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又三问（原刊《狂人》第十一期）

狂人

文/李小立

               

学者陈平原先生在其《大学三问》一文中写道：“大学改革势在必行，如何尽量提高效率，减少震荡，以求行之久远，免得像1953年的院系调整那样，落下一身毛病，是弄潮儿及评论家必须抱有的心态。”在此前提下作者提出了所谓三问，即人文有无用处，管理是否万能，榜样如何获得？文章围绕此三问，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多方面进行了精辟论述，突出大学改革在叫嚣“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应当突出“本土情怀”，对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给予充分理解和尊重。我认为，陈先生的大文对中国大学改革有着积极的作用，为中国大学改革提供了一个方向，读完陈先生的作品之后，我对大学又不由得有了另外三问，既谈改革，这三问看似无法回避：在改革中，学生充当着什么样的角色？改革之后学生就业现状是否能改变？应该在什么地方（哪所学校）改革？

愚意以为，大学改革虽然必须以学校及其上层为领导，但其主体必须而且只能是广大师生，其中又当以学生为最中坚之力量。大学改革的最终获益者是民族和国家，而与其利害最直接的相关者是老师和学生，尤以学生为甚。大学改革的利益是多元而复杂的，既然是改革就必然会在改革所涉及的群体内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当然，这些利益有正当的也有不正当的。改革势必会导致利益在这个群体此消彼长的重新分配，所以参导改革最中坚的力量应该是能从改革中得到正当利益最多的群体，而学生正是这种改革中损益最大的群体。下面仅以北京大学院系调整之后较大的两次改革为例，说明此问题。1970年6月47日，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的请示报告》，规定废除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复审、学校复核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此决策直到1977年才被高考制度所取代。7年中，有多少具真才实学的学生与大学告别，进入大学的一些学生又有多少学到了所需的知识，都已无法统计，其中辛酸估计也只有个中人能够明白。又如1993年北京大学本着“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发挥优势、增强活力”的指导思想进行改革，大办企业，一方面缓解了教育经费的短缺现状，增加了毕业生的就业岗位，使当时一些学生获益不少；另一方面也使得学理深厚的北大多了几分急功近利，直接冲击着其教研水平，贻害至今，其间致使很多学生无形受害。不难看出，历次改革学生都是改革直接的损益者，也是改革最中坚的力量和原动力所在，所以学生不应该是局外人，应该关注大学改革，也应该被大学改革所关注。

每次大学改革都与学生的切身利益相关，那么将来的大学改革是否能够解决一直困扰着当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是否应该把解决学生就业作为改革的中心呢？我认为答案都是否定的。

笔者经常听到一些学生抱怨国家最近几年推行的大学扩招政策，认为大学生就业困难根源于此。的确，大学生就业困难与大学扩招不无关系，但笔者认为大学扩招的思路是没错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国民素质，促进民族发展，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劳动力绝对过剩是一个大趋势，所以大学生就业困难是一个长期存在并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前几年很多专家预测，至2008年或经济结构调整后，这个问题会迎刃而解，但直到2009年的今天，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一个普遍认可的数字是全国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600万大学生未就业。据今年各省公布的数字，有23个省的失业率超过4%，而目前经济危机还在向实体经济蔓延，前景如何，殊难预料。

如何面对，我看光靠政府、企、校三方采取政策性倾斜，尽可能多地接纳毕业生也未必能够见效，就算有了效果也还要注意将来冗员的问题，所以正确的方法是帮助大学生调整心态，直面可能“毕业即失业”的严酷形式。教育改革也不能光在设置热门专业上下功夫，因为外界瞬息万变，今日热门，难保明日成为冷门。更不能以经济学家什么事都要算成本的方法来算教育，人才不是产品，不必非算个投入和产出。一个人人格之形成，创造力之有无，不是几张卷子可以测清楚的。正如陈平原先生所说：“大学如何扩招，以及扩招后如何教学应该多听教育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所以将来改革应着重于大学精神的建设，培养大学生的独立性和公共心，塑造其健全的人格方面，教会学生以不变应万变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不是一味地与市场经济接轨，培养物化后的工具，否则改革的意义将丧失殆尽！

陈平原先生说：“大学改革势在必行，如何尽量提高效率，减少震荡，以求行之久远”，这就涉及大学的改革方式了，是循序渐进，还是大刀阔斧？循序渐进在效果上难免大打折扣，大刀阔斧又很难保证“减少震荡，以求行之久远”，尤其是在举世关注的北京大学。陈平原先生所也说：“北大是个夸张的地方，这里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大众及传媒所关注，并赋予许多或本身并不具备的‘战略意义’。”，这也就是所谓的“北大无小事”。所以我个人认为，近几年一谈改革都将目光盯住北大，北大先行，它校随之并非明智之举。改革应该多校进行，结合实际，不必树立一个权威。前几年东北师范大学推行的“教授治校”就比北京大学2003年推行的人事制度改革要得人心得多。所以在改革过程中，各校都应自发图强，又要互相学习、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若如此，则大学幸甚！所以，我一直主张大学改革应该是多校进行，而不仅仅是名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