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澤遜：《孟子》入經和《十三經》彙刊

狂人

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杜澤遜教授有專論，可供參考。

                                         
文｜杜澤遜

    本文主要談《孟子》入經的過程。《十三經》彙刊是相關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已有屈萬里先生《十三經註疏板本述略》一文，凡屈先生已談過的，本文就簡略地談，屈先生未談到的，則稍詳細些。關於《孟子》入經，過去一般是籠統地說始于宋代，而具體過程則語焉未詳，甚至存在一些不確之處，所以本文略作考索。
    唐代《開成石經》共有十二經，沒有《孟子》，因爲那時《孟子》還沒有經書的地位。在《開成石經》刊刻以前的唐代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曾疏請《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見《唐會要》卷七十六）。在開成以後的唐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曾請立《孟子》爲學科，取代當時列爲學科的《莊子》和《列子》，建議凡能精通《孟子》者視明經同（見《唐會要》卷七十七）。但都沒實現。

蔣伯潛《十三經概論·緒論一》說：“五代時蜀主孟昶石刻十一經，去《孝經》、《爾雅》而入《孟子》，此《孟子》入經部之始。”同書第八篇第一章《孟子解題》又說：“五代時，蜀主孟昶命毋昭裔楷書《易》、《書》、《詩》、《三禮》、《春秋三傳》、《論語》、《孟子》十一經刻石，是爲蜀石經。宋太宗翻刻之，是爲北宋石經。此十一經中，無《孝經》、《爾雅》二書，《孟子》獨列入焉。是朱子定《四書》以前，《孟子》已正式列入經部矣。”依此說，則五代孟蜀所刻石經有十一經，內有《孟子》，而無《孝經》、《爾雅》，《孟子》在五代孟蜀時已正式列入經部。

    根據史料記載，蔣伯潛的說法並不確切。南宋孝宗乾道六年晁公武曾爲當時保存完好的蜀石經撰《石經考異》，並作序，共刻二十一碑，附于蜀石經。同時還補刻《古文尚書》。晁公武曾在四川做官，對蜀石經不但十分瞭解，而且有深入的研究。晁公武在《郡齋讀書志》中對蜀石經逐一作了記載：

①“《石經周易》十卷《周易指略例》一卷。右僞蜀廣政辛亥孫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
②“《石經尚書》十三卷。右僞蜀周德貞書。經文有‘祥’字皆闕其畫，而亦闕‘民’字之類，蓋孟氏未叛唐時所刊也。”
③“《石經毛詩》二十卷。右僞蜀張紹文書。與《禮記》同時刻石。”
④“《石經周禮》十二卷。右僞蜀孫鵬吉書。”
⑤“《石經禮記》二十卷。右僞蜀張紹文所書。不載年月。經文不闕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
⑥“《石經左氏傳》三十卷。右不題所書人姓氏，亦無年月。按文不闕唐諱及國朝諱，而闕‘祥’字，當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⑦“《石經公羊傳》十二卷。右皇朝田況皇祐初知成都日刊石。”
⑧“《石經穀梁傳》十二卷。右其後不載年月及所書人姓氏。案文不闕唐及僞蜀諱，可諱‘恒’字，以故知刊石當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況也。”
⑨“《石經論語》十卷。右僞蜀張德釗書。闕唐諱，立石當在孟知祥未叛之前。”
⑩“《石經孟子》十四卷。右皇朝席旦宣和中知成都，刊石置於成都學宮，云‘僞蜀時刻六經于石，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于孔氏，豈有闕邪？其論既謬，又多誤字。”

以上《郡齋讀書志》所記十種，《易》、《書》、《詩》、《周禮》、《禮記  》、《左傳》、《論語》七種刻于孟蜀。《公羊》、《穀梁》刻于北宋仁宗皇祐間。《孟子》則刻于北宋末宣和年間。

這里沒著錄《儀禮》、《孝經》、《爾雅》三種。按：晁公武《石經考異序》云：“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僞蜀相毋昭裔捐俸取九經琢石于學宮，而或又云毋邱裔依大和舊本令張德釗書。國朝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高、穀梁赤二傳，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間，席文獻又刻孟軻書參焉。’今考之，僞相實毋昭裔也。《孝經》、《論語》、《爾雅》，廣政甲辰歲張德釗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尚書》，周德貞書。《周禮》，孫鵬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志何人書，而‘祥’字闕其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之立石蓋十經。”（此序見《全蜀藝文志》卷三十六范成大《石經始末記》引。此引自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可見，《儀禮》、《孝經》、《爾雅》三種亦刻石于孟蜀時期，孟蜀時刊成者實有十經。另外三種，《公》、《穀》刊成于宋仁宗皇祐，《孟子》補刊于徽宗宣和間。蔣伯潛《十三經概論》的說法與史實不符，《孟子》于五代孟蜀時入於經部的說法不能成立。

    南宋理宗時趙希弁撰《讀書附志》又集中記載了蜀石經，凡十三種，統計各經字數、書寫人、鐫刻人。最後稱：“以上石室十三經。”在我所見到的史料中，“十三經”之稱以此爲最早。而事實上，以套書面貌而並存的全套《十三經》亦當以蜀石經爲最早。其最後形成在北宋末宣和年間。

    不過，《孟子》入經仍在這之前。宣和中席旦補刻《孟子》是有背景的，晁公武對席旦補刻《孟子》表示不滿也是有背景的。

    北宋真宗曾命校刊《老》、《莊》、《列》、《孟》。王應麟《玉海》四十三有《景德校諸子》一條云：“咸平六年四月命杜鎬等校《道德經》，六月畢。景德二年二月（甲辰）校定《莊子》，並以《釋文》三卷鏤板，後又命李宗諤等讎校《莊子序》。祥符四年三月校《列子》，五年四月上新印《列子》。十月校《孟子》，孫奭等言：“《孟子》有張鎰、丁公著二家撰錄，今采衆家之長爲《音義》二卷（是年四月以進）。七年正月上新印《孟子》及《音義》。”顯然，這時的《孟子》還在子書之列。

    在稍後的北宋仁宗景祐元年七月至慶曆元年十二月王堯臣、歐陽修等奉敕編撰的《崇文總目》中，《孟子》仍被列入子部儒家類。

    在《崇文總目》修成的慶曆元年，仁宗還命國子監刻石經，史稱“北宋石經”。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三《嘉祐石經》條云：“仁宗命國子監取《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爲篆隸二體，刻石兩楹。至和二年三月五日判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尚書》、《論語》見書鐫未就，乞促近限畢工，余經權罷。從之。”又同卷《宋朝石經》條云：“《書目》：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書》十三、《詩》二十、《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真篆二體。”從王應麟的記載看，北宋石經包括：《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八種。另據李燾《續通鑑長編》：“嘉祐六年三月，以篆國子監石經成，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匹。”知刊成於嘉祐六年三月，故世稱“嘉祐石經”。

    嘉祐石經內有無《孟子》，未見歷史記載，但南宋末周密《癸辛雜識》有云：“汴學即昔時太學舊址，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周密稱“九經石板”，卻未列出九經細目。但比王應麟的記載多出一種，不能忽視。

    元李師聖《修復汴學石經記》云：“夫文之有六經也尚矣。或以五數之，蓋合《禮》與《樂》而撙其一也。或以九數之，蓋兼《周禮》、《論語》、《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混於《禮記》諸篇之中，《孟子》一書則雜于荀卿諸子之列。於是表裏經緯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于聖賢之域，亦獨何哉。惟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辟雍之所樹者，陵谷變遷，修而複毀，其殘缺漫剝者蓋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寮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恤，將七十餘年於茲矣。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複爲己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月而複還舊觀。奈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于大義者也，亟欲增置，而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惟《四書》之著名于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爲異議乎？噫，此正斯文之緒所以絕而複續也。”（轉引自《經義考》卷二百九十）李師聖在這篇修復汴梁石經記中，對於《孟子》雜于荀卿諸子之列表示不滿，羅列汴舊有石本時又僅及“六經、《論語》、《孝經》”，修復工作雖然不包括《孟子》，但仍稱“複還舊觀”，所以李師聖所見汴梁石經應與王應麟所記載的相同，即只有八經，不含《孟子》。在當時情況下，李師聖認爲沒有《孟子》是一大缺憾，  所以說“《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又說也先帖木兒“亟欲增置”，所謂“增置”應指原本沒有，今予增加，與“修復”之義當有區別。所以李師聖對此還作了不少論證。

    這里就有了兩種可能，一是原有《孟子》，這時已片石不存。從其他八經修復工作“不數月而複還舊觀”來看，當時石經殘損還不十分嚴重，《孟子》全書片石不存的可能性不大。另一種可能則是在也先帖木兒之後有人增刻了《孟子》。周密生活在南宋末年，恐怕沒到過汴梁，關於“九經石板”的記載當是據傳聞所得，不能肯定十分準確。

    汴梁石經中確有《孟子》，雖史無明文，但清代吳玉搢在吳門薄自崑家曾得汴梁石經拓本四大冊，有《尚書》、《周禮》、《禮記》、《孟子》。清代丁晏在淮安書肆亦獲墨本一束，裱成四大冊，內有《周易》、《尚書》、《毛詩》、《春秋》、《禮記》、《周禮》、《孟子》。吳玉搢藏本不知下落。丁氏本在光緒庚子（1900年）後由其族人攜至上海售給劉世珩，傳聞後歸合肥李氏。丁氏本另有何紹基、葉名灃、丁晏等名人題跋，單裝一軸，此軸現存在上海圖書館，其拓本四冊不知現歸何處。（參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80至81頁。徐森玉《蜀石經和北宋二體石經》，載《文物》1962年1月號）

    以上這兩個拓本雖然都看不到，但其存在恐是事實。不過，汴梁的二體石經當中，什麽時候有了《孟子》，仍是無法落實的問題。如果北宋仁宗慶曆元年命國子監刻石經時即包括《孟子》，則不應當其他八經均見記載，獨遺《孟子》。更不應當這年十二月官方修成的《崇文總目》中仍把《孟子》置於子部儒家類。所以我認爲，汴梁二體石經中雖然有《孟子》，但很可能像蜀石經當中的《孟子》一樣，是後來補刻的。何時補刻，尚難確定。

    從較可信的歷史記載看，《孟子》入經得益於王安石。《文獻通考》卷三十一：“神宗熙寧二年，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這次朝議結果是：“於是卒如安石議，罷明經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爲此，王安石撰寫了《三經新義》：“（熙寧）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於學官，謂之《三經新義》。”至哲宗進一步改科場法：“哲宗元祐二年更科場法，進士分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賦及律詩各一首；第三場論一道；四場子史時務策二道。經義進士不兼詩賦，人許增治一經。詩賦人兼一經。以《詩》、《禮記》、《周禮》、《左氏春秋》爲大經，《書》、《易》、《公羊》、《穀梁》、《儀禮》爲中經。願習二大經者聽，不得偏占兩中經。”

    從《文獻通考》的記載看，北宋神宗、哲宗時，《孟子》取得了與《論語》並列的地位，雖然只是“兼經”，還不是大經、中經，但畢竟成爲科場考試取士的科目。

    王安石曾爲《孟子》作注解。《郡齋讀書志》：“《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王  雱解孟子》十四卷、《許允成解孟子》十四卷。右皇朝王安石介甫素喜《孟子》，自爲之解。其子雱與其門人許允成皆有注釋。崇、觀間，場屋舉子宗之。”王安石的注本在北宋徽宗崇寧、大觀時期是場屋舉子的標準讀本。

    針對王安石提倡《孟子》，當時對立派司馬光撰有《疑孟》一卷，馮休撰《刪孟》二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載馮休書云：“休觀孟軻書有叛違經者，疑軻沒後，門人妄有附益，因刪去之。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前乎休而非軻者荀卿，刺軻者王充，後乎休而疑軻者溫公，與軻辨者蘇東坡，然皆不及休之詳也。”其實，這些非難《孟子》的行爲，與政治分歧有著明顯的聯繫。

    晁公武本人就不同意王安石擡高《孟子》，他的《郡齋讀書志》把《孟子》仍舊列於子部，不承認《孟子》與《論語》並列的“兼經”地位。同時他在記載《王安石解孟子》時，用了“王安石介甫素喜《孟子》”的語氣，把王安石提倡《孟子》視爲王安石個人的喜好，這顯然是一種否定的態度。另外，晁公武不同意宣和年間席旦知成都時補刻《孟子》列入蜀石經。席旦認爲蜀石經無《孟子》是不完備的，加上《孟子》便形成了趙希弁所說的《石室十三經》。而晁公武則駁斥說：“夫經大成于孔氏，豈有闕邪？其論既謬，又多誤字。”認爲席旦的主張是荒謬的，不承認《孟子》爲經。

    所以我在上面強調，席旦增刻《孟子》是有背景的，那就是朝廷按王安石的主張把《孟子》列爲科考內容。儘管王安石變法失敗，但《孟子》的地位似乎沒有受到根本動搖。晁公武不承認《孟子》的地位，與司馬光一樣，有其政治原因。成書于南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的鄭樵《通志》，其《藝文略》亦列《孟子》於子部儒家。但是，客觀事實是《孟子》的地位在升高。

    幾乎與王安石同時，程頤也提倡《論語》、《孟子》。《郡齋讀書志》著錄《伊川論語說》十卷、《伊川解孟子》十四卷。《文獻通考》卷三十二《選舉五》云：“自熙、豐間，程顥、程頤以道學倡於洛，海內皆師歸之。中興以來，始盛于東南。士子科舉之文稍祖頤說。先是，陳公輔上疏詆頤學，乞行禁絕。而胡寅辨其非。至紹興末年，正字葉謙亨上言：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士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右王安石，稍涉頤學一切擯棄。程、王之學時有所長，皆有所短，取其合于孔孟者皆可以爲學也。上曰：趙鼎主程頤，秦檜主王安石，誠爲偏曲，詔有司自今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我們應當明白，這種爭論是以“合乎孔孟”爲標準的，王安石、程頤雖學說不同，但對《孟子》卻都是尊崇的。這種朝議似乎已不再是要不要尊崇《孟子》的問題，而是尊崇哪一家《孟子》學說的問題。

    南宋高宗紹興年間，曾刻高宗御書石經。《玉海》卷四十三《紹興御書石經》載其事，當時御書刊石者有《易》、《詩》、《書》、《春秋左傳》、《論語》、《孟子》以及《禮記》的《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孟子》在南宋初被列入御書石經之列，已較明確地確立了《孟子》作爲儒家經書的地位。

    稍後，宋孝宗時期尤袤（1127－1194）編輯自藏圖書目錄《遂初堂書目》①，就把《孟子》列入經部，附於《論語》類。這部書目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定稿于孝宗淳熙年間）大約同時成書。但對《孟子》在書目中的歸類採取了不同態度。從南宋高宗、孝宗時的情況看，尤袤的做法適應了當時的大趨勢，晁公武、鄭樵在這個問題上則顯得過於傳統。

再稍後，寧宗、理宗時的藏書家陳振孫在所著《直齋書錄解題》中，把《孟子》與《論語》合爲“語孟類”，置於經部“孝經類”之後。對這種做法他有特別說明：“前志《孟子》本列於儒家，然趙岐固嘗以爲則象《論語》矣。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 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取士，《語》、《孟》並列爲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今合爲一類。”陳振孫之所以要特別說明一下，是因爲在他之前書目一般把《孟子》列於子部儒家。其實尤袤已列《孟子》於經部，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中就著錄有《遂初堂書目》一卷，說明陳振孫收藏有這部書目，應當瞭解在《遂初堂書目》經部論語類附有孝經、孟子，著錄有《七家孟子講義》一書。所以陳振孫應當受到尤袤啓發。當然，明立“語孟類”仍是陳振孫的發明。其後，南宋末王應麟編撰《玉海》，其中《藝文》把《孟子》作單獨一類列入經部。元初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其中《經籍考》亦以《孟子》爲單獨一類列爲經部。馬端臨認爲“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是不確切的，因爲其先還有尤袤《遂初堂書目》。

元初所修《宋史》，其中《藝文志》仍將《孟子》列入子部儒家。這大概是由於《宋史·藝文志》是根據北宋到南宋幾部官修書目彙編而成的，計有北宋的《崇文總目》、《三朝（太祖、太宗、真宗）國史·藝文志》、《兩朝（仁宗、英宗）國史·藝文志》，南宋修的《四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國史·藝文志》、《中興館閣書目》、《續中興館閣書目》、《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所以《宋史·藝文志》雖修于元初，卻未必反映元初的分類思想，而保留著宋朝書目的舊軌。

    在雕版印刷界，《孟子》作爲群經之一，在南宋已較爲常見。

    南宋初年，在紹興的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有八行本諸經，系經、注、疏合刻，現存有《易》、《書》、《詩》、《周禮》、《禮記》、《論語》、《孟子》。另有紹興府刻《春秋左傳正義》是依茶鹽司格式刊板印行的。其中《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刊於南宋嘉泰間，半頁八行，行十六字，原藏故宮。

    南宋魏了翁曾據《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論語》、《孟子》註疏，摘爲《九經要義》，淳祐十二年其子魏克愚知徽州時刊於郡齋，今存《易》、《詩》、《儀禮》、《禮記》宋刻本，《書》、《春秋》有舊抄本，《周禮》、《論》、《孟》三種亡佚。

    南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刻有六經三傳，至咸淳間增刻《論》、《孟》、《孝經》，以足十二經之數。今存《禮記注》、《周易注》、《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及《春秋左氏傳集解》殘帙（參《中國版刻圖錄》），爲諸經古注本。

    在四川，有蜀大字本群經古注，半葉八行，行十六字，白口、左右雙邊。字大如錢，故稱蜀大字本。今存有《春秋經傳集解》、《周禮》秋官二卷、《禮記》殘卷、《孟子》（《四部叢刊》影印）。

    在福建，有南宋刊《八經》白文本，計《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孝經》、《孟子》各一卷、《禮記》、《論語》各二卷。近人陶湘已影印。

    福建書坊又刻十行本群經註疏，其中《附釋音禮記註疏》有乾隆六十年和珅影刻宋本，傅增湘藏有《附釋音春秋左傳註疏》，日本昌平學藏有《附釋音毛詩註疏》，均有建安劉叔剛刻書識語。元代曾有翻刻十行本諸經註疏，至明，版歸南京國子監，遞有修補，世稱宋刊宋元明遞修本，實爲元刊元明修補本（參傅增湘《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阮元重刻宋本《十三經註疏》即從元刊本出。這套元刊本因版存明南京國子監，故又稱“南監本”。《孟子註疏解經》即其中之一。但缺《儀禮註疏》，嘉靖間陳鳳梧刻於濟南，版送南監，《十三經註疏》始全。現有整套印本傳世，特罕見。單本則不稀見。南宋的這套十行本是否一家所刻，尚不清楚。唯刻于福建，版式相近，當是有意爲之，故一向以一組刻本視之。

    南宋末有廖瑩中世綵堂刻群經，稱《九經三傳》，其中《孟子注》傳世有元旴郡重刊廖本，《天祿琳琅叢書》已影印。廖氏原刻本不傳。

    元初荊溪岳氏曾重刻廖氏《九經三傳》，世稱相臺岳氏本，現存《周易》、《春秋經傳集解》、《周禮》殘帙、《論語》、《孟子》、《孝經》。亦古注本。

    以上群經合刻，既有白文本，又有古注本，又有經註疏合刻本，均包括《孟子》，但卻未見有“十三經”的稱呼。

在宋人文獻中，“十三經”這個名稱似乎很不常用。前面提到南宋趙希弁稱蜀石經爲“石室十三經”。王應麟《玉海》卷四十三《宋朝石經》條沿用了趙希弁這一稱呼。南宋末周密《癸辛雜識》記廖瑩中刻書事云：“《九經》本最佳，凡以數十種比校，百餘人校正而後成，以撫州萆抄紙、油煙墨印造，其裝褫至以泥金爲簽。然或者惜其刪落諸經注，爲可惜耳，反不若韓、柳文爲精妙。又有《三禮節》、《左傳節》、《諸史要略》及建寧所開《文選》。其後又欲開手節《十三經註疏》、《姚氏注戰國策》、《注坡詩》，皆未及入梓，而國事異矣。”前面提到廖刻《九經三傳》，有《孟子》，屬於古注系列。他又打算作《十三經註疏》的節略本，屬於註疏系列，未能實現。這里採用了《十三經註疏》這一名稱，在宋人文獻中並不多見。南宋末還有一位魏了翁的門人史繩祖在《學齋佔畢》中言及《大戴禮記》時說：“先時，嘗並《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轉引自周予同《中國經學史講義》第四章）我所知道的宋人文獻中用“十三經”和“十三經註疏”名稱的僅此而已.

    在宋元人著作中，關於經總義的著作，其書名未見有用“十三經”字樣的，他們一般用“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一經”等名稱。

    真正以《十三經註疏》的名義一次性整套刻印十三經，大概是明嘉靖間李元陽在福建刻的《十三經註疏》，共三百三十五卷。李元陽根據的是南監的十行本，即前面說的元刊明修本。所以書名、卷數全同。但行款改爲半頁九行，行二十一字，注文雙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單邊。世稱“閩本”。屈萬里《十三經註疏板刻述略》云：“彙刻《十三經註疏》之全部，實始於此。”

    其後，萬曆十四年至二十一年北京國子監又據李元陽所刻閩本重刻，稱“北監本”。崇禎元年至十二年毛晉汲古閣又據北監本重刻，世稱“毛本”或“汲古閣本”。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十三經註疏》亦從北監本出，但附有考證，行款改爲半頁十行，行二十一字，世稱“殿本”。清嘉慶二十年阮元在南昌府學刻《重栞宋本十三經註疏》四百十六卷，所據實爲元刊明修十行本，當時僅得十一經，無《儀禮》、《爾雅》，這兩種採用更早的宋刻單疏本。其先，阮元曾撰《十三經註疏校勘記》二百四十卷，嘉慶間刊行，至此亦由盧宣旬摘附刻於每卷之末。這是迄今校刻最精、流傳最廣的本子，後來有翻刻本和影印本數種行世。

《孟子》之入於經部以及與此直接相關的《十三經》的彙刻情況約略如上。近人論述經學史者，以及權威工具書的相關條目，對這個問題往往言之含混，甚至歧誤紛雜。有鑒於此，現就群籍中相關記載，略考源流，以備參考。所取史料涉及石經刊刻、科舉取士、目錄歸類、雕版印刷四個方面。至於朱子列《孟子》於《四書》，爲之集注，其發揚之功甚偉，而與《孟子》入經已無直接關係，故文中不及焉。本文蒙董治安師、劉曉東師審訂，特致謝忱。


2000年7月初稿，2001年3月改訂。


注：①《遂初堂書目》蓋初創於淳熙五年。孝宗淳熙五年楊萬里出守常州，尤袤曾訪之，告訴楊萬里：“吾所抄書今若干卷，將彙而目之。”當時尤袤請楊萬里作序，即今存楊萬里集中的《益齋書目序》。但尤袤的“遂初堂”是光宗御書匾賜給他的，書目定稿又似在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