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景：儒林群相

狂人

文|元景

楔子

文人即读书人，古代叫士，现在称为知识分子。

虽然司马迁早在《史记》的七十列传中就给文人留下了位置，但将文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而特别记录于史书则始于《汉书·儒林传》，直到清代，吴敬梓才将这个特殊群体写进了小说《儒林外史》，开始对这个群体进行艺术性的分析和批判。最近，笔者闲来无事，又将《儒林外史》从书架上找出来重新读过，感慨万千，郁思衷怀，每欲抒之于笔，却不知千头万绪该从何说起。几番犹豫，才觉柳暗花明，原来一部《儒林外史》，不过真假二字。

《儒林外史》假托明代故事，描写了一批被科举制度扭曲甚至异化了的虚假文人，对之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讽刺。但同时，作者又以饱含血泪的笔墨称扬了一批真贤名儒，寄托自己改造社会，大济苍生的社会理想。虚假文人即所谓的“假”，真贤名儒是所谓的“真”。

虚假文人

文人是人，人有善恶之分，文人也自然有真假之别。孟子主张“人性本善”，我也是赞同的，但正如庄子所言“小惑易其方，大惑迷其性”，功名利禄的诱惑不可谓不大，一般人在自己的欲望面前迷失了善良的本性，便成了恶人。文人在对功名利禄的执着贪求中丧失了真性情，便成了虚假文人。

《儒林外史》中描写了很多虚假文人，这些人在科举制度的愚弄下，或发癫发狂、如痴如呆，或沽名钓誉、寡廉鲜耻，或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即如一些品行才气尚好者，也不免堕落腐化，最终蜕变成流氓恶棍。

虚假文人第一种类型的代表就是范进和周进。这些人因为对功名富贵的过分贪求，却又没有能力改变命运，所以只能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于科举制度，从而被科举制度愚弄得神魂颠倒，最终变成了精神空虚、知识匮乏的行尸走肉。

周进到了六十多岁“却还未中过学”，在薛家集教书糊口，因不曾中过举，被梅玖奚落，称为“小友”，并讽刺其“呆秀才，吃长斋”，他“脸上羞得青一块，白一块”，还只得“承谢众人，将酒接在手里”。面对举人王惠的自吹自擂、大吃大喝，周进却只是自称晚生，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饭，吃毕，还得把王举人扔在地上的“鸡骨头、鱼刺、瓜子壳，昏头昏脑地扫了一早晨”，将文人的尊严丧失殆尽。等到丢了教书的饭碗，跟着几个商人在省城里见到了贡院，先是“发呆”，继而“不省人事”，众人救醒后又“放声大哭”，极为失态。后来中了举，考取了进士，做了国子监司业，命运在偶然中发生了逆转。称他“小友”的梅玖马上改口自称“晚生”，在薛家集还供起了他的长生禄位。但终周进一生，也不过是一个尸位素餐的行尸走肉罢了。

范进的遭遇和周进相似，直到五十四岁还是童生，进考场时已经是冬季却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周进看他可怜，取了个案首，后来竟中了个举人。中举之后，连一向对他动辄破口大骂，曾说他“尖嘴猴腮，癞蛤蟆想吃天鹅屁”的屠户老丈人也夸她“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平时对他不闻不问的张静斋也巴巴的跑来，又是送钱，又是送房。可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富贵，范进却高兴疯了，后来还幸亏胡屠户一耳光将他打醒，可不久他老娘又高兴得“归天去了”。他服丧未满，就和张静斋到高要县打秋风，戳弄着汤知县害了别人性命之后，又吓得屁滚尿流的逃跑了。

面对一考定终生的科举考试，周进、范进等人在对功名富贵的渴求中丧失了本性，要么神魂颠倒，陷于痴狂，要么就变成像范进一般连苏轼都不知道，成为精神空虚，尸居余气的腐儒。

虚假文人的第二种类型以“莺脰湖”、“西子湖”集会的那批“斗方名士”为代表。这些人的特点就是本来无甚才学，却好沽名钓誉、附庸风雅，最后弄得丑态百出。这些文人“雅集”的召集人是娄氏兄弟，他们出生名门，为中堂之子，却因“科名蹭蹬”，始终不能“中鼎甲，入翰林”，于是便想弄个礼贤下士的美名。可惜他们眼中的贤士不过是杨执中、钱勿用、张铁臂、遽公孙一流人物。杨执中本是个呆子，除了打骂老婆和养了一个又蠢又好赌的儿子，以及那个他整天拿在手里摩挲的破香炉外，身无长物。自己虽是个呆子却好妄议国政，孤芳自赏，待价而沽。而在他口中有“经天纬地之才，空古绝今之学”，真乃“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的钱勿用不过是一个奸拐尼姑的无耻之徒。与钱勿用随行去娄府的所谓侠士张铁臂也不过是一个巧设“人头会”，以“猪头”做“人头”骗走了娄家五百两银子的江湖骗子。二娄与这些人交往，本想博个春申、孟尝的美名，可结果却“半世豪举，落得一场扫兴”。

至如遽公孙见了《高青邱集诗话》，就想到“此书既是天下没有第二本，何不竟将它缮写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来，做这一番大名”，接着将刊刻出的诗集四处送人，欺世盗名，以及牛浦郎冒充死人牛布衣在士林招摇撞骗的丑行更是不一而足。想到今天很多所谓学者，剽掠抄袭，学术造假，将别人的研究成果据为己有，古今虚假文人何其相似乃尔，令人不胜嘘唏。

如果说上述一干人的虚假还不到火候，那么下面这位“岳不群”似的人物，足以让人明白什么是“大伪似真”。这个人叫杜慎卿，此人出生名门，也颇有才气，他自然看不起那些“斗方名士”，也不愿学他们附庸风雅，俨然一副真名士的样子。只可惜他的做作掩盖不了他的虚伪。他孤芳自赏，近于自恋，以至于“太阳地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要徘徊大半日”，自称“隔着三间屋也能闻到女人的臭味”，却又迫不及待地要纳妾。口上叫嚣“朋友之情，甚于男女”，而心中却“酷好男风”，为此不但急巴巴的去见胖道士来霞士，还不惜血本搞了个“莫愁湖”选秀。在莫愁湖玩的花招，果然收效甚好，既满足了自己的好色之心，又让自己“名震江南”，博得了风流儒雅的美名。他自称隔着三间屋也能闻到女人的臭味，其实我们隔着三间屋又何尝感受不到他的虚伪。

虚假文人的第三种类型，他们本质不坏，但他们没有文人“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坚持，以及自己安生立命的根本。他们在社会的大染缸中极易扭曲脱变，甚而腐化堕落，变成唯利是图的无耻之徒。这类人的代表是匡迥。匡迥字超人，出生贫寒却是个大孝子，流落他乡时，一直记挂瘫痪在床的父亲，曾对马纯上说：“只是父亲在家患病，我做人子的不能回去侍奉，禽兽也不如”。后来在马纯上的帮助下回到家中，虽然只靠卖豆腐为生，却不但能孝事父母，敬事兄嫂，还能和睦乡邻，教化一方，可谓本性纯良。但成了秀才后，和马纯上等一干所谓“名士”交往甚密，逐渐堕落。以至追名逐利，不择手段。停妻再取，导致郑家娘子郁郁而终，甚至私造公文，充当枪手，买友求荣，无所不为。可见，即使一个本性纯良的文人，如果不能淡泊名利，洁身自好，也很容易就随波逐流，与世同污了。

还有一群人，他们本算不得文人，即使是虚假文人也没有他们的位置，但吴敬梓先生既然把他们写进了《儒林外史》，我们也不妨看看。这些人不是文人，他们出仕则为贪官污吏，处乡则为地痞流氓。

王惠就是其中出仕者的代表。王惠先中了举，后来又考取了进士，补授南昌知府。此人一到江西就将前任遽太守的“吟诗声，下棋声和唱曲声”换成了“戥子声，算盘声和板子声”，把百姓打得“魂飞魄散”，让“合城的人是睡在梦里也怕的”。此种酷吏，焉得列位“儒林”。这类人出仕可恶，处乡亦可恶。处乡的我们可以看看严贡生和王仁、王德兄弟。严贡生利用和官府的关系，横行乡里。自己的一头小猪跑到邻居家里，邻居送还，他却以“不利市”为由，逼迫邻居高价买下，待猪长到一百多斤，错跑到自己家里，他却把猪关了不还，邻居来讨，反被他打折了腿。这不是儒林作风，而是流氓行径。再说王仁、王德兄弟，严监生看着他们的妹妹“不中事了”，于是想把侧室赵氏扶正，向他们征求意见，二人先是“丧着脸不则一声”，等严监生送他们每人一白两银子后，二人又“义形于色”地强烈支持说:“你若不依，我们从此就不上门了”。前后态度变化之快，作用全在银子上。这种市侩嘴脸，只叫“儒林”斯文扫地。

概言之，虚假的文人，算不得真正的文人，他们不配文人的称号。他们只是一群为了功名富贵，甘愿为奴为仆的行尸走肉。知识匮乏却好沽名钓誉，寡廉鲜耻却好巧立名目，在朝则害一国，处乡则祸一方。这些人是文人中的败类，是“儒林”中的疮痈。

真贤名儒

相对于虚假文人，真贤名儒则能在人心浇薄，世俗窳败，君子道消，小人道长的污泥浊垢中始终坚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在《儒林外史》中第一个出场的王冕就是这样的人。

王冕出生寒门，七岁就死了父亲，母亲靠做些针指供他到村里读了点书，后来他靠帮人放牛养活自己，凭借过人的天资，在诗画方面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名动一方。但他却不为名利所动，避开高官危素，就连明太祖下的诏书也辞了，隐居会稽山下，终了一生。他之所以辞去诏书，正是因为他对科举制度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秦老说道：“这个法（科举取士）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除王冕外，杜少卿也是“儒林”中的一位真贤名儒。杜少卿，其父为江西赣州府知府，官声颇佳。杜少卿出生这种家资丰厚的仕宦之家，按照常理，他应该参加科举，步入仕途，但他却傲视权贵，淡泊功名。汪盐商宴请王知县，请他前去作陪，他断然拒绝。理由是“他果然仰慕我，他为甚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去陪他？”。但当王知县罢了官，无处容身时，杜少卿却又将王知县请到自己家里居住，百般照应。此一番作为，便是古君子之风的最好体现，与那些趋炎附势之徒对看，人格高下可谓天壤。面对朝廷征召，即使当时他已经捉襟见肘了，却还是坦然地装病谢绝。认为“既然出去做不出甚么事业”倒不如“乡试也不应，科岁也不考，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罢！”

在平常生活中，杜少卿一方面是一个讲求传统孝道的大孝子，一方面又能旗帜鲜明的反对封建伦理和迷信。杜少卿是孝子，以至于“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爷的，就是连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对照顾过自己父亲的娄老爹，他待之如己父，养生丧死，无微不至。但在杜少卿身上体现得更多的是他的叛逆性格，他不走科举之路，大胆激浊扬清，颇似魏晋人物。他不但反对纳妾，而且主张自由恋爱。在人群中，他一手紧握娘子的手，一手持着金杯，旁若无人，自在游玩，使“两边看的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对当时盛行的看风水、迁祖坟等做法，他也是深恶痛绝，大加抨击。

更可贵的是在杜少卿不羁的外表之下，还怀着一颗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心。他扶困济贫，出资帮助杨裁缝殡葬其母亲，给鲍廷钰一白两银子，助其重抄旧业。即使在自己已经靠变卖祖产度日时，还能捐出三百两银子重修泰伯祠，希望能重兴礼乐，振作斯文元气。

可悲的是这样一位真贤名儒，却为世俗所不容，成了凡夫俗子眼中“最没品行”的败家子。甚至有些人要求子弟们在书桌上也要贴上一张“箴言”，上面写着“不可学天长杜仪”。

在王冕、杜义之外，《儒林外史》中记载的真贤名儒还有被皇帝两次征召的庄绍光，以及声望极高的虞博士。书中有名士，书外亦不乏真儒。书外的真儒便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

吴敬梓，字敏轩，安徽全椒人。他出生在一个“家声科第从来美”科举世家，从小就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教育。但他在亲眼目睹了其父因不善于巴结上司，终被罢官回乡时，他对官场的腐败有了切身的体会。在家庭屡遭变故之后，他终于认清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虚伪，加之受颜元、李塨学说的影响，在几次科举场上不顺遂之后，他终于在三十六岁时放弃了科举入仕之路。其父吴霖起虽然留下了二万多两银钱的巨额遗产，可是敬梓“素不习治生”且“生性豁达，急朋友之急”，没几年就将这些钱挥霍殆尽了，以至未“宗族诟谇”，视之为败家子，“乡里传为子弟戒”。在贫困交加的境遇中，吴敬梓并没有放弃自己理想，而是对封建科举制度和这种制度下文人的命运进行了冷静而深刻的思考，并以如椽大笔对儒林群相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为中国文学史做出了不朽贡献。

结语

文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不能是虚假的，而应当是真实的。他们应当有所担当，引领思想和文化突破创新。如李大钊所言，要“冲决历史之桎梏，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真正的知识分子，更不能为功名利禄所绑架，应具备“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细察社会，以正身心、考得失、正风俗。当然即使事不可为，也应当修身正己，做到“天下有道则现，天下无道则隐”。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是以一首词开启全文的，我在此也效颦一回，亦填一首词结束全文。词曰：

《金缕曲》

儒林衰朽矣。书千卷、修身正己，仕途无意。落魄江湖还忧国，书生薄命将息。只羞对，春秋大义。若是天公弃我辈，向樽前、忘却兼济意。且由他，命数奇？

惭恨何时已？剑一柄、千里奔行，苍生受益。画图麟阁元是虚，短尽英雄豪气。破功名、古今能几？两鬓青丝容易白，且沉醉、封侯如帚弃。兴亡事，了无迹！

编辑｜魏庆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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