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有權干預國家事務——讀書筆記三則

狂人

文｜彭星

1、命运的城堡——《米沃什辞典》读后

性格决定命运，命运也决定性格，这反映在加缪和萨特身上，尤其明显。如果上世紀除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外还有什么伟大的友谊的话，我第一个会想到的是萨特与加缪。萨特的父亲在萨特15个月大的时候因热病死于印度；加缪的父亲死于一战。兩人都有不幸的幼年，走上的卻是如此相同又迥異的道路。

两人相遇后一见如故，卻终因观点不合而分道扬镳。读加繆的文章如入大海，让人生无常之感慨；而萨特的文章如上高山，让人有“万物皆我主宰”的气概。当瑞典文学院通知加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加缪坦然接受了；而同样的消息传到萨特这里时，他的反应却完全相反，有人猜想这是因为他对加缪比他早获得诺贝尔奖而心有不服，这自然是小人之心。加缪一直对苏联与马克思主义持一定戒心，当共产主义浪潮席卷欧洲时，萨特等指出选择的时候到了，要么是马克思，要么是马克思的反面，萨特对加缪的局外人身份感到困扰。在《米沃什詞典》中，加繆生前的朋友米沃什對薩特與波伏娃等攻击加缪耿耿於懷，並毫不留情地罵波伏娃為“下流的母夜叉”。

联系加缪的一生与萨特的一生，我想对他们各自的文章风格的形成便很好理解了。加缪父亲死后他在北非的贫民窟中长大，他的性格与行为让我想起齐白石，因为自贫困中一步步走过来，对于政治有更清醒的认识。因为自小便识得世间苦楚，所以对一切都懂得珍惜，也尤为珍重。但白石老人晚年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加缪却英年早逝，或许这是二十世纪文学界最惨重的损失了。

加缪

而萨特不同，完全不同。父亲死后他在外祖父家长大，后随母亲改嫁，从早年对继父的反感与反抗中可以看到他后来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子。他拒绝接受诺贝尔奖，因为他的自由主义观点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他甚至拒絕婚姻。他是一个徹頭徹尾的知识分子——所以对于政治存有某种天真的想象，结果自然是让人失望的。

加繆一直反對將自己的著作列入存在主義的範疇，在《叛逆者》中更是發表了與薩特完全相反的觀點。一開始薩特出於友誼並未發表看法，但這樣的沉默持續六個月后，薩特的學生終於耐不住在薩特等主持的刊物《現代》上發表文章攻擊加繆，加繆并未直接回應薩特的學生，卻發表《致現代雜誌主編》直指薩特，稱呼薩特為“主編先生”。加繆的傲慢激怒了薩特，薩特反擊，二人的友誼就此破裂。

1960年，加繆因車禍英年早逝。

1980年，薩特因病去世。

加繆的世界里，世界是荒誕的，而他也以荒誕的方式離開了這個世界。薩特一生都在反抗，卻不能去除別人扣在他頭上的“存在主義”的帽子；在他的世界里沒有“後悔”，一切都在乎選擇，而面對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選擇——信仰的選擇——他卻走上了歧途。命運與時間遠及太古，直達浩淼的未來，哲人已逝，世界像巨大的城堡，我們吃飯、睡覺、工作、結婚，我們仿佛什麽都不曾失去。

2、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美妙的新世界》读后

看完《1984》，再看《美妙的新世界》，就如同從但丁的地獄走到天堂。《1984》裏集權社會是壓抑的，無處不被監視，簡單的肉體接觸也會帶來不可設想的後果，而《美妙新世界》裏的集權社會是快樂的，從小孩起就開始的性遊戲，可以跟任何異性上床的自由，以及稍有不爽還可以吸嗦麻以泄抑鬱。那是多麼美妙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啊。

《美妙的新世界》

如果真有这样的集權社会，人们忍受每晚的睡眠教育、從小到大的愚民政策，就能共產共妻、不識憂患、吸毒無罪，那想來是會不思進取，安於現狀，甘做一個奴才的。比起这样的美麗新世界，國人生活的世界，只能算是1984的初級階段吧。

在美妙的新世界裏，孤獨是可恥的，思考是可恥的，私人生活是可恥的，只有公共生活值得讚美。沒有智慧，沒有欲望，所以有智慧的人、感到孤獨妄圖反抗的人只有兩條路：作為統治者被捆縛在權利的頂端，或者作為流亡者與其餘的流亡者一起過著遠離真實世界的生活。然而反抗者終究是少數，因為一切早已在基因中設定。這與老子說的“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人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是多麼相像啊，而我又想起了馮友蘭常掛在嘴邊的那句“極高明而道中庸”！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只可惜我們的聖人沒有與從受精卵就開始等級制度和從胚胎起就實行愚民政策相匹配的科技水準，沒有從幼童起就開始性開放的膽量氣魄，沒有從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的福利與高標準的幸福指數，只有壓抑，只有禁止，只有監視，只有否定，只有權力的赤裸裸的對民眾的強姦，只有上層對下層的頤指氣使與層層盤剝，只有“只准州官逛窯子，不准百姓看黃片”，只有讓人能寫不能發，而不是讓人滿意得根本不想寫……

暴君之下只有暴民，壓抑之中必有反抗。《1984》裏的反抗是無望的，《美妙的新世界》裏的反抗則是孤獨的，而我們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還能遮蓋住什麼？還能愚弄得了誰呢？

赫胥黎

回首百年以來的華夏歷史，我想起歐陽江河的詩句：“一個沒有人走過的地方不是廣場/一個沒有人倒下的地方也不是”。當一條條漢子從血泊中走出来或者倒下去，我越加想念那個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相斗的梁啟超，想念康梁的戊戌變法。是，改革是一條更緩慢的道路，而改革也是更苦難的道路。殺人總是容易的，通過殺人推翻一種不合理的政治也是容易的，然而與殺人相伴隨的仇恨和不理性并不能建設國家，走向民主。

這是一個出國買房比在北京買房便宜的國家；這是一個贪官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國家；這是一個黃梁一夢卻發現房子被扒的國家；這也是一個有人將屠刀指向無辜的孩子的國家。如果人人都有一把槍，或許不會有人被用槍抵著強姦，同樣，如果人人都有一把槍，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又會陷入另一個北洋時期。當一個人在自己的家中卻隨時有被拆房被部隊暴打的危險，當一個人不曾犯法卻受到法律制裁，當一個人被非法侵害而作惡者卻逍遙法外，這種生活在自己的祖國卻毫無安全感的恐懼，這種唯有自殺或者出國才能求得解脫的痛苦，該如何解除？而這恐懼與痛苦若轉為力量，這股力量又有誰能阻止？

當權者隨時懷著失去既得利益的恐懼，民眾隨時懷著被侵犯的恐懼，而我們卻不得不張口就說：和諧！

拆毀古跡，簡化漢字，大學不開語文，而小學到高中的語文其實是政治！三峽淹沒了屈原，面子遮蔽了乾旱，唯一的好事是限塑，而限塑的結果是垃圾更多。文化、歷史、良知，我們還剩下什麽？啊，真他媽的美妙！美妙的新世界！當我面對一個個流浪的乞丐，我不知道該相信誰。總有一天，我的良知會消失，我會向暴力無限傾斜……

3、文学有权干预国家事务——《文明的孩子》读后

我想，這世界沒有人比中國人更能理解俄國人的遭遇了：同樣的馬克思、同樣的革命、同樣的大清洗、同樣的右派、同樣的流放於無止盡的苦難和笑話……

當初讀到曼德爾斯坦姆等在斯大林時期不能寫詩，而曼德爾斯坦姆後期的詩作最後竟是靠他的妻子在一隻平底鍋裏小心保存而得以流傳時，我不禁流淚。布羅茨基說：文學有權干預國家事務，直到國家停止干預文學事務。然而文學如果有刺破現實的力量，那也是因為血淚凝成了尖冰。誰也不能否認這句話的正確性；我們的時代裏甚至可以聽到馬英九說政治應該為文學服務（小馬哥當然知道這句話在大陸應該反著說）。但就是在自己的祖國，布羅茨基因為寫詩而被流放，因為寫詩而被驅逐，文學如何干預國家事務，當一個人甚至不被允許拿筆？

《文明的孩子》

我真的從頭到腳都喜歡上了這個俄羅斯的兒子。“如果我們認定，該停止‘智慧’的發展了，那文學便應該用人民的語言說話；否則，人民應該用文學的語言說話。”除了布羅茨基，我想像不出還有誰會道出這樣的堅守。布羅茨基旅居美國後曾獲得“桂冠詩人”的称号，別的詩人更多是僅僅將這作為一種榮譽，而布羅茨基不然，他隨即辭去大學教職，在國家圖書館設立辦公室接待訪客，並呼籲每個旅館放一本詩集——希望每個人都能接受最好的詩歌的薰陶，还開玩笑地說哪怕是一棵樹，如果讓它選擇，成為一本詩集總比成为卫生纸强吧。

“識字的人也好，受過教育的人也好，完全可能一邊宣讀這樣或那樣的政治論文，一邊殺害自己的同類，甚至還能因此體驗到一種信仰的喜悅……”當布羅茨基在美國回首往昔，想起自己祖國過去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一切，除了這樣的激憤，还能做什麼呢？布羅茨基被驅逐出蘇聯後，再也沒有回過自己的故鄉。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滄海桑田又如何能形容一個國家的名字從俄羅斯變成蘇聯再變成俄羅斯，一個城市從聖彼德堡變成列寧格勒再變成聖彼德堡。何處是故鄉？誰也無從知曉這位最終葬于水城威尼斯的偉大詩人最終是否從內心否定了自己流亡者的身份？

布羅茨基在美國用英語創作了大量散文，因為英語與俄語兩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被譽站在山巔俯瞰山巒兩側。一代代詩人老去，一個個呐喊的聲音回蕩天地，而時代的幕布所更換的政治招貼畫上依舊寫滿謊言。文學有權干預國家事務，直到國家停止干預文學事務。

布罗茨基

编辑｜魏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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