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智：明代三礼学概述

狂人

明代礼类著作较易、诗、书类著作为少，其中关于《仪礼》的著作尤少。三礼之属，《四库》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记分述，重点在前三类。本文就前三类中较为重要者概述如下。

　　一、《周礼》

　　明代前期关于《周礼》较重要的著作是何乔新的《周礼集注》七卷。此书《四库》列为存目。朱彝尊《经义考》开列何乔新的另一部著作《周礼明解》十二卷，但注曰“未见”。何乔新在《周礼集注》自序中表明了对于《周礼》的一般看法，认为《周礼》乃周公致太平之书。其书与《尚书》并为尧舜以来致治之大本大法。《尚书》载其道，《周礼》载其法。并认为，世谓《周礼》不可行者，以刘散用之于新莽、王安石用之于宋而败，但此非《周礼》之过，而是用此者不能识圣人之心而徒拘泥其文所致。何乔新的另一见解是认为冬官未尝亡，它散见于其他五官之中。汉儒不知此意，妄补冬官。此说发于宋俞庭椿(字寿翁)((周礼复古编》，宋王与之(字次点)作《周礼订义》羽翼此说，后吴澄之《三礼考注》[1]、丘葵之《周礼补亡》对之各有考论。但《四库》不同意俞氏此说，认为凿空臆断，对吴澄、丘葵之说也加以批评，对何乔新此书沿袭俞氏、王氏、丘氏之说亦大为不满。如此书引丘氏之说，谓太史当入天官。《四库》认为此乃不知《周礼·春官宗伯·太师》中有“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及“以书协礼事”、“执其礼事”因而当人春官之义。又如此书引吴氏之说，谓“诸子”一职当人地官司徒之“教官”之属，《四库》认为此乃不知“诸子”之职在“若有兵甲之事，则授之车甲，含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 [2]实主戎事，因而当属夏官司马之义。对此书的总的评价是:“妄取前人谬庚之论，割裂倒置，踵其失而加甚。” [3]另何氏此书为集注，其弟子褚选于目录后详列所采集之书，自汉杜子春、郑兴至元吴澄共五十余家。并说此书特点在“从古证今，参考诸说，附以己意，作为《集注》。而严削富丽，训义切当，读则不烦考索诸家之释而经旨自明矣。” [4]对各官所属之目确实调整甚多，大不同于传统文本。此点亦遭到《四库提要》的批评，认为“前后义例，率多不能自通”。[5]

　　明代中期最大的《周礼》学家为王应电，著有《周礼传》十卷，《周礼图说》二卷，《周礼翼传》二卷，皆为《四库全书》收录。《明史》王应电传谓:“《周礼》自宋以后，胡宏、季本各著书指摘其瑕衅，至数十万言。而余寿翁、吴澄则以为冬官未尝亡，杂见于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乔新、陈凤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然此皆诸儒之《周礼》也。覃研十数载，先求圣人之心，溯斯礼之源;次考天象之文，原设官之意;推五官离合之故，见纲维统体之极。因显以探微，因细而绎大，成《周礼传话》数十卷。以为百世继周而治，必出于此。” [6]王应电注《周礼》，首先不信冬官未尝亡之说，认为冬官确实已亡，但又不欲以《考工记》补之。故保存古经原貌，黝《考工记》不录。对各官之离合，有割裂序官之文，以职掌相同而划为同类者。此不免以己意窜乱旧文之病。然其解说于义理多有发明。

　　王应电注《周礼》，第一步是“求圣人之心”，认为《周礼》为效法天道，体圣人之心之制作，故包蕴甚广:“乃若天王、后、世子庙、朝、宫卫之式，君臣同体、宇内一家之情，养民治兵、敷教用贤之方，百职各正、六官联事之法;密于理财，而以义为利;详于会考，而谨终如始;五常并立而不遗，七教兼陈而不悖，是则与天地共为贞观，日月共为贞明。征古验今，推旧为新，愚所传者，不在兹乎?” [7]他的诊释方向，是把这些有价值的方面挖掘出来，以为佐治之具。第二步是“溯斯理之源”，王应电认为，《周礼》为周公损益四代之礼乐而成，其贞于一而又与时推移。六官如上下四方之六合，其内容为治教礼政刑事。他说:“五帝不同礼，三王不沿乐。而其所以贞夫一者，则万古如一日。盖世有升降，治法不能不与之推移。心无灭息，则立人之道不可得而改也。周公之时何时也?当殷之末造，成之多难，其忧患也深，其防虑也周。监于四代，爱建六官。各率其属，以倡九牧。覆、承、生、长、收、藏，弥纶有密，如上下四方之六合;治、教、礼、政、刑、事，卷舒合朋，如花瓣之六出。” [8]六者统为一事，而又各治其政。他亦以天地自然之象解释《周礼》六官之义:“六官曰天、地、春、夏、秋、冬者。天官所掌，王宫内外及百官，皆在上之事。天，覆象也。地官所掌，教养斯民，皆根本之事。地，载象也。春官掌礼乐，合天地之和。春，生象也。夏官掌政，皆均平大事。夏，长象也。秋官掌刑，裁物之过。秋，杀象也。冬官掌事，万物各止其所。冬，藏象也。故六官皆实理，以成天下之务，如天宇之六合也。” [9]第三步是“考天象之文”。王应电之《周礼传》后，有《图说》两卷，共有图四十余幅。每幅图下都有文字说明，故名《图说》。《图说》序中说:“予因于经旨中言所不能尽者，述之如左。理原于天文位象，道行于地理职方。统纪于六官分合，立极于都宫朝堂。郊社宗庙以萃人心，间井伍两以固邦本。封土制禄以贵贵，建学立师以育才。命德有冕服车骑，讨罪有军旅田役。复系之以说，使治是经者一览而知夫言外之意。呜呼!昔人所载，予多不录也;今日所载，昔皆未有也。” [10]王应电的《周礼图》所包甚广，几可概括《周礼》所有重要内容。其中第一图为“九州分星图”，以十二地支表示岁星所行之次第，以之与二十八宿与九州相配合，再在文字说明中以历史上的大事件附益、证实之，如“自张十七度至较十七度为鹑尾，当楚之分，鲁襄公二十八年，岁淫于玄楞，而裨灶知楚子之将死”之类。其《周礼翼传》亦有《天王会通》一篇，以天官书所列诸星分配诸官，目的在显扬“王者宪天而出治”之意。其中说:“昊天悬象，皇王布政，若合符节。中古文盛，厥象益章。仰观俯察，述天王会通。” [11]但此类“天人合一”之言，多穿凿附会之处，《四库提要》对此指出甚悉。

　　其第二图为“职方氏九州山泽川浸利民畜谷图”。此图将天下分为九州，图中概列各州之山河《湖泽之名，及所宜利养之六畜、五谷名。如正东之青州，山有沂山，泽有望诸，河有淮泅，湖泊有沂、沐，宜于种蒲与捕鱼，利于畜养鸡狗，五谷则宜于种稻麦。此皆直取《周礼》之文而制图。其余多种图皆仿此，其中有的图及其说明特具独见。如“明堂图”，此图弃“郑氏明堂图”、“吴氏明堂图”不用，另制“今定明堂图”，后系“明堂图说”，对图加以文字说明，其中说:“明堂居者，杂见于经传，而其制则未有全文。先儒纷纷之说，以其不通融会悟，而妄增臆见，古义益晦。愚尝悉参考经传所载虚以求之，则无不可通，而亦无不可行也。” [12]除《周礼》之《宫人》、《考工记》外，此说引据《礼记》之《玉藻》、《月令》、《明堂位》诸篇，论证解释甚为详尽。后并缀辑魏相《明堂月令奏》、范仲淹《明堂赋》、罗椅《明堂赋》以资说明。

　　其《周礼翼传》二卷，共七篇，第一篇为《冬官补义》，拟补以土司空、工师等十八官。自言:“五官全经，敬为传话，冬官放失，众说纷纭，则天明稽古，训述《冬官补义》。” [13]但此种拟补，亦多为揣测。又有《学周礼法》，认为《周礼》之设官分职，今多有必不可复者，且斥后人因不善学此经而出现的种种弊病，皆甚中肯萦。《四库提要》总评王应电此三书说:“大抵三书之中，多参臆说，不尽可从。以《周礼》、《仪礼》至明几为绝学，故取长弃短，略采数家，以姑备一朝之经术，所谓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14]此言可谓深知此书撰著之若心，亦深知明代三礼学之症结所在。

　　嘉靖中柯尚迁之《周礼全经释原》十二卷亦明代《周礼》学之佳作。书前有卷首《源流序论》、《六官目问》，后附《周礼通论》、《周礼通今续论》二篇，说明此书撰作大旨。正文训解体例，先采辑古注，再加自己的论断。前者为“释”，后者为“原”，故此书名“释原”。谓之“全经”者，因柯氏沿袭俞寿翁以来冬官不亡之说，并割《遂人》以下地官之半为冬官。认为《遂人》以下三十九篇皆司空之事，不知何人杂于司徒之属之《掌节》之下。补冬官是还其本来面目。其《自序》中用天道、王政、心迹、礼法合一之理学精神总论此书不名《周官》而名《周礼》之意，其中说:“先民有言:泰和在成周。宇宙间至治固不可得而见矣，幸存《周官》法度六篇，其当时为治之迹矣乎。因其迹以求其心，得其心以推于政。故成周之治百世可复作也。今全经具存，不曰《周官》而名《周礼》，何哉?盖礼也者，道之体也;法也者，道之用也;心也者，道之管也。道与心一，斯心与政一矣。心与政一，斯法与礼一矣。法与礼一，然后谓之王制也;心与政一，然后谓之王道也;道与心一，然后谓之天德也。故程子曰:有天德斯可与语王道。张子曰:不闻性与天道而言制作者，末矣。” [15]认为成周之治能会通心、政、礼、法为一道，而《周官》是其遗迹。故《周礼》一言一字，无非圣人精神心术之所寓。又以孟子曾言周室班爵禄，言井田、征税之法，明道、横渠皆以《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且横渠曾试验井田之法，故于封建、井田、征税之论，补之甚详。此处皆见柯氏以理学精神解经之意。另，其《源流叙论》概说《周礼》历代流传始末，认为《周礼》乃周代之政典，最后经周公删定，其性质如后代之会典之类:“夫周公之作《周礼》也，非字字创而造之也。盖皆当时朝廷官府悬象颁布之文，臣民遵守之典，醉酌于庙廊，施措于天下。武周所以监夏商之旧章，损益因革，立一代之新政，随而荟萃成书。周公复笔削焉。则是书之成，则在成王范政之日，制为一代宪典，令万世遵行。亦若后世会要、会典之书也。” [16]并认为《周礼》本为完书，后世窜乱，将冬官之职合于地官之中，其书遂网。后人有以此书为浊乱不验之书王者，有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者，有以为刘欲伪造以助王莽篡政者。唯郑玄遍注群经，精于考证。《周礼》遂因郑玄之注列于九经，盛行于世。追至北魏，苏绰取此书以辅宇文周，其所更立制度，多本《周礼》。良法美意，开唐代制作之源。如六官、府兵、租庸调之类皆是。后世注疏，郑玄之后有梁之崔灵恩，合《周礼》、《仪礼》、二戴之《记》敷述贯穿，三礼遂并立。唐贾公彦之《周礼疏》发挥郑学最为详明。孔颖达之《正义》训话虽详明，但对《周礼》制作之精意未有发明。宋王安石作《周官新义》，未能提纲挚领。徒以此书讲理财者居其半，所以取来为己所创之新法寻找根据，以塞攻击者之口。柯氏最为赞赏者为程明道，谓“《周礼》由孟子而后，惟明道能知之。考其所言，真复三代手段也。” [17]因为程明道的《论十事割子》虽未明据《周礼》之文，但《周礼》之精意全具于其中。并且有言:不以三代之法治天下，终危邦也。对朱子的三礼之学，柯氏反对态度甚为明显。认为朱子治《礼》，以《仪礼》为经，《周礼》、《礼记》为传。对其中王朝之礼之网失，引杂书与《周礼》参互以补。朱子作《仪礼经传通解》，以《仪礼》为本，《周礼》为末，《周礼》仅得与《淮南子》、《白虎通》、伪《孔子家语》等并为备引证之书而已。此为朱子之大惑。但因朱子之祟高地位，又婉转引《朱子语类》中论《周礼》之言，以证朱子尊信《周礼》，《仪礼经传通解》乃未成之书，非定论。柯氏自己之书，则“知武周之治迹，孔孟之作用举备于此，乃敢会众说而折其衷。洗千年之晦蚀，决诸儒之雍塞。” [18]

　　至于《全经纲领》，除叙六官职掌之大义外，有一可注意之处，即柯氏以《周礼》为六经之总括，因为六官之职掌无所不包，不仅朱子之以《仪礼》为纲、《周礼》为副之论不能成立，即历史上以《诗》、以《书》、以《易》、以《春秋》为纲统合他经之说皆不能成立。柯氏述此义说:“《周礼》所以名全经者，岂惟六官得全，六经亦由此而全也。……《仪礼》虽与《周礼》并行，然亦以出于《周礼》而全也。何以明之?司徒曰:‘以祀礼教敬。’则士祭礼也。‘以阴礼教亲。’则士婚礼也，士丧礼也。‘以阳礼教让。’则士冠礼也、士相见也、乡射乡饮也。家、乡之礼非司徒之书乎?《掌交》曰:‘谕诸侯以九礼之亲。’则食、餐、燕、射、邦交、聘问皆邦国礼也。非司马之书乎?王朝之礼则吉、凶、军、宾、嘉是也。太史大祭祀，朝觑会同，执书读礼而协事，此即五礼之书，联职所以行之也，非宗伯之书乎?据《周礼》以补《仪礼》，则经亦全矣。” [19]这是以《周礼》包《仪礼》。至于六经，柯氏也从《周礼》中找出相关职掌，认为六经皆出于《周礼》。如“太卜掌三易之法”，是《易》出于《周礼》。“太师掌九德。”“六诗之歌曰风、赋、比、兴、雅、颂。”是《诗》出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内史策命孤、卿、大夫。”“太祝作浩、誓、命以通上下亲疏。”是《书》出于《周礼》。《春秋》则以司马之职掌正天下诸侯之违王法者。是《春秋》出于《周礼》。柯氏以此证明《周礼》是五经之本，故亦可为五经之全体。另此书之训释十分明晓畅达，此一点亦深得《四库提要》之赞许。

　　万历时有王志长，撰《周礼注疏删翼》三十卷。此书名“删翼”，删者删去贾疏之重复与繁重以就简，翼者引诸儒之语辅益原经。其所采辑者，多宋元明注家之说中义较优长者，且以义理为主。故此书有显明的理学特点。但此书所集之训解文，多根据旧注疏，非凿空立说言无根抵者。故《四库提要》认为此书中理学之言固“浮文妨要”，但又能“以注疏为根抵，尚变而不离其宗。”且明代后期注经者多以经中之言为标题，此下大抒己之议论，所谓借经抒议。王志长此书则注全经。此在晚明尤为可贵。故《四库提要》说:“志长能格遵古本，亦为力遏横流。在经学荒芜之日，临深为高，亦可谓研心古义者矣。” [20]

　　二、《仪礼》

　　《明史·艺文志》对通论《仪礼》的著作仅著录汪克宽《经礼补逸》九卷[21]，黄润玉《仪礼戴记附注》五卷，何乔新《仪礼叙录》十七卷，湛若水《仪礼补逸经传测》一卷四种。其他关于婚礼、丧礼、射礼、乡饮酒礼的仅不多几种。朱彝尊《经义考》，于黄氏、何氏、湛氏书皆注“未见”。又补入程敏政《仪礼注》、丁现《仪礼注》、胡缈宗《仪礼郑注附逸礼》、何澄《正仪礼纂疏》等十余种，且其中几部亦注曰“未见”。《四库提要》于明代《仪礼》类著作竟未著录一部!存目者只郝敬《仪礼节解》十七卷，张凤翔《礼经集注》十七卷，朱朝瑛《读仪礼略记》十七卷三种。总的说，明代关于《仪礼》的著作确乎不多。其中原因，诚如《四库提要》所言:“古称‘议礼如聚讼’。《仪礼》难读，儒者罕通，不能聚讼。……郑康成注，贾公彦、孔颖达疏，于名物度数特详。宋儒攻击，仅撅其好引俄纬一失，至其训话则弗能逾越。盖得其节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经》、《论语》可推寻文句而谈。” [22]此诚中肯之言。下面仅略述郝氏之书。

　　郝敬注《仪礼》，首明《仪礼》成于后儒之手，非圣人之书，故对其中内容多不惬于心。礼学大师郑玄之注，前人尊信，莫敢异同，郝敬则大力抨击。他对《仪礼》，未如他经恭敬，重言攻击处甚多。郝敬此书前有《读仪礼》一篇，以上对《仪礼》之见解，尽见于此篇中。郝敬之不喜《仪礼》，首先起因于他轻视礼的仪节形式，着重礼的本质这一点。他于《读仪礼》开篇即说:“夫道莫大于礼。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故礼未可以一端尽也。圣贤以礼修身，以礼教人，而不举其数。……圣人盛德至善，从心所欲，自然周旋中礼。惟其有温良恭俭让之意，而后有鞠躬椒踏之容。虚文浮格，似是而非，是象恭也。承迷习醉，可由而不可知，是凡民也。故圣人教人以礼，而其言礼以约。得其要，即一拜一揖，见古人之精神;不得其要，虽三千三百，木偶而衣冠耳。” [23]在郝敬看来，天地万物之自然差别即蕴含礼。此是人间制礼的根据。礼仪虽繁，而其根据则约。《仪礼》十七篇说礼繁多，但只是礼的一部分。礼之项目节次无穷尽，关键在得其精神。得其精神就是得其纲领。礼之精神，在郝敬看来，就是孔门之仁爱。礼仪若无仁爱为其根本，则为虚文浮格。他说:“礼非强作，是人道之经纬。无礼则无人道。孔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仁义生尊亲，尊亲生等杀，等杀生礼。天地之大德曰生。知生之说者，则知天;知天之说为经。夫仪之不可为经，犹经之不可为仪也。经者，万世常行;仪者，随时损益。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经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仪也。皆以节文斯五者。” [24]天所表现的伦理原则是经，具体仪文是经的表现。故郝敬重仪文之内涵而轻仪文之本身。

　　郝敬由重视礼之精神内涵而称叙述外在仪节的《仪礼》为“虚影”，认为只有掌握了礼的本质，外在的仪节才是有意义的，并对郑玄注礼之方向甚有微词，他说:“《仪礼》皆古人虚影。学者精神淹贯，方有理会。若但寻行数墨，如郑康成辈校勘同异，辨正文字，按本演习，如傀儡登场，无生机血脉，老腆所谓当狗，庄生所谓绸甲，辜负圣人雅言之意。” [25]郝敬由此对《仪礼》诸多不敬之辞，如:《仪礼》作于衰世，故其仪文虽详，而大纲不清。虽不及天子之礼，而时或杂越，以大夫乱诸侯，诸侯乱天子者，往往有之。”又如:“作《仪礼》者亦未及亲见古人，故其辞多周象。”“是书详处太琐。” [26]郝敬之《读仪礼》用了大量篇幅指出《仪礼》太过琐细之处，丧礼、祭礼、冠冕、服色、饮食、宫室、车骑、名义皆有。他的结论是:“若斯之类，风影附合，涛张为幻，不可从也。”‘，((仪礼》成于后儒之手，而古籍亡矣。” [27]他认为，如此繁琐、屑细的仪节，且不说其中有大量讹蚌难通之处，即使辑补完整，校勘精切，也不能一一用于今日。对朱子之以《仪礼》为纲，《周礼》、《礼记》为辅从和补充的观点，郝敬明确表示不同意，就是因为他不甚看重《仪礼》。对朱子《仪礼》难读的说法，郝敬也不以为然，他质疑道:“昔人谓《仪礼》难读，未知文辞难耶，义理难耶?义理不奥于他经，文辞烦琐，详思自解。三礼惟戴《记》多名理，《周礼》多疑窦，《仪礼》差易。郑康成拘泥名理，殊非所长。人见其附会多端，以为特详于制，然纸漏处难可一二数也。” [28]认为《仪礼》并不难读，是郑注之繁琐名理导致其难读。然郝敬自己之训释，却又半出臆想，怪决难以想象。如他释黍被稻粱:“饭之品，黍根稻粱，郑注未分晓。凡稻粱皆梗米，其粒长而大，古人以方器盛之，曰策。黍樱之粒小而圆，古人以圆器盛之，曰篡。稻品甚多，其粒最长者可半寸，故以粱名。如屋梁、强梁之梁。粳米，亦取强梗之意，食之强益人也。又梁者良也，精凿意。凡米之精而粒长大者皆称粱，故美食曰膏粱。又谷亦有粱，其杆穗如芦苇，品最下，楚人谓之高粱。” [29]关于此条，所引证者尚多，但类皆“涛张怪幻”。故《四库提要》评论郝敬之《仪礼节解》说:“敬所作《九经解》，皆好为议论，轻低先儒。此编尤误信乐史“五可疑”之说，谓《仪礼》不可为经，尤其乖谬。所解亦粗率自用，好为臆断。……敬之所辨，亦时有千虑一得，然所见亦罕矣。” [30]张凤翔之《礼经集注》，诊释方向与郝敬不同，认为《仪礼》为经，且尊信郑注，不特别标新立异。间有自以为新见者，《四库提要》亦谓“皆立异而不能精确”。朱朝瑛之《读仪礼略记》，《四库》亦说“所录多郝敬、敖继公之说，取材颇俭。其自为说者，亦精义无几。” [31]

　　三、《礼记》

　　《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代《礼记》类著作五十余家。朱彝尊《经义考》录书名而标日“逸”和“未见”者尚有五十余家。《四库总目》著录通论《礼记》者仅胡广等奉勒所编之《礼记大全》三十卷，另有黄道周所撰之《月令明义》四卷、《表记集传》二卷、《坊记集传》二卷附《春秋问业》一卷、《细衣集传》四卷、《儒行集传》二卷。存目有杨慎《檀弓丛训》以下二十五家，其中通论《礼记》全经者有徐师曾《礼记集注》三十卷，黄乾行《礼记日录》三十卷，马时敏《礼记中说》三十六卷，汤三才《礼记新义》三十卷，郝敬《礼记通解》二十二卷，三才之子汤道衡《礼记纂注》三十卷，朱朝瑛《读礼记略记》四十九卷数家。而马时敏、汤道衡、朱朝瑛三家不见于《明史·艺文志》。就《四库总目》所著录者看，明人注《礼记》者同样极少人得《四库》法眼，所录胡广书，亦以其为科举功令因而影响极大，非以其学术。《礼记》之注疏，本以郑玄注、孔颖达疏之《礼记正义》最为有名。宋代卫提之《礼记集说》采一百四十余家之说，所包最为该博，去取最为精审。《四库总目》称其为“礼家渊海”。清代乾隆年间所出《钦定礼记义疏》，亦多取此书。南宋以后表彰朱子学，因陈潞之父为朱子三传弟子，其《云庄礼记集说》遂以朱子之余荫得为明廷所颁之科举教科书，[32]影响超过卫提之书。但《四库总目》对此书甚为轻视，认为:“潇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蒙训则有余，求以经术则不足。朱彝尊《经义考》以‘兔园册子’低之，固为已甚，要其说亦必有由矣。” [33]而胡广《礼记大全》，专以此书为宗而采掇之，所据先不牢靠。其中有所解说，亦沿袭陈涕之说，无甚发明。故《四库提要》对此大为不满，乃谓:“陈涕《集说》略度数而推义理，疏于考证，并误相仍，纳兰性德至专作一书以考之。凡所驳洁，多中其失。广等乃据以为主，根抵先失。其所援引，亦不过笺释文句，与潞说相发明。……特欲全录明代五经，以见一朝之制度，姑并存之云尔。” [34]这是说此书本不应录，姑录以见明朝科举之貌，对此书可谓贬抑已甚。与对胡广其他编撰相较，态度更为严厉。这是因为《礼记》所记，皆具体仪节，更要求坐实言之。而《礼记大全》则多着眼于儒家精神价值之诊释，其置于卷首说明撰作意图的《礼记大全总论》所选，皆此类言语。如选自二程之“《礼记》杂出于汉儒，然其间传圣门绪余及格言甚多，如《学记》之类。……《礼记》除《中庸》、《大学》，惟《乐记》为最近道。学者深思自得之。”选自延平周氏之“夫礼者，性命之成体者也。盖道德仁义同出于性命，而所谓礼者，又出乎道德仁义而为之节文者也。方其出于道德仁义，则道德仁义者礼之本也。”而释《礼记》原文，又每句皆以朱子之训释为首，不过沿袭撮抄，与《四库》所认可的学术方式距离甚大，故《四库提要》有如此之苛评。至于存目者，亦率多批评之辞。而许可者，仅明末黄道周关于《月令》等五篇的训解。之所以许可此数篇，是因为它每立一义，皆引据多书，参稽考证，“为征实之学”，非空发议论。

　　明代之《礼记》注，多与陈溉之书有关，亦犹《诗经》注多与朱子《诗集传》有关、《书经》注多与蔡沈《书经集传》有关。盖功令所关，一世所趋;非笃实为己者，不能出此格套。如徐师曾之《礼记集注》，以为陈溉书未得经之本义，故多采旧注，于郑、贾注疏采信最多。但因对古礼隔膜，以己意改经文处亦所在多有。此点《四库提要》己经指出，谓此书“于三礼经义未能融合，仅随文而生义，宜其说之多误也。” [35]徐书是病虚而返实，而其所谓实者并未确凿。而郝敬之《礼记通解》，则病实而返虚者，故对郑玄攻击特甚。此点沿袭其《仪礼通解》。郝敬先叙其读《礼记》之法:“礼家言杂而多端，学者须灵镜独照，然后可以观古人陈迹。” [36]他所谓灵镜独照，实指不为权威注疏所拘囿，抒己之见解。但他注《礼记》，实注重礼乐文化本身所含蕴之精神价值，不屑屑于具体仪文之末节。故不同意以《周礼》、《仪礼》为经，《礼记》仅为二经之传的说法。认为《礼记》多孔门之格言，七十子转相传习，如《大学》、《中庸》、《细衣》、《月令》、《王制》、《三年问》等，皆非着眼于具体仪节。且三《礼》皆非古之完书，《周礼》揣摩推测处尤多。《仪礼》枝叶繁琐，不切实用。惟《礼记》“多名理微言、天命人性，易简之旨。圣贤仁义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学》、《中庸》两篇，岂《周官》、《仪礼》所有?故三《礼》以《礼记》为正。” [37]因《礼记》非孔子手订，为后儒所记各人之见，故容有互相矛盾处，靠有识者自己折衷。遇有不能通者，宜存疑，不能强解以求通。此类郝敬指出甚详，自《王制》中侯伯所封之里数，到《礼器》中天子、诸侯几筵之陈设，到《士丧礼》中丧服之形制，认为郑玄所注者多有不合情理处，说:“如此之类，错杂纷擎，师说相承，言人人殊。虽使考证详确，古今异宜，亦难尽用。而郑康成辈好信不通，执此征彼，及其不合，牵强穿凿，涛张百出。初学为所眩惑，随声应和，莫知其乌，世儒所以难于读《礼》也。” [38]职此之故，郝敬主张《礼记》道与学皆有，且道与学非二物。礼是道的表现、仪节，道是礼的精神实质:“礼者，道之匡廓。道无垠愕，礼有范围。故德莫大于仁，而教莫先于礼。圣教约为要，复礼为仁。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此道之至极，而礼之大全也。故曰:即事之治谓之礼。冠婚丧祭，礼之小数耳。世儒见不越凡民，执小数，遗大体，守糟粕而忘普华。如《曲礼》、《王制》、《内则》、《玉藻》、《杂记》则以为礼，如《大学》、《中庸》则为之道。过为分疏，支离割裂，非先圣所以教人博文约礼之意。” [39]此段话可以看作理解郝敬之礼论的关键。从他所举能代表礼的篇章，亦可看出他治礼的方向之大凡了。

　　但《四库提要》认为，郝敬关于名物的训解居今议古者多，对郑玄的驳难，“得者仅十之一二”。又认为郝敬所处的时代非经学大行之时代，其学力也不能与郑玄争衡，故郝敬之注《礼记》并批驳郑玄，是自取其败:“大抵郑氏之学，其间附会俄文，以及牵合古义者，诚不能无所出人，而大致则贯串群籍，何得为多。魏王肃之学百倍于敬，竭一生之力与郑氏为难，至于伪造《家语》以助申己说，然日久论定，迄不能夺康成之席也。敬乃恃其聪明，不量力而与之角，其动辄自败，固亦宜矣。” [40]这里说郝敬之学力难以企及郑玄，此固为实情。但《四库》学者维护汉学的立场，亦至为明显。以下说黄乾行之《礼记日录》“多牵引道学语录，义皆肤廓”，马时敏之《礼记中说》“株守陈潞《集说》”，杨梧之《礼记说义集订》“大旨以陈潞、胡广书为蓝本，不甚研求古义。”童维岩之《礼记新裁》“盖乡塾课本，专为制义而设者。” [41]亦多反映此一立场。

　　四、乐

　　这里附带提一下明代乐书。乐本六经之一，先秦古籍多有道及。《汉书·艺文志》著录乐类六家一百六十五篇，但并无名《乐经》或《乐》者。可知所谓“乐经”，乃乐类典籍之通称，非有《乐经》一书。后人所云乐经亡佚，亦不专指“乐经”一书。《四库》乐类总序，亦以为无《乐经》一书。作乐之原理与意义、功用具于《礼记》，其歌词具于《诗经》，其节奏、旋律则传在伶人，后人有记为乐谱者。但乐因能“宣豫导和，感神人而通天地，厥用至大，厥义至精，故尊其教，得配于经。” [42]《四库》对于可列人“乐经”的著作和后世词曲之谱、乐器技法等作了区别:“惟以辨律吕、明雅乐者，仍列于经。其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用以见大乐元音，道伴天地，非郑声所得而奸也。” [43]可见列为乐经者，须是关于乐律原理与测律方法的著作，其他不与焉。

　　《明史·艺文志》乐类著作之人选标准较此稍宽，除律吕类外，尚有庙堂音乐类。乐类著作共著录五十四部，四百八十七卷。《四库全书》著录明代乐类著作三部，存目二十六部，两类总数超过此前任何朝代，甚至也超过号称“经学昌明”的清代。乐律为专家之学，世罕有通者。乐类之书在明代特别发达，此亦一特殊现象，大有可究。

　　《四库》著录者首为韩邦奇《苑洛志乐》二十卷。苑洛为韩邦奇之号，《明儒学案》属之三原学案。黄宗羲之三原学案按语说:“关学大概宗薛氏(煊)，三原又其别派也。其门下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 [44]韩邦奇此书，《四库提要》以为“其于律吕之原，较明人所得为密，而亦不免于好奇。如《云门》、《咸池》、《大章》、《大夏》、《大韶》、《大镬》六乐名，虽见于《周官》，而音调节奏，汉以来无能传者。邦奇乃各为之谱。……虽其说多本于前人，然抉择颇允。又若考定度量，权衡乐器、乐舞、乐曲之类，皆能本据经史，具见学术。与不知而妄作者究有径庭。” [45]

　　倪复《钟律通考》六卷，是专辨前人律书的著作。卷首张邦奇序谓此书“本之《仪礼》经传，参之西山蔡氏之说，历考古今制度，辨百家之得失，以求合乎声气之元。”但《四库提要》谓韩邦奇对蔡元定《律吕新书》中之乐律图疏解甚详，而此书对此搁过不解，不免于漏略。但承认此书中颇有可采者，对朱子与蔡元定训说之不同，也能平情议论，择善而从，不盲目追随朱子。

　　《四库》著录的另一部乐类书是著名音律学家朱载靖的《乐律全书》四十二卷。朱载靖是郑恭王朱厚烷的嫡子、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此书由《律吕精义》、《律学新说》等书集成。《四库提要》谓:“载靖究心律数，积平生之力以成是书。卷峡颇为浩博，而大旨则尽于《律吕精义》一书。” [46]此书为中国律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也是世界科技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它在世界上最早创立十二平均律(或称十二等程律、新法密率)。此书在朱载靖晚年献于朝，但被束之高阁，没有引起重视。他也精于“舞学”，绘制了大量舞谱、舞图。此亦一大创举。在天文、历学、算学方面，朱载靖也有贡献，诚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之一。

　　【注释】

　　[1]《四库提要》谓此书非吴澄作。详细辨证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313页。

　　[2]《周礼•夏官司马下》。

　　[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286

　　[4]《周礼集注•天官目录》后。

　　[5]《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286

　　[6]《明史》卷287，《儒林一》。

　　[7]《周礼传》原序。

　　[8]同上。

　　[9]《周礼传卷一•天官上》。

　　[10]《周礼图说》原序。

　　[11]王应电:《周礼翼传序》。

　　[12]王应电:《周礼图说》卷上。

　　[13]同上。

　　[14]《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243页。

　　[15]《周礼全经释原》序。

　　[16]《周礼全经释原》卷首。

　　[17]《周礼全经释原》卷首。

　　[18]同上。

　　[19]《周礼全经释原》卷首，《全经纲领》。

　　[20]《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244页。

　　[21]此书《四库总目》标为:“元汪克宽撰，元亡不仕，洪武五年卒于家，事迹具《明史•儒林传》。”

　　[22]《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234页。

　　[23]《仪礼节解》卷首，《读仪礼》。

　　[24]同上。

　　[25]《仪礼节解》卷首，《读仪礼》。

　　[26]皆见《读仪礼》。

　　[27]同上。

　　[28]同上。

　　[29]同上。按，此段引文中“粱”“梁”之用法，郝敬原文如此。

　　[30]《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297页。按，此段引文中“乐史”为宋代人，著有《广卓异记》、《太平寰宇记》等书。《四库总目提要》中华书局整理本误为书名。

　　[3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298页。

　　[32]此说参见《四库总目提要》之《云庄礼记集说》条。

　　[3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267页。

　　[34]《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268页。

　　[35]《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303页。

　　[36]郝敬:《礼记通解》卷首，《读礼记》。

　　[37]郝敬:《礼记通解》卷首，《读礼记》。

　　[38]同上。

　　[39]同上。

　　[40]《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305页。

　　[41]以上引文参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礼类存目二。

　　[42]《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500页。

　　[43]同上。

　　[44]((明儒学案》卷九，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8页。

　　[45]《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505页。

　　[46]《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第5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