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接力的《章太炎全集》

狂人

2014-08-04 04:30:00　来源: 文汇报(上海)　分享到

王兴康 周振鹤 陈尚君 崔富章 虞万里

　　章太炎先生是近代中国史上的革命先驱和学界泰斗。在章太炎先生诞辰145周年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版《章太炎全集》第一批成果，并在章太炎先生故乡余杭召开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全集整理情况。本刊撷取各位学者的评论，以飨读者，并介绍这项出版成果。

　　王兴康（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太炎先生首先是以一个革命者的形象而为我们所铭记的。晚清时期，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侵略的步伐，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而清王朝却依然固步自封。120年前甲午海战的全面失败即表明清王朝没有能够及时调整策略，加快改革，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在西方列强的侵略面前，中日两国差不多同时开启了变法图强之路，但清王朝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只引进了西方的一些“器物”，而拒不进行体制变革。在此情势之下，太炎先生由排满而反帝制，而宣扬民主、共和。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理论上彻底宣告了君主专制的破产，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民国建立之后，他反对袁世凯称帝，呼吁宣传抗日。他不是躲在书斋里的学究，而是一直关心中国的命运，这种爱国精神值得当今的知识分子学习。

　　出于反抗帝制、救国保种等目标，太炎先生一生都在梳理、剖析中国的文化传统。无论是在流亡东瀛的岁月，还是在被拘北平时期，他都在向学生讲授国学。尤其是在晚年，在面临日本侵略、国难日深的时刻，他开办“国学讲习所”，希望能够以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来保存中国的命脉。他认为，只要历史、文化不绝，一个国家就不会灭亡，历史文化承载着国家真正的生死命运。

　　太炎先生不是守旧主义者，他留存下来的大量著述涉及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学、文字学、音韵学、医学、佛学等各个方面，而他并没有认为中国过去所有的东西都好，并不认为应该完全以中国传统文化迎接时代的挑战。一方面，他深刻剖析了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文化等的优点与不足，指出了传统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也放眼世界，深入钻研了印度佛学、欧美各国之西学，解释何者不适宜中国，而何者又应当予以吸收、融合。他希望能够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会各种文明的长处，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学术体系。他的这种立场，也正是后来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综上所述，太炎先生身处历史转折期的中国，为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立下了大功，又承前启后，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近代文化的开拓作出了巨大贡献。他无愧于当时有人赠予他的两个称号—“民国先驱”、“学界泰斗”。《章太炎全集》的出版，不但会推动学术界对章太炎和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也将为中华文化的当代传承与发展提供新的思路。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是30多年前即着手启动的项目，它凝结了几代学者和编辑的心血。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我社在国家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领导下，在李一氓同志的关怀下，组织章门弟子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太炎先生的著作进行了首次较为系统的收集整理，汤志钧、章念驰、崔富章先生就是当年这一工作的重要参与者。自1982年起，我社陆续出版了《章太炎全集》前八卷，这个文本成为30多年来章太炎研究的最基础、最重要的资料。前八卷出版以来的几十年，太炎先生的佚文、书信等文献屡有新的发现，这为继续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周振鹤（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我是研究历史的，也研究一点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所以章太炎先生的这些书都看过，觉得他很了不起。从扬雄《方言》以来，中国历史上有几部奇书，非常重要，但是都没有后续。《方言》是一本，《水经注》也是一本。《方言》非常重要，当时扬雄是把全国各地到首都长安来驻守的士兵的发言记录下来。章太炎先生怎么记录方言呢？他在东京，全国各地的人到东京去留学，他把这些学生的方言记下来，然后写了一部《新方言》，和《方言》中间隔了2000年。像《新方言》这样的书，要是每一代都有人写一本，现在我们的语言学研究就不知道要增加多少材料了。所以章太炎先生的《新方言》意义是很大的。

　　章太炎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革命家中有很多人很革命，但是没有什么学问。像章太炎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这真是很罕见。他的革命事迹，我们现在还没有挖掘完。2000年我在日本东京外交史料馆发现里面有很多材料。那时候我翻到一个有关章太炎先生的材料。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先生知道消息了，马上召集了一个会议，这条史料很有意思，我后来写在《文汇读书周报》上，但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条史料。我觉得汤志钧先生所作的工作非常好，做了一个《章太炎年谱长编》。这项工作还可以继续下去，对于大人物，我觉得做年谱还不够，如果有可能，做到月、日就更好。有的人是可以做到日的，比如竺可桢先生，他自己的日记有那么庞大的数量。章太炎先生还有很多资料，也可以做下去。上海去年有两个月热得不行，没有办法做事情，我就把钱玄同先生的日记录了五六万字。这个工作是很机械的，而且钱玄同的书法龙飞凤舞。很多人说钱玄同日记难看懂是因为他外文多，其实不多的，世界语有一些，日语有一些，但是都可以看懂。最难看懂的是他的汉字，非常潦草，必须一看再看。章太炎先生的年谱长篇，如果还要继续下去，有两本日记是可以用的。钱玄同日记是影印的，用的人非常少。比如，大家知道鲁迅兄弟是听了章太炎先生的课，但是大多数的人是用了许寿裳和周作人的回忆录。回忆录是最不可靠的，会失真，看日记就很清楚。回忆录上讲，是为了避免跟其他课冲突，所以在礼拜天上课。其实不是的，一开始根本不是在礼拜天上课，也不是一个礼拜上一课，而是上两课。另外，为什么钱玄同先生上课的时候爬来爬去呢？因为上课是在章太炎先生寓所的榻榻米上面，钱玄同先生只能爬，不能走。有先生回忆，说鲁迅先生当时很敬佩钱玄同先生，因为钱玄同先生碰到不同的看法就要走过去跟章太炎先生说。但是当时不可能走，在榻榻米上面只能爬，只能跪着过去。所以钱玄同日记是非常好的材料，但整理出来要费很大心神，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整理好。我是因为对章先生的学问很钦佩，爱屋及乌，所以想把他的历史搞清楚。章先生到东京，基本间隔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就要做个演讲。做演讲的情况日记里都有记载，讲什么，有多少人参加，下雨还是晴……都很有意思。朱希祖也有日记的，但是没有钱玄同的日记那么清晰。而像鲁迅和周作人那段时间的日记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能够依靠的，就是钱和朱两个人的日记。钱玄同的日记更丰富。所以我在想，以后长编可以继续做下去，有关章太炎先生的周围、外围的材料，可以尽量利用。研究历史的人都有考据癖，我们要把现有的各种史料发掘出来。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张元济先生的年谱。他的后辈很认真地做了这个事情，把很多材料尽量地补充进去，所以使张元济先生的很多面貌都清楚了。我们现在对章太炎先生一生的面貌，其实还有不大清楚的地方。希望《章太炎全集》以后能够出得更好。

　　陈尚君（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关于章太炎先生晚年的思想，鲁迅先生的那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影响很大。而我看了新出的《章太炎全集》以后倒是有了许多别样的感受。从新文学的立场上来讲，从不断革命的立场上来讲，太炎先生和鲁迅先生的看法在晚年是有点不同的。我看了章太炎先生许多晚年的文章，感觉到在国家民族大义方面的立场。包括1932年上海淞沪停战以后，他写了关于“一·二八”事件过程的叙述，秉持了他一贯的立场；包括他为段祺瑞等许多北洋旧人或者为国/*/党牺牲的其他人物写的碑志之中，我也能感觉到他是坚持他一贯立场的，他的立场完全是基于国家民族大义，而不是为个人。由此可见，章先生晚年并未和他在早年时的思想有隔绝和改变。

　　新整理出版的《章太炎全集》，是出版社在原来多年的基础上进行了很多文本的加工，既秉持了对原来作者的尊重，又坚持了学术主张，难能可贵。我认真看了朱维铮先生的《訄书》《检论》三种的整理情况，可以感受到1980年代的整理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学术高度。这三种都曾经先后有过文本，而且都有多次的印本，而且太炎先生本人在期间曾经有多次改动，稿本还存在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因此，这三个本子的整理难度是相当大的，而朱维铮先生在前言当中所表达的尊重各种文本的差异，同时在整理之中尽量把太炎先生在《丛书》到《简论》的改动过程中所作的大量的细节改动，详尽地整理出来，体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

　　文人或学者的全集的编纂，实际上是从宋人开始的。宋人其实已经碰到一个问题，即作者本人不要收入的内容，可能到子孙辈时还是要把它印出来。比如欧阳修的文集，《居士集》和《居士外集》就是这样的关系。而现在看来，我觉得编全集最重要的是保存一代的文献，或者一个人的完整的文献，全集的编纂实际上是为后人研究提供各种各样使用的方便。我自己因为做全唐诗文，我觉得无论从一代的文献或者从一个人的文献来讲，必然会牵扯到大量处于是和非之间的问题，比如文体的判断、作者的判断、时代的判断等。我自己的感觉是，有一部分内容，可能不完全是本人的手迹、手自删定的文本，那么可能就会存在一些争议。这种情况，不妨作为一个全编的外编或者是另编的方式。总之，我觉得全集的编纂应该尽可能都收录。但是，全集的编撰是个相对的过程，这只能是一个从编者或者是出版社的角度，努力求全的过程。

　　崔富章（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我是姜亮夫先生的学生，姜亮夫先生是章先生的弟子，对章先生很有感情。据我所知，当年要做太炎先生全集，是有总设计师和总指挥的，也就是王仲荦先生。王先生给姜先生写信，告知要编太炎先生全集，弟子们都要参加。但姜先生眼睛不好，所以王先生就让我去当姜先生的助手。这样，编全集的事情很快就落实了。

　　实际上当年阻力很大，也有人写文章表示对太炎先生不以为然。我想写文章辩论，但是没有阵地，后来王先生把我的文章推荐给《文史论》，但王先生进行了处理，把直接针锋相对的部分拿掉了。王先生说《文史论》是小刊物，经不起风浪。听他这样讲，我也能感觉到阻力很大，但是王先生坚决往前推进，为此不断奔走。我想我们在编太炎先生全集的时候，要记住为了前八卷作出很多实际贡献的学者们，也要记住王仲荦先生。全集在1986年以后就没有再做下去，根本原因就是王先生突然辞世。

　　第二点，我们这代人都读鲁迅先生的文章。鲁迅先生在1936年下半年连续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篇是《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第二篇文章是绝笔。第一篇中他写道：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他还讲到战斗的文章应该一一记录，在第二篇中，鲁迅写道：但先生手定的《章氏丛书》内，却都不收录这些攻战的文章。以我个人浅显的体会来讲，我读太炎先生读了50年，回忆一下我读过的太炎先生的书、文章，印象最深的还是战斗的文章。前不久我再读《复吴敬恒书》，仍然心潮澎湃。太炎先生跟吴稚晖（吴敬恒）当时是对立的，吴稚晖写了三封信给太炎先生，这三封信发出去以后马上在巴黎《新世界》上登出来了，太炎先生也回了三封信，也在《明报》上登出来了。再之后蒋竹庄写了文章，回忆爱国学社，回忆章先生跟邹容被抓进监狱的事情。可见，记录战斗的文章，其实也记录了许多案子，继续编太炎先生全集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整理战斗文章并好好加注，否则无法交代背景。

　　虞万里（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据《自述学术次第》，知章太炎18岁之前已读《段注说文》和《郝疏尔雅》。太炎自19岁（光绪十二年，1886）“得《学海堂经解》，以两岁紬览卒业”，可以说是循着清代乾嘉考据之路数。1890年父亲殁，入诂经精舍从俞樾学。开始作《诂经札记》，内容关涉《易》《书》《诗》《礼》和《左传》等，共37篇，其中《左传》占11篇。它与《膏兰室札记》专考证子部书不同。实际上是仿俞樾《群经平议》和《诸子平议》，上承二王《经义述闻》和《读书杂志》而作。在《膏兰室札记》中，我们发现有“说见《左传读》”、在考证涉及到《左传》时，有“余别有说”，又云“麟昔注《左氏》”等等，皆可推测在诂经精舍肄业，作《诂经札记》和《膏兰室札记》同时，已经在作《春秋左传札记》，或即后来命名的《春秋左传读》。

　　从1896年定稿的《春秋左传读》（据考证是1891-1896前后5年）921条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训诂考证，方法多同乾嘉诸老，而且也是继承乾嘉《左传》模式—抑杜注而伸贾服。《驳箴膏肓评叙》云：“麟素以杜预《集解》多弃旧文，尝作《左传读》，征引曾子申以来至于贾、服旧注。”所以与老师俞樾的《群经平议》相同。但也有很多涉及今古文之争。特别在72（隐公元年正月“摄也”条）、87（同前七月“天子七月而葬”条）、156-158（桓公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纪”条，此条是在末尾“又案”）、286（僖公二十五年冬“晋侯围原”条）、452（成公十三年秋“负刍杀其太子而自立也”条，此条必最初写）、543-544（襄公二十七年七月“书先晋晋有信也”条，最初写）、590-591（昭公三年“大雨雹”条）等已有对刘逢禄的批评。

　　但是从历史背景来看，1891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光绪十七年）出版，诋毁《左传》，到1896年《孔子改制考》著成，前后数年中，康说甚嚣尘上。根据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转述：“方余之有一知半解也，《公羊》之说如日中天，学者煽其余焰，簧鼓一世。余故专明《左氏》以斥之。”可见《左传读》之撰作，与《新学伪经考》有一定关系。只因康有为攻击刘歆伪造《左传》，也是得之于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之说，所以先针对刘说而发。

　　1902年（光绪二十八），章氏撰《春秋左传读序录》正面驳斥刘的《左氏春秋考证》，著《驳〈箴膏肓评〉》反驳《箴膏肓评》，仍然不提康有为名字。而1903年4月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加驳斥，引起苏报案。这里，首先，章太炎对康有为的态度，在学术与革命之间，留下了讨论空间。其次，二书中对《左传》不传《春秋》作了有力的证明—《论衡》谓《左氏》同出孔壁等。

　　1908年撰成《刘子政左氏说》，则是正面申述《左氏》古事古义。此片主要依据是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与《左传》相通，比较六十七事，试图说明刘向如果不好《左传》，何以会与其所著三书相合，由此而证明《左传》非其子刘歆伪造。大致可分为以下数端：

　　引子政所述参验礼制、正古文古义、阐发《传》义、用明凡例、补正史事，最后推论刘向确实曾见《左氏》古本。

　　到1930年，章氏已63岁，仍坚持研究《左传》，总结前数十年研究成果，著《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申明经、传同作具修，强调“因史修经，论事作传”之旨。

　　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从太炎《左传》研究中，我认识到以下两点：
一是他当时将《说苑》《新序》《列女传》三书依传统眼光认为是刘向所作，而去考证其与《左传》的渊源。现今看来，三书都是刘向掇集先秦旧闻杂记整编而成，这已有部分出土竹简可以证明。反观太炎所引证的六十七事，可进一步证明，《左传》是先秦古书，已无可置疑。这是太炎研究《左传》的现代意义。二是太炎数十年研究《左传》，阐明“因经修史，论事作传”，这对他提出的“六经皆史”说有直接的关联。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之“史”主要落实在“史官”上，太炎“六经皆史”的“史”则是纯粹的史学概念，是鲜活的史学。太炎之后，胡适和傅斯年将这“史”转变为“史料”。史料的研究、考证固是史学研究的第一步，不可或缺。但史学研究并不能仅止于史料的考证。近一个世纪以来，史料的考证已取得不小的成绩。如果我们能够重新省思章太炎的史学思想，对我们今天统摄、整合史学和史料之学有积极意义。

　　就以上两点，我认为重新出版《章太炎全集》，意义非凡，它不仅仅在于继承30年前的整理工作，也可以促进现在的竹简研究，为探明先秦经典的来源注入有益元素，更可以重新省视100年来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