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驳《学术快餐——余杰现象》（原刊《狂人》第三期）

魏庆彬

文/吴景传

赵建林在《学术快餐——余杰现象》中提到：

“因为我觉得文史哲专业的学生，更多的应该关注事实本身、真理本身，而不是太多的矫情与伪饰。余杰这样的文章，不过是自己翻看的书略多一点，如果拿到真正的学术殿堂上去，则必定贻笑大方的。”

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又引述钱理群教授的话：“我们的时代需要独立的民间思想者，需要清醒的人的存在。”

在结尾处，他又说：

“可是，清醒的人不可能是那些老是稗贩文字的人，而是应该怀有真正切乎实际生活的思想的人。”

赵看似清醒理性，似也是在标榜自己的清醒理性，不妨感性地将其言说推敲一番。

赵听说余杰的《火与冰》在北京九所高校流行后，“心里颇不以为然，总觉着这多少有炒作之嫌。”“想去翻翻，但终于因为课时的紧张和无边的忙碌，一直没有机会”。据我所知，《火与冰》是因思想尖锐而以手抄本形式流行的，是纯粹的民间行为，作为哲学专业研究思想史的学生，赵是否有思考过在中国的首都——北京的九所高校流行有何文字外的意义？抛开文字上的所谓“稗贩”，总该有事件本身的意义吧？他初始对余杰的这种定位，在我看来，似乎有意气之嫌。

赵对余“一天晚上写3万字”此事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因为赵写散文、诗时是很闲适的，而余杰针砭时弊是激越的，是充满冲动和快感的。谢晋如在告诉赵此事时有“现在”二字，赵模糊了概念，将它处理为一般现在时，试图顺理成章。另外，他举钱钟书“每天只能写500字”来证明文学作品创作的艰难就显得有点幼稚了。如想举极端，则大多人情物理将会失去合理性。赵明显是在表达文学创作的艰难，我以为，为了文学而文学的创作才是艰难，情自中发定是水到渠成之事。

赵因为一个女生对余杰的认同而对余杰的书“稍微翻翻，看看他是如何地讲那些翻来覆去的道理和已经落日黄昏的故事。”这种阅读的动机我不想分析，单从阅读的姿态就似乎有君临天下的傲慢了。如果第一回阅读就抱这种情绪，则难免轻浮了些。

后余杰与王朔、余秋雨、金庸等打官司，赵“我向常抱着冷眼旁观的姿态，不愿意多说什么。”“不愿意多说什么”言下之意是“有所思考，有些想法”。清人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表达这样的观点：人每天的认识都较昨天有修正和进步，如果一直认为待明天再表达，则恐怕任何认识都不可能表达出来，也就没有《日知录》了。赵的旁观者姿态绝不可能是麻木不仁的看客的表现，那是思考未全面？还是事件幼稚得不值得评价？还是他提倡的“清醒”？还是另有隐衷？

我认为知识分子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表达出自己的认识，否则，将丧失其思考的价值，甚至，其存在的必要性都值得质疑。如果关于余杰事的评价超过赵“力所能及”的范围而保持沉默，那我深深体谅，因为在中国现今语境下，能像余杰一样奋不顾身的人已经不多了。

赵接着指出，余杰打官司是“一种手段”“一种借题发挥”，也即宣传策略。姑且这么认同，那么，为了“北大王小波第二、大陆李敖”的自封神话，我对此番宣传极度赞赏。因为，表达思想、救救孩子需要条件，需要群众基础，余杰单枪匹马，他只有通过所谓的“偏颇”来哗众取宠，来引起关注。那么，从官司上体现的民主精神与悲悯情怀，将跳出官司内容本身而成为思想文化界一种警惕。

赵将余杰的文章喻为“学术快餐”，“虽然方便，但却缺乏真正的品位”。我四年来断断续续读了余杰百余万字文章，但没发觉余将自己的文章定位为学术文章，赵氏“稍微翻翻”便作出如此宏观的定位未免有些冒进。实际上，余文更偏向于文化批评，余不是从学理上进行分析，而是和《皇帝的新装》里那孩子一样用幼稚的语气说，“他什么都没穿！”

“但却缺乏真正的品位”此语让人想到城里人和乡巴佬，按赵之言论，大概四平八稳艰深晦涩便是较高的真正的品位吧。那么，依此推理，我们的文学是要分出贵族文学与草根文学了。我想，如果从受众面和社会公益考虑，余杰的快餐似乎更受人们欢迎。

赵引用钱教授的话来佐证自己观点。请注意，钱氏是“独立的民间思考者”与“清醒的人”同时需要存在，也就是说，社会需要分工，人文学者、社会学者分工合作而没尊卑贵贱之分。

为着民族以及人类的进步，赵建林先生表达出对余杰的认识，这种知识分子的精神是十分难得的。我所渴望的是：在当今追求理性主义的现代社会，我们应该支持、尊重、鼓励人文主义者的批评，尽管时有偏颇，但作为一种进步精神，我们有义务去爱护它，发扬它。在一种对等、公平的批评中，人们才能寻找到建设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