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与大学 ——记陈蔚德教授（原刊《狂人》第三期）

魏庆彬

文/吴景传

将先生与大学并称，本是理所当然，而当我敲定题目，却感到十分沉重。

周五晚七时，陈蔚德教授又来名师学人讲坛讲学，大家慕着他的传奇经历与博学风流而来，场面甚是热烈。当讲座应同学请求延至九点半时，我仍看见报告厅窗外虔诚的学子。这是难得的盛况，因为今日之中国大学，独具人格魅力的先生已不多见。

     讲题是“从黄帝到殷墟文化”，先生说加个副标题“纵谈河南文化”，这样才能说开，才能自由地讲。这是先生的高明，往往借题发挥，看似离题万里却又顺理成章，既可减少表达束缚，又能宏观微甄，既可炫耀其“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又可让学生兴致勃发而浮想联翩。

     先生早年入北大东语系读书，因为是外交部的培养对象，极幸运地受教于季羡林、宗白华、朱光潜、王瑶、吴组缃、金克木、任继愈诸大师，毕业后于国防部、外交部任翻译员，期间又任周恩来总理翻译，后受国家旅游局委任进入新兴的旅游领域，今兼任31所大学旅游学的客座教授，为国家的旅游业从起步到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先生通六国语言，擅长诗词歌赋，熟谙地理天文，观览五洲机变，历尽各国风情。外交官、翻译、经理、教授、老板、导游，这些看似无甚关联的称呼，却“天时地利人和”集于先生一身。

     这些经历与机缘塑造了先生的博闻强识，而其灵性才情则多半是拜先天所赐了。

     且看讲坛上这位穿着红衣的花甲老人，激动时拍案而起，深情时竟以散文诗的形式低声吟哦，开怀时一脸天真，严肃时竟似铮铮铁汉。时而抓起笔于教板上急速板书，时而手舞足蹈，时而油腔滑调，时而黯然神伤。本想是古典情怀之文人，却又是充满当代意识的知识者，称礼仪组女同学为“小姐”，张扬自己的经历与才华，允许学生提任何问题，将文化推向市场，又将管理生活化。

     从文化层面上，先生无疑是极具文化趣味令人赏心悦目的知识者，而我更愿意从精神层面将先生解读，因为今日中国大学，精神塑造比文化传承更为迫切。

     先生本为河大教授，作为中国导游界的泰斗，他却于前年离开河大，到郑州旅专教书。对此事，我们很不解，去年与桓战伟老师无意间谈到，桓老师大概说陈先生不擅长写论文，在大学里得不到发挥。

     我承认学术训练、学术规范对一个学者的成长至关重要，随笔化的话语很难直接参与、指导某些社会具体经营。可是，学术过分专业化、制度化、模式化很可能会扼杀思想的突破，并也因其艰涩、形式而失去可操作价值，我们高度欣赏能在书斋里皓首穷经作精英学术研究的学者，也极希望有独立精神之思想者发出嘶鸣，同样，我们也应允许支持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思想者登上讲坛。

     在今天轻思想重学术思潮影响下，中国学术界因论文制度、职称制度、薪酬制度而陷入恶性循环。作为引领学术风气的大学，自然首当其冲。教授无心教学，专研艰涩的学术，拼命发表论文，大学生则麻木急躁，过分追逐现实利益，千人一面众口一词，如同行尸走肉。长此以往，大学危矣！

青年时期乃思想之成型期，大学教育应注重的应是精神熏陶而非具体知识。北大陈平原先生说，“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农民之麻木不可怕，如果有一天知识者都麻木了，那么满腹经纶又有何用？

先生之出走，非河大私事，乃中国大学之流弊所致。先生之出走，也传达出对此流弊抗争的信息。

是夜课上。先生说：“人总得生活在责任中，有了责任，生活才有情趣。”突然间他拍案而起声嘶力竭地吼道，“文科生不会讲中国话，成何体统？等到我们这班老的死了，你们怎么办？”先生激越之词令人震撼，老人言辞间，强烈的文化责任感破胸而出。十余年走南闯北，为云南、海南、河南的旅游发展尽责尽力，除了个人情趣，很大意义是为了新兴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为了让伟大的文化活起来。而顾今日许多大学老师之责任感，不免让人悲从中来。

中国文人有个怪脾气，自恃才高而目空一切，极郁闷地将自己关进书斋咒骂伯乐稀缺，写出了许多牢骚诗。而一旦出仕，却故作谦虚扭扭捏捏。极酸气的病态！优秀的知识者，当细察社会具体经营，努力表现自我，在迎合时务中用心建设，履任之后，则当自信地济苍生。先生抛开中国文人的所谓“矜持”，自信、大方、乐观、开朗，张扬才识，表达真性情，以一种平等、民主、开放的姿态彰显一个具有古典情怀与当代意识的老师的人格魅力。

深深地期许：老师除才识外，更应有进步之精神，师生之间能有精神上的默契；大学里的教育者，有更多能够被人们以先生称呼。至于以陈先生谈大学教育，则是表达青年学生对精神之渴求以及对当今重学术轻思想思潮之不满，如能引君共鸣，将是十分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