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彼岸（原刊《狂人》第十一期）

狂人

文/彭星
               
1、付星晨老师提前就对我们说过，他不考试，至少是没有试卷的考试——只需要把下堂课的现场笔记交上去就行了。最后一堂课了，老师依旧是早早就已颤颤的坐到了讲台上，上课了，他还是操着河南口音开始讲课。最后一堂课了，是考试的时候了。他说：“考试不是目的，我只希望这个学期我讲的这些个东西能够激起你们学习的兴趣，能让你们多少觉得学到了点东西就够了。”
课讲完了，他让把笔记交上去。他说，他最讨厌那些考高分的家伙。从古至今，考上状元的没一个是有真本事的。古代考诗歌吧，李白的诗歌是唐朝最厉害的吧，但李白一次也没参加过考试。杜甫呢，倒是参加了，没考上！从科举产生到灭亡，一共有多少状元啊，但我们知道谁？文天祥是状元，但他一打仗就输，他有气节，没本事！所以你们不要因为这是考试就把笔记作得规规矩矩的，你平时怎么写的你还怎么写！以前我知道学生的年纪吧，啊，你的18岁，那就79分，你19岁，那就80分，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的年纪，我就随便打。你们别最后说，他的比我高了，我的比他差了！就是一条，保证及格！
老付最后提醒：谁家要是贫困的谁要是想拿奖学金因而需要高分的，你就用铅笔在你名字后面淡淡地写上你想要的分数，我就按那分数给你打！
下课了，我向老师约稿，也向老师征求将他的事迹发到报纸上的看法。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你要写，不要把我真名弄上去。我在河大不是受欢迎的人，搞不好牵连了你们报纸，不好。”分数不重要，名字不重要，望着老师颤颤远去的背影，我只迷惑：这样的老师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2、马列教材改了一遍又一遍，英语四六级作弊工具铺天盖地，大学语文却迟迟不见踪影。迟早有一天，我们都会薛蟠一样念：“庚黄”。

3、“王耀军，男，开封杞县人氏，别号乐天杞人，据说他本来是县里高考状元，因为名额被人顶替，却因家境贫寒，无权无势，不能伸张正义。悲愤抑郁太久，精神就有些失常。后来就效法孔子，周游家乡列县、市，常常是左手提一个石灰桶，右手掂一个大个的扫帚，文思泉涌时，就会攀爬到沿公路村庄的房子墙壁上肆意挥洒，风格多样，天马行空。”
孔令更先生说：开封只有两个真正的诗人。一个是徐根泰，一个是王耀军。徐根泰老师卖报攒钱十余年，终于把自己的诗集出版了。而王耀军的苦难却远没有结束。他是疯子，还是天才，我想历史会有明证。越来越多的考生自杀了，而关于是否取消文理分科的讨论还没有结束。

4、教育部提出是否取消文理分科的议案时，起初我是惊喜，接下来我却感到失望。文科也罢，理科也罢，在现行的教育环境与思维惯性下都只是一个升学的工具，一个敲门砖，一个考上大学就完全抛到一边的垫脚石罢了。分与不分，能解决什么根本的问题呢？分，既不利于大学专业的选择，也妨碍了学生多方面才能的发展；不分，则只能让学生本已很严重的负担更上一层。
从高考过来的我辈，谁是出于兴趣而学习？难道兴趣有文理之分吗？高中时我毅然选择了文科，然而我厌恶政治，除了语文、数学、地理、历史外，我对生物、化学与物理同样兴趣浓厚，然而我必须放弃化学生物去背政治书上那些死板的东西。难道世界的分类方法只有一种，而我们就必须遵循这个分类从此固化了我们的人生吗？国家体制是不可能考虑个人兴趣的，在一个人才批量生产，物质积累亟待完善的年代，人，只不过是一层又一层肥厚抑或贫瘠的土壤，我们必须把自己铺上去。
我想，无论是否取消文理分科，无论考试制度如何改革，无论大学如何完善进步，我们都忘了最关键的一点，我们不是国家需要全才我们就得文理兼修，需要专业人才我们就得在这两者之中选择其一，我们是活生生的人，我们不是这样改效果好就这样改，不好就那样改，然后把我们填进去的试验品与牺牲品！
什么时候我们面对课本，能不再是痛苦的啃，而是快乐地享受其中的乐趣？什么时候我们选择学习什么，不再是出于压力，而是源于吸引？看着我弟弟一天天长大，我只希望有一天他能对着课本像我对着《野性的呼唤》一样会心一笑，说：我喜欢。

5、林洙为亡夫梁思成写的传记中，提到梁说西方古代城市格局混乱，相对于中国封建时期“匠入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有条不紊，实在可笑。
然而工业化浪潮以来，中国已遗失了优良的城市规划传统，城市仅仅是伴随人口膨胀而恶性扩张的大面积水泥钢筋而已，随意、凌乱不堪；而如今西方的城市却已井然有序，宜家宜乐。
这让我由回思那个长久以来困扰我的问题：五四以来伴随民主科学而来的反封建思想浪潮的利弊。新文化运动为开端，文革为终结，这漫长的探索过程中所牵涉的“扬”与“ 弃”的抉择，这其中到底存在怎么的利弊比例？
在一场场新与旧的战争中，许多东西来不及细致考察就被全盘否定。古文不用了，白话的过度提倡与对古文某种程度的废弃，如今大陆的国人，知道的单词比知道的汉字还多些。当时顺应打到封建而来的一切武断批判行为，百年往矣，已渐渐由当初显现的“利”转为“害”，由此带来了后世对传统文化的冷落及文化继承与发展的严重脱节。新千年来临，我们非但经济发展处于探索与积累时期，祖先积累的千年文化因为当初的“大扫除”也不得不重新探索、积累。城市优良规划传统的遗失，建筑艺术的基因断链，大学生文盲，这些都只是整个文化断层的一小面罢了。
因为这种迷失，我们对一切外来的力量盲从了。
我们是“借”来了不少东西，但这种吸收与消化的过程因为缺少最初的文化根基而被大大延缓了，仿佛源源输入的煤炭虽然隐藏着巨大能量，却因为熔炉无法工作这一切只能荒废——一群无头之人在进行着一场空前的无土栽培。我们不仅缺乏对这些向西方“借”来的各式东西的从容心态，也缺乏鲁迅提醒的“拿来”的气魄，更缺乏对自身文化的自信与继承。这种自信不是狂妄，不是绝对排外的国粹，而是建立在自身文化基础上的对西方文化的筛选、借鉴、学习；这种继承也不是照单全收，而是在西方文化的坐标旁的理性细致的扬弃。
我们急需回到最初的源头，寻找祖先的灵感与启示。

6、“十年来，从黎民到首揆都在不断地追问：中国大学为什么不能够成为原创性的思想和知识的渊薮，而沦为平庸的乐园？”“只要能够秉具理智的诚实，找到一个清楚而合理的答案并不是一件难事。”“然而，这里的要害在于，先进的大学体系，或者更高的目标，世界一流大学，固然是许多人想要的。但是对于那些特殊利益集团来说有这样一个博弈：如果能在不损害他们利益的情况下达到世界一流水平，那么世界一流就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如果为了达到世界一流而要进行的制度改革会危机他们的特殊利益，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将自己的利益作为第一选择。”“中国大学改革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政治改革。”（韩水法《大学与学术》）
我们每天都在对大学改革大书特书，但是这背后却存在着一个悖论：大学的根本精神在于自由，有自由则有精神，有精神则有成就，有成就则风骚独领。然而大学乃是一国最优秀人才聚集之所，你给他自由，谁知道他哪天会说出些什么话来！谁知道他哪天会不会将某些人的老底揭穿！政治力量对舆论与知识分子的畏惧与控制，自古皆然。他们才不会在乎能获得多少诺贝尔奖，他们只在乎他们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呆多久！五四时政治混乱，经济滞后，民不聊生，唯有大学一枝独秀，大师云集，气象非凡，难道仅仅是因为新旧交替带来的中西融汇与知识分子的良知吗？

7、一个传言说：老舍如果那年不死，他已经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传言越来越不靠谱，诺贝尔评委之一的马跃然后来不得不亲自辟谣曰：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的是沈从文。有两次都进入了终审，可惜在第二年进入终审时才得知他已经去世了。然而，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却颁给了已加入法国国籍的高行健。
文革期间，梁思成说：“既然祖国都不要我了，那生活还有什么意义？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吗？我宁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我也不愿意出国。”
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又抛弃了什么？

8、历史容不得篡改，也容不得嘲笑。当我们理直气壮地对着东方的岛国说：“你们篡改教科书！你们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中国人的感情！”时，你是否敢邀请一个日本人与你一起看《举起手来》？《举起手来》这样典型的精神自慰的电影能大行其道，然而每个《寻找林昭的灵魂》对应的网页都显示：您访问的页面已删除。
谢晋走了，再没有《芙蓉镇》。

9、“你为什么入党？”“好找工作。”共/*/ 党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党了，我堂兄也是党员，然而他除了自己的名字，什么也不会写。
雅娴说，老师让每个人必须写篇关于爱国的文章交上去。如果写得好，重重有赏。
我本以为光明就在不远，看来，那是我们永远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