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俠：唐調流別論

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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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誦古文之妙者，莫過唐調也。唐老夫子緒承桐城派，而以經學為歸，其吟誦也，氣勢沛然，運丹田之氣，發金石之聲，昔曾國藩云聲出金石飄飄意遠者，殆謂此乎！唐夫子之前，聲音莫錄，不能親感其妙，是遺恨處。唯“因聲求氣”之說，可以想見也。殆夫子製唱片，原聲傳於後世，我輩有所憑藉矣。又主持無錫國專，培育高才，傳揚吟誦，今尚數十人焉，可謂盛矣。去歲於京舉辦中華吟誦周，遍邀海內外吟家，而唐調為多，故有專場盛會。迄今一年矣，余每有暇則聽之，行則誦之。中以《岳陽樓記》為最多，於是觀其異同，比其優劣，然情難分其軒輊也。夫子唱片有此篇，然年久受潮不可再現矣，推想昔日必以此篇教授諸生，故今人人愛誦此篇，其音節雖不一致，而氣勢俱在，起伏雖不同時，而調型猶未改易也。大概聽之，使人皆知為唐調，其尾音之拖延，聲氣之起伏，殆有所同，而每人之氣息長短強弱則異，於是停頓處不一，遂各具特色焉。

唐夫子之吟誦，音節鏗鏘，氣流充沛，語速甚快，語勢甚強。即以此而論，則諸弟子中以范敬宜最似。范先生之似夫子者，蓋在其氣勢神情也。語速之快，或甚於夫子，其氣勢得之，而語音、腔音若有不似者。唐調以氣勢勝，此范先生所以為傑出者也。此蓋天才也。余嘗聞之蕭先生，云范先生當時年最少，而又最慧，唐校長每來視察，眾皆推以當面吟誦也。然而天不假年，竟于前日辭世矣！此一脈吟誦遂絕矣！豈不悲之！數日前，徐夫子致電問候，云將出院，可擇日採錄也，不意天竟喪之！生前未多錄音，衹去歲參與吟誦周，有《岳陽樓記》《前赤壁賦》（節選）《滿江紅》錄像，此前《古詩文吟誦集萃》收錄《前赤壁賦》及《伶官傳序》。我所知者，僅此而已。此數篇中，以《岳陽樓記》為最有氣勢，誠如唐夫子之誦《豐樂亭記》者。

此外則陳以鴻先生為最肖，陳先生云傳自唐堯夫（唐文治弟子，吟誦最近先生，代先生開課傳調）。陳先生之用氣、節奏、字音，極似夫子，蓋從學既久（唐老夫子主持無錫國專及上海交大，陳先生因緣輾轉兩校），而又有唱片學習（我會所得之唱片即自陳先生處，據云人間尚存六套，今為之轉出消噪，然不盡人意，多有不復可聽者），故能見夫子之風範也。其吟誦《豐樂亭記》、《岳陽樓記》諸篇，皆似夫子，誠為佳品，使人陶醉其中。

陳先生之外，則以蕭善薌為最近。蕭先生之發聲及腔音最似唐老夫子，而從容不迫，亦為純正。其吟誦以《伐檀》為第一，《岳陽樓記》次之。蕭先生亦嘗吟誦陶淵明《飲酒》諸篇，使得知唐調之吟詩者也。今吾所得唐調錄音，多為古文，鮮有吟詩者（夫子力在經學，吟誦詩經為常，而五七言詩則少），故此堪備其一體耳。江蘇魏嘉瓚自云其《木蘭辭》調傳自無錫國專首屆畢業生蒋庭曜，徐夫子疑之，而吾則以為是也，雖其遞傳有所改易，而調源當出于唐門也。今反復聽蕭先生《飲酒》中五字句，又以唐調讀文法讀五言詩，則知其間變化。魏先生調已然整齊固定，殆有所改善也，而初始或即為唐調耶。

以所採錄之多者而言，尚有戴逸先生。戴先生之唐調為弟子中最獨特者。初聽之，不似唐調，其發聲行腔之法，已自有別，而起伏更殊，尾腔亦不顯著，故有疑焉。然細聽其《前赤壁賦》，于起伏之間，仍可尋其淵源，實出于唐調者也。其改易者最多，此或其分派矣！余前日董舊，有朱東潤先生之錄像，專錄其讀文，聽其諸篇，皆八大家之古文，用調亦一，而不盡如向之所得唐調錄音，其起調則與戴逸相似，或此為一派乎？朱先生之在唐門，早於以上諸家，時夫子視未茫茫，親撿褚生指導讀書，但讀而已，未嘗解說，年終考核，朱先生名列十三。朱氏既在夫子之側，其讀法當經夫子之耳，若有大變，必加勸改，故其調理當夫子所許也。而後來入門者，或傳自唐堯夫，或聽夫子錄音，故又一派也。如此推之，則夫子之前後或有改易，亦未可知矣。

夫唐調之興也，非一代也。自桐城之初，方苞、劉大櫆、姚鼐之讀古文，至梅曾亮、曾國藩、吳汝綸，必有所異也，至唐文治而恢弘之，今乃名之曰唐調，而唐調亦不止於此也，每傳必有改易，於是有源有流矣。唐堯夫、陳以鴻、蕭善薌等為一支，朱東潤、戴逸等，又為一支矣。此尚為入于夫子之門者，及其再傳，又加變焉。

南師大陳少松先生，近年致力吟誦，唐調之中興，有其力焉。然陳先生之于唐調，多所改善，加以音樂，節奏變慢，之前或謂之誦，至此則純乎為吟矣。陳先生所取調，已非唐調之全，唐調有高低之變化，而陳則多用高調，且其發音之高低去語言為遠也。此前唐調近于言語，以腔音而行，故聲多沉斂，而陳氏之則多以歌喉出之，類乎唱矣。至於氣息，則此前多為吐氣，故速而有勢，至陳則多吸氣，於是慢而均，有所謂節拍者存焉，氣勢弱矣。此其大較也。至於其細處，如入聲字、尾腔位置等，皆有不同。譬如《岳陽樓記》，至“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

乎？”處，“北”“峽”“極”“客”“物”“得”皆為入聲字，此一句必多頓挫，以范敬宜之吟誦最合，其次陳以鴻、蕭善薌輩，亦多將之吟短，以成頓挫，故而有氣，且三人之尾腔亦在“無”處少呼氣，至“乎”處乃長呼，陳少松先生亦大概如此，然細處則每句有節拍，或為遷就伴奏故，乃使氣流之積蓄不足，而損其氣勢矣，且將尾腔之氣先洩，結處之呼氣力有不足。“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一句亦然，“國”“目”“極”為入聲，在其間調節頓挫，前三人之誦皆在“悲”處稍停呼氣，至“矣”乃往復長吟，陳少松則在“而”字振起，音高而長，氣洩多矣，“悲”處則相對而短，於是末尾之字氣力弱矣。雖然，亦可稱善也。此就一點而言之，若以全體論，則混成為妙，不斤斤于字句也。陳少松先生之吟誦，聲情並茂，搖曳生姿，其曼聲之吟，適足以表達哀愁，凡情感之屬，更見其妙，如《出師表》《項脊軒志》等皆可擊節而賞矣。此又唐調之一支也。

至於今日，則以徐健順先生之力倡，唐調幾乎家喻戶曉矣。然其音不以江南，而易之以通語，先前之講頓挫、近言語者不可求矣，如唐夫子吟誦《豐樂亭記》“修既治滁之明年夏”之“夏”讀如“雅”（陳以鴻先生亦然），故快也。整篇之語速亦甚快，其中有入聲字故也。今以普通話終隔一層。徐夫子析其調而運用之，雖則便利，然求其規律，則氣勢有所失矣。且雖以丹田發音，而吾終覺不似者，何哉？吾初聽唐調，乃知其音有嘶處，以為年老音久之故，而徐師告以腔音，乃知此為國樂之特色。此雖得之，然不甚全。以腔音吟誦出，氣自丹田，聲如洪鐘，然與唐調猶有不似者，在其音色也。前人唐調或非圓潤之聲，時有聲帶顫動之狀，此為共鳴腔之異（或與濁音有關，有待研究），若共鳴腔在口則聲圓而洪亮，在喉則音扁而顫動，音色於是相異矣。故於丹田發聲之外，倘有共鳴在喉一條，庶幾近乎。

狂人

朱東潤先生（1896-1988），原名世溱，江蘇泰興人。復旦大學教授。為著名傳記文學家、文學史家、教育家、書法家。朱先生學唐調時十五歲，就讀於南洋公學中學部，夫子自大學、中學部各班擇一二賢者親炙，朱氏年歲雖少，以才高而入選，夫子教古文只讀不講，年終考作古文，朱先生名列十三，其讀古文，亦得夫子嘉獎，時而共讀，可見得夫子之器重。朱先生之吟誦有錄像流傳，為唐調早期傳人中最早錄像者。其吟誦雖稱唐調，然于唐調之特徵，尚少沾溉。唐調之尾腔615雖不必常有，而必不可絕無，考朱氏吟誦，尚未見此類者。雖然，其用氣之法，抑揚之致，又有似夫子者。蓋學其一體耳。若將唐調分為上中下三種腔調，上者為陽調，下者為陰調，則朱先生者可謂中調。其讀文皆以中調行氣，跌宕起伏不大，抑其人之溫文爾雅歟！唐調變化多端，句式變則腔調亦隨之而變，又極自然，不覺之中而氣勢已出，朱氏吟誦時僅用唐調行腔之法，潛氣內轉，故能讀長文長句，然未得唐調收聲之法，不能盡抑揚頓挫之妙，于文章之段落亦表現不足，是其缺憾。用氣而不能盡致，則氣勢神情自不能顯矣。朱先生入唐門較早，時夫子尚未失明，親自指導，其讀法又得夫子肯定，理應相去不遠，況朱氏博聞強識，焉能遽忘夫子讀法？然則唐夫子早晚期調子有變乎？朱氏所讀韓愈《送董邵南序》、《張中丞傳後序》等篇，夫子錄音中未有，顧早年所傳授者耶？此時在辛亥年，距夫子受教于吳摯甫將近十年，唐調當已成型。然此時與錄製唱片（1948年）間隔三十七年之久，又豈敢斷言無變化也？如此推論，則唐調早期與晚期固自不同，朱先生所傳為早期唐調也。

朱氏以早期調子讀歐陽子《秋聲賦》，與夫子晚年唱片所錄，迥然不同，可以見其間之變易處也。大概在尾腔上有異，早期與吳摯甫先生頗似，尾腔615尚未形成，起伏跌宕亦不大，與前文所述吳北江傳調近似。另有一例，亦屬早期傳調，即唐調第二代之戴逸先生。戴先生生於1926年，江蘇常熟人，其師楊毅庵先生亦常熟望族，為無錫國專高才生，其吟誦當為早期唐調。戴先生傳之，如誦《前赤壁賦》，發聲行腔之法與朱先生近似，尾腔亦不顯著，此皆早期之唐調也。

今存錄音中與夫子唱片讀法近似而又最早者，當推錢仲聯先生（1908-2003）。錢先生號夢苕，生於江蘇常熟，祖籍浙江湖州。著名詩人、詞人、古典文學專家。1926年畢業于無錫國專，後任教于國專、中央大學、南京師大、蘇州大學等。其吟誦較近唐校長，各體兼備，為唐調傳人中最早全面錄音者。其詩詞吟誦傳自沈曾植，有浙江風格（與劉衍文先生吟誦頗近），而古文吟誦則為正宗唐調，詩經、楚辭等亦為唐調，與古文不同，可證茹經先生之分體而讀也。其讀古文，篇目甚多，大概勝於太陰之體，而于氣勢文有所欠然。餘反復聽其吟《出師表》、《岳陽樓記》、《吊古戰場文》、《豐樂亭記》諸文，與夫子相比，腔調接近，而用氣、發聲皆不同。夫子之氣渾厚寬洪，發聲自然，近於語言，以腹腔用力噴薄而出，故能上抗下墜，抑揚頓挫，或盤旋震盪，或一瀉千里，此所謂得其氣而能入於神者也。錢先生之氣則相對較弱，不能開宕則取細潤，吟誦時音調較高，近於音樂，以喉嚨婉轉歌吟而出，蓋曲調上揚而又不能持續，乃婉轉而下，如是反復，似有陰陽調恒於其間，此所謂曼其聲而婉轉圓潤者也。因其調子已高，上不能盡，氣必下行，故於氣勢難以傳出，且常在一句之內反復起伏，曲調重複，缺少變化。而夫子能發金石之聲，上則至於頂，下則落于穀，如是跌宕，變化無端，而氣勢在其中矣。錢先生于唐調調子之改變，亦顯而易見：一為曲調化；二為尾腔延長多半拍；三為節奏均衡變慢，近於一字一拍。此影響及于學生陳少松先生。由此可見，唐調之流中有變，斯亦常理。當時從夫子學吟誦者百千人，百千人中各雜方音，而調子不儘然，雖其大體為唐調而細處又各具特色。錢先生于唐調貢獻巨大，不但系統錄音，且闡發其妙，作而為文，使後人能一睹當時之盛，並察其脈絡，可謂用心也已。于唐調能稱一巨擘。

唐夫子之吟誦，音節鏗鏘，神完氣足，語速甚快，語勢亦強。即以此而論，則諸弟子中以范敬宜先生（1931-2010）最似。范先生之似夫子者，蓋在其氣勢神情也。語速之快，或甚于夫子，然氣勢得之，而語音、腔音若有不似者。唐調以氣勢勝，此范先生所以為傑出者也。此蓋天才也。氣不可學，唯可以養，必其人有斯人格，乃有此氣質，夫子曰：“人格愈高，善氣愈深，浩然之氣愈盛，而文章之程度乃逾進。”余嘗聞之蕭善薌先生，云范先生時年最少，而又最慧，唐校長每來視察，眾皆推以當面吟誦。然而天不假年，竟於前年辭世矣！此一脈遂絕矣！太陽文之讀法，不復聞矣！豈不悲夫！生前未多錄音，只有《岳陽樓記》、《前赤壁賦》、《滿江紅》、《伶官傳序》數篇流傳，以《岳陽樓記》最得神氣，蓋范先生為範文正公後裔，為人又極有正氣，自能深會其心也。

今尚在世諸弟子中，推陳以鴻先生吟誦最似夫子。陳先生生於1923年，江蘇江陰人，曾就讀於上海交大、無錫國專兩校。其吟誦傳自唐夫子高足唐堯夫，此人“嗓音得天獨厚，高亢洪亮”，有此大師指導，又得唱片學習，故其氣息、節奏、聲音，皆似夫子，能見夫子之風範也。其吟誦《豐樂亭記》、《岳陽樓記》諸篇，皆為佳品，使人陶醉其中，不能自已。大概陳老善讀少陽之文，識度趣味，皆能表現而出。至於太陽氣勢之文，則有所不逮，如《伶官傳序》中“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一句，唐老夫子吟誦時音調高亢，尾音拖長，大有餘願未了、死不瞑目之恨，又含無限期望，極為沉痛，而陳老誦此句則以中調行氣，落腔低沉，與前後對比不顯，蓋太陽之氣不足，故論其抑揚跌宕、收放自如則不及夫子。然陳老于唐調之研究與推廣，可謂得力也。又存有1948年唱片一套，無私奉獻，使唐調能流傳不絕，乃至風靡寰宇，非陳老之力其誰何？

陳老之外，尚有蕭善薌先生吟誦較好。蕭先生生於1925年，江蘇南通人。其發聲送氣之法，及其嘎裂腔音，最似夫子，而從容不迫，亦得其正。其吟誦《伐檀》，頗顯唐調之特質，在於嘎裂聲音色，足供研究之例證。至吟《岳陽樓記》，潛氣內轉，剛柔並濟，最為神妙。此蓋以性情近于少陰，而吟誦亦偏愛少陰文也。蕭老于《蘭亭序》、《醉翁亭記》、《前赤壁賦》等古文而外，又嘗吟誦陶淵明《飲酒》諸篇，使得知唐調之五古者也。夫子力在經學，詩不多作，至吟近體，更少留存，故蕭老此篇，足供備其一體，使人考唐調吟詩用氣之法而有由矣（自其氣而推之，合乎唐調，故竊以為屬?唐調，夫子七古有錄音，其法亦然。錢仲聯先生有五古錄音，但為沈曾植傳調）。又考唐調二代傳人魏嘉瓚先生所吟《木蘭辭》、《長恨歌》，亦此類也，謂之唐調，於理有據，不但自云傳自夫子高足蔣庭曜，其用氣亦是唐調法（唐調吟詩與讀文不盡同，其尾音迥異，然用氣實同），唯其調旋律稍變，尾腔延長，加以潤飾，此魏先生之創新處也。

今年冬，余往徐州採錄訓詁學家李成蹊先生，確定其吟誦為正宗唐調。李先生1921年生於江蘇靖江，讀過兩年私塾，1941年考入無錫國專滬校，1943年畢業，授課老師為蔡尚思。其詩詞吟誦傳自王遽常，王又傳自沈曾植。其古文吟誦則學於唐校長，為正宗唐調傳人。時唐校長每週講課兩三次，以太倉話吟誦古文，故及門皆能吟誦。李先生無錄音參照，而記憶尤妙，吟誦《岳陽樓記》，于唐調之特徵體現甚好，唯其年邁，氣有所不逮，故腔調存而神氣不足，然亦足以見晚期唐調之美矣。

唐調第二代傳人之中，以陳少松先生最善。陳先生1941年生於江蘇南京，現為南京師大文學院教授，吟誦學家，著有《古詩詞文吟誦》，出版吟誦光盤《論語選吟》等。陳教授致力吟誦，興亡繼絕，功不可沒。其吟誦有家傳、師承兩類，“唐調”師從錢仲聯先生，讀古文聲情並茂，深得唐調“太陰”文之讀法，以諸葛亮《前出師表》為代表。然于唐調，多所改易，加以樂化，節奏變慢，近於歌吟矣。且取調亦有所偏好，唐調有高低之分，所謂響有飛沉者，而陳教授多用高調，此蓋出於錢先生者也。故此前之唐調，以腔音行氣，聲多沉斂，近於語言；而陳氏則多以歌喉出之，近於音樂。至於氣息，則此前多為吐氣，故速而有勢，至陳則多吸氣，於是慢而均，有所謂節拍者存焉，氣勢弱矣。此其大略也。至於其細處，如入聲字、尾腔位置等，皆有不同。譬如《岳陽樓記》“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句之“北”“峽”“極”“客”“物”“得”皆為入聲，此句必多頓挫，讀之快而響，以範敬宜之吟誦最合，其次陳以鴻、蕭善薌老，亦多將之吟短，以成頓挫，故而有氣，且三人之尾腔亦在“無”處稍呼氣，至“乎”處乃長呼，陳教授亦大概如此，然細處則每句有節拍，乃使氣流之積蓄不足，而損其氣勢矣，且將尾腔之氣先泄，結處之呼氣有不足焉。又如“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一句“國”“目”“極”為入聲，在其間調節頓挫，前三人皆在“悲”處稍停呼氣，至“矣”乃往復長吟，陳教授則在“而”字振起，音高而長，洩氣多矣，“悲”處則相對而短，於是句尾之字氣力弱矣。雖然，亦可稱善也。此就一點而言之，若以全體論，則以混成為妙，不必斤斤於字句也。陳教授之吟誦，聲情並茂，搖曳生姿，其曼聲之法，適足以表達哀愁，凡情感之屬，更見其妙，如《出師表》《項脊軒志》等皆可擊節而賞矣。故其宜讀太陰之文也。

以上所論諸家，朱東潤、錢仲聯、範敬宜、陳以鴻、蕭善薌、李成蹊為第一代唐調傳人，陳少松及附論戴逸、魏嘉瓚為第二代。自調子時期分，則朱東潤、戴逸、魏嘉瓚所傳為早期唐調，其餘為中晚期唐調。若以體性論，則範敬宜善讀太陽之文，錢仲聯善讀太陰之文，蕭善薌偏于少陰，陳以鴻雖兼諸體而終以少陽為勝，是其體性有異，而各歸所好也。論其腔調，則錢、陳為近；至於行氣，則范、蕭有得。由是反觀唐夫子，一人而善眾體，其難乎！非博大精微、氣盛格高者，其孰能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