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世民：我知道的范曾和沈从文

魏庆彬

　
　　　　去年十月，北京某杂志登载了陈徒手一篇《午门城下的沈从文》，披露了沈从文和范曾在“文革”中的一段纠葛。因为我是沈从文和范曾当年在历博的同事，范曾的情形我最了解，沈从文的境况也都详知，因想趁此机会澄清一些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应该说，陈徒手先生的文章，叙述范曾与沈从文的关系，都是不确的。他主要讲了三件事：1．文革中写大字报揭发沈从文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的范曾，范曾说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于是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表达观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2．一九六二年范曾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家门：“昨晚梦见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来。”3．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先生看后，善意地指出了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是党中央批准的，你靠边站吧。”于是沈从文“气得眼睛红红的”，“后来不再提范的名字。”

　　这第一件事，陈先生所言看似有据，实则未必。他分别引了范曾和沈从文的两张大字报，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两张大字报，以我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之久，“文革”中大事小情都可谓目见、耳闻、身历，竟全然没有见过；而且不单我没见过，历博的很多“文革”见证者（他们都还健在），像王宏钧（原副馆长）李俊臣（研究员）余庠（研究员）邱关鑫（副研究员）诸先生，也包括陈文反复提及的史树青先生，他们都没见过这两张大字报。我向他们谈及此事，也都感到莫名惊诧。那神态，倒可以用“巨大震动”来比附。关于范曾写沈从文的大字报，我的记忆中是有过的，但唯有一张，因此不是“最多”，而是“最少”；并且不是“揭发”，只是“表态”。这是一定要澄清的事实。至于说到沈从文的那张大字报，范曾的好友、诗人寒碧曾拿全文给我看过，印在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的《沈从文自传》里，文中确有陈文所引那番话。但寒碧拿给我看时，顺便提出几个意见非常好，他讲：第一，由别人编“自传”，说不通；别人编的“自传”不能代表传主本人的自识，所以此书不可采信。第二，文章来源未必可靠。沈的《一张大字报稿》取自岳麓书社一九九二年版的《沈从文别集》，“别集”不同于“自选”，它未经沈从文自订，那时沈从文已经谢世了。本来“别集”的含义应是与“总集”相对，即汇录一人著作成为一书，但此书的“别”字，是“另外”的意思，即“别有用心”那个“别”，它是将沈从文的文集中不曾收录的文章辑存，另刊一本做文集的补充，以此称“别集”，这在目录学上似无先例，也属没道理可讲。最大的问题还是这张“大字报槁”本身，为什么沈先生生前没有拿出？原稿是谁替他保存的？现今在哪里存放？这些都还是疑问，都需要实证。第三，这张“大字报稿”写得过于夸张，而且前后矛盾，未必真的出自沈从文笔下。比如，文中先讲“诸同志”“写了几十张大字报”，“列举了几百条严重错误，我应当深深感谢”，大有“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的虚怀，转而又突然“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地愤怒起来，说是“范曾一下子竟写出几百条”，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一个“几百条”，还是两个“几百条”呢？如果是一个“几百条”，“诸同志”就包括了范曾，那么“几百条”就不能说是“范曾竟一下子写了”。如果是两个“几百条”——假定范曾在“诸同志”的“几百条”之外，又雪上加霜、另行编造出“几百条”，这仍然不能不使人疑心，根据时间、地点、条件、何人、何事的供述原则，如果每条罪状用五十字可以叙述清楚的话，几百条需要多少字呢？究竟是几百条呢？姑且算五百条吧，仅此就需要二万五千言才能完成，把二万五千言抄成大字报，这是超负荷的工作量，每张大字报按一百字计，至少要抄二百五十张。除非把历史博物馆搬到故宫去，这些大字报才可能有足够的墙壁可供张贴。退一步讲，我特别注意到该文说范曾的“几百条”是“一下子”写的，也就是讲，是一次性完成的。让他“一下子”讲出别人做的几百件事，怕也难上加难吧？平心静气想一想，是非真假是很容易辨别的。第四，范曾确曾写过沈从文的大字报，这个事实不容抹煞，范曾本人也没有隐瞒此事的打算，而早在一九八四年，他已在《范曾自述》一书中公开忏悔过了。

　　寒碧对我讲，他的上述看法也正要写成长文，但不是针对某人某事，而是借题发挥，反省“文革”所造成的那一代中国文人精神上的恶化，作为文人——如今叫“知识阶层”中人，有着怎样的灵魂状态。他断言对“文革”的反省、包括对沈从文的纪念，如果不从人的精神状况、总的环境条件着眼，那么这种反省和纪念本身的正确性就值得怀疑。首先要理清“真实的情况”和“所知的情况”的界线，其次是不抹煞旧账——并非为了“秋后算账”，而是为了真正的忏悔，把它作为思想的资源和动力，对未来的行为负起责任。他认为这些人表面是纪念沈从文、同情沈从文，实际上根本没打算理解沈从文，而是意在制造一个新的沈从文。他嘱我行文时带上这番话，并讲明文责自负，我尊其意引出，并愿意与他共负此责。

　　陈文的第二点，特别指出了据“知情者”介绍，不知其为何许人。但此人肯定是“不知情”的。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一望而知用了夸张的手段。“天天”者，每天不断之谓，以此推想，沈从文怕是来不及回复的，你“天天”来不及回复，我“天天”有时间写来，这真是神经失常的表现。我的印象中，范曾不曾有过这种病史。至若说范曾从天津赶来敲沈的家门，则更是不可信了。彼时范曾人在北京，何以从天津赶来？要知道，范曾是在八四年才去天津的，一下子竟提前了二十年。表面看来，此为小事一桩，大可不必澄清。给沈从文写信也好，探望他也罢，无论如何也不是罪过。但编造者既然如此叙来，想必有他的深意，我还是找到范曾对此事进行核实。范曾说：我只给沈从文写过一封信，即求职信，他很高兴，接收了我，事情就这么简单。他们为什么将之复杂化呢？原因不明白了，此事虽不构成我范曾迫害沈从文的罪状，却专欲刻画我范曾的“小人嘴脸”——不择手段、装模作样、背恩负义、翻脸不认人。这真可谓“用心良苦”。

　　其实范曾是很关心沈从文的，他把他看作工作上最有力量的支持者，学业上最可效法的好榜样。他对他的情感是真挚的，也是怛恻的。

　　举两例，一是“文革”中“劳动改造”这类事，对于沈从文这类人是必须的。陈文中叙及清扫厕所、拔草等等也是常例。范曾即曾多次找我商量，想办法让他去做抄抄写写的工作，以释去他不能消受的繁重的体力活。另一是文革末期，沈先生在湖北干校劳动，我有机会代表历博的下放员工前去探望包括他在内的那帮“牛鬼蛇神”，范曾专门托我对沈先生慰以远情。他又鼓动当时美术组的青年人一同去找历史博物馆的领导，请求把沈先生调回北京，继续从事他的研究工作。而沈先生呢，他也认为自己能从湖北回来，只有依靠美术组中最可信赖的人李之檀和范曾，在湖北农场，沈先生跟我聊天，就中几次问起范曾。当他得知范曾已从干校调回北京时，显得非常欣慰。

　　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在我看到、听到、了解到的两个相互关爱的同事、师生、忘年交，怎么“一下子”、竟被写成一对怨敌？我真是百思难解。

　　陈文的第三点，是黄能馥、陈娟娟夫妇的采访记录，寒碧看后大笑，他对我说，这就叫“伪纪实”，事实被语言涂抹过了。范曾画一幅画，沈从文给他“善意”地提意见。为这件小事范曾就把“党中央”搬出来，可信吗？沈从文“气得眼睛红红的”，犯得上吗？我怀疑这夫妇俩的记忆出了毛病，他们讲的不是范曾和沈从文的故事，而是编造的小品或相声。只一件小事，说法不同、语调稍异、用点儿推想、辅以加工，真实情况便扭曲了。黄陈夫妇所吐纳，充分体现了语言摆脱实在之后的暴力，想说的是历史，说出来的则是小说了，惜乎这部“小说”在贬损范曾的同时也丑化了沈从文。

　　史树青先生的反应则不似寒碧的语言过激，他讲得非常明确：黄能馥那天谈范曾和沈从文的事我在场，一言未发。他根本不了解历史博物馆文革时的情况，不知有什么人在后边唆使他如此做。我是历史博物馆“文化大革命”的见证人，和沈从文关系密切，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过这些。范曾对沈从文一向很好，说他写几百条沈从文的罪状，完全不存在这样的情况。范曾在文革中写什么画什么我都记得，没有乱扣政治大帽子，同时轻松调侃，反而冲淡了当时的紧张气氛。范曾今后可以回答这些人，我完全可以作证。

　　“我完全可以作证”。史树青先生如是说。王宏钧、李俊臣、邱关鑫、余庠诸先生也如是说，我因此感到某种释然。

魏庆彬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作者：陈徒手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在那风云动荡的三十年里，他的同时代朋友对他充满巨大的不解、疑惑和同情，而后来人面对沈先生投向历史瘦弱的背影时则不由发出说不尽的感慨。

　　一九四九年是沈从文的生死线。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一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式的长文《我的学习》，其中就谈到一九四九年的困顿：“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沈从文约定俗成地使用了当时流行的“思想战争”这几个字，恰好表达了情感枯竭、崩溃的真实状态。

　　事隔四十多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

　　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
　　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槽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韩寿萱那时是北大博物馆系主任，从文就去帮忙，给陈列馆捐了不少东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转到文物这一行，不在北大教书了。幸好他转了，转的时候有痛苦，有斗争。他确实觉得创作不好写了，难得很。（一九九○年十二月七日采访）

　　被沈从文称为“百科”的周有光是沈从文的连襟，著名的语言学家。谈到那一段岁月，九十二岁的周有光意犹未尽：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 党，而沈从文感到恐慌。当时我不在国内，对这一点觉得很奇怪。那时情况知道得太少。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沈从文自己讲，郭沫若对他很不好。

　　在没地方安放的情况下，把沈从文安排到历史博物馆，领导上不希望他做什么大事。整个处于在政治上被压制的状态，解放后的文学生活几乎没有了，创作萎缩了。沈从文的优点是随遇而安，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
　　后来让他上革命大学，让他改造思想，让他慢慢明白……（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七日采访）

　　对沈从文相知较深的老同事、八十多岁的文物专家史树青当年曾同沈从文一起在革命大学学习，只不过沈在以社会名流为主的一部，而史在以普通职员为主的二部。史树青说：
　　在革大时，不少学员都抱着看看再说的态度，不知共/*/ 党能否长久？在那里学习，主要是交待思想，丢掉对美国、国/*/党的幻想，进行思想改造，洗脑筋。进去时压力大，沈从文有，我也有。记得那时几千人听艾思奇做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学习时，没有农业劳动，有时在校园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月采访）

　　张兆和记得，在革大毕业时，校长刘澜涛给沈从文发了毕业证书。隔了二年，沈从文在一封未寄出的长信中谈及当时心情：“在革大时，有一阵子体力精神均极劣，听李维汉讲话说，国家有了面子，在世界上有了面子，就好了，个人算什么？说得很好，我就那么在学习为人民服务意义下，学习为国家有面子体会下，一天又一天的沉默活下来了。个人渺小得很，算不了什么的！”他在信中连续四次说到“个人渺小”。

　　史树青回忆，沈先生的脖子上有刀割的痕迹，但他后来一概不谈自杀之事。

　　在历史博物馆早几年的工作情形，沈从文自己曾在笔下流露一二：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个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语中，越说越远。

　　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这是沈从文一九五一年给一位青年记者未发出的信，文中浸润出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贯穿他以后很长的岁月，尤其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种感伤就更被放大，也更为隐蔽。

　　历史博物馆及国家文物局历任领导对沈从文的“转业”充满复杂而微妙的情感。史树青回忆：“文物局长王冶秋接近郭老，业务上靠郭老。他觉得沈先生转行是文人来避风，文物界有无沈先生没关系。他对沈先生的使用没怎么安排。”老同事杨文和说；“馆里有一段对沈先生不好，沈先生情绪低落。沈先生要什么不给什么，沈先生要一间办公房，当时办公室很多，我们也说，给沈先生一个房，馆里就是不撒口。我曾听一位副馆长说，‘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访）

　　沈从文后来自己描述道：“事实上，我就在午门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见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一份检讨稿）早十年，沈从文除了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外，常到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他自己称之为“唯一和人民碰头的机会”。”

　　汪曾祺当年亲眼看见老师沈从文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这种凄然感在多年老友萧乾身上也曾出现过。一九九八年三月九日下午在北京医院病房，萧乾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那一难堪局面：
　　那个时候他在故宫处境不好，一个那么有名的作家，到了新社会反而难处。当时有中苏友好协会、工会之类，挑着人入会。听说就没让沈从文加入，在政治上给他压力。

　　我跟他有几次接触，彼此的心情都很复杂。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像沈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年代里是很难抬头的
老朋友郑振铎当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沈从文没有因事找过他。一九五八年三月，郑振铎参加馆里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会后，沈从文遇到了郑振铎。史树青看到了两人见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见老朋友很激动，还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说什么话我忘了，但郑似乎感到沈先生还是落后分子。”
　　在老同事的记忆中，历史博物馆的几任领导尽管情况各异，但都依据上面精神，把沈从文看成是“统战对象”，采取冷处理的办法： 　　张文教是馆里第一任书记，五十年代初就到了馆里。他曾在抗战时期率领八路军队伍保护过金代藏经，还牺牲了几名战士。他看不起旧知识分子，对沈从文这样的专家不太客气，动不动就训人一顿，训得太严。而且张经常诈人，让人交待历史。他业务不能，过了许多年还不能。他曾跟我学铜器，学诗经，但都白讲。
　　文革时，我们一起当上“黑帮”。他填表时，“专长”一项写了“打倒帝王将相”和“爱吃窝窝头”。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左得厉害，把我们都看成敌人。他认为沈从文是混饭吃，责问沈买那么多瓷器干什么？是不是浪费国家钱财？而沈先生觉得中国瓷器工艺水平最高，有研究价值。（史树青，一九九八年四月十四日采访）
　　沈从文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在东堂子的三间房子被一位工人同志在文革中强占。沈提出落实房子和著作出版问题，但迟迟解决不了。为了出那本服饰的书，打了一个报告到文物局，一直压着。王冶秋在出版上不表态，他的老伴、文物出版社社长也就不积极。王冶秋不点头，怎么印出来？王冶秋对沈有看法，认为沈是灰色的旧知识分子，是在旧社会培养的，要控制使用。 　　那时沈找过我，发过牢骚。我只能做一些解释工作，我是副馆长，只能提意见，没有决定权。杨振亚馆长认为沈不是主要人才，并说“要走就走”。沈很有意见，后来带着激愤的心情离开历博。
　　有一点我说明一下，历史博物馆建成以后，由于挨着大会堂、天安门，有关部门曾来馆里审查，把一些右派分子、政治面目模糊的人员强行调离出去，而沈先生留下来了，说明当时政治上还是比较信任他的。（原历博副馆长陈乔，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 　　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很难从沈从文的口中、笔下得到他对领导的意见。他是一个沉默的人。只是到了一九六八年“大批走资派”的年代，我们才在沈从文的检查稿中读到那样的激愤：“这是谁的责任？我想领导业务的应负责任。他本人对文物学了什么？只有天知道！说我飘飘荡荡不安心工作，到我搞出点成绩，他又有理由说我是‘白专’了。全不想想直接领导业务，而对具体文物业务那么无知而不学，是什么？”
　　据张兆和介绍，沈从文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只是简单记几笔。在现在已经公开的一九五三年三月的几则日记中，竟反复着一个“多事烦人”的主题。如，“可能还是多事……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三月二十八日）；“对人过于热心，对事过于热心，都易成多事，无补实际……极离奇，人人均若欣欣向荣，我却那样萎下去。相当奇怪”（三月三十日）；“……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凡事禀承馆中首长——馆长，主任、组长……要作什么即作什么，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一切会好得多。对人，对我，对事，都比较有益”（三月三十一日）。
　　这是沈从文生活和工作的质量都很低劣的时候，苦闷无法排遣。然而，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 　　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如果馆里不要，就自己留下。有时时间看长了，别人弄糊涂了，结果变成公家库藏的，沈先生也不在意。如《阿房宫》长画卷他自己买了，后来弄成馆藏。现在历博中，织绣藏品基本上是他收购的，馆里收藏的服装、硬木家具、铜镜等不少文物都由他经手过。
　　故宫办了一个《红楼梦》展览，沈先生很热心地把库房里的衣服找出来放在旁边，用实际文物来配合。馆里很多人在学问上得到他帮助。记得有一本馆里图书《历代古人像赞》，沈先生加以批注，抄写字条贴在书里，让别人看时注意，比如此像在何处可找，为何比别处更好之类话语。（李之檀，一九九八年五月五日采访）
　　沈先生在馆里解说时，连小脚老太太都接待。他还在库房编目，规规矩矩地抄成大卡片，他的章草真好，真秀美。他还买来二十多件晚清瓷器做茶具，捐给馆里，便于接待外宾。对我们讲心里话，不讲虚话，老鼓励我们读书，常说，“你们不读书怎么为党工作？” 　　陈伯达有一句“厚今薄古”的话，沈先生却说博物馆应厚今厚古，今天厚古还不够，应该多向古代学习。他反对把博物馆办成文化馆，为馆里读书风气不浓而焦急。（史树青，一九九八年五月八日采访）
　　一九五七年沈先生到我们故宫织绣组当顾问，带我们上课，上荣宝斋、珠市口。给他几十元车马费，他不要，全买了书存在织绣组的书柜里。给中央美院学生讲课，学校给他一百元，他让我们退财务处，说，“不能再拿国家钱”。而他自己掏钱请人绘画，然后又租黄包车到学校，车上装了各种实物、绘画作品，以便让学生看明白。
　　一九五八年沈先生当教材顾问，把自己的笔记统统拿出来给大家参考。从全国调来写作的专家住在香山饭店，而沈先生不肯在饭店住，自己在家里白天黑夜地干，流着一身汗，工作量比编写的人还要大。
　　沈先生在我们面前从来不说苦恼，只谈业务。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国》，在空白处写满字寄给我们，内容大多是文物方面的考证。他在信中告诉我们，“什么材料没有，我就这样做学问”。我们要写《中国染织》，他就用毛笔抄了一大沓材料给我们。文革中吃了苦头，我们曾想不干文物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们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样子。他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沈从文的学生黄能馥、陈娟娟，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下午采访） 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是沈从文五十八岁的生日，这一天他在故宫陪三十多个年轻美术学生看了一天绸缎和陶瓷，非常疲累，回家后独自一人听贝多芬第九交响乐，觉得声音那么欢乐而清静。在音乐声中，他给云六大哥写信，信中说：“我总深信只要工作对国家整个向前有益，也就够了。个人吃点亏或生活寂寞些，都无妨。”
　　他此时最大的感叹是，“没有一个真正知道我在为什么努力的人”。 　　与热闹的文坛遥遥相对，寂寞中的沈从文有时会悄悄地说出惊人的话：“文坛实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这几句话是一九五一年说的，置身圈外，他对文坛的感觉比别人要敏感得多。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二日，他又给云六大哥写信，再次谈及他的感触：“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 　　汪曾祺、林斤澜等学生辈的作家见老师过于冷落，有时会拉他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他只是默默地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林斤澜记得这样一次会议：“那次下乡回来的作家座谈，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是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这是反话，意思是说你们这样下乡下厂写小说我不懂，我有自己的理解。”（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日采访）
　　林斤澜讲了自己所见的一件事： 　　一九六一年是个小阳春。有一次在新侨饭店开会，周扬到小组会上来，陈翔鹤说，“沈从文能否继续写作？”周扬一听有些不高兴，板着脸，凶得很。他是很会当领导的，可能考虑了一会儿，说，“可以，能不能给他创作假，十年。”陈翔鹤高兴地说：“好，好！”
　　陈翔鹤的过问只是一个契机，不久中宣部、中国作协有意安排沈从文“出山”。中国作协办公室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给沙汀及作协四川分会发出一封公函： 　　最近，经周扬同志指示，我们对沈从文同志的创作做了一些安排，并已向历史博物馆领导上和齐燕铭同志为他请准了创作假。他将于六月二十五日左右动身去成都，初步打算住一个半月左右，动笔写酝酿已久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其内兄——一九三六年牺牲的共/*/ 党员张鼎和同志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知识分子的革命道路，约二十万字），请对他的住宿等问题作安排。 　　沈从文同志患心脏冠状动脉硬化症，血压时有上升，并伴有心绞痛发生，请在安排住处时注意安静、医疗等条件。
　　但是，作协六月二十三日突然致电沙汀，告知领导又重新安排沈从文到青岛休息。沈从文事前提出自己付车费，到青岛又看了几家绣艺工厂、印染厂，想在工艺上给工厂帮助。 　　一九六一年七月十八日，他在青岛写信给中国作协副秘书长张僖，谈到自己的写作状况：“头脑能否使用到过去一半样子，也无多大把握了，毛病是一用过了头即有些乱，过一阵子又才回复。心脏部分不太严重，已不容易好。初步设想把所收小说材料重誊一份，理出个顺序线索。万一我不能用，另外同志还可利用这份材料。最好当然是我自己能用它，好好整理出来成个中型故事，初步估计用十六万字，安排可以写得清楚，如顺手，也不会要半年时间。”
　　这部作品最终没有完整地写出来，夫人张兆和谈及原因：“堂哥牺牲了，堂嫂还在，从文从她那里收集了一些材料。还到宣化煤矿去了好几次，记了好几本。一九六一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三十年唯一一次最大的创作活动夭折了。
　　凌宇的《沈从文传》中曾写到一九五八年周扬拟请沈从文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史树青证实此事，但在细节上稍有出入：“毛主席请沈先生当文联主席，沈先生告我此事。沈先生说，这是主席的客气话，我也不能去，我还是爱好文物。”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几十年的林斤澜从未听说过此事，对此深表怀疑。他告诉笔者：“汪曾祺跟沈先生很熟，我也没听他提过此事。”
　　但不管怎么样，一九六一年以后的几年间，沈从文变得少见的活跃，对文艺的看法也乐于表达。沙汀在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三日的日记中，就记录了沈从文和巴金、沙汀闲聊创作的一幕。沙汀还在别的场合转述了沈从文的意见，惹得作协党组的一些人惊讶不已：“啊？他敢说这个话？” 　　家人对沈从文重新写作之类的事情有些担忧，而最操心的时刻莫过于政治风暴来临之际。张兆和对一九五七年至今还有后怕：“整风时也有人动员从文大胆发言，他居然没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说，否则他当右派跑不了——” 　　后来搞政治运动，沈从文就找机会躲着不来。有时碰到李之檀，就悄悄地问：“还没批判完？”
　　文革初期，沈从文终于没有躲过去。面对满墙大字报，极为忧愁地告诉史树青：“台湾骂我是反动文人，共/*/ 党说我是反共老手，我是有家难归，我往哪去呢？” 　　让沈从文震惊的是，写大字报揭发最多的居然是他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沈从文在一张大字报中用了八个字来表达观后感：“十分痛苦，巨大震动”。 　　一九六二年范曾来到历博当沈从文的助手，为编著中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绘插图。此间调动工作，沈从文尽力最多。据知情者介绍，当时范曾天天给沈从文写信，有一次天刚亮就敲沈从文的家门：“昨晚梦见沈先生生病，我不放心，连夜从天津赶来。”
　　文革期间与沈从文过从甚密的黄能馥、陈娟娟夫妇说： 　　那时，范曾画了一个屈原像。沈先生看后，还是善意地指出一些服饰上的错误。范曾指着沈先生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记得那是冬天，下着大雪，路上很滑，沈先生走了一个多小时到我们家。他气得眼睛红红的，一进门就讲了范曾的事情。他说，“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一九九八年五月六日采访） 　　这是沈从文晚年最惨痛的一件事情，后来他再也不提范的名字。

　　沈从文跟陈乔、史树青他们一起关进牛棚，挨斗挨批之余，就是清扫厕所，拔草。有时发呆地看着天安门广场人来人往的景象，然后回过头对史树青说：“我去擦厕所上面的玻璃。”
　　文革渐近尾声，一九七四年七十二岁的沈从文找到馆长杨振亚，谈话中流下眼泪。他希望得到最后的帮助，但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回来后，激动之中给杨振亚写了长信，信中写道： 　　我应向你认真汇报一下，现在粗粗作大略估计，除服装外，绸缎史是拿下来了，我过手十多万绸缎；家具发展史拿下来了；漆工艺发展史拿下来了；前期山水画史拿下来了，唐以前部分，日本人作过，我们新材料比他们十倍多；陶瓷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也过手了近十万件，重点注意在可否供生产；扇子和灯的应用史拿下来了，也都可即刻转到生产上；金石加工艺术史拿下来了；三千年来马的应用和装备进展史拿下来了；乐舞杂伎演出的发展资料拿下来了；……乍一看来，这么一大堆事物，怎么会忽然抓得下？简直不易设想。事实上，十分简单，只是一个肯学而已。毫无什么天才或神秘可言。
　　这么庞大的学术专题中，只有服装史由于周恩来的关心一直编著着，等待着出版的机会，其他的专题研究和出版都烟消云散，领导上无暇顾及这些亟需抢救的研究结晶。而且在文革中，部分“服饰研究”大样被贴在大字报上展览，两麻袋的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 　　沈从文压抑不住悲愤，在信中倾诉道：“无人接手，无可奈何，一切只有交付于天！”无尽的痛苦表露无遗，他用衰弱的生命做最后拼搏。无奈，还是无奈！他被迫离开历史博物馆，再也没有回到那呆了二十多年的大建筑里。 　　常去探望的林斤澜描述道，临近生命终点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木然地看着电视，一坐就是大半天，无所思无所欲。
　　有一次，沈从文突然对汪曾祺、林斤澜说了这么一句：“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