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读书杂志》是怎样一部书

狂人

有一种现象，应该也算不上多奇怪。就是有些书名头很大，播在人口，但真正读过的人却不很多。王念孙（怀祖）《读书杂志》应该是这一类中的一部。其不可谓不知名，但知名者亦被忽视。事理若反，细究有由。

《汉学师承记》附王氏父子于戴震之后，所述极简略,念孙得四十三字，而引之三十七字，合一处共八十字，无一字及《读书杂志》。或以江藩与引之年相埒,其卒又先于念孙,《师承记》刊刻之时，《读书杂志》尚未全部完成；然江氏于段王一派太简，亦令人吃惊。段玉裁略胜念孙，得五十八字；然与卢文弨、邵晋涵等单独成篇者似相去不可道里计（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555、557页）。及梁任公、钱宾四《近三百年学术史》出，于怀祖此书皆极扼要，未拈出特立处，几句赞扬，亦落俗套。柴德赓《清代学术史讲义》不及讲到怀祖便停歇，讲义中明言陈垣之《读书杂志》为周祖谟借去，两三年不还，柴青峰无缘读此书。学术史作品于此一百万言之大书，未能探骊珠，言肯綮，殊为可惜。

真正之批评来自胡适，可惜为负面。胡适为陈垣所作《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云：“王念孙、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其最大的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补版本的不足，但校讎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离开本子的搜求而费精力于推敲，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推理的校勘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终甚微细。”（《校勘学释例》卷首，中华书局，2004年）

胡适之言，清晰而有力量，乃振聋发聩之语。十个精细且有经验之校勘家，亦抵不过一个善本。胡先生之白话文简练干脆，忽然画出一杆秤，十个校勘家亦失去分量。

然善本之寻，可遇难求。乾嘉以来，校勘家皆藏书家，于古本、善本之蒐求，不遗余力；犹不能保自身分量。真正求一善本，远比说说麻烦。明初毛晋收书，宋本已论页计，汉学家证以群书，正需阿堵。一生专力做某一书之校勘，苦求古本，或有所得；若校勘群书，若王怀祖、伯申父子，必求古本，否则不动工，则几无望矣。故将校勘家与善本分置天平两端，乃辩论家风采。

更可注意者，此序为援庵所作。其中有复杂微妙之关系，下详。援庵书出，张孟劬谓援庵云，尊作甚佳，奈何序太坏，吾已撕之。援庵回，君自撕君书，与我何干。孟劬默然。（《陈垣来往书信集（增订本）》，三联书店，2010年，436页注1）

《读书杂志》究竟为怎样一部书？它与《元典章校补》似同而实不同，非针对具体某部书之校勘。或以为其为校勘之书或训诂之书，皆不准确。它是一种读书札记，由其名字“读书杂志”即可知，然又与《日知录》《困学纪闻》等不相同，非谭文论史之学术笔记，其内容甚单一，乃王念孙读古书读不通，遇到疑难，最后得以解决之笔记。

以此性质论，与俞樾《古书疑义举例》最相接近。然两者命运不同。陈垣谓“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当时名气很大”（陈垣《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133页）。钱氏《近三百年》专论俞书，累千言不止。类型相同，一显一晦。主要原因在于《读书杂志》篇幅太大，不能传广，卷帙繁多，很难尽读。然俞作正是师王，而以天才之大，下力之勤论，俞不及王，更是定论。

古书哆口瞠目不能读，读亦不能解之处太多，此则大家感同身受。某人自告奋勇挺身而出，解决如许疑问，我辈自当欢迎。实则，此类前贤颇不少，如《廿二史考异》《义门读书记》等等，皆有解决古书疑问的片段，亦成为各书光彩照人之一页，为其争光。然终露头便走，不多流连而谈经论史去也。此亦自然，碰到、解决、记下来，事毕则退，为一种自然性行为。高邮王氏不同，将此事成为系统，大规模去做（仿佛申请了国家项目似的）。于是问题来了，王氏父子有何秘技可以如此大规模去做呢？靠善本固然最稳妥，亦最不现实。

王念孙《读书杂志》最为人所称道者乃理校。理校即“据理推断，以定正误”。胡适序径称为“推理之校勘学”，亦妙语解颐，一霎间，由正而转负，由高而转低。称其为“校勘学的支流”，则必然矣。若主流只能两本对校，则校勘学足可大大缩短战线，甚而至于偃旗息鼓可也。绩溪胡氏数语，非常之清晰，部分地有理，从根基上把乾嘉之傲气打下去，在新旧之争中又取得一次胜利。

无须静心细想，确如胡适所言，“据理推断”，此“理”何物？答曰，为逻辑。若以逻辑求是，每每与事实不符。然尽弃逻辑，事更不可为，胡氏观点，无异要校勘学关门大吉。穷搜版本与据理推断，从来不曾分离。古书难读，句逗难通，疑义难解，皆须据理推断，提供选择。此种选择，于读懂古书，不无帮助。

于《读书杂志》，试举数例。《史记·张丞相列传》有“他官”，不能通，而《汉书》此处作“冗官”。王念孙指出，当是冗（宂）官。“宂”误作“它”，又改“他”，故成不能通之“他官”。此种梳理，由宂及它，再及他，处处推理，然其结果，应当讲令人满意。（《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371页）

或以为通，其实不通。《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变法云：“孝公既用商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似乎无问题，亦读得懂。王念孙认为“鞅欲变法”，“鞅”因上文而衍。其理由为，是孝公用商鞅变法，恐天下议己，非商鞅恐天下议己，故鞅有“疑事无功”之谏。不然上下文正矛盾。极易滑过去之问题，王氏如何发现之？原来比对群籍，《新序·善谋篇》谓：“孝公曰：‘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恐天下者正是孝公（《读书杂志》，304页）。

《管子·侈靡》篇谓：“珠者，阴之阳也，故胜火。玉者，阴之阴也，故胜水。”此种阴之阴、阳之阳的，最难理会。王念孙指出《太平御览·珍宝部三》引此条，“阴之阴也”作“阳之阴也”，并以《太平御览》为是。并引群籍谓珠生于水，性阴，但形圆属阳，故称“阴之阳”；而玉生于山，性阳，形方属阴，故称“阳之阴”。可见其方法由大量比对出，且信类书（《读书杂志》，1178页）。

《淮南·原道篇》说“九疑之难”，人民“被发文身，以像鳞虫”。高注：“被，剪也。”王引之认为诸书无训“被”为“剪”者。以“被”字当为“劗”字。初看可谓武断。《王制》有“被发文身”语，《史记·赵世家》、《汉书·地理志》注又有“剪发文身”、“断发文身”语，又如何判断而取舍耶？王氏杂引群书，又用推理，认为南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读书杂志》，1983页）。我亦以日常事推之，跑步时汗出，头发若长，一绺绺垂下，眼睛难受，南人处水多苦热之地，剪发抑披发，不难确定。

王氏父子能超越诸人于此挺立，其法为比对。一旦读不通，所涉某人某事某语，于其他古籍中一一找出，加以比对。几条、十几条捉置一处，则大多趋同，一旦有异文，往往是问题解决之开端。酷似今日之电子检索，仅以人脑代电脑耳，博览群籍，过目不忘，为高邮王氏之秘宝，以之传人，人弗能受。其中又依推理做判断，高下亦取决于此。此法到了后来，甚至一用就灵，提高到方法论之高度。当然此不易为，胡适的话，“过人的天才与功力”，才可能将大海捞针式变随心所欲式。多少缺点，亦值佩服。

王念孙比对之法，多用类书，上引一二例已及，颇遭人诟病。类书撮抄而成，率多节略，有本书不用，转用类书，此诟病往往易为人所接受。然世上事正是有其一，还有其二。古书今日所见者，多清代所刻。类书所引，或较清本为古，以类书比对，正是此理。

王念孙用类书，纵横比对，得此法真传者为陈援庵。

陈垣史源学实习，用《日知录》作教材，卷十二“财用”条“元和八年四月敕……十二年正月又敕”，学生注“《旧唐书》十五《宪宗记》下”，陈垣认为不对。援庵谓自己买到王念孙《广雅疏证》手稿，改处甚多，非涂乙再写，乃写在纸条上覆之，或粘数层，依次揭开，可见其修改过程。前所言元和八年、十二年二敕，先写《旧唐书·宪宗纪》，再改《册府》，又改《旧唐书·食货志》。又谓：“《册府》北宋时之作，在《新唐书》之前，《旧唐书》之后，为第一等材料。清人不用，唱高调，上当也。”又谓：“《册府》唐时材料可用，六朝材料稍差，汉之材料尤不可引。今有两《汉书》，何用转引之书，只能用作校勘，不能用作史源。”（《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49页）王氏是绣出鸳鸯，援庵肯金针度人。

援庵他处又说：“古人引《汉书》者，与今日不同……例如《太平御览》所引北宋初之《汉书》，与今日之《汉书》不同，可以用古人所引校正今日之《汉书》。”(《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11页)

陈援庵在用类书校勘上最是念孙解人，条分缕析，不仅后世子云，几欲后来居上。又，王仲荦《谈谈我的治学经过》云：“1962年，国务院调我去中华书局参加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唐长孺教授和我在会上提议用《册府元龟》校南北十史，陈援庵先生在会外早已提到，所以很顺利地通过了。”

陈垣开史源学实习，要找出引书出处。顾炎武《日知录》杂引前人语，与自己语打成一片，“天衣无缝”，以此为能。今要一一指出。文中无书名者，寻到娘家，正是本领；若无书名，有人名，找到门牌，亦有意义。然若书名、人名皆具，还有必要寻原文以比对吗？

援庵自创史源学实习（《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第9页），其启发性正来自王念孙纵横比对之法。援庵后来也到了一用就灵的程度，称“因人所读之书读之，知其引书之法、考证之法、论断之法。知其不过如此，则可以增进自己上进之心；知其艰难如此，则可以鞭策自己浅尝之弊”（同前，第7页）。又谓“如用求史源之法考《四库提要》，可知其错得一塌糊涂”（同前，98页）。

如此看，说陈援庵是乾嘉嫡传并非过分，精确点说，作《通鉴胡注表微》前之陈垣为乾嘉嫡传。邵循正挽陈垣，谓“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意思稍复杂，但正是陈垣素被称为乾嘉殿军之旁证。前文述及胡适为陈垣书作序，诋王念孙之校勘，援庵默许，依违新旧之间，其微妙在此。援庵致胡适信谓“知对此题目必有好些新议论，足补土法之不足”（《陈垣来往书信集》，217页），果真引出新议论，画出一杆秤来秤乾嘉和善本。援庵之默许，自然引起邓之诚、张孟劬等不满。

《陈垣来往书信集》致傅斯年第五函（1933年冬或1934年初）有“拙著《元典章校补释例》灾梨已毕，谨将校稿呈阅，专候大序发下即可刷印”云云（409页），则知援老亦请学生辈傅孟真先生作序。傅氏创建史语所时名言为“不读书，动手动脚找材料”，与王念孙“读书”二字正成比对，而王氏亦非只读书而不找材料。傅序未作，其序若成，不知更将如何。

前已提及，《读书杂志》是大的工作，王氏不是随分读书，随手札记，而是从《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到《管子》《晏子》《墨子》《荀子》《淮南子》《吕氏春秋》，一部一部下来，乃系统性工程。系统性带来缺陷，《读书杂志》固有精彩纷呈之条目，亦有不少非如此精彩者不忍舍弃，盖舍之即破坏系统性。贪多爱好，只得其一。此为学术上颠扑不破之至理名言。

王氏这部《读书杂志》篇幅太大，故名号高而读者亦稀，有些考论不能为人所用。新近鹤归田余庆先生名著《东晋门阀政治》，论郗鉴及流民帅一节最精彩，惟引《晋书》卷六七《温峤传》有“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虽一年之后即易”句， 页下出一注，或可商榷，云“虽”字一本作“须”，周家禄校记谓“虽”下脱“难”字，田先生下判断说“须”字和周校皆可通。言外之意“虽”则不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42页注2）。不知此处“虽”当训为“唯”，《大雅·抑篇》“女虽湛乐从，弗今厥绍”，言女唯湛乐之从也；《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虽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读书杂志》“虽无出甲”条，316页）。周校添字作解，未足为训。

胡适有名言“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又喜考据，默认绩溪胡，似总与乾嘉有渊源。不料针对校勘学出惊人之语，与段玉裁“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误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云云顶着来，趁“土法”出“新论”，震得乾嘉身后之信奉者耳朵里嗡嗡响，梁上落下尘土来。

（本文转自东方早报电子版2015年4月19日星期日，作者张旭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