。神武的称号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在很晚以后，即距今约一千二百年前，在奈良朝末期，由淡海三船等汉学家从中国古书中选出了一些字句，起了绥靖、安宁以下四十多个天皇的称号，也包括了神武天皇这个称号。……假定把神武天皇当作第一代天皇，那么神武就活到127岁，第五代孝昭活到114岁，下一个孝安活到137岁，景行天皇活到143岁，这样，从神武到仁德十六人之中，百岁以上的天皇就达十二名之多，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即使承认神武纪元，那也大约有六百余年的空白。关于这个问题，德川时代的学者也提到过，到了明治维新时代，那河通世博士更有详细的考查，今天已成了定论。”这些由津田左右吉，那河通世等大学者们的卓越考辨，都成了一针见血的无法逃免的学术定论。
井上清下文接着说：“天皇的祖先比较确实可考的是在《日本书纪》里所说的第十五代天皇仁德天皇或下一个履仲天皇前后，从现在算起，大体上顶多是一千六百年以前的事情。从那时起，天皇氏族作为大和地方酋长中最大的一个，成为那些极其松散的联合体的首领。”这在三省堂《年表》里是公元四世纪，当东晋孝武、安帝时。井上确认此时大和地方最大的酋长氏族是后来天皇的祖先氏族。其下文追溯云：“到三世纪时，靠近大陆的北九州的筑紫，山阴的出云以及近畿的大和平原等三个地方，出现了大体可以叫做国家的组织，那里已有了王、贵族、平民和奴隶。……其中大和的势力发展最快，从四世纪中期到五世纪之间，筑紫、出云似乎也都纳人了大和的势力范围。”《日本历史辞典》载大和王作为王中之王，于五世纪称“大王”。接着六世纪初圣德太子任叔母椎古女皇的执政，整顿内外政治，制定阶位及条规，派使赴隋，引进大陆文化，留下许多业绩。而后有井上《天王制》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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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载七世纪中期的“大化革新”，宣布全国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天皇，始由“大王”确改称天皇，天皇制的统治开始达到本州、四国、九州、关东和奥羽的日本海岸一部分。井上因而说：“随着天皇氏族的势力达到这样巩固，便编造出了种种神奇故事，用以说明天皇的统治权从开始之初就已确立，甚至国家本身就是由天皇氏族的祖先建立的。这些故事说皇室的祖先神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等等（此外备举了有关天皇的各种各样神话），这些故事区经过整理之后，就成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神话传说。”这就把日本天皇制的全部实质及所有渲染附丽都揭露得澈底清楚了。
从此在日本，恐怕除了仍醉心武士道精神迷信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等神话的极右翼分子外，显然不会有人再相信这些神话了，也不会有人痛恨进步学者们对天皇制的疑辨批判，视之为“在当今学术研究中发生的负面作用”，声嘶力竭地叫嚷要从这种“思潮笼罩下的阴影走出来”吧！这里仍可引录井上《天皇制》书中在阐述了津田左右吉和那可通世等大学者的卓越的疑辨成果已成了定论之后的一段话说：“但是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却曾忠臣告学生，就连这些事也不许让社会上知道。1933年4月，当时的名誉教授三上参次博士，在国史学科新生入学欢迎会上，以纪元问题和南北朝问题为例，向新生讲述过：‘在大学虽然学到一些真实知识，但是当了教师（指学生毕业后任教）就不能把它原原本本地教给学生。’三上博士曾经是国史学界最有势力的人物，甚至一度曾要出任文部大臣。不难想象，一直由这样的人统治着的大学历史学科和一般历史教育，该是多么荒唐透顶！”那就是日本的虽然在思想深处仍迷恋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的学者们，不敢公然反对真知灼见的学者对天皇史的疑辨批判，却采取掩耳盗铃方式要捂住这种已成定论的学说向社会传播。而我们这里的死硬维护三皇五帝封建古史、坚持黄帝一元论、夏商周一元论的先生们，悍然反对对封建古史的疑辨批判，就比他们“勇决”得多了。
我此处本拟将原批驳李君《走出》文主旨时，所列举西方东方古史受到疑辨否定，是历史的必然、无法逃避的。但在行文中对西方《创世纪》古史被否定写得比原文详细得多，又增加了原批驳文所无的日本天皇制神话古史被否定情况，写得更详细，以为更便于使大家了解疑辨否定封建古史是无比重要，一定要进行的。现在要回到说明中国古史之疑辨情况，原批驳李君之文已较详细，现在准备稍加删简转录在这里，以见前所说的顾先生疑辨古史的历史必然性与合于规律性。下面录其大要：
我国由儒家经典所建立起来的古史（如《大戴礼记·五帝德》定“五帝”，伪《古文尚书·序》据汉人说定“三皇五帝”，然又有纷歧说多种），也是长期以来不可冒犯的。如晚至现代顾颉刚先生为商务印书馆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没有写“三皇五帝”，被罚款160万并销毁全部印好的书（虽然罚款100万请吴稚晖说情免掉了）。在两千多年封建时代更是奉若神明。由于秦的焚禁和楚汉战乱毁失，所有古书古事都由汉代加以编排整理，《汉书·艺文志》即已指出一些伪书。而一些学者如王充指出文籍中所载许多古事讹伪不可信。但当封建社会正强固时，他们赖以维系的古史必予维护，自汉至唐皆封建盛世，虽有王充、刘知几、柳宗元、啖助等学者提疑义，皆不足以动摇它。唐把汉以来经学以《九经正义》作了一大汇集，成为封建思想总堡垒。经过唐末农民大起义，把从南北朝以来的世族大地主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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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使宋王朝在没有世家豪族的基地建立起来，社会经济获得大发展，手工业、商业、海
外贸易都为前所未有的繁荣，使宋代科学技术空前发展与提高，相应的在社会人文科学方面也日趋活跃，出现了欧阳修、郑樵、吴棫等对封建经学进行怀疑，还有苏轼、王安石、朱熹等六、七人辨伪专著，司马光、刘恕、叶适等十余人在著述中提出辨伪意见，形成了有宋一代怀疑精神。元代吴澄、王充耘等数人亦有著述疑辨。明代宋濂、梅鷟、胡应麟、郝敬等十余人亦有辨伪之作。到明末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日益滋长，作为一个徽州帮富商阶层的知识分子且不应试不求让的姚际恒，对全部“九经”提出疑辨，撰成170卷的《九经通论》，对封建思想总堡垒展开进攻。其学曾助阎若璩推翻伪《古文尚书》。随着清代封建势力的加强，其学终被扼杀不获传下（只刻出一小册子）。清后期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半封建势力相对微弱，给资本主义思想传布造成条件，这才有可能对封建文化思想展开比以前较强的冲击，于是便有出身于宋代理学家庭的崔述进击于前。到资本主义思想广泛传布时，又有直接受西方学术思想、古史观点的康有为进击于后。到封建王朝已垮，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理性观点及科学知识大行于世，遇上震熠一世的“五四”新文化大运动，于是才有《古史辨》作为主力对准封建史学展开摧毁性进攻，两千多年来作为封建护符的古史体系才受到致命的打击。这确实完全是历史的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顾先生建立了这一不朽的业绩，开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先声。前苏联历史学者越特金（B．BHTKHH）说《古史辨》学派“为创建中国现代历史学奠立了第一块基石”。这一评价是完全正确的。西方学者推崇钦佩顾先生学术的更多，有代表性的是施奈德（L．A．Schnerder）在其《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中说：“顾氏很明确而相当成功地指出过，怎样把历史虚构变成真实性。”“他不愿轻易否定中国的过去而无所保留……是要力图重建过去，使之与二十世纪的认识论和历史观一致。”等等。顾先生学术就是这样彪炳于当世，他以犀利卓越的疑古辨伪手段进行的反封建史学所建立的科学的古史研究不朽业绩，将永远留在中国学术史上。
可是现在居然由李学勤君的《走出》一文企图以反顾来形成新的历史研究的逆流，与当年他们的前辈李季妄肆反顾形成历史研究的逆流，后先呼应。当年已有艾思奇同志予以驳斥，现在李的反顾，事实上已由胡绳同志予以驳斥。这种后先一揆的逆流，正好可用韩愈《调张籍》诗中几句来作他们的写照：“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蟀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也可用杜甫《戏为六绝句》中针对那些“轻浮为文”专对有成就大家进行攻击的人所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顾先生顺应历史前进方向所造就的浩瀚的学术如长江大河，必然是无可抗地万古长流下去的！
这类反顾逆流的人物，从顾先生学术出现之日起即已有之。我在上次批驳李君之文中已举出形形色色的反对顾学的表现有十余种，率先反对顾学最坚决的，是站在封建史学立场持卫道精神的传统学者，这些人也都是饱学之士，他们倒不是对顾先生怀有私人敌意，而以为顾先生疑古辨伪之学要把经学的神圣地位推翻，从而把经学建立的古史帝王体系推翻，是“忍心害理”，“是贻世道人心之忧”。总之他们惶惶然在感情上受不了，所以他们的反对是最坚定的。在其他形形色色反对者中，有的不一定站在某种明确立场，有的是出于不理解，有的是出于对一种新说的惊奇，有的出于不服气或不愿别人有新说提出，除

古史辨与恩格斯的唯物史现·831·
少数外大都不是怀有敌意，甚至是对顾先生学术的一种善意关怀。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顾先生学术由最早的毁多誉少，逐渐转向毁誉参半，终于转向誉多毁少。最后由对顾学的理解加深，转而拥护支持顾的学术了。所以很长一段时期，顾先生之学在社会上、学坛上都受到重视，因而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23页说：“近三十余年（1917—1949），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虽稍溢实，而基本情况如此。
但解放后，特别是“文革”后，承文革专反真权威学者的遗风，竟然出现了诋毁顾先生学术的逆流。大抵说来，这在目前包括三部分的人。主要部分是内心维护封建古史、重拾当年封建卫道士遗业，却穿上新装的人。记得1977年由文学所送来一部据说是摘新文学的姓骆的人自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据金文研究古史的稿子请代审查，稿中以满腔敌忾之情斥责顾先生之学是“半殖民地社会烙印心理的形而上学的否定论者”（这大概就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坚信古代传说中的帝王都确切可靠，都世系确凿，在位年代清楚，氏书姻亲关系明白，并给他们列出了详细的世系表、年代表。说炎帝与黄帝、帝尧与后稷“又是兄弟又是父子的奇特亲属关系”。说少典是炎帝的父亲又是炎帝妹妹（即自己女儿）的婚友（即丈夫），说炎帝与少典（女）生黄帝，还说了好多古帝又是父子又是甥舅，又是兄弟又是甥舅，又是内弟又是叔父，以及很多伦次紊乱的怪话。以这样一部神经错乱逻辑荒谬的稿子来反对顾先生之学，太荒唐了。我只好写了两万多字的审查意见，逐项驳正了它（见《古史续辨》附录）。可是大概十年前，这部稿子竟在山西出版了，出来后，遭到史学界群起而攻之，才销声匿迹了。
还有其他两部分，情况略有不同。表面看来这两部分都各自有与顾先生学术相对立的门户，即一些标榜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与一些考古学者，这二者都自称与顾先生之学为不同的门户。前者是有些人以为自己尊奉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了，就应该轻视顾先生这种资产阶级学术，其实按胡绳同志的指示，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是不会这样的，只有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者才这样；后者是有些考古学者以为顾先生之学只懂得文献史料，只有考古工作者才能掌握和发现新史料，很多历史问题只有考古学者才能解决。这两个表面看来不同的门户，其实并不存在。因顾先生不止一次表明自己疑辨史料与唯物史观的历史研究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自己先把伪史料考辨好，将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就不会用错了。他的辨伪是在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预先在史料基地上做好清扫尘障的工作。只要明白了这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必然会听从艾思奇、胡乔木、胡绳等同志的教导，会主动自然地重视顾先生之学而不会反对。不如此便不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要知顾先生之学实践了在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观点，实践了恩格斯所说对史料进行批判地审查的工作，与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原是一致的，不成为不同的门户。再则顾先生充分重视考古，我在上次批李文中已扼要述明当初古史大论战一段落后他即订了重视考古的计划，而后几次到新出土文物处参观，自己文中也不断利用考古新成就，尤对罗振玉、王国维极度推崇，在致王国维信中甚至说：“当追随杖履为始终受学之一人。”可知顾先生之学与考古学是紧密结合的，全无门户芥蒂在考古学与顾先生之学中间。有些考古工作者对顾先生之学有误解，那是由于他们不理解顾先生学术之故。一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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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不会对顾先生之学有任何误解了。我们不时看到有的考古工作者在将新发现的考古文化与传说中的古史相比附时，恰恰因为没有掌握顾先生之学，而引用了经过证明可以定论的伪史料和伪古史。因此，尽管应用了新的考古资料，但所结合的史料是伪的，仍然考不出信史来，这是不言而喻的。
上面这些是我上次批李文中正文部分批驳《走出》一文的主旨所提出的内容，归结为上文已提到的必须遵循恩格斯关于“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的教导。因为离开批判地审查史料，就不能进行历史研究。顾先生一生疑古辨伪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就是实践恩格斯的批判地审查史料的工作。任何真正的学者要进行科学的历史研究，就不能“走出”批判地审查史料的工作，也就是不能“走出”疑古辨伪工作。这是科学本身所规定着的，违背它就无法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所以我上次批李文中的定论是：批判地审查史料是永远需要的，应抛弃门户之见，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研究。这样，在今天来说，就更应抛弃门户之见，不要再因
为零风险而勇于反顾了。
1998年东京大学池田知久教授来访时，说他在日本就注意到了我和李的论争，论争。双方一边是科学，一边是宗教。实际是科学和宗教的论争。他的意见显然是在阐释：我继承顾颉刚先生科学的古史研究观点与方法，对中国古史信信疑疑做出科学论析，因而对破坏顾先生之学的史学逆流立即作出应有的回击，以保障和促进科学的古史研究健康前进，这是今日中国史学界的科学进取方面。而李先生敌视顾先生以疑古辨伪方式进行的科学的古史研究，对古史体系则已被动摇的三皇五帝，史学文献则已被摧毁的伪《古文尚书》，史学中的术数灵物已被揭露的河图洛书等他都迷信眷恋不允许冒犯，有冒犯者他都攘臂而攻之！这是对中国深层的文化内蕴没有素养而厕身于中国史学界的宗教迷信落后方面。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精确之论！也可说是站在彼岸始能作出的客观、公正、确切的评价。
其实国内也有公正的评价。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位多年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史学研究和多年担任历史所领导的学者于2000年1月5日给我信中有云：“学勤所作《走出疑古时代》一书，不知您看过没有？我一直觉得，‘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不科学。所谓近代史学经过了信古、疑古、释古三个阶段、三个学派，好像是冯友兰最先提出，后来有些学者也沿用其说。冯先生这个说法，可备一说。他把古史辨派作为疑古学派看待，这也可以。但疑古涵意其实可作不同解释。是疑传统的古史系统，还是疑一切古史传说？顾先生之疑好像是前者。从《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70多年，难道这七十多年都可以概括为‘疑古时代’？顾先生对传统古史系统的怀疑，是有积极贡献的。如果说他怀疑过了头，这样的批评也可以。但顾先生后来自己也作了修正。再说，后来无论是实证学派或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谁也没有完全否定古史传说，大体上把尧舜禹看作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这样的理解即使不能说是定论，也总是一种合理的解释，不能说是非理性的疑古。其次，古史传说中有许多后代增饰的部分，仍然需要疏理，去伪存真，这个工作今后还需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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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气去做，难道可以用‘走出疑古时代’把辨伪工作否定掉？依我浅见，如果说在《古史辨》问世后，确实也有一股史学思潮可以名之为‘疑古’的话，大致在三、四十年代之后，就很难说史学界还是‘疑古时代’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后来被史学界奉为圭臬，实际上是把‘疑古’、‘证古’和‘释古’三项工作结合起来，后来的古史学者大体上都是沿着他的治学道路走的。说我们现在还处在‘疑古’时代，我真有点百思不得其解。特向您请教，想听听您的意见。”
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一学者于新近（未写日期）给我的信中有云：“李学勤先生多次提‘走出疑古时代’，我感觉他有些方面没有搞清楚，我认为中国史学界还没有形成一个疑古时代，何谈走出？而且李先生的认识与顾颉刚先生的主张似乎并不是一个层次的。不知道您以为如何？”
这两位不同研究所的学者来信有共通之处，看来反映的史学界不少人士都有差不多的认识，以为谈不上一个疑古时代，谈什么走出？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函中更切中要害地提。出了李先生的认识与顾先生之学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意为李先生不足以提出这一问题。正如那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函中所说的：“‘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不科学’。”他还就冯友兰先生之说提出后史学界情况作了历史分析，并就《古史辨》问世后各个历史阶段作了科学论析，肯定顾先生疑辨传统史学是有积极贡献的，不能以“走出疑古时代”来否定历史研究中必须有的辨伪工作，而且自王国维以来史学界大体跟着他走，不能说现在还处在疑古时代而需要走出。这些都是揭破李先生误说的精确之论，而且无异是和我的批李之说桴鼓相应。
前数日由朋友给我看了苏州大学叶林生教授的《我看顾颉刚的“疑古”》一文，论析精确。全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阐述“‘疑古’思潮产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是某几个人心血来潮或标新立异的产物，……而是中国学术思想，尤其是史学跟上时代步伐的要求，是一个‘必然”’。这与我批李第一文提出的“这是历史的主要求，也是历史的必然”（见上文引）完全一致，是最直接最密合的停鼓之应。
第二部分阐述“顾颉刚等追求的是阐述历史的科学真实，而科学真实和唯物史观是相通的。今天看来，顾颉刚否定伪古史正是符合唯物史观原理的实践”。我已经数次引述顾先生把自己之学与唯物史观看作是“下学”与“上达”的关系，顾先生自己这样谦虚，但实际却在实践唯物史观。亦如上文提到的顾先生一生疑古辨伪的科学的历史研究工作，就是实践恩格斯的批判地审查史料的工作。一如林小安先生所说的“顾先生是没有打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历史学家”。（当然这不是指顾先生的表象，而指其学术实质。）
第三部分精到犀利地批判了提出“走出疑古”口号的人。以为“作为一个普遍概念，
‘疑古’其实走不出”。我在批李第一文中也正好说：“对史料的批判审查工作（即顾先生实践的疑古），实际上你要离开它也离不了，要‘走出’也走不出去。”又指出“‘走出疑古’转而。‘信古’，将伪古史贴上考古学的标签，搞一个以‘英雄’、‘古圣’为坐标的所谓文明史，那实在就大谬不然了”。又指出“走出疑古”者说疑古派否定过度，以为：“顾颉刚认为‘要建设真正的古史，只有从实物着手一条路是大路’。他对于考古资料（实物）更没有否定。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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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只是把芜杂的、混乱不堪的神话传说当历史的‘古史’，……他的否定没有错。……他既未否定‘古史’，也没有否定‘古文化’更就谈不上‘过度了’。”
其后就集中指出“走出疑古”的三大谬误：
一是顾先生由“实事求是”出发构建真实古史，而“走出”者凭想象、愿望构建古史。后者显然是谬误的。
二是李先生说：“《史记》一书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帝本纪》之首，……以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是现代人的创造，乃是古已有之的说法。”作者批之云：“用什么来证明其结论‘不是向壁虚构？’而是‘古已有之’的说法？这种推理之法与顾颉刚从传说形成的时代背景考求史料性质的科学方法相比，实在不能让人有足踏实地之感。”“批判疑古派‘否定过度’，恐怕正是为了恢复‘古已有之’的说法，恢复信古的‘传统’。”上文引“将伪古史贴上考古学的标签”那一段后面有几句说：“张光直先生曾说：‘今天凡是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帝系姓》、《晋语》、《帝系》、《五帝本纪》与《三皇本纪》等古籍所载的中国古史是靠不住的。’我敢断言，这些靠不住的非理性的‘古说’，永远不会因考古资料的丰富而变得可靠起来。”这就足以粉碎李此处妄说。
三是最后画龙点睛的最精彩部分，道出了“由‘走出疑古’的实践效果看，对古史研究领域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这一项又分三点谈，一点是在“信古的旗帜下，古史研究中理论探讨和创新意识大大削弱”。李学勤《古史、考古学与炎黄二帝》中说：“《大戴礼记·帝系》详细地载了黄帝二子的后裔谱系，……既然各种古书都记有基本相同的记载，意义是不容抹杀的。”作者在引录了另一学者“《史记》与《大戴礼》编造的黄帝家谱皆不能自圆其说”的话后，即说：“将上引两说略作比较，即不难决出是非。‘古书’为什么有‘基本相同的说法’，这个问题顾颉刚早就解决了。但为证明‘古’之可信，连《史记》抄自《帝系》这种极明白的事，也用‘基本相同’的含糊带过，进而又成了古说‘不容抹杀’的理由，……时代精神、理论探讨、学术创新也就无从说起。”
二、三两点是用实例说明“走出疑古”之说对考古工作的伤害和败坏，又对历史研究工作的伤害和败坏。现录作者义正辞严关于此二者之揭发论析如下：
前者“是在信古的思想指导下，附会古说，任意役使考古资料的现象屡见不鲜。80年代中期，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一座距今6500年左右的墓葬（M45墓），近年来，学者们认为‘墓主应为一具三皇五帝时代皇（帝）的遗骨’。这是‘中国第一皇陵’。不少人确指为伏美墓。根据就是《帝王世纪》中关于伏羲历十四世的一段‘古说’。一年前，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襄汾县境发掘一座古城，报端立即报道说：‘中国古代三皇五帝的历史传说有可能被考古证实为真正历史。’似乎不贴三皇五帝的标签，考古学就不成其为考古学，就不能说明中国文明的进程。这类说法风靡一时，大约正是‘走出疑古’的正面效果吧”。
后者“是凡古必信，引用文献资料缺乏严肃性”。中间引了徐旭生认为资料愈早愈反映真相，以为“这同顾颉刚以传说出现的时代推求传说性质基本一致。从理论上看应是较科学的，但近年在‘走出疑古’的倡导下，以《帝王世纪》、汉代纬书之说立论者充斥于史学论著：‘无中生有’者也大有人在”。接着以《新华文摘》转载一文为例，为证明半坡出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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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鱼纹’是所谓‘炎帝神农氏的族徽’，就大量引“古说”，一引《鲁语》曰：“烈山氏，炎帝之号也，起于烈山。”一引《汉书·律历志》：“（神农氏）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叶林生先生论之云：“这些托名《鲁语》、《汉书》的引文显然是随意而来！但因是‘引古’、‘述古’、‘信古’之作，居然畅行无碍。这里，‘疑古’确已‘走出’，然则如此走下去，其谓‘严肃’何！其谓‘史学’何！”不是明摆着吗？“走出疑古”的先生们要信古，还要什么“严肃”？还要什么“史学”？只要能死硬保住“三皇五帝”的伪古史妄说于不堕，自然不需要什么“严肃”，也不需要什么“史学”了！
《走出疑古时代》作为讨顾檄文抛出后，发展至现在，作为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股小小逆流形成了，对史学工作的伤害败坏，对考古工作的伤害败坏，也有目共睹了。不知李先’生对之有所内省否？

三、谛视学术界某些虚骄之气下的浅薄无知与不自量力
我上次批李文在正文之后所增加的“附记”中，为了对学术负责并诚恳尽朋友之谊，订正了他“走出”文中四个因为缺乏古典学术基础的常识性错误和一般性学术错误。这四个错误是：
1．他竟信从伪《古文尚书》假冒孔安国名义写的《孔安国序》说他自己“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之伪说，居然说“孔安国作隶古定，那时候他对战国文字毕竟不大懂，所以弄出很多问题”。竟完全不知道自宋儒历元明学者至清代学者相继考辨已经科学地否定了这一伪古文之说，也完全不知道唐陆德明、清段玉裁对“隶古定”的精确论断，竟妄说西汉孔安国制作了东晋才有的“隶古定”。
2．妄说日本的白鸟库吉写了《尧舜禹抹杀论》一文，在日本成了名文。不知白鸟库吉并没有写此文，只在1909年写《中国古代传说的研究》，牵强附会地以为尧、舜、禹是儒家思想据天、地、人三才说所创立；又于1912年写《尚书之高等批判》，妄以为《尧典》、《禹贡》为反映战国时五行观念、地理观念的产物，尧、舜、禹三王为儒家思想所构成。其说一出，耸动视听，被贬称为“尧、舜、禹抹杀论”。李君对白鸟此项论说一无所知，不知从哪里听到白鸟有“尧舜禹抹杀论”，就说白鸟写了《尧舜禹抹杀论》这篇名文，表示自己渊博，连白鸟这样的佳作他都知道。
3．他的知识领域里，只知道中国历史上称周公的只有周公旦一人。忽遇到一个与战国时申徒狄对话的周公，就使他困惑了，因而他就论断为：“那段话是周公和申徒狄的对话，周公不是周公旦，恐怕应该是西周君，因为申徒狄是战国时人。”他以研究中国古史的身份，竟然丝毫不知道极重要的一部古史要籍《春秋左传》。因而不知周公旦除其长子一系世袭他的鲁侯爵位外，还有另一子世袭他在周王朝的周公爵，所以西周、春秋、战国累世都有周公不绝。只要懂得《左传》，就会熟知其事。而他则完全不知。
在这第3点里，还附带提到了与此性质相同的他前此作出的一个错误，现照录原批李文此段如下：“因此谈古代问题，必须具有古代学术根抵。正如原文（指《走出》文）第5页


·836·考古学研究
说的，作者为了抢时间趁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竹简刚发表，立即撰文据其中有‘先王’、‘三代’、‘周公’等词，即论定为儒家作品。及中山大学学者发现它是《墨子》逸文，指出《墨子》中也有先王、三代、周公等词，才知抢时间撰短文之误。其实只要对先秦学术稍熟悉，《墨子》书中把‘三代圣王’、‘先王之言’是经常挂在口边的。所以治古代学术问题是必须有古典学术素养的。”
4．他在不懂得“河图洛书”的情况下大谈河图洛书，我在该批李文中说：“显然看出，究竟‘河图’是什么？‘洛书’是什么？作者（指李）也搞不清楚。这个问题待讨论的内容太多，不能在此处简单说得清楚，因此只好暂时打住不说。拙著《古史续辨》的《（洪范）这篇统治大*法的形成过程》一文中附带简述了一下河图洛书的实质。总之，对这个问题，应以科学的态度去研究它，不要以玄学的态度，热爱‘国粹’或美其名日‘传统文化’的态度去保护它。”
我就以这样一篇批李文章揭露了他《走出》一文主旨的悠谬错误，以及一些具体学术问题的常识性错误，希望帮助他提高，确实也想在推动学术前进下获得共同提高。
到1995年第6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上看到李学勤先生的答文《对（走出疑古时代）的几点说明》，对我给他全文主旨所作的批判没有提出半句异议，表示为默认的接受。因为我说的都是实在的，正道理所在，没法异议，所以他不作辨解。这一态度是值得欢迎的，知过能改，表现为才智可嘉，使人认为他以后不便再提“走出疑古时代”的话头了。我认为在这一大问题上帮助他提高了真是值得庆幸的事。
他虽然对我批判他的《走出》文的主旨不作异议而默认了，但对我“附记”中订正他的四个错误却作了辨解。关于第1点误从伪说西汉孔安国创作了东晋才有的“隶古定”字体问题，竟说“我当然知道隶古定一语的出处，以及宋以来学者对之的怀疑”。显然他不知真的出处，所知道的出处是假冒的《孔安国序》。所以他仍称“孔安国作隶古定”。又说对此说怀疑的是“宋以来学者”，而他不知主要是唐以来学者，这点他又错了。接着说“我经过考虑，并不赞成他们的意见，不认为清代一些学者的论断科学”。他竟然用他脑子里的“考虑”，就可否定唐宋至清学者经过几百年的接力研究从广泛资料中搜集证据经过“批判地审查”所得出的正确结论。然后他举了历史所一位中年学者马雍在二十多岁时写的五万多字的小册子《尚书史话》中也和他一样说“孔安国曾为隶古定”为他的后盾。最后竟说“这方面的学术见解我和刘先生不同，应该是可以允许的”。不同的学术见解当然是可以的，但公然的错误是必须指出的。
关于第2点误说日本白鸟库吉撰著《尧舜禹抹杀论》一篇名文的问题。他明明没有见过白鸟库吉原文是两篇各有篇题的论文，（两篇题见上文所引）反而说成是“一篇名文”。现在他却说：“白鸟库吉、林泰辅的作品（引按：因评白鸟库吉说为“尧舜禹抹杀论”主要是林泰辅），我以前读过，目前手头无书。”既然以前读过，为什么把两篇说成一篇，而且不知道其篇名，却把别人对它的贬称（等于对一个人的恶绰号）作为其篇名呢？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在强不知以为知。
关于第3点原只知道历史上称周公的只有周公旦一人的问题。经我指出周公世袭后

古史辨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837·
他就去找了杨宽《战国史》所引《史记·周本纪》资料载周考王封其弟于河南以续周公之官职。便自我解嘲式地反法我：你的世袭之说也错了，到战国早期原来世袭的周公已绝了，另换人续之了。他这一手法，不是正可证明周公之职经西周、春秋世袭至战国吗？只是袭位的人更易了，周公世袭的制度到战国一直在遵行着不断的。丝毫掩盖不了他原来浅薄到不知道周公世袭这一历史常识。
关于第4点河图洛书问题。他辩解了几句后说：“刘先生《古史续辨》关于河图洛书的观点，我的看法与之也有不同，我想也是可以允许的。”他没有谈出他的不同看法。但在发表他此文的前一年即1994年7月他所主编的《炎黄文化研究》第一期上有他的《黄帝与河图洛书》一文，竟然完全没有科学的史料考核概念，不是经过批判地审查的史料，而是把一些汉代零杂资料作远古资料使用，先大量抄了些不可靠的明堂资料，竟说黄帝开始明堂之制，其作用在于“法天道，顺时政”，“承天行化，明气统物”。而明堂九室为二九四七五二六一八，即“中国古代宇宙论结构的一种图解”。“所说的河图洛书实即朱熹所谓洛书的数学形式”。最后定论河图洛书九宫图源自黄帝。这些全是不知所云的玄学式的语言，半点科学研究的气味也没有。究竟河图是什么，洛书是什么，显然他完全不知道。
这就是他对被订正的四个错误的辩解，读者显然看到他在强词夺理，却始终无法自圆其说。实在也不太需要再讨论它。学术界自然会有正确评析的。也因我自己的研究任务太忙，分不出时间对付它，因此我就把这长期搁下，没有理会。后来也有同志认为，如有意见还是写出来，因为学术研究需要不断商讨才能不断前进。我才考虑像白鸟库吉之文和周公世袭问题，太清楚太浅易了，不需要再浪费笔墨去谈它，只有隶古定问题、河图洛书问题，有着各自隐晦曲折的内容为李君所不懂，在社会上也长期存在着模糊认识，有必要把它论析清楚，以帮助他认识提高，也使社会上了解此二者的真相，就挤出时间写成《关于隶古定与河图洛书问题》一文，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表于该刊1997年第2期。
关于伪《古文尚书》所特有的假古董字体隶古定问题，我就隶古定这一集怪诞奇字大成的字体，按其产生、演变、形成和发展作了历史的考查和阐述，确定其为东晋初年始出现的事物，不能如李君妄从伪说以为系西汉的孔安国的作品。更不应依赖马雍年轻习作之说，我以前已订正过马君此书的四点误说，重要一点就是孔安国造隶古定的误说。
关于河图洛书问题。李君在他自己主编用以发表他的《黄帝与河图洛书》一文的《炎黄文化研究》第一期上，同时发表“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的会议报道，以与自己此文相呼应。大肆鼓吹“河洛地区是河图洛书的发源地”，“河图洛书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并绘影绘声地说：“伏羲率部下观看黄河，行至洛汭，狂风大作，伏羲急忙登上高台，忽见黄河上有黄龙马踏水来到面前，龙马身长三丈二尺，背广九尺，背上有奇特旋毛宛如图形。洛水上又有黑色巨龟，背负文字符号。少顷二者则去，伏羲氏由此受到启示，依据黄河上的龙马背面的图形和洛水上巨龟背上的符号，画出了八卦。”嗟乎！今日人间何世？竟由西汉后期的方士们群集于此举行了一次“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的盛大集会，“与会专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这样的高论，猗欤盛哉！李先生说：刘某关于河图洛书的观点，“我的看法与之也有不同”。不同之处就在这里吧！但李先生之说将这些高论又作了更高的修饰，

·838·考古学研究
把全华夏族的始祖黄帝硬请来作为河图洛书的创始人了。
我感到这反映了目前学术界甚至社会上浮动着的一种倾向，与研究《易》学的热潮下，有人高唱依据《易》理“科学算命”，社会上也有了“电脑测命”，毫无二致，而这更富有诱人的神异色彩。这不是“沉渣的泛起”，“僵尸的出祟”吗？我原想打住不说，为了学术，实在打不住了，所以在这再度订正他错误的文中，运用繁多的资料中，力求扼要采择以简明地澄清一下河图洛书的实质，共分四项阐述，但仍说得较详晰。现最简单地按此四项摘其要点：
（一）先秦从来没有过后代所说的河图洛书，详情可查看我原文。
（二）战国末至西汉方土术数家创造一种“九宫图”，只供术士占卜吉凶之用。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西汉文景之世的、上面圆形天盘下面方形地盘的九宫栻盘，是西汉早期九宫图实物，也是看到的最早的九宫图实物。天盘上有九个数字按米字式的八个顶端和中心排列，构成一横、竖、斜三个数字相加都是15的殊异排列，术士们用来扩大它的神异的宣传影响。这就称九宫数。这九个数字在九宫图的米字形上地位固定，才能使横竖斜三数之和都是15。现临摹阜阳博物馆馆长韩自强先生提供的出土九宫栻盘的天盘上的九宫数的排列情况（这是所见最初的九宫图）如图一。

四 九 二



（东）三 五 七 （西）


八 六
一

该栻盘的下面的地盘，按四方四维刻四立、二分、二至，依次注有“当者病”、“当者有喜”、“当者显”等字，还有君、相、百姓、将、吏等字，纯是战国至西汉术数家供占卜吉凶用的九宫图，与后来的太乙下行无关，与河图洛书更无关。
西汉方士宣扬“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位为五帝”。怂恿汉武帝把太一定为最高的上帝。并说太一也要下来巡行。由一些缔书及郑玄注安排大一是下行八卦之宫，就按《易·说卦传》所载八卦方位嵌入九宫图中（此时九宫数的圆形米字式改成矩形中的九个方格式）。原无顺序数的八卦就以九宫图中的九宫数为其顺序数。现列此太乙下行九宫图如图二。

（四）巽 （九）离 （二）坤
（三）震 （五）紫宫 （七）兑
（八）艮 （一）坎 （六）乾
图 二

（按此实际是八卦九宫图，应列卦面。但因未见到西汉列九宫图的卦面形状，故暂以卦名E文字代之）
北周甄鵉在其《注数术记遗九宫算》中给此九宫数编成一个口诀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居中央。”于是原来九宫图，发展成为太乙下行九宫图。仅此而已，它与其他任何东西不相干。
（三）西汉后期方士和方士化儒生始创“河图”、“洛书” 两件方术神物，他们编造的怪话都在西汉末的纬书中，说上帝令神马背负八卦在河水上赐给了伏羲，称河图； 又令神龟背负《洪范》九畴在洛水上赐给了禹，称洛书（另有纬书说这也赐给了伏羲）。《汉书·五行志》说：“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又录《洪范》篇首叙九畴条目的65字后说：“凡此六十五字，皆‘雒书’文本。”是八卦之为河图，九畴之为洛书，就成汉代人们所膜拜的由上帝赐下的两件神物。至南北朝儒生觉得龟背容不下65字，递减至20字。是从西汉末至南北朝数百年间，所谓河图就只是八卦，所谓洛书就只是九畴条目由65字递减至20字。此外更无其他任何牵涉。
（四）汉代继方士以太乙下行结合九宫图后，，儒生也以明堂结合九宫图（见《大戴记·盛德篇（今明堂篇）》）载明堂各室数为二九四七三六一八，就是九宫图自西向东三列数字）。但这是各自与九宫图相结合，与后起的河图洛书毫无关系。
在此风气下，九畴条目的顺序号刚好是一至九，很自然地可与九宫数合拍，至隋萧吉
《五行大义》据《汉书·五行志》谓65字为洛书，就将此65字按九宫数全安排到龟背上，及Z隋刘炫减定为20字在龟背上，而后成“洪范九畴九宫图”（是以九宫图为洛书）（图三）此图九畴文字依自己顺序数按九宫数顺序排列在龟背上。

（四）五纪 （九）五福六级 （二）五事
（三）八政 （五）皇极 （七）稽疑
（八）庶徵 （一）五行 （六）三德
图 三


·840·考古学研究（五）
是直至隋代，河图始终是卦画，洛书始终是九畴文字，并未转变成数字。惟北周卢辩注《大戴礼·明堂篇》的九宫数字云：“法龟文也。”龟文即指龟背洛书，是始以洛书与九宫数联系起来。而且河图及洛书逐渐舍弃卦画文字，而改用简易的数字了。
自是以河图及洛书分别托放九宫图者纷坛不一，直至宋代以九宫为河图为洛书仍纷扰异议不定。而且宋人又改数字为黑白点子（一绘一点，二绘二点，以至九绘九点）。于是宋人纷纷创绘黑白点子河图洛书达五十余种，朱熹与蔡沈取其一家在其《易本义》、《书集传》前绘有好几幅这类荒谬的黑白点子河图洛书。由于元明尊崇理学，朱熹成了新圣人，他绘制的最晚出的荒谬黑白点子，竟被大家看成了伏羲以来河图洛书就是这个样子，谬种流传，大家都不知道其荒谬。《东都事略·杜镐传》载宋真宗疑河图洛书，以问杜镐，答云：“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是封建君主犹知疑河图洛书，有头脑的大官退直指出这是利用神道设教，为了骗人而编造的东西。河图洛书的实质就是这样。可是李先生在完全不知道河图洛书是什么的前提下，竟说河图洛书是源自黄帝思想、由黄帝创立的神物，其所承精深作用在“法天道，顺时政”，“承天行化，明气统物”。神化圣道，玄妙无极。李先生曾说：“刘先生关于河图洛书的观点，我的看法与之也有不同，我想也是可以允许的。”现在看得很清楚他的不同之处原来就在这里，多高明啊！这是在作科学研究呢？还是在对始祖圣王作讴歌礼赞？对这样的大作，难道自己内心坦然自适无所自咎，而且还以为是可以允许的吗？
此处只有九宫数是数学上的一个特殊问题，是一出自战国时代术士之手足以引起人们惊异的数字的殊异排列，值得数学界深入研究。其他后起的有关河图洛书的一切妄说（包括李先生之说在内），都应一扫而去之才是。
我再次订正李先生误说之文发表后，一直没有看到李先生任何答复、辩解，就此噤不作一声了。好像他已默认我的意见了。我诚心地默祷他正面接受朋友们的善意帮助才好。
四、清除学术腐败，端正人品学风
为了弄清楚李先生为什么有这些表现，不得不就已接触到的有关他的资料，对他的为人治学作些谛视。李先生不像许多前辈学者那样从小熟读先秦古典要籍，又闻他所受高等教育也仅仅是在清华大学读了一年书，显然不能算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在他的中青年时期对顾颉刚、陈梦家、侯外庐等前辈学者又采取的是只讲批判不讲继承，以这样的治学态度和根抵，研究古史当然条件是不太合适的。可是他置身甲骨金文研究队伍中，由于对甲骨金文的文字认读，三个月可以人门，所以他可以列身到这一队伍来。这个队伍过去拥有前后相承的不少大学者，把甲骨金文相涉的商周古史问题解决了不少，他得以席其余业，活动于这一队伍中。如果他老老实实，不急求名，勤勤恳恳地耕耘多少年，很可能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从李学勤先生写的许许多多文章来看，他是从不肯“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为了急功近利，他只有走“捷径”。而学术是没有假的，有多少根基，

古史辨与恩格斯的唯物史现·841·
才能写多少分量的文章。我记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有一文指斥某人之误，大意说，某某大喊大叫登上学坛，但他所写的都是他所不懂的。（大意如此，我最近翻了一下全集而有残缺，没有找到该文，又没时间再去找。如有错误，由我负记忆错误之责）。李先生正是这样，我所见李先生之作实只二文（《走出》文与《河图洛书》文），竟满纸是所写不懂的东西。如：不懂周公史事写周公，不懂白鸟库吉之文写白鸟库吉，不懂伪《古文尚书》写《古文尚书》，不懂“隶古定”写“隶古定”，不懂“河图洛书”写“河图洛书”，不懂长台关楚简写长台关楚简，不懂殷代地理写殷代地理，从未参加田野考古工作实际不懂考古而写考古等等。其他我没有看到的他的大著，我想，他所写他不懂的东西一定还不少。一个真诚老实的学者会这样吗？
这里牵涉到一个最根本最关键的问题，即是一个学者做学问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学术上的问题，共同推动祖国学术前进呢？还是为了学者自己只顾成名成家？应当毫不含糊地严肃地昭示：一个学者治学，单纯地全心全意地奔赴的只有一个目标：为了祖国解决学术问题，与其他有成就的学者一道，共同推动祖国学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永无止境地向前进。当学术取得成就后，自己内心享受成就的愉快，享受为祖国完成了一项学术事业的自豪感。如果这时国家和人民给以荣誉，那是对他完成一项学术事业的奖励，自然会感到荣幸，但决不是自己原来追求的东西。这是一个真正学者的心态，是传来久远的。试看古代不少有成就的大学者，费数十年的心力完成一部巨著，总是靠门人或亲友或襄义举者出资把书刻出，自己享受的就是这部巨著的成就感。有的学者身前无力刻出，怀着对巨著的成就感离开人世，靠门人、靠亲友或义士帮助刻书于身后，留其业绩于学术界。这种例子太多了，也就成了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试以开一代清学学风的顾炎武为例，他痛感明末学者空谈讲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这还算是少数高级者，其盈天下滔滔皆是的读书人，醉心于八股举业，其丑态毕见於《儒林外史》。顾氏蔑弃这些，萃其“平生之志与业”写成《日知录》一书，全书“意在拨乱涤汙，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就是为了解决这么大的学术问题而写此书，但他慎之又慎，持重而不急于问世，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记顾的门人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以临终绝笔为定”。又一次潘次耕再请刻，他说“再待十年”。在顾氏自己资料中多次谈到《日知录》在初刻后，又增写了多少，修订了多少，在再刻以后又增加了多少，悔其前作过速者又多少，因此他一再要迟一点刻。这就是一个大学者对自己著作力图精益求精而不急着印出。（顾亭林一生著作粗计共达32部，没有一部草率成书，大都是应需要写出的有用之书）。其他像这样的大学者还不少，顾颉刚先生即其著名者。他一生所写论著逾两千万字，没有任何一篇是写成即发表的，莫不是修订补充至再、至三慎之又慎而后才发表。最有名的是60年代萃其平生学力所写的《尚书大诰译证》，1961年完稿，1962、1963年修订补充为再易稿约50万字，中华书局要出版，他说还要订补一下，1964年完成三易稿60万字，中华局就一定要出了，他还要订补，于1965年成四易稿近70万字。1966年全书修订完稿逾70万余字，而文革事起，印不成了。这部由大学者耗其60年以后全部精力历8年时间写成的完整的一部巨著就此断送，至今未能按其原貌出版，却肢解其中一些内容零
·842·考古学研究
星发表了。一部大著作遭此厄运，是其后人之责，而大学者为国家解决学术问题而撰写著作，其对著作如此慎之又慎不急着发表，反而“求全责备”、精益求精务使自己著作好上加好，力图为学术事业做出好的贡献，这种精神始终是可贵的，是值得称颂的，足为后学楷模的。
至于区区如我，可借用林小安先生发表在《出土文献研究》第五集上《甲骨百年忆思泊夫子》文中一段话来说明：“顾颉刚先生及其助手刘起釪先生在《尚书》的整理上下的功夫可谓深矣！他们花了多半个世纪的功夫，把所有有关的文献史料及历代研究成果尽力收集齐备，尽力做到无一遗漏，尽力做到‘竭泽而渔’。然后，对其中的所有史料和史实做到逐一进行考察，他们虽然长期从事着艰苦的整理和研究，但他们并不轻易发表整理成果，表明了他们负责任的态度。……他们没有投机取巧，没有急功近利，没有想取媚于世人，没有追求在短时间里爆原子弹，并不想以解决不可能解决的疑难问题来显示自己的高明。”我有四十年代写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其中编、下编成果我据以写成论文在日、台讲学，大受称誉。但上编所引金文资料限于40年代顾先生家所藏，我要补充后再出版。顾先生说这样用了功的稿子出版对于学术界有利，但我不拿出来，“想不到你太不要名了”。但我仍不急着拿出，等我目前的工作全部清理后，用另外的方式处理上编，然后再出版。
可是李先生怎样呢？看看他自己的话，《走出》一文第5页有云：“比如我到处做检讨的一个例子，是我关于信阳长台关一号大墓发掘出了两批竹简。竹简发表后，那时候我年少气盛，喜欢抢时间，马上就写了篇短文，登在《光明日报》上。我说竹简中的一篇是儒家的作品，因为里面有‘先王’、‘三代’、‘周公’这些词，儒家气极浓，大家都承认我这说法。这篇文章发表后，……很长时间里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后来到了‘文革’期间，中山大学几位学者从中找出了几句话，在古书中有，是《墨子》的一条佚文，见于《太平御览》。过了些年，我再看这组竹简，特别是信阳长台关的报告出来，有了更好的释文，才发现不是原来我想的那么回事。既然是《墨子》佚文，这怎么还是儒家作品呢？后来查了一下就明白了，原来《墨子》里面也有‘三代’、‘先王’、‘周公’，这些东西，一点不少。所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收入徐中舒先生的纪念论文集中，说明这组简是《墨子》佚篇。”这就用他自己的话说明：他写文章并不为了学术，而是为了抢时间求名。虽然“他写的是他所不懂的”错误之文，总之报上有他大名的文章了，社会上对学术大都隔膜，他就顺利地得名了。及真正学者研究清楚了他所不懂的内容实质，他就立即“到处做检讨”，可能博得人们的谅解甚至好感。而李更眼明手快，把真正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批评意见占取为自己的意见，另行写出一篇新的研究论文，送登徐先生的纪念论文集中，这样他真成为一篇有“自己”正确见解论文的作者了。他就这样左右逢源地得名了。
其实李先生不止是年少气盛时如此，他的一生莫不是善于抓住时机求名得名。现在社会上一般对较专的学术不理解，也不重视；而个别学术领导又还没有从外行转变成内行。二者相结合就给李君以生长土壤和活动的市场。这些年就使他这位善写他所不懂的东西的人名气越来越高，身份越来越涨，一直在扶摇直上。可谓求名得名了。其实他真正获得提拔重用的由来是社科院一位人事局长亲口对我说的：“上级叫我们提升一批中青

古史辨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843·
年，我们就提升了他们几个。”报纸上载的这一批提升人员一共大约十来人，自然科学有方励之、社会科学有李学勤等人。这是他求名得名的真正起点。
他的只顾求名不顾一切的一次淋漓尽致的表现，是前几年的事。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自1977年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加以改组扩展成独立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院后，至i993年已十七个年头，做出了不少科研成果，决定举行首届学术评奖，于93年下半年费了半年之力按级评选，最后报至社科院评定“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一1991年优秀科研成果奖”，共获奖专著74部和论文、研究报告、读物、古籍整理著作、学术资料、工具书、译著等项109种。二者合计获奖共183种。《人民日报》誉为“社会科学14年成果大检阅”。历史所上报12种，获评上10种，其中专著4种。我因耳聋，参加颁奖大会自己领到专著奖万元外，其他什么人得什么奖我一点也听不到，回到家里又因腿痛及年已过七十不出户外，专等所里同志来闲谈告我一些情况，首先听到侯外庐、沈从文二先生和我共三人得到个人专著奖，后又听说王戎笙同志为首的清史组亦得专著奖，又张政烺、王毓銓、林甘泉三先生得论文奖，其余什么奖就不知道了。在这些日子里，先后看到各研究所的学报所刊，都把本所获奖各书及时作了报道并仔细介绍了其内容。而那些刊物原来只发表论文的，这时都临时变通发表了本所这一学术喜讯的报道。我当时很高兴，我们历史所不仅有各所一样的学刊《中国史研究》，还有专发表学术消息的《中国史研究动态》，那我必然在最近看到我急想知道的全所得奖名单和得奖各书的学术内容了。可是左等右等，这两本刊物每期出来后都见不到这些报道，等过了一年，仍如石沉大海！首先是纳闷，为什么自己所的这个喜讯，竟然不高兴登出来呢？后来慢慢地悟出一个道理来。原来我所这位李所长，向来自视甚高，现在忽然这么动人的大评奖，最高项目专著奖归侯、沈、王、刘四位了，自己望尘莫及，一无所得，却只得了一项三个人合名的“学术资料”奖。可想见他当时的心情。在各所对于发表这一喜讯本是一非常容易办的事，可是在他却成了非常难办的事，如果如实发表，自己的面子搁哪里呢？他后来横下心来，把这喜讯捂住不发表，心想等自己得到专著奖后再一道发表（如果他得不到，显然会永远不发表）。按规定，此后三年一评奖，那么在这三年内排死拼活赶出一个专著奖来挽回这面子，那么上一届的得奖喜讯就可叨他得奖的光得到发表了。
上文已阐明，一个真正学者从事撰述，是为了解决学术问题和推进祖国学术发展，决不为了其他，其最大戒律是决不容许为了求名、求得奖。因为学术有自己的特性，自己的规律，只有按照学术自有的规律撰写的东西才能成为学术著作，一如范文澜所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才能写出学术著作。如果走旁门左道、登科捷径，一切不顾，专盯着三年到期的学术评奖，心眼里只有一个“专著万元奖”的诱惑，拼死拼活在短时间内赶出“学术专著”，实在是一个真正的学者所厌恶不齿的事。所以根本不需要去看写出成果内容怎么样，这样做本身就是对学术的亵渎，决不应允许存在，才能端正学术之风。更何况1977年至1991年长了十五个年头，又值安静时期，对一个真正学者来说，正是悃愊无华沉潜奋发写出学术著作的大好时期，自可不断有好的著作出现。可是李先生写不出东西，长长十五年间拿不出一部著作来请奖。现在一下子慌了，就又赶快“抢时间”，果

·844·考古学研究
然在1997年第6期的《中国史研究动态》上载了李先生的新作《周易经传溯源》，作为第二届科研成果奖，紧接在侯、沈、王、刘四位的第一届科成果奖之后，并排地发表了。第一届成果本来应和全院各所成果同在1994年发表的，压了这么多年了。真的叨他大作得奖之光延到1997年一道发表了。而他这位从来没听说钻研《易》学的，现在跳上学坛成为《易》学专家了。学术上从来讲究学有渊源，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怎能搞成啊！听说他此书请奖时，历史所有评委在会上提出此书不够入奖，会后即接到电话威胁。结合这次要把他《走出疑古时代》这篇恶文硬塞给评奖会的种种手法看，可想见1996年他的同伙帮他办成获奖是费了大力的。其实该次发表获奖的报道中就说他的“全书篇幅不大”，证实历史研究所那位评委的话是正确的，确是一本不适宜入奖的小册子。2000年我在南京理工大学女儿、女婿家养病，听到当年新的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评选公布情况，听了好些动人的院士人选有关资料，又听到有几位的学术造诣和科研成果贡献都合于优良的院士条件，原必可入选的，可是发现在评奖过程中自己作了一些活动，为保持进选院士的正派学风，保持院士队伍的纯洁性，对这几位有成就的学者坚持原则，只好不入选。我听了这些，对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真万分佩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领导所主持正确的领导方式，为维持优良学风而坚持原则，这是对中国科学事业辉煌发展的有力保证，所以才有新中国科学事业的伟大成就。返观当时的社科院领导确有需要具有中科院这种重视学风坚持原则的精神。逝世于1980年的顾颉刚先生，大概在逝世前一两年内曾感慨地对我说：“现在全部社科院，除考古工作做出成绩外，其他没有一项做出成绩。”“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不管有人会不高兴听这样的话，我仍要把一位老学者出自肺腑的话讲出来。像李先生这样的书入奖事，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失误的要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评奖一部书，要明确昭示出国家对学术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扶植什么？打击什么？这才对学术繁荣昌盛有利。我们决不能对一部不是为了解决学术问题而是为了抢时间赶评奖的所谓著作开绿灯，更不应对一个身为所长而不站在全所学术事业立场，却站在个人自私立场对本所得奖的学者眼红而施行上述种种登不上场面的小道小术，直到自己硬挤上得奖这样的人开绿灯。这是对学术的原则性问题，是不容不严肃对待的。
他这样赶出来的所谓著作，正如顾炎武《日知录》卷19“著书之难”条所说：“后人之书……逾速而逾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真是一点不差！而李先生这次这种行径，又正如顾炎武《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所说的学者治学为人首先要的是“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疏之学”。详细对照对照，李先生的问题不正在这几句吗？不“行已有耻”，才有这次这些行径，而且他不止这次这些，暂时且打住不说。“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非好古而多闻”，才有这次这样的作品出现。
由于他的所作大都出问题，也可用顾炎武《文集》卷四《与人书》的话一语道破。顾氏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顾谈到自己的《日知录》，“自别来一载，早晚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就是说为学如铸钱，要自己采铜于山，亲加冶铸，不可买旧铜钱以充铸。说得

古史辨与恩格斯的唯物史观·845·
多么深刻。载中国古代史事的原始铜矿，皆在先秦古典学术如崇山峻岭的丰富典籍里，李先生不具备先秦古典学术的基础，不知道铜在哪座山里，他自然就用他驾轻就熟使用惯了地到处找地摊、旧货店、废品收购站等等地方，搜觅到大量破铜、烂铁、旧铜钱等作为铜矿供他使用，也就是《走出疑古时代》的“编者按”所说的“大量例证”。可想见他对各种大小刊物，时下知名作品是尽量掌握其信息的，特别是每一考古收藏他一定搜列无遗，以见出他能以考古发现来保护古籍。但正如他对长台关楚简写出错误之文一样，有一考古文物学者告诉我：“《华夏考古》96年第2期有一篇赵世刚关于晋公戈的文章，把李学勤批得体无完肤。明明是春秋戈，李学勤却说成是西周戈。”可见他利用考古文物也总是错误百出。而他不能采铜于山，只能用社会上见到的旧铜钱充新铸，普遍见于他的文章中，这是他症结之所在。连针对我第一次对他批判之文所作的辩解文中，虽我曾经提到过的山名他也没法找，却找了杨宽《战国史》来搪塞，找了马雍《尚书史话》来做救命稻草。以这样的治学基本条件，自然他没法理解、更没法做到像上文提到的最根本关键的为学目的只是为了解决学术上的问题，共同推动祖国学术前进，而丝毫不是为了成名得奖。而他偏偏特别重视成名得奖，从他许多事例归纳得出他要得名的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