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瑞来：《“北大古文献派的……”》

魏庆彬

王瑞来《“北大古文献派的……”》“北大古文献派的……”

王瑞來

几年前，徜徉于网上，发现了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学长杨牧之主编的《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由于其中收录有署我名字的一篇《略谈古籍校勘》，不禁诧异，便赶紧向出版社索来该书。原来，牧之学长是从我80年代刊发于《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的十多篇短文中选出一部分，汇成一篇长文，收录到了该书之中。
《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的内部发行的刊物，读者层只是古籍整理的圈内人士，流布范围有限。但《古籍整理与出版专家论古籍整理与出版》一书的公开出版，则大大扩大了读者范围。
网上一位不具名者开列了全书的篇目，并且在一些篇目之后，间有批语。在我的那篇之后，记有这样的批语：“五星推荐，必读！此文当作校勘学补充阅读。”（http://www.douban.com/review/1506268/）在另一个网页上，也是一个不知名的朋友向别人推荐我这篇文章，并从网上摘录了我的论著目录，题为《乘桴小识》（http://www.douban.com/subject/discussion/1387524/）。这位朋友的文章开门见山就是一句：“又是一个北大古文献派的……。”
“北大古文献派”！看了这样提法，感到很新鲜。称之为“派”，可见声势已大，蔚然成军。而“又是一个”的说法，表明文章作者不只见过一个“北大古文献派”，我则是作为“又一个”，被其发现。他人的提法，不是出于自画自赞，自卖自夸，这让我为我出身的专业感到几分自豪。
大约六七年前，我应邀回古文献专业做过一次讲座。在那次讲座上，面对满堂表情透着稚气的学弟学妹们，我说，我们古文献专业是最好的专业。
这不是出于“儿不嫌母丑”的偏爱，而是发自内心的感慨。也不是彼此厚薄，与其他专业进行比较的褒贬，而是从自身将近三十年的学术经历得出的认识。
“古文献专业是最好的专业”云云，这是结论性的表达。而结论的成立需要实证，实证则需要事实。我以为最为有力的事实便是现身说法。那么，实证就从我的学术经历的回顾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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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夸耀自己出身的专业是最好的专业，似乎我很热爱古文献这一专业。其实，入学之初，并非如此。由不了解的不爱到深深沉浸于其中的酷爱，我经历了一个颇有些痛苦的转变过程。为什么会有痛苦呢?
正如“子非鱼，焉知鱼之乐”一样，我当时的苦恼也只有自己清楚。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积压了十年的人才一齐涌向考场。本来，在激烈的竞争中入围，进入北大，应当高兴才是。但拿到录取通知书和刚入学时的兴奋，很快就消失了。翻阅我那时的日记，入学三个月后，我写下了这样的打油诗，颇可看出当时的心境：

《自度曲》

去！
去！
真难甩，
苦恼常存在。

来！
来！
任求哀，
兴趣偏不来。

怪！
怪！
天不怪，地不怪，
怪我投错了胎。

一心慕高台，
不想不顾只管迈。
哈，可是迈上来，
却不爱！

“玉带林中挂，
金钗雪里埋”，
叹，叹，
“空有咏絮才”！

解说一下这首打油诗的背景，顺便透露我为何选择报考古文献专业的一个小秘密。77级高考，报考志愿是选择到专业的。在填写报考志愿时，一个文革前的老大学生给我出主意，说如果想考上北大，必须要报冷门专业。就这样，我才选择了古文献专业。果真也如愿以偿，进入了古文献专业。这就是诗中说的“天不怪，地不怪，怪我投错了胎”的由来。
那么，为何说“投错了胎”呢？因为我自幼喜欢舞文弄墨，从初中时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到入学之前，已经发表有30余首。那时是把文学创作视为毕生的事业的。但进入古文献专业，人生等于是拐进了另一个胡同。这正如当时我在另一首诗中写的那样：

整个世界似乎都与我无关，
所有一切也无需我去瞩目；
生活中仿佛没有我的“户口”，
一道无形的鸿沟把我划归远古。

当时的认识是，文学创作需要贴近生活，而古文献专业所学的,离现实又很远，按我在同一首诗中所言，是“同古人一起踱步”。所以,我在入学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很苦恼。我拿着自己发表诗歌的剪报本，去找当时的系总支书记吕良老师，要求调换到文学专业。吕良老师答覆说，你们的毕业分配都是定向的，无法变更。调换无望，只好硬着头皮学，希望能对古文献产生兴趣，但兴趣却不是说产生就能产生的。这就是写上面那首打油诗时的背景与心境。
硬着头皮学，在苦恼中前行，心境逐渐开始转变。转变有一个标志。第一学年结束时，写学年论文，我写了一篇《试论<豳风·七月>作者的阶级地位——兼谈对<七月>研究的一些看法》。当时担任我们写作课的金开诚老师看了，认为还不错，便推荐到《教学与进修》杂志。论文很快在1979年第2期刊出了。能力往往需要客观外物来证明，自信也常常需要成果来树立。看着篇幅不短的这篇印成铅字的文章，热情与信心俱增。从此，便一头扑向故纸堆，我的学术生涯也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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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第一个古典文献专业，成立于1959年，课程设置可以说是标准的国学。除了第一学年的写作、古汉语语法、古文选读等基础科目之外，从文字、音韵、训诂，到版本、目录、校勘，这些传统的国学学科都系统地学习过。
刚刚人到中年的裘锡圭先生为我们讲授文字学。除了学问，裘先生严谨认真的学风也如春风化雨，无形地影响了我们。音韵学是年迈的周祖谟先生讲授的。周先生决意用最通俗的表达来给我们讲述这门绝学。至今，“时有古今，地有南北”的优雅京腔，仿佛依然在耳畔回荡。训诂学是担任我们班主任的年轻的董洪利老师讲的，第一次登上讲坛的高路明老师则给我们讲授目录学。几乎整整一堂课都没有抬起头看看下面的高老师那紧张的样子，也犹在昨日。版本、校勘是陈宏天老师通过校勘宋人笔记《墨庄漫录》的练习来进行的。而我们和专业老师共同做的《古文观止译注》，也可以说是上述学科学习的综合训练。
除了上述基础科目的学习，几年间，我们还进行了专书课的学习。专书课包括有阴法鲁先生讲的《诗经》、孙钦善先生讲的《论语》、董洪利老师讲的《孟子》、安平秋先生讲的《史记》等。
在课程安排上，除了基础科目和专书课，为了拓宽学生的知识范围和学术视野，孙钦善先生还给我们讲授了古文献学史，向仍旦先生讲授了民族文化史，严绍璗先生讲授了历史文化论等。记得当时严先生为我们指定的必读书竟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严先生还根据自己的专攻，向我们介绍了日本汉学。陈宏天老师讲授的工具书使用法更是“授之以渔”，受益无穷。通过这门课，在没有电子版的时代，燕大引得等大量专门工具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我们做学问的法宝。
鉴于日本汉学的发达，我们的外语学习被指定为日语。为此，专业还专门配置了日语老师。清癯潇洒的王善先生，拥有日本血统，他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日语基础。我实在是主要受益者之一。
我们文革后第一届古典文献专业班共有20人，而当时在编的全部专业老师也是20余人。专业的老师们对我们这些新“黄埔一期”格外关心，经常到宿舍来指导我们学习。 “有一棵白菜，炒一棵白菜”，以点带面。相信班里所有同学都记得金开诚先生的这番话。向仍旦先生也常来宿舍，从学习到生活都热心予以指导。我上中国哲学史课的读书报告，就是向先生推荐给张岱年先生，后来发表在了《哲学研究》上。而我在《文史知识》创刊号的文章，也经过了金先生的亲自修改。
不仅是专业老师，大学图书馆的老师也对我们给予了特别的照顾。记得我们班可以利用图书馆的教师阅览室，在那里，当时很少见到的台湾版的《中文大辞典》，也成为了我们的常用书。在大出纳台，对古籍稔熟的李鼎霞老师，在借阅线装书时，给予了我们版本学实习一样的指导。而在表情严肃的张玉范老师的关照下，在善本阅览室，我们甚至可以直接触摸到宋元版古籍。虽不是专业老师，李鼎霞老师的丈夫白化文先生，也给予了我们极多的指导。包括我的毕业论文《鹤林玉露》点校稿，白先生都逐页审订过。
我相信，上述我讲述的这些，至今都会让专攻文史的同学羡慕，甚至会产生几分妒忌。且慢，我们古文献专业的好处还不止于此。我们专业那时的课程设置，还实现了少有的学科跨越。除了上述的各种专业课，作为必修课，在系里，我们跟汉语专业一起学习现代汉语语法，跟文学专业一起听中国文学史的课。而在系外，我们跟哲学系一起听中国哲学史的课，跟历史系一起听中国古代史的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史的课，都是分段由各个断代的名家给我们讲授，文学史如赵齐平、周先慎等先生，古代史如张传玺、张广达等先生。课程持续时间都长达两年以上。
我说“古文献专业是最好的专业”，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课程安排上，我们学的最多。如果潜心向学，无论将来从文还是就史，上述的课程设置，则完全可以培养出训练有素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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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四年的学习，当时学得真的很苦。77级的同学大多都有赶上命运末班车的感觉，深知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分秒必争地学习。举一个例子，我们班的20个同学，大学四年间，没有打过一次扑克。摘录几段当时写的诗句，可以窥见苦学之一斑。

每天三点一线，
走着一条单调的路；
每天埋头苦读，
捧着一部枯燥的书。

在这里没有月日的概念，
只有星期的默数；
在这里没有四季的变迁，
落叶飞雪，才似乎若有所悟。

盛夏，热汗在光着的脊背上奔流，
隆冬，钢笔在冻僵的手指中伸出；
最难将息呵，乍暖还寒，
体温像是与大自然一起停在零度。

人在此时，似乎一切奢望都化为乌有，
一点小小的如愿，也会感到最大的满足。
比如，寒风中喝上一碗热粥，
比如，四处奔波，觅到一隅读书处……

从古文献专业毕业后，我按照最标准的专业定向，去了中华书局，并且根据自己的爱好，担任历史书籍和古籍的编辑。将近十年的编辑生活，等于是我在古文献专业四年学习的综合实习。中华书局的编辑兼学者的传统，又让我在学术道路上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九十年代初应邀赴日，人生大幅度转身，从此走上讲坛。日本的大学，对开设课程只有一个大体名目，具体讲什么，完全由教授者自行决定。我得益于古文献专业的训练，因此，我也将这些成功的经验，包括具体的课程也带到了日本的大学课堂上。比如，在东洋史特讲科目里，我开设了目录学；在东洋文化史科目里，我开设了汉字文化论。这等于是文字、音韵、训诂的综合。并且还在日本的大学首次开设了中国通史的课程。这些课程的开设，固然有我后来的研究因素，但根柢实在就是古文献专业的课程。这些知识，不仅成为我在海外谋生的饭碗，更成为介绍中国文化、传道授业解惑的工具。
“古文献专业是最好的专业”，实在是我的切身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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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不满百，知交半零落。77级同学大龄者多，与当时的许多老师年纪差距不大，亦师亦友，感情深厚。三十年过去，上述亲炙于吾辈的先生们，已有数人远行。哲人虽逝，薪尽火传。那知识，那精神，便犹火种，传到我们手上。世代相承，文化接力，吾辈任重道远。
我常常在想，人的一生，居住十载八载的地方不知凡几。不过，有一方土地，只消住上四年，便落上永久的户籍。那里便成为精神的故园，便成为心灵的圣地。那里的空气尽管也与别处无异，但总是感觉别样的纯净，让人忍不住深呼吸。一池连名字都没有的涟漪，因为曾经的伫足，心灵便接受了洗礼。这个地方，便是北大。在北大，古文献，就是我的根基。不是爱屋及乌，本身古文献与北大就是一体，一样凝结着我永恒的爱意。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杜甫诗的前两句，可以形容我们幸逢其时；后两句，则可以形容我们不仅从古文献专业接受了良好的专业训练，还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严谨学风的薰陶。
从来，在介绍自己的专攻时，我总是比一般学者多出一项。即除了历史研究，还有文献学。生命不息，古文献专业将会伴随我一生。这样的根柢，使我的学术构架犹如立于坚实的岩版之上，心里踏实，觉得有几分底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同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个说法，并且自豪地宣称：我是北大古文献派的！


【附记】：本文应约为纪念北大中文系创立100周年而作。收录于《我们的学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文中变换颜色的一段话，最初本想写成一首诗的，所以注意了押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