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芝芳与世界书局

狂人

在出版史上，我们应该记住沈知方这个人，不仅因为他创办了世界书局这个近现代出版史上第三大的书局，出书5000余种，对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因为他的发行才干和商业禀赋，把更激烈的竞争带入了出版界，对提高整个书业的经营水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浙江绍兴人，祖上是藏书世家，不过至其父一代，已是家道衰落，仅有薄田数亩，靠摆书摊为生。沈年少时，就被父亲送到绍兴奎照楼书坊当学徒，1899年进上海广益书局，1900年入商务印书馆。学徒生涯，四处赶考卖书，让他熟悉了各地的书业行情，培养了浓厚的商业意识，积攒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他在商务供职，虽未见重用，却深得老板夏瑞芳赏识，着意笼络。据说，沈在商务经常不按时上班，同事既有闲言，股东亦有碎语，夏瑞芳时为他袒护，说他“才气宏阔”，一旦让其离去，日后必将成为商务之患。夏的预言不幸而言中。1912年，商务的劲敌中华书局创办成立，翌年，沈知方就被中华挖了墙角，委之以中华书局副局长的重要职务。在中华书局1913年4月20日股东会议上，局长陆费逵所作的报告中，有专门一段对他的评价：“沈芝芳（知方）君于营业颇有经验，既出商务印书馆，由本局延充副局长，到局已两月余，极称得力。”沈的“得力”，主要归之于他别出心裁地促成了各地有影响、有号召力的乡绅，与中华书局合资开设了众多分局，解决了中华书局草创伊始资金、人力不足，而要与商务竞争，开分局又势在必行的难题。这个办法，投资少，收效快，竞争能力强，确保了中华书局初始几年迅猛发展的需要，也奠定了中华与商务分庭抗礼的出版地位。

    当1922年脱离了中华书局的沈知方，在其自行创办的世界书局，开始大张旗鼓地筹措中小学教科书出版时，此次如临大敌的，就不光只是商务印书馆了，同时紧张的还有中华书局。昔日的这两大冤家，此时由对手而联手，共同合资创办了国民书局，以低至成本以下的价格倾销教科书，试图挤掉世界书局，然而还是败下阵来。论质量，三家其实在仲伯之间，沈出奇制胜的招数，在于他另寻了一条销售教科书的新路子。商务、中华的教科书发行模式，是把分支机构开在全国大、中城市，而世界书局走得更远，把教科书销售网络的终端，延伸到商务、中华鞭长莫及的县城，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办法不是设分支机构，而是在全国各地设立特约经销处，外地书店在预先向世界书局交纳部分保证金后，便有权挂起“世界书局某地特约经销处”，甚至是“世界书局某地分店”的招牌，享受着某一特定区域内该社所有图书的营业独占，这样便极大调动了各地书店推销世界版教科图书的积极性。而对世界书局来说，完全不用总部派干部，不必花钱租赁房屋和装修，只需将一定数量书赊销给经销处，简便而易行。这是于社店双方均为有利的好办法，因而很快取得成功。

    沈知方是发行教科书的奇才，更是出版畅销书的高手。他熟悉一般市民读者的阅读趣味，在捕捉畅销书题材方面，有着良好的嗅觉和过人的胆识。1920年代初、中期，正是鸳鸯蝴蝶派作品大行其道的当口，世界书局或是将旧小说加以整理，用新式标点排印后廉价发售；或是许以高额稿酬，将张恨水、不肖生（向恺然）等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作品“买断”，很是出版了一些影响面大、行销范围广的通俗性畅销书。另外，沈知方采用书刊互动的出版策略，在出书的同时又出版相关杂志。李涵秋和张云石主编的《快活》，严独鹤和施济群主编的《红杂志》，严独鹤和赵苕狂主编的《红玫瑰》，江红蕉主编的《家庭杂志》，施济群、程小青主编的《侦探世界》，均在世界书局的强大宣传攻势下，一时风行海内外。世界书局也因此成为当时最为主要的鸳鸯蝴蝶派出版阵地，获得了不少经济利益。

    五四运动之后，提倡白话文学习一时酿成社会风气，沈知方迎合时代潮流，出版了许多文白对照的作文、尺牍等书，供人学习模仿，受到学生界的极大欢迎。而到了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期间，沈知方揣摩时局走势，特叮嘱世界书局位于革命大本营的广州分局，就近搜集《全民政治问答》、《农民协会问答》等革命宣传小册子，分批寄到上海编辑加工，然后以广州世界书局、广州共和书局等名义出版发行。当北伐战争在南方各省风起云涌，世界书局棋先一着大胆出版的这些革命小册子，也跟着在商业上饱尝到了胜利的果实。

    上世纪20年代末，经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国人，已深感科学知识于现实人生的重要性。正当商务印书馆瞅准时机，忙着编印各种学科普及小丛书时，沈知方也看到了这种现实阅读需要，特约徐渭南主编了一套ABC丛书，前后共150余种，于1928年6月陆续出版。这套丛书早于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一年时间出版，以其学科范围综合、内容通俗浅显、作者阵容强大、适合读者需要，获得巨大商业成功。与此同时，世界书局也一改过去在读者心目中专出鸳鸯蝴蝶派书刊的低级书局形象。这正是上世纪20年代中期跻身于教科书领域的世界书局所希望得到的结果。它后来出版的许多学术文化性书刊，均是其有意调整出版策略，提升自己出版形象的结果。那些通俗性小说之类，世界书局虽还在继续印制，但已悄然改用副牌——广文书局、普益书局等名称出版。世界书局只是名义上居于经销地位，以向社会表明自己是出版教科书的正派书商。

    沈知方还是募集资金的能手。侦探小说作家程小青说沈“有一种口吐莲花的募集股金的特殊手腕”。金城银行经理吴蕴斋、华侨领袖陈嘉庚等，都是世界书局早期的董事，商界、司法界中的不少要人，成为世界书局的大股东。沈知方还常拉作者入股，用书局股票向作者付酬。作者成为股东，年终有望分红，往往乐意接受；而对书局来说，既可省下一笔现金稿费支出，还可紧密与作者的关系，可谓两得其所。1930年左右，沈知芳发起组织成立世界商业储蓄银行，吸收社会游资，在用于书局需要之余，还以多出的存款，购置房地产，期望必要时，可以出售获利，或供押款周转。然而世事难料，后因时局动荡，房地产呆滞跌价，不赚反亏，连带地影响了世界书局的发展。对于失败，沈知方并不气馁，每到年终，世界书局同人与他这个总经理谈话时，总是听到他简洁而有力地说道：“明年从头再做起！”充分体现出他开疆拓土的出版家气魄。

    在出版史上，我们应该记住沈知方这个人，不仅因为他创办了世界书局这个近现代出版史上第三大的书局，出书5000余种，对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因为他的发行才干和商业禀赋，把更激烈的竞争带入了出版界，对提高整个书业的经营水平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沈知方书业的一生，表现出淋漓的商人特性。他为了商业利润，也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如，曾和常州人许指严合谋，出版了许伪造的《石达开日记》，销路很好，手段却殊不足道。他也恃才傲物，不太瞧得起同行。但他与那些无行商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国难来临的时候，他表现出了一个爱国出版人的可敬气节。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强占上海世界书局设在虹口大连湾路的总厂为军营，并威胁世界书局与他们合作。遭沈知方反对后，日伪于1938年11月在世界书局发行所制造了定时炸弹爆炸事件，导致书局职员一死一伤。1939年，沈知方病重之时立下遗嘱：“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命其后人不得与日伪妥协。同年9月11日，沈知方病逝于上海。（吴永贵 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

狂人

讲到世界书局，不得不提沈知方。

沈知方（1883～1939），浙江绍兴人，17岁在余姚一家旧书店当学徒，被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看中，聘为干事。所谓“干事”，只不过是个“跑街”角色。从最底层的“跑街”做起，积累经验之后，沈知方曾创办了几家小型的书局，但仍不满足，他一直在寻找机会大显身手。

辛亥革命前夕，善于洞察时势的沈知方早就预感到辛亥革命会成功，便暗地与陆费逵等人，合办了中华书局，并陆续推出了适应形势的新教科书，结果畅销一时，声名大振。后来，他又敏感地意识到，“世界”这一名称有着全球的意思，比起“中华”乃一国的范围要大得多，于是他毅然离开中华书局，于1917年在上海福州路成立世界书局，门市店面以红色漆成，号称“红屋”，并设有编辑所、印刷厂、营业所，后又陆续于北京、沈阳、汉口、重庆、广州、杭州等地设置编辑分所、出版分部及营业所，员工人数最多时达千人。其出版标记为一只非常直观的圆形地球，喻示“世界”，地球四周环绕云彩，正中竖写着“世界”两字，其设计简洁，却有着一种飘浮于天际的豪迈感，这大概也是沈知方所向往并追求的一种境界。


从引进西潮到时穷节现

1921年，沈知方将世界书局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初期出版一些以趣味为主轴，以一般大众为对象的休闲读物，如《红杂志》、「连环图画」等，其实「连环图画」这个名称，是世界书局最早使用的，在此之前，社会上一般称这种小型图画书为「小书」、「小人书」、「图画书」，至世界书局1921年起出版大批图画书时，直接将「连环图画」印在封面上，自此社会上对这种小型图画书即定名为「连环图画」，相当于现代的漫画书，直至今日，还有大陆出版社推出世界书局在那个时代出版的三国、水浒等线装连环图画。1924年出版教科书以后，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急剧增长。此时的中国，西风东渐影响日甚，作为中国经贸大市的上海，正积极吸收外来的创新观念并尝试突破，世界书局处于欧美文化汇集的上海，更是不断以前瞻性的眼光引进西方思潮。为满足社会上所有读者的需求，世界书局大量译注文字优美，驰名已久的世界名著，德、法、俄、英等国文学，以吸收西洋文学的精华来达到新文学的创造及修养。1927年，世界书局率先出版了雅俗共赏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以白话译本的方式呈现，在当时社会掀起一股推理风潮。包括后来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在此之前，尚未有人如此系统地将莎士比亚戏剧介绍给中国读者，而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在中国广为流传，深获读者喜爱，朱生豪功不可没，为世界书局历史留下了动人的一页。世界书局出版众多各类脍炙人口的名著，传为书坛佳话，被读者津津乐道，逐渐成为继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之后第三大中国民营出版业，并形成出版界“三足鼎立”局面。

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世界书局的虹口大连湾路总厂因在日军控制区域内，总管理处、编辑所暂迁福州路发行所内办公，印刷厂停工。国难当头，进步文化界人士为抗日御侮奋力疾呼，世界书局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1934年，因经济周转不灵，沈知方被迫退职，由陆高谊任总经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8月上海地区抗战开始，世界书局总厂被日军占领作为军营，厂内财物损失巨大，大批教科书被没收，送回造纸厂回炉作原料；经史子集国学名著、小说名著等被劫往日本；书籍的金属品底版被熔作军火，其中如影印的《十三经注疏》、《铜版康熙字典》、《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等锌铜版被毁。沦陷期内，日伪找到已退居幕后的沈知方，要求沈知方合作，遭其断然拒绝，致为日伪所恨，1938年11月日军把定时炸弹携入当时公共租界福州路世界书局发行所内，炸弹爆炸，职员一死一伤。当时沈知方还在病中，遂预立遗嘱，有“近遭国难，不为利诱，不为威胁”等句，体现了其民族气节，次年9月沈氏病逝。1945年7月，世界书局总经理陆高谊辞职离沪，由陆仲良代理。


从上海薪火相传到台湾

刘雅农是在1947年被上海世界书局总管理处派赴台湾开设世界书局台湾分局的。1951年，世界书局大股东杜月笙在香港召开董事会，决定总公司迁往台湾。因为当初世界书局是将总管理处迁到台湾，所以后来世界书局并未冠上“台湾”二字。世界书局在经历了几位董事长和总经理，如李石曾、李鸿球、杨家骆、吴开先、李煜瀛、成舍我等，后转由阎奉璋，即现任世界书局总经理阎初的父亲，任新一任的董事长。


世界书局迁台后，为了让其能薪火相传，几代世界书局的出版人都奉献了毕生精力。“自50年代始，在当时那个仍属动荡、百业待兴的时代里，世界书局始终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找寻传承的动力源头。”

首先，世界书局继续致力于古籍的出版。中华民族文物保存的历程充满艰辛血泪，而古籍的重制出版也是一条孤单险阻的道路，只能凭借有志者的默默耕耘。“多年前，因市场更加萎缩，我问父亲是否应放弃古籍出版，但父亲认为越是没有人做的书我们越要以舍我其谁的精神坚持下去，文化是百年大业，重要的创新和进步都要以承继传统为最初的基础，所以业务盈亏不是首要考虑，‘为天地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我们出版经营的重要理念。” 世界书局出版的《唐石刻十三经全文》、《逸周书集训校释》、《蒙兀儿史记》、《皇清经世文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汉隋艺文经籍志》、《续资治通鉴长编》等，都大大满足了世界各地专业研究的需要。


其次，世界书局继续致力学校教科书的出版。此一工作，始自世界书局创始之初，来台后继续出版，自小学、初中、高职到大学，内容涵括文学、史学、理工方面，最著名的即是英千里所编的英文教材，如《英氏国中英语》、《新世纪初中英文文法》、《高中英语读本》等，当时初中一年级至大学四年级的英语教科书，多出自英千里之手。世界书局的教科书出版，对台湾国民教育发展，有不可磨灭之功。

期间，世界书局出版的图书中，影响最大还有1961年世界书局出版的《永乐大典》、历时多年编辑整理并于1985年完成出版的《四库全书荟要》、1992年出版的《中国通俗小说名著》、1996年精心策划的《中国名家诗文大系》、1997年重新整编《福尔摩斯探案全集》、1998年及2000年推出的《李光回忆录1923-1965》与《李光回忆录1965-2000》、2009年出版的《明解增和千家诗注》等系列图书。


从台湾到中华文化大融合

“九十多年来，世界书局从上海迁徙过海到台湾，跟随着时代的脚步，见证了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世界书局随着中国这部近代文化史不断成长。”老店的记忆在一代代读者心中累积，不曾或忘，“直至今日，仍有许多年届七、八十岁的老先生，缓缓走进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世界书局的红屋，浅笑着说：‘我是读世界书局的书长大的。’一句话，盛载了多少回忆，这些回忆及一世纪的历史，都是世界书局与所有读者最珍贵的宝藏。” 阎初心中洋溢着一股自豪，她说，“‘世界书局’四字，已非单纯公司名号，而是一段不容抹灭与改动的历史。

自1988年起，上海首次公开举办“海峡两岸图书展览”，正式开启两岸书籍、出版交流的大门，此后20年来，世界书局积极参与两岸之间出版界的大规模活动，每年多次参加在大陆所举办的书展，或自设专属摊位，或提供书籍在共同摊位展售，与大陆进行书籍贸易，世界书局的图书在大陆各重要图书馆中均有典藏，并在一般零售市场，如北京新华书店、厦门台湾书店陈列零售。世界书局亦与大陆各出版社及图书进出口公司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并大力购买大陆版权，早期的张爱玲、林徽因、丰子恺等传记，即是大陆著作，亦成为台湾畅销书。“《四灵文化系列丛书》是大陆著作，但我们加入许多美编设计，后被评为‘优良读物’，又如《颐和园长廊的故事》，至今仍被学校教授采用。”此外，世界书局也打破了台湾数十年不卖外版书的传统，大量进口优质简体字书，带给读者更丰富多样的图书信息。

各种各样的出版合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为配合两岸的频繁接触，世界书局开放门市作为两岸出版同业交流的场所，密集举办大陆各省书展与主题书展，希望在多元及深入的交流合作下，秉持出版人的使命，为中华文化的融合与发展贡献力量。”

2009年，世界书局得台北故宫授权，仿真制作宫廷典藏的《明解増和千家诗注》，此书卷一存于台北故宫，卷二则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两岸故宫开启六十年来首次的破冰之旅后，亦期待此书能合璧团圆。“世界书局将制作移至北京，采购安徽手工宣纸、杭州黄绫、用北京老师傅的手工印制技法，反复打样，与原件比对，终于在今年陆续推出，其间透过两岸出版工作者的努力合作，反映了两岸同根同源的密切关系，我认为更象征未来只有合作，才能发展，只有融合，才会壮大的趋势。”

面对出版社林立及网络、电子书等新式出版平台掘起的环境，阎初相信：世界书局依然屹立，凭借的就是对文化传承的初心，对出版质量的坚持。“世界书局肩负传承文化的使命，决不是一味追求商业利益，而是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