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威：刘恪教授访谈

魏庆彬

河南大学“百年校庆”专刊

刘恪教授访谈

走出大学，一切变数都来了……

①王向威：刘老师是哪一年上大学的？上大学前的情景是怎样的？你怎么看待大学四年在人生当中的地位和意义？你们那一代人，在知识上是“如饥似渴”的一代人，整个社会的生活也并不像现在那么丰富和复杂，在个人知识类型的构造和完善上，你在大学里有什么意识和具体的努力？

刘恪：我从小热爱文学，十几岁开始做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一心一意做好老师，年轻时执着、认真，是一个称职的老师，爱好文学是业余的。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去上大学，这是个人人生的一次机会，湖南教育很快正规化，那时的大学生个个都非常认真刻苦，没有一个逃学的，学习不好的人会哭鼻子，争取每门课考个好成绩，因为是分配制，毕业后都会去当老师，没人去挑三捡四，都一心一意地学习。

所有人都会把个人爱好与职业工作分开，我是一个小说家，可一生都在从事教育和当编辑，没有做专业作家。

大学很重要，它是你个人能完整地建构一个学科性知识体系，为你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的时期。它的知识性是一生的也是一次性注入，例如古代汉语、逻辑学、西方文艺理论、文学哲学等课程学过后，三十多年再没有复习过，今天运用时仅是在过去的基础上拓展研究。大学是一个基础，但是这个基础积累决定你的终身成就，大学没学好的便构成你人生永恒的欠缺，因为以后的职业生涯基本上是没法补课的，例如我在大学里做过李白和杜甫的学术、背诵过楚辞，三十多年我再也没有机会整体上研究了。

所以我非常惊讶现在的大学生不爱学习的状态，这毁的不是一两代人，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基础。

②王向威：现在的大学生常常被人评价为不爱学习、读书少，也过早地涉及爱情、金钱等等方面，和社会的关系也和你们那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大学毕业也三十多年了，你怎么看待大学和大学生这三十多年的变化？大学的功能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种变化该怎么看待呢？

刘恪：全世界的大学都是提供你人生知识生产的基础，它也是一个伟大强国的基础，大学仅有四年，漫长的人生拿出四年苦学有何难？这个基础也是改变你人生命运的基础，今天大学生没脑子，这么好的奋斗基础你不去把握而浪费掉，用四年时间去遗害终身，非常不值，正因为大学是基础，你人生在这个基础上去选择不确定性的人生命运，一切都是未定数，你为何把人生将来的婚姻、职业、爱好、事业、金钱、权力纳入到大学生活中来考虑呢？走出大学一切变数都来了，你在大学完成了知识积累，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优秀的大学生是一切伟大事业的起点。

一个人连大学都读不好，那他也不可能有顺畅的人生。

③王向威：你在北京生活很多年，作为一个作家和一个酷爱阅读的人，你和北京的很多大学老师及北京的很多大学都很熟悉，相对这些中心城市的大学，你感觉内地的大学，比如河南大学，有什么特点？现在很强调知识的更新换代、信息的便捷，那么，你感觉内地的大学生应该注意什么？

刘恪：我1986年去北京，2004年来河南大学，其间18年在北京读研、做主编、管理作协，做一个小说家，人生盛年都交给北京了，但是收获很大。能悟透人生、不惑、知天命，事业和职业我都很坦然，我知道职业的贡献是人生良知的必须，事业的成就我知道自己达到了什么程度，所以我从不自己鼓吹，那些爱自己鼓吹的人都是不自信的表现。

到了河南大学后我才知道北京为什么会是文化中心，北京和北京的大学均是热气腾腾，知识学习与交流充满了一种内在的活力，河南大学的学习却是消极状态，是一种呆板的教条，对新知识和新信息有一种排斥状态，学生和老师都是如此，这产生了他们的排外，我上了一年课便进行学术转向，一心一意从事我的小说美学理论研究。由一个小说家变成了理论家，这不是我想要的，而是环境和情势造成的结果。

④王向威：你是2005年来到河南大学当老师的，和那些一毕业就在大学里面工作、教书的老师不同，你之前有过丰富的人生经历，这种经历一定增加了你对“大学老师”这一角色的不同的理解和要求，你觉得你和那些一直待在学院里的老师有哪些不同？

刘恪：河南大学的老师最好的是热爱教育事业，认真教书，重视基础，重视材料。应该说是严格的学院派。也有一些学术能力。他们并不太注意观念史，新的创造不是材料的应该是观念的，一切危机都是观念危机。没有观念便没有危机，没有观念便没有活力，在新的观念下研究材料，才会有新的发现，材料不是你发现的，材料永远都在那儿。

⑤王向威：你为人率直、真诚，对待学生言传身教，有一种罕见的品格，你理想中的教师和学生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在大学里，你给研究生和本科生都要上课，你每次上课，对自己的学生有什么要求？当这些要求无法落实时，你会怎么做？

刘恪：我的教育理论，永远不要囿于旧知识，要创新知识，不重复过去的知识。所以我每年会讲一门新课，构成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偶尔会重复一两个课程，但我的讲述角度会发生变化的。我会不断地研究新知识。因此我讲一门课便会是一本新书，每年都会出版一本新的著作。八年来我的著作有：《现代小说技巧讲堂》、《先锋小说技巧讲堂》、《词语诗学·复眼》、《词语诗学·空声》、《中国现代小说语言美学》、《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史》、《耳镜》等共计约400万字的理论专著，另外我还主讲了《文化研究》、《文学言语学导论》、《文化地理学》等专业课程。

我对自己作为严格的老师有严格的要求：站着讲课，重视板书，不抽烟不喝水，讲课有观点与论述，绝不再课上聊家常，聊大天，对三个学生和对三百个学生讲课都是一样。在学生与老师之间应该是一种朋友关系，我非常反感老师收学生的礼物。河南学生比较穷，你应尽量为学生做点什么，而不是向学生索求什么。

学生没有好好学知识，水平上没长进最是让我心痛。

⑥王向威：大学更多地是知识教育，人生教育是缺失的，好多学生可能知识很丰富，却有了一个不那么健全的性格，好多人也因为性格不好影响到了个人知识的学习和人生的发展，这种现象的避免，学生和老师，以及一所大学应该做怎么的工作？

刘恪：人格教育是我极为重视的。一个有才华知识的坏人太可怕了。所以大学生要有最高的道德标准，这是不封顶的，同时要有最低道德底线。这一点不能仅以是否犯罪为标准，大学生在道德上要养成良好习惯，完成知识积累的同时也要完成人格修养：一是要懂得什么是最耻辱的，明白什么不能为；二要明大义正直，家国天下要有一个正义的尺度；三要常存感恩之心，付出多的东西陶冶品质、为人，是一种美德；四要有信义、诚实，便面看起来诚实要吃亏，其实诚信是人生的必要保证，它会使你立于不败之地，这一点我仍然奉信儒家的人格精神。

人格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更是修一生的根本要义。

⑦王向威：你的身份是小说家，很多人认为大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也认为一个作家并不太适宜待在大学里，可是二十世纪以来，那么多的大学开始接纳众多的作家，包括中国，对此你怎么看待？来到大学之后，你是如何安排自己的小说写作呢？

刘恪：作为小说家应该是社会化的，小说家待在大学里确实不太适合。我是完成了一个小说家的身份之后来大学的，而且在大学里我又完成了一个理论家身份的转换。大学是不宜要太多的小说家和诗人去当教授，因为他们感性，绝大多数没有完成学科教育，因此他们无法完成学科教育，倒是驻校作家的聘用制是比较好的。大学教育还应该是学术性的，我到了大学以后小说写得少了，每年二三个小说，忙碌的时候，这两年一篇也没写，退休以后再去专心写小说。

⑧王向威：在河南大学这几年的时间内，你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理论的阅读和写作上，几乎每年都有著作出版，扎实的小说理论研究，确立了你小说理论家的身份，你这几年深居简出，能谈一下你在河南大学的具体生活状态吗？

刘恪：很少有我这样以小说家和理论家的双重身份在学校里从事教学的。在河南大学我多数时间用于阅读和研究，主要集中精力从事理论写作，每年大约要完成四十万字还多一些，每年大约在两个专题领域里有研究，写作是一件非常艰苦的事儿，我经常会一两个礼拜不下楼，专心专意写作，保持写作的基本速度是五千字到八千字，经常是我这里一边写作，出版社那边一边排版，一部书稿写完之后，大约二三个月便可以出版。目前我的理论写作效果很好，每本书都可以重新，或者出修订版。这种研究写作我已经得心应手。事业的忙碌会使你的生活极为简化，我一生素食，经常一两元钱打发一天的生活。几乎所有的朋友和学生都觉得我清苦劳累。我个人没有这种感受，当然会有一些累但是我感觉良好，极不喜欢那种应酬式的酒宴。我在饮食上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白菜、豆腐、鸡蛋能把人养得很好，而且还精力充沛。

（今年四月份给刘恪老师做过一次长篇访谈，我问了三十多个大问题，提问将近两万字，加上他的回答有五万字左右，稍加扩展可以出一本书。这一次应杂志社邀请，再次访谈刘恪老师，问题集中在与大学生学习有关的话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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