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释疑难古文字

华东师范大学   董莲池

　 裘锡圭先生是当今古文字学界泰斗、大师，是古文字这一学科公认的主帅。先生对古文字研究贡献巨大，这其中最让我感佩的就是先生对疑难字的考释。先生以他深厚的古文字、古代语言文献功底，投入这一攻坚领域，考释出前辈大师未能释出或未能论证的众多疑难形体。

    研究古文字的人都知道，疑难字考释在古文字研究中是第一硬仗，最耗时耗思，也最能体现研究者的学术功力和水平，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古文字研究者对这一学科贡献的水准。古文字研究者对疑难字考释同心所望,但并非哪个人都能做到,因为它所需要的古文字功底、古代语言文献功底实在太深厚了。唯先生以他深厚的古文字、古代语言文献功底，投入这一攻坚领域，考释出前辈大师未能释出或未能论证的众多疑难形体，为古文字学做出杰出的贡献，受到古文字学界同仁发自内心的普遍尊敬。

    先生疑难字的考释，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是在疑难字选择上，所选大都是妨碍一篇或一段出土古文献的通读或正确理解的疑难字。这些疑难字的释出，或揭示一件不为传世文献所道及的史实，或揭示一条不为传世文献所载的典章。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对西周早期小臣囗鼎(?)(此形体下以“○”表示)的考释。“○”在铭首“召（邵）公○匽”句中。构形偏旁写得很象形：一人站立在那里，双手执持棍棒一类的东西往地上植立。会什么意很难明白。这句鼎铭较早考释者据笔者所知是陈梦家先生，这个字陈先生不认识，略云“构形复杂，不能识，但它介于两名词之间，必须是表示行动作为的动词。它和宪鼎的‘才匽’有所不同。”此后李学勤考释也涉及这件鼎铭，李先生认为这个疑难形体就是见于卜辞中从 (?) 从用下从土的那个和田地有关的字，这个字于省吾先生释为垦。可是释为垦,这句铭辞就是“召公垦燕”，不好理解。而实际上这个疑难字和甲骨文中那个从 (?) 从用下从土的形体也有较大差别，不可能是一字。马承源先生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注释这个形体为不识字。唐兰先生则释为馈，这在形体上差距更大，铭意也更不好解。这么个疑难字不解决，作器之因就不明，这篇铭文的价值就很难认定。先生抓住这个疑难字展开考释，将这个形体和见于殷墟晚期卜辞以及族名金文、安阳所出石棒铭文所见的几个和它较接近的形体相联系，指出这个形体就是卜辞、金文、石棒所见的繁体，表明并不是一个冷僻之字，而是当时较常见的一个字，记录一个较常见词。接着先生从《说文》小篆“建”字出发，联系中山王钺、蔡侯墓钟上的建字以及石鼓上的建旁、始皇峄山刻石上的建字，指出小篆从“廴”实际就是“○”这类形体所从“(?) ”的讹变，“(?) ”实际就是建字所从的“廴”，接着先生又举出大量形体演变例证论证这个形体中人所执持一棍棒欲有所树立形就是建字所从的“聿”，从而论定这个形体就是建字初文，鼎铭“召公○匽”就是“召公建燕”，说的是周初召公建燕的一件大事。一字破译而将淹没历史长河中的重大史事重现——就是周代初年封北燕，虽然实际上是由召公的元子去当燕侯，但在初封之际，召公确曾莅燕，安排建国大事。这一重大史事史家未载，此字破译之前亦无人知晓，自经先生识读此字，这一史实才重现天日，可谓一字千金。

    二是凡所考释，一定先论证形。先生的论证一般都是举证形体演变旁证，阐释未知形体与已知形体间的联系，从而从形体上将未知字考为确论。在这些成就中，释“害”（用通用字），释“虐”、释“求”释“勿”“发”、释甲骨文中的“远”“迩”及有关诸字、释南方名的“因”等，都是疑难考释上亘古未有的杰作。限于篇幅，亦不能一一。

    多年读先生的古文字考释著作，感受先生的学术思想，觉得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是全面占有材料，细致深刻的研究材料，让材料说话，坚持无征不信。先生考释古文字，结论都是建立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之上的。先生的结论被人接受，不是由于先生的地位和名望，而是因为先生缜密的研究所得。先生在论证过程中所使用材料的全面性，加之论证的严密性、分析的深刻性等铸就先生的结论，让人不能不信。

    第二是注意总结归纳古文字形体演变规律，将疑难形体的考释纳入到这些规律中去考察，使疑难形体诸多谜底一一得以揭穿，这一特点在先生的《战国玺印文字考释三篇》、《释“勿”“发”》、《西周金文中的“履”》等文章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

    第三是不迷信前人，不迷信成说，成说与实际不合就重新研究，以求真是。如甲骨文的“毓”字，王国维先生当年提出“毓、后、後实本一字”，将卜辞中的“多毓”释为多后，“毓祖乙”释为后祖乙，这个意见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确论。但是经先生研究，王国维的这种意见在形、音上缺乏根据，也经不住卜辞检验，其实是不可信的。经过深入细密的考证，先生认为这个字与“高”对贞，应是指以曾祖为上限的三世以內亲属的一个词，读为戚。这个意见是振聋发聩的。

    第四个特点是不掠美。凡前人有说，一定指出，偶或遗漏，则藉助再版机会予以明示。这是乾嘉学人的风范，尤其值得学习。

（1409期 第5版）

不逐波浮沉的治学

上海交通大学   虞万里

    用一支笔，靠一张张数据卡片积攒起来而写成著作，其毅力与精神与今人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最初知道裘锡圭先生的名字，是在1978年。当时我刚从农场调回上海。那时为了节约时间，看报往往在午餐端着饭碗时。一天，《光明日报》整版刊登《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报道古文字学的陈景润式人物——裘锡圭。记叙的笔触虽不免烙下时代的印记，但主人公在特殊年代惜阴读书的感人事迹却不禁让我泪流满面。事隔二十多年，在一次博士答辩会后，我曾向裘先生说起这篇报道，他非常淡定地说了一句：“这只是记者的渲染。”我霎时沉默……他的人格又一次震撼了我。

　　经学、史学、语言学，古典学或国学，与自然科学不同，与文化、思想或哲学亦略异，前者要在领域内被公认为大家、大师者，除自身须具备深厚的学养，对学科有前瞻性的远见和创设新的理论外，还必须有极其丰硕而具体的成果，亦即解决过某些尖端领域中大量的实际问题。环顾当今学界，能兼具学养、功力、识见而作出令人瞩目的成就者已不多见，而裘先生却无疑是其中之一。更令人敬仰的是，像他这年辈的学者，蓬勃的青壮年时代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运动相始终，至文革结束，已年届不惑，记忆力最旺盛的时光已消逝不复。及至科技发展，计算机普及，已知天命而近耳顺，时不我待，与新科技不免暌违隔阂，所以一生的著作，全凭笔耕。就裘先生六大册三百万字的大著作，在一般学者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已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厚度和高度。观其内容多为甲骨、金文、简牍等语言文献之学，讲究证实，摈弃蹈虚，又增加无限难度。在生活安定、物质丰富、计算机普及的现在和今后，学者的资料检索靠一键而得，撰文只是敲键而无臂酸的经验，或许也会有数百万字的成果。姑不论相等的著作不同的价值，即使同样的字数，相比用一支笔在动荡年代，靠一张张数据卡片积攒起来而写成著作，其毅力与精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想，凡是用心阅读这部大著作的人，都能从字里行间看到了一个严谨不苟、精进不已的大师形象。

　　裘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举凡古文字、古汉语、历史文献、民俗宗教，无不有使人不敢忽视的成果。抑不仅此，他还对词典学非常关心。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不断呼吁，要大型词典吸收考古与古文字最新成果，并亲自撰写大百科全书的有关条目，并撰文发正词义和纠正词典错误，如卜辞的“不惠”、《尚书》的“商赉”、《淮南子》的“势施”，具体细节尺幅难以缕陈。我觉得，裘先生之所以成就此大事业，固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功夫，然更与其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能截断众流，不逐波沉浮的学术精神有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算机刚开始普及，键盘一时逾越不过汉字的繁多，应对不了字形的复杂，于是汉字落后论又重新抬头。一面是先进科技所产生的计算机，一面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汉字，所以汉字落后的意识迅速地侵入人们的意识，走世界拼音化道路的论调霎时间甚嚣尘上。先生独立不阿，以“研究汉字切忌为感情所支配”为题，客观地指出：“汉语中单音节语素占优势，同音语素很多。记录这样的语言，汉字这种类型的文字体系显然是比较适宜的。”从而认为“脱离汉语的特点，抽象地讨论汉字跟拼音文字的优劣，是没有意义的”。当时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已经出现很好的势头，先生看到这个前景，提出应在计算机科技方面加快发展，而不能脱离实际去勉强地改革汉字。90年代初，计算机区位编码有限，应对不了数万个繁体字。不数年，外挂汉字软件已初步消除了使用繁体写作和撰写古文字文章者的困惑。20年后，“中华字库”工程启动，先生出任项目的首席专家，绝非是因缘际会的荣膺，而是一种学术涵养、学术地位和学术精神实至名归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