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慧生：我所知道的 孙作云先生

魏庆彬

先生是历史系的教授，但我们中文系的同学都认得他。他，中等身材偏高，比李嘉言先生略胖、略矮。冬天穿一身土布棉袄、棉裤，腿脚上还扎了带儿。戴一顶土法缝制的棉帽子，带护耳的，有风了可以放下来，把整个的头护住，只留下一双眼睛可以向外张望。他像乡下的老翁，子孙绕膝，却不靠儿女养活。

其实，先生那时才45岁，风华正茂。本应气宇轩昂，风流倜傥，却打扮得老气横秋。和当时的靓男丽女相比，恍然如同隔世。

但他却是名教授，校内闻名，全国驰名。在日本人编的《世界名人大辞典》上，有他的名字。人们说，他青年时代，游学清华大学，是中文系闻一多先生的高足。我们入学时，高校流行两本书，一本《楚辞研究论文集》，作家出版社编选，从全国学者郭沫若、郑振铎、高亨、游国恩……中挑选出49篇文章，孙先生被选中三篇；一本《诗经研究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选，共挑出19篇文章，孙先生被选中四篇。因此，学生说，我们的孙先生，拿到北大、南开、复旦……名校中去和那些个教授比，也不弱于他们。

孙先生毕业于清华中文系，他没有到我们中文系任教，却分配到了历史系。我系同学愤愤不平：“不行，得找学校领导提意见，把孙先生要回来。”

但五七年以后大学生群龙无首，受“阳谋”威胁，谁还敢虎头瘙痒去提意见？因此，要回孙先生的事说说而已，以后也就不了了之。

但后来却是天遂人愿，从1959年开始，孙先生又被派到中文系上课，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史》。虽然不是中文系专业课程，差强人意；但毕竟是孙先生授课，同学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孙先生讲课的最大特点就是精辟，你能从他那里，听到除他之外，任何人所讲不出来的东西。譬如《诗经》共有98个“公”字，它们大都是“王公”之公，没有一个是作为“公共”之公来讲的……。孙先生讲课爱引用郭老，每个问题都要讲清，郭老是怎么说的。但最后总要说上一句，这问题都让郭老给搞乱了。

1959年，中央提出厚今薄古，破除迷信，向资产阶级专家教授们展开了拔白旗运动。啥是白旗？谁是白棋？似乎是没有个明确的界限。于是群众根据自己的体会，得出谁有学问谁就是白旗，谁发表文章多谁就是白旗的结论。

孙先生发表文章多，说话又随便，总是把严肃的问题当成笑话。譬如人家问他为啥要搞学术研究，他不说是为了社会主义，也不说是为了挖掘民族文化遗产，而是莞尔一笑：“还不是挣点稿费，买斤猪肉（吃）!”谁料一句戏言换来一场批判：“孙作云搞科研的目的就是为了买斤猪肉！”大字报贴出来了，还编成了活报剧。剧中“孙作云”光着膀子，背着一块猪肉上场。不上课的教授们都来凑热闹，大家一首啦啦台下的孙先生，一手指着台上的“孙作云”，笑得前仰后合，滚做一团。孙先生早有准备，带着女儿来看演出。他告诉女儿：“看，他演的就是爸爸！”

从五八年以后，我们交心，拔白旗，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一次又一次，那一次运动没有被搞成闹剧？人人不把它当一回事；领导却一本正经，把它演的煞有介事。

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学生不知道，那正是孙先生的灾难时期。先是五七年大鸣大放，先生早在被重点动员之列。但事有凑巧，当时有份杂志正找孙先生约稿，他要赶写文章，就没有功夫去理会那些“动员”。结果没有鸣放，也就找不着理由划他右派。左派不甘心，就从别处找茬。嫉妒他写的文章多，就给他增加课时，想用教学来压他的科研。这就是他被派来教我们中文系的原因。谁料事与愿违，教课多了，威信自然越高，这更是左派积极分子们不愿看到的。于是就批他白专，拔他白旗，演他活报剧……，这时又传来消息，某省出版社要印他的书，合同已签好，稿费也预支，铅字也排成了版。左派大哗，立即在报刊上开辟专栏，公开点名批判孙作云，阻止他的著作出版。

在报刊杂志上被公开点名批判，那是右派才能享受的特权。可是这年，在我校代管的河南省史学会刊物《史学月刊》上，连篇累牍被点名批判的，除右派分子外，只有孙先生和毛健予先生两个人，不是右派，却被点名批判。

他这是副科级享受了正科级待遇。

批判，只要讲道理，批倒了对方，他也就无话可说。但那次的批判却只有谩骂，没有一点道理可讲。譬如孙先生讲《诗经》恋歌发微，说到原始社会群婚杂居，批判者就骂他是“禽兽史学”。这样批了几个月，孙先生没有被批倒，但出版社一看风向不对，就停止了他的著作出版。

这叫单方面撕毁合同。版也排了，工也支了，花出的钱谁赔？出版社也会算这笔账，就来找孙先生，要求他写个“后记”，自我检查，表示接受大家批评，书就可以照常出版。

但孙先生态度坚决，任凭不出书，也不做任何检查。出版社只好降低要求：不做检查，就表个态：欢迎群众批判，书还是出了好！孙先生寸步不让，“出书就不必考虑了吧！我什么态也不会表。因为那不是批评，那是骂人。骂人，我等着他们向我忏悔。”

若干年后，孙先生辞世。批判者在他灵前痛哭，大叫“我对不起孙先生！”这个等待的忏悔果然到来。

出版的谈判崩了，孙先生又与中华书局签约。原出版社闻讯马上再找孙先生，要无条件为他出书。孙先生敬谢不敏。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

这就是《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的出版经过。

孙先生遭的罪，其实也怨他自己。当年他在清华求学，和蒋南翔同班住一个寝室上下铺。二人私交甚深。蒋后来当了中央委员、高教部长，还托人带信问候孙先生。并说，有什么事，都可以找他。但孙先生一向不愿攀高结贵，从不逢人就言及蒋氏。别人没有关系还要拉拉扯扯找关系，冒充自己是某某总理的老师，骗得领导咋舌，同事侧目。而孙先生可好，高教部长找上门来，他竟淡然处之。这种人政治运动不找你麻烦找谁去！

1985年，蒋南翔撰写《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公布当年的同学名单：“和我同一年进清华大学的，有荣千祥（荣高棠）、宫日健、曹言行、陈国良、罗青、王大珩、钱三强、段学复、彭民一、唐学鑫、艾维超、吕凤章、孙作云……（蒋南翔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1172）

1959年的拔白旗运动，极大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使一部分人本能地作出了反抗。那时天天强调厚今薄古，大家都要说古人不如今人。不少教授故意唱反调，偏说今人不如古人。特别是孙先生，他在课堂上，振振有词地说：“屈原的赋，写得空前绝后。有人会说，说他空前可以，怎么说它‘绝后’呢？我说，郭老的文章写的好吧！你让他写一篇赋试试。写不出来吧！写不出来，那就是‘绝后’。”

五九年，由于大跃进放卫星、大炼钢铁的瞎折腾，人民生活陷入了空前困难时期。口粮标准一降再降，副食品供应几乎断绝。过惯了优雅生活的教授们面有菜色，个个瘦得皮包骨头。不再动员鸣放了，不再动员交心了，也不反右了，也不批判了……人人对饥饿发出怨言，孙先生却为饥饿带来的清静感到庆幸。他拍着干瘪塌陷的肚皮说：“终于饿得开不成会了，可让人歇两天了。”

从1956年调入开封师院，到1978年5月23日逝世于铁塔校园，这二十年里，先生写了多少文章？完成了多少著作？但只有一次发表在历史系主办的《史学月刊》上，那是一篇读书笔记，《读<史记.屈原列传>》（1959年九期）。当时，大饥荒正在肆虐，人们自顾生命尚且无暇，谁还有心发表文章。孙先生就是趁着这个机会，没有以被批判者的身份，露了一下名字。此外还写了一点考古通讯、遗址发掘、新书推荐之类的介绍，时不时地表示一下人还在活着的信息。

1978年先生去世，1990年六期，先生的《<楚辞>与上古史研究》才作为“遗作”，发表出来。这时我们才知道，先生生前，还是《史学月刊》的编委。

是先生生前没有写出什么著作可供发表吗？不。在上个世纪之末，我受命帮助整理先生遗着，见其积稿成箧，尘封纸黄，年久几成败叶。除生前所发表的两本专著和几十篇论文外，共整理出六大册的文集，说明先生生前，不是没有稿件可发，而是不给你发。

当然，由于先生积稿太多，太多了写稿一定要快，于是先生字迹潦草，不易辨识。有时甚至以英文字母代替汉字，如以tt代替图腾（totem），其中还夹杂着草书、俗体、符号、简称……，先生生前，上过大学的儿子不在身边，正在上中学的女儿帮不上忙。所以先生瘁然离世，文稿无人整理，以至于《光明日报》发表先生遗作《从<天问>看夏初建国史》（1978年8月29日）时，把草书的“萬”字“ ”，当成了“步”字，排印出“步舞洋洋”这样的怪句，造成莫名其妙的影响。直到出版文集时，才将它改正过来。

1961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山区工作。那里交通蔽塞，仿佛与世隔绝。这时传来消息，孙先生又犯错误了。他奉命到曲阜参观，见孔子像，就脱帽鞠躬说：“咱们给孔老夫子行个礼吧！”同去的女劳模立即反对：“我不能给孔子行礼。他叫妇女缠足，把我们给害苦了！”革命人民时时不忘革命，得到了上级的肯定与表扬；孙先生作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再一次在阶级斗争面前，献了丑。

我想问，学校的领导难道不知道吗？孔子没有提倡过缠足，女劳模反对给孔子行礼，是一种误解。他们为什么不敢站出来，替孙先生说句话呢？

谁敢站出来，替谁说话？替孙先生还是孔老夫子？你的立场站到那里去了？于是大家眼睁睁看着孙先生哑口无言，女劳模的奇谈怪论，一时甚嚣尘上。知识分子不敢再咬文爵字，只好深自反省，夹着尾巴去“灵会革命精神”——灵会女劳模不向反动文人低头、孙先生甘做孔圣人走卒的精神。

“精神”还没有“灵会”彻底，就跳出了金棍子姚文元，他一棍打到《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老子英雄儿好汉一齐上阵，中国到处充满着红色恐怖。北京都打死了很多人。

开封的形势如何？孙先生的处境怎样？无人知晓。但他当初不和蒋南翔去叙同学关系，现在看是对了。运动一开始，北京市委就打成反党黑店，蒋南翔还能跑的开？和这个黑帮叙同学关系，不罚你多跪两个钟头，也加重打你两个耳光。

文革开始，先揪牛鬼蛇神，然后就转到党内走资派头上。党委书记韩倩之首当其冲，揭发、批判，纷至沓来。经揭发，韩氏的罪恶，有这么一条：

偏袒反动学术权威孙作云。提议要把他的工资，由高教四级升到三级，被我们历史系顶回去了。

韩倩之，这个以打右派最多而出名的党委书记，人人骂他极左，可有人比他还左。

打、砸、抢搞了六、七年，连最后一届招考的学生都已“毕业”，大学校园里除了教工，其它空无一人。此时林副统帅下达战备命令，让所有的大学都躲进深山，去搞斗、批、改。开封师院选定的地区在灵宝县的朱阳，军令如山，限期报到。临行前上级特别强调，这不是暂时的出差，这是永久的迁徙，从此就不再回来了。于是，一向扎根大学的臭老九们只好抛妻别子，随校进山。临行没有忘记处理掉多年的藏书，按国营牌价交废品收购站。一时，师院门口搭起收购大棚，拉上电灯，昼夜营业。动荡年月，人心如潮，浪高浪低，捉摸不定。至此，孙先生感到学术无望，彻底死心。他想从此告别文化，金盆洗手，去当一名劳动人民，砸石夯土，了此一生，“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幸而被家人劝止，他才将个人一生所藏图书，封在家中，只身前赴朱阳。

在朱阳斗、批、改，一改就是几年，耽误了知识分子多少科研时间？不能问，上级只允许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朱阳的群众没见过世面，他们只知道这一群人天天在开会吃饭，就叫他们“开会吃饭学院”。

1971年九.一三林彪摔死之后，学校又搬回开封。1972年，毛主席忽然想起：大学还是要办的，于是发布最高指示，做筹备，由工农兵推荐学员，让他们不经考试，上大学、管大学……这真是知识分子所料不及的，新生事物，新的彻底，新到家了。

开封市推荐一位修脚大姐（嫂）来上学，不知她上的是什么学系。如果是修脚专业，那完全可以不学就毕业，甚至可以留校任职，教那些资产阶级教授修脚。

我不知道在这段时间内孙先生如何工作？是教给学生“七月流火”呢？还是教学相长，向工人学习怎样修脚？

1973年，中央又号召批林批孔。御用文人杨荣国一夜走红，跑遍大江南北，到处作批儒评法报告。他把五光十色的先秦百家争鸣，看成了儒法两家黑白相斗，用简单的两种脸谱去套历史人物。于是秦始皇是法家，燕太子丹、荆轲反秦都成了跳梁小丑。屈原也反秦始皇，他怎么样？孙先生一生敬佩屈原先生，（他的堂号就叫楚风堂），先生在运动中有什么遭遇呢？

不久，一个专为领导写总结、写报告的马屁精告诉我：“杨荣国到开封作报告，听说师院的老朽们还不服气，想和人家辩论哩？”道路传闻，不知其详。但愿那些想和杨荣国辩论的老朽里，没有孙先生。

其实，杨荣国是个学术骗子。想和他辩论，又能怎么样？

忽然有一天，毛主席伸腿而去。人们把江青四个人捉起来，全国热烈欢呼，一个时代结束了。大学的保送制度立即废止，重新招生考试，按分数录取。中央召开表扬知识分子大会，全国开始了科学的春天。教授老朽们可真要喘口气了，河南省召开政协会，孙先生是常委，被邀参加。学校派专车送他到郑州开会，出发时，调度答应了许多趁车赴省的大脸汉子，把孙先生挤到了车下。最后强塞进车，开到郑州。

到郑州后，司机把一个一个大脸汉子送到单位，就让孙先生下车。孙先生以为司机还有别的事，办完了事会再来送他，就到车下的路边等着。但是，他错了。人家把他放到路边，是让他自己走着去报到。孙先生不知道路，也不辨东南西北，等到天黑不见有人来送他，才知道学校派的车，已经到此为止。下面的路要自己走了，只好跌跌撞撞，边问边走，半夜摸到了接待所。孙先生气了，一气中风，送进医院抢救。临走还嘱咐家人，别把桌上打开的书合上，他病好了还要写……但生命之神不允许他再写下去。孙先生身体健康，一生没有住过医院，但第一次住院就没能再出来。他临终不能说话，但神志清醒，拿笔写下了几个字：“我不如一条狗！”

这是先生对其一生遭际的总结？还是对世道不公的控诉？想去问先生，先生无言。只是手指墙上屈原的画像，至死也没有放下手来。这是要我们去问屈原吗？啊，先生为屈原奋斗一生，身后留下770多万字的文章。著作等身一词，当之无愧。

有的教授生荣死哀，一生不着一字，也是著作等身（0=0），尽得风流。

先生死后，没有一个人对先生的死负责。调度、司机都说：“学校让我们把人送到郑州。我们送到了呀！”大脸汉子窃窃私语：“真没度量，坐车挤一挤也值得生气！”

大脸汉子都是谁？全校没一个人承认。我们只知道当时的党委书记是白均，他又是省公安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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