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尚君：夫子何为者 栖栖一代中——纪念唐文治先生150周年诞辰

狂人

他是中国近代两所著名大学的不祧之祖。一所是上海交通大学，曾是中国最著名的工科大学，近几十年建一流综合性大学，稳定保持全国前五，他在建校初期担任校长达十四年之久，为奠定这所大学的学科格局和发展前景殚尽心力。2014年在他去世六十周年之际，学校在新校区中心广场为他建立铜像，以表敬意。另一所是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是我国第一所以弘传国学为办学宗旨的学校，培养了无数大师级的学者，为传统经史子集之学的传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该校始建到结束，他始终是校长。虽然近年热谈国学，但这所学校始终没有恢复起来，只有在当年所建茹经堂保留少许旧迹。他几乎可以说是传统旧学最后的古文家和理学家，为探寻孔孟学说的本旨努力终身，他的学生都称他夫子或老夫子，当年曾有海外人士建议孔庙应以他陪祀，那时他还健朗着。他是前清高官，本可以安享晚年，但始终为办学忧心焦虑，孜孜矻矻。到抗战军兴，虽年过七旬，双目皆盲，仍带领全校同学内迁，漂泊道路，饥寒交逼，仍弦歌不辍。“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唐玄宗写孔子的这两句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

他是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室号茹经堂，晚称茹经老人。他于同治四年（1865）旧历十月十六日生于太仓州，今年恰好是他诞生150周年。我的老师朱东润先生是他光绪、宣统之间曾授课的小学生，曾得到他的古文阅读和写作的指导，也在学业困顿之际得到他无私的资助。在我读研究生期间和毕业工作以后，朱先生曾许多次谈到唐先生对自己一生的影响。我当然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唐先生，但因为这一机缘，觉得应该就自己所知，写一些文字以为纪念。

唐先生于我为师祖，下文为行文方便，直呼其名，识者谅之。

§走出旧域看世界，强挽颓势图作为

今人喜欢将古人一生分几个阶段来叙述，就唐文治来说，可以很清晰地分为四个阶段，即从出生到28岁进士登第，为求学应试期；从28岁到42岁为居京为官期；其后十四年，为主政交大期（校名确定在他去职后）；56岁后为主持无锡国专时期，其间双目皆盲，仍著述不辍，直到90高龄辞世。
      

太仓于明清两代文教鼎盛，唐文治自幼即习举业，尤服膺本地先哲陆桴亭（名世仪）之学说。15岁应童试，18岁中举，20岁进南菁书院治经，后四应礼部试，28岁成进士。其早期经历如此，学术兴趣也皆在宋明理学，制艺古文。如果天下升平，波澜不惊，他或许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为名臣，为儒师，然而他却身处三千年未有的剧变时代。就在他登第后两年，甲午海战大败，危及津沽，他有“设有不测，吾当投缳以报国”的准备。越两年戊戌变法，他虽因官低而未及祸，但目睹恩师翁同龢被开缺回籍，诸多师友受波及。庚子国变期间，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兼户部纂修官，得以接触对外交涉之核心机密，深切知道外交之屈辱与国事之颓唐。从“拳乱”到八国联军入侵，他都亲历，看到慈禧太后之依违颟顸，权臣之构陷误国，而他的直接主官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公忠许国则惨遭斩首。其后与各国议和的谈判，他作为户部侍郎、赴日本国专使那桐的助手，随行日本，代那桐作《奉使日本记》，看到 “日本立国，大抵兄英师德”，“壹意整理海陆军及工商事宜，骎骎乎日臻富强”，“厂肆林立，轨道四达”（引文见《茹经先生自订年谱》），大大开拓了眼界。其间他曾发愤学习俄文，因为用眼过度，埋下病根。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以三等参赞的身份随固山贝子载振赴英贺英王乔治三世加冕，因英王得病，加冕礼再三延期，英方尽展本国之所有以为款待；此后又曾游历比、法、美、日等国，接触层级高，参访时间长，得以充分了解各国现代文明之各方面所长。其间他代载振所撰考察游记《英轺日记》，不仅是近代考察西方社会最重要的记录，也以大量细节具体记录他对西方制度和现代建设之认识。如云欧洲全境为国数十，皆曾有猜忌仇怨，而今则“如历法也，学堂也，兵制也，轮船也，铁路也，银行也，商务也，邮政也，皆其同焉者也”，这些善政中，“历法纪年始于罗马，学堂程课、铁路置轨始于英吉利，汽船行海、舟师出征始于美利坚，银行规制始于荷兰，航海通商始于葡萄牙，邮递印票始于法兰西”，可以说创始于不同国度，但“一国为之倡，而各国相继效法，精益求精”，“群相推演，万国同风”，“无有彼此畛域之界，更无有猜忌仇怨之情”。即中国要想进步，必须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绝无他途。从度量衡制到国会政治，从医院设施到学校规模，无所不及。甚至乘火车出行，在燃气机车的轰鸣中，都在思考：“西人于火车轨道既测地平，更取直线，每过山阻则穿山通道，以砖石环其上，如桥形，其开时工本虽大，而行车直捷，惜时省煤，积久计之，所省甚巨。其行事通盘筹画，以羡补不足，大率类此。”其设计之周到，施工之讲究，看似投入巨大，其实长久获益。对学校之考察更仔细，记录全英有大学六十七所，中小学三万多所，教师十四万人，大学生三万多人，中小学生五百五十五万人，全年官学费英金九百七十三万镑，还详尽记录各类公益学校和技工学校之情况。他参观英京大藏书楼，看到楼中书架累长达三十二英里，庋藏各国古今图书达三百多万种，其中东方书籍分中、日两大部，中国古籍虽不尽备，但已有十之七八。他看到法国新定学校章程，不准男女教会人员担任教席，感慨“法人以宗教立国，然近时重学轻教如此”。而他记载比利时国王虽年已70，仍步行答礼，带着参观其起居书房，“共楼五大楹，图书满架”，问及中国学术，“研求精细，君主而不脱书生气”。见到日本明治天皇，“威仪整肃，语言不多而均中窾要，洵英主也”。这些都引起他对中国去弊图强之道的思考。归撰《英轺日记序》，认为“繄惟中国，力谋自强，方今官守其度，士劝其学，工农商师讲于野，兵技巧家兴于军，百废举廞，作事谋始，日积而月累，固将月异而岁不同”，即如能举国以西方为师，发愤图强，积以岁月，中国仍可以有强大的希望。他所历举现代社会建设之诸要务，特别称许保存本国文明与实施大学教育之举措。阅读这些记录，可以说他在南洋公学期间之施为，此时已在思考，后之一切努力，皆着眼于此。
      

出访归国后，唐文治于次年补和会司员外郎，寻补庶务司郎中，旋进商部右丞，再晋左丞，一年四改官，重要原因是得到商部尚书载振的信任和赏识。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授商部左侍郎，在工部归并后为农工商部，仍为左侍郎，一度曾署理尚书，达到他任官的巅峰。在这三四年间，他“始终是商部的主要主政者，实为商部领导层之核心”（王奎《清末商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其间他有许多重要的建树，一是建议设立商会，先设总商会于北京、上海两地，再在汉口等处逐次推广，目的在求“通商情，保商利”，加强商人间的联络与信任。这是中国有商会之始。二是编订《商律》，以“保护商民，体恤商艰”为原则，确定商业行为的准则与国家对商人利益的保护，主张施行相对自由宽松的经济政策，促进贸易发展，为我国有商法之始。三是建议逐步推行金本位制，改变银本位制造成的国家受损局面。四是制定商办铁路政策，吸引侨商财力筑路，在他去职后路政归邮传部，认为有利可图而将路权收归国有，激起保路风潮，为清亡之前奏。唐晚年言及，仍感慨不已。五是鼓励商人、工匠积极参加世界博览会，由朝廷给以扶持鼓励（参朱恺《从〈英轺日记〉看唐文治“旧邦维新”观》，刊《四库文丛》第一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尽管当时国步维艰，百废难举，局部的建设难以改变国势之急坠，但唐文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了自己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以世界眼光建设近代工业大学
      

国内四家交通大学，上海和西安原本是一家，前身是1896年盛宣怀奏请建立的南洋公学，到1907年唐文治出任该校监督（校长）时，正式名称是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稍早些时的校名是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也即是唐主部政时的下属学校。唐出主校政，则因一系列意外事件使然。在他以前，学校已经成立十年，监督换了十人，大多挂名而并不到校视事。此年年初唐因母亲去世而守丧，当时官场仍维持守孝三年的习惯，即在双亲去世时要离职二十七个月以尽哀，当时的变通则其间可在官办学校、实业任职。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因部务繁剧，以唐为左右臂，建议他去职数月后即复职，是为夺情，唐已应允。不料其间发生杨翠喜案，新授黑龙江巡抚段芝贵以重金买名伶杨翠喜贿赂载振以求官，事被媒体揭发，载振引咎辞职，唐也免了夺情复职。因觉得上海离太仓较近，方便照看老父，乃同意出掌校政。
      

唐文治主校十四年的成就，是交通大学校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已有无数论说加以归纳总结。我是局外人，无从置喙，归纳前人之所见，可举百度百科交通大学内容来说，唐文治“连续掌校十四年，他将学校改办成工科，先后设立了铁路专业、电机专业和铁路管理科，聘请了一批高质量的中外籍教师。在结合中国实际基础上，从学制、系科设置、课程设置、教材、教学环节、体育运动等方面，全面地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直接采用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著名大学教科书，使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成为中国南方乃至中国高等工科院校的楷模，形成了近代工业大学的格局。”我无从复核这一叙述的准确性，就此来说，在100多年前能以如此世界眼光来办学，无疑超越了一个时代，如果要找原因，是他访问英、美等国时积累的认识，清醒看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在实践中努力加以改变。
      

他一到校即认定“办理学务以筹款为第一要义”，首先谘文邮传部落实常年经费，即“轮电两局岁捐银十万两”，同时充分利用熟悉朝廷财政和曾在官场的人脉优势，为学校多方筹措经费，如建议从京奉、京汉两路余利下为学校增拨经费；建议为江、浙、闽、粤四省每年培养学生四十人，各省酌拨经费支持学校；将学校许多积年旧账理清，如汉阳铁厂老股盘活等。他曾任户部北档房总办，为全国财赋总汇之区，知道朝廷哪些门路可弄到钱，加上又曾主管商部，人脉广泛，恰可为学校集资所用。
   

经费充裕，得以设立一系列学科，到校次年即新设电机、邮政两专科，又设国文科，并逐渐完善专科、中学和小学的配制，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序列。又出重金聘请西人教员，并逐次将本校学生送出留洋，逐渐增加留洋归国者到校任教。在得知美国庚款将每年提供100位华人学生留美机会后，唐文治在学校立即公布消息，并往上疏通，争取名额。经过选拔考试，首批赴美学生47人，上海实业学堂有14人，占三分之一弱，可见他鼓励学生走出去的努力。
      

唐文治出主实业学堂是因为居丧服忧，三年期满他即申请起复归朝，这应是循例的安排，但被以学校亟需整顿“商留”，原因不明。次年即为辛亥，10月10日武昌首义，11月3日上海光复，6日，唐文治宣布实业学堂更名为中国南洋大学堂，要求“本校师生员工要以坚定毅力维护新中国”。6日，带领全校教职员和学生在学堂运动场剪辫。11日，列名通电要求清廷逊位。13日，致书沪军都督府就扩充军队和筹募军饷提出建议。同时，撰《中国改革建设政体论》提出建国方案。可以说，唐当时身份虽然还是体制内官员，但在第一时间内参加了推翻清廷的行动，对此，他的老师王祖畬、沈曾植曾深致不满。作为儒家道德的捍卫者，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在大革命洪流中，唐的选择是为国家谋前途，不为一姓守江山。他在晚年自述：“人才不用，国运尽矣，欲保全皇室，不得不出于此。”“俄国革命，俄王尼可来（今译尼古拉二世）不从，为国人枪毙。孤臣耿耿之心，当可白于天下后世矣。”唐在清廷为官，得到那桐、载振等满大臣提携，他也曾多次得到慈禧单独召见垂询，晚年自撰年谱，仍感念恩礼，慈禧去世后他在上海道署“哭临三日”，自述“感念恩遇，曷胜痛悼”，但也感叹“恩礼如此，使臣工仆仆亟拜，曷若信用臣言，改良政治为愈乎”！英、比、日诸国君臣同心，改良政治，谋求富强是他曾见到的，而现实经历总使他失望。“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的古训，唐文治实践了这一主张。
      

民国肇建，官办的学校需要得到新的支持，他在袁政府成立次月就赴京筹措经费，确定了归属交通部的定位，改易校名，然后多方奔走，寻求支持。虽然当时请他出任工商总长的呼声很高，但他认定惟教育为国本，继续在学校任职，在时代剧变中保持了学校的发展。1917年在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会上，他说到：“最难堪者，改革之际，经济困迫，彼时今日不知明日，本月不知下月，本学期不知下学期，诸生相对凄惶，至今思之犹堪坠泪。”“鄙人接办此校以来，中央议裁小学者三次，议裁中学者二次，议归并土木科者二次，议裁电机科者一次。每当议裁议并之时，鄙人之心摇摇如悬旌，每念及诸生被裁后未知往何处读书，各父兄家属更不知若何忧虑。对于诸生未便宣布，而笔舌力争之余，亦几经下泪，故今日对于诸君子不觉喜极而悲。幸赖大部（指交通部）始终维护，并赖社会诸君子及旧同学互相辅助，尤赖有盛杏荪先生从前积有基本金，稍可支援，卒能转危为安。”这些应都是实情，许多交涉也都有原始文件记录。盛杏荪即盛宣怀，不仅是南洋公学建校的奏请人，且因学校建立之初，即由他主持的招商、电报两局“捐集解济”，将商户捐款悉数投入公学，为学校准备了充裕的基本金。以往仅取利息，在民初艰困时动用本金，得以渡过难关。唐文治说上面一席话时，盛已去世。在今存盛档中，有大量两人通信，绝大部分是唐主校政期间致盛函，虽大多属于琐事，但可以看到两人君子相交、互携奉公的风范。其中涉及较多的，一是学校经费之筹措和兑现，二是彼此各有人事之请托，三是为学校发展向盛谋求支持。如1911年1月16日信告徐家汇学生宿舍因招生数增加而住宿紧张，因发现对面民居是盛家产业而请盛出让，改建为宿舍；同年2月24日又看中“尊府丝厂及余屋基地”请售归本校；1914年6月两函则因盛介绍其侄孙入学，唐告必须如期来校报名考试，再考后知其英文太差，不宜入中学，只能先入小学；对盛推荐的西医人选，则以“校中经费万分支绌”为由婉拒；甚至学堂师生120人旅行赴苏州，唐请借宿盛府留园，盛则为安排到阊门外陈列所。从清末到民国，他有大量奏章和信函记录他为谋求学校发展所作之努力。
   

陈平原教授著《中国大学十讲》，特别将无锡国专列为一章，对唐文治以古文家、经学家之身份主持工科大学校政之称职胜任颇有质疑，也属常情。从目前看到的文献，唐似乎很清晰地划切学校发展定位与个人学术专长的关系。学校为国家位育人才，而国家最需要的是具备现代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的高端人才，他虽然掌控学校的各项资源，但并没有借以建立自己的学术基地。可以说白天处理校务，入民国后相信经常是西装革履；晚上勤于著述，治经作文，吟诵不辍，在主校政期间主要著作有《十三经读本》等数百万言。有没有利用学校资源施展个人所长呢？不是完全没有，但也实在微不足道。他到任次年，即设国文科，自任特班教员，专任职位另仅一人。现在能见实业学堂之课程，铁路、电机二科有古文释义一门，航海有人伦道德、中国文学、外国语三门，估计因航海专业毕业后要出航列国，人文素养要求更高一些。其余皆专业课，颇合今日素质教育之规定。此外，他还在附属中学开国学课，兼任教员。至于附属小学，虽不任教席，但也倾注精力。朱东润师在自传中回忆1909年秋，唐先生在校内开国文大会，亲自命题，大学和中学合办，小学单独办。一个星期天写两篇作文，其一为《关讥而不征论》，朱师作文写到理想时代设关以检验，但决不横征暴敛，专制君主必不如此，自述写得很流畅。小学老师认为优秀者选定十人，再交唐老师审定，朱师得到第一名，在校礼堂颁奖，发了四元奖金，用这笔钱买了一套《经史百家杂抄》。我读研时，朱师说到往事，还曾从书架上取出这套书给我们欣赏。小学毕业后，朱师因家境欠佳，拟中辍学业，唐先生让儿子庆诒给他写信，让他尽管来上学。及到校见面，拍着自己口袋说：“学费在我这里，你不必担心。”朱师说唐老师还有一招，每星期天在大礼堂召集部分学生讲授古文，亲自从大学、中学每班选两名，讲授唐宋古文。讲授办法也很特别，从来不解释字句，只是先慷慨激昂或低徊宛转地读几遍，然后让学生共同朗诵。高兴时则拉张凳子坐学生边上，拍着学生肩膀说：“老弟，我们一道读啊！”朱师说在这一期间，他从唐老师那里领会到古文的喷薄之美与情韵之美。唐之热衷授课，当然存有传续学术之意，也可能更多是技痒，或者说藉此以自遣兴，毕竟他是此方面出类拔萃的人物。
      

五四运动发生，激荡到上海，唐文治多次电请北洋当局“谅其爱国热忱，勿加苛责”，但也深忧学运造成教学不靖，加上他目疾加剧，两年间六度请辞，全校学生投票表决，五度挽留，1920年10月，“知其确有不得已之苦衷”，方允去职。唐文治虽辞校职，但终其一生都心念交大，未曾或忘。古稀以后，虽双目全盲，仍多年坚持每周到交大讲演一次，以道德文章勖勉诸生，可见拳拳之诚。而交大在三四十年代所建礼堂，分别命名为文治堂、新文治堂，悬他所拟联：“人生惟以廉节重，世界全靠骨气撑。”孤岛时期为避免陷逆，曾拟改国立为私立，以文治大学为校名，皆学校感念其贡献之巨大。

§为传续国学作最踏实的工作
      

唐文治坚辞南洋大学校职，更深层的原因当然是无锡乡绅施肇曾等出资创办国学专修馆，延请唐出任馆长。而唐退职后思讲学家居，一展平生之志，即在南洋的一切努力都是为国家造就人才，而他更坚信自己有责任保存学术，将自己之平生所学发扬光大。在《国学专修学校十五周年纪念刊序》中，他说：“横览东西洋诸国，靡不自爱其文化，且力谋以己之文化，括而充之，深入于他国之人心。而吾国人于本国之文化，孔孟之道德礼仪，修己治人之大原，转略而不讲，或且推去而任人以挽之。悲乎哉！文化侵略，瞬若疾风，岂仅武力哉！吾为此惧，深恐抱残守阙，终就湮沦。”东西洋诸国之举措，他在《英轺日记》中有详尽记录，惊叹诸国不遗余力保存本国文明学术之时，不能不对“打倒孔家店”、“《文选》妖孽，桐城谬种”之类过激提法引起警惕，武力摧残和文化侵略都是他所亲历的现实，不加挽救，本国文化势将湮沦灭亡。他感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他大声疾呼：“欲拯民命，先救人心；欲救人心，先明正学。”他没有与新文化人物作任何针锋相对的论战，而是以办学实践作为“正人心、救民命之事业”，为延传学术作最踏实的工作。
      

无锡国专最初是按传统书院规制建立，“专以造就国学人才为惟一宗旨”，不讲学历，导师仅二三人，学生集体住宿，学校提供伙食书籍，并根据成绩给以膏火（奖学金）。第一年招生题目就有《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论》，可见胸襟抱负。唐文治亲自制定《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所列凡十项，一为躬行，“务以砥砺品诣、躬行实践为宗旨”；二为孝弟，倡导为学始于家门内之行为；三为辨义，要学生明晓公私义利，“以清勤耐苦四字”挽救颓风；四曰经学，倡礼义廉耻，实事求是；五为理学，以穷理为事业与学问；六为文学，要求通四部之学，知古文蹊径；七为政治学，参西学欲建立中国治国方略；八为主静，针对热心爱国之激动，重拾宋儒治心之法；九为维持人道，认为国家、人心之亡，皆“先亡于无是非”，有是非方能正人心；十曰挽救世风，认为“吾辈务宜独立不挠，力挽颓习，秉壁立万仞之概，不为风气所转移，乃能转移风气，有以觉世而救民”。这是国专成立之纲领，即不仅要传承旧学，而且以砥砺名节、挽救世风为责任，要求学生努力践行。今人或认为此篇学规具有“修道立教”的意味，也不为过。但其后学馆受限于经费筹措、教育部门备案、学生就业和课程规范等多方面压力，再三改易校名，修改章程，调整课程，一度办学宗旨曾从弘传国学改为替政府机关培养文书人才，但基本方向则始终没有大的变化。到1930年代，校园扩展，师资充沛，生员渐增，曾达到全盛局面。但靠乡绅及董事会筹款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欲政府拨款则必须迁就教育部的教学规范，而国专之办学目标毕竟与一般高校有很大不同。国府定都南京后，“文武衣冠异昔时”，政府主官与唐文治这样的前清耆宿之间再无任何瓜葛。大约1937年前，政府每月补助2000元（相当国立大学10位教师的薪水），但至战时物价腾踊，增拨很有限。今人曾从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国专经费之专档，学校请求增拨经费之呈文，多数得到的是“碍难照准”的批覆。1946年抗战胜利，曾有改建“国立国学院”的倡议，所得也仅“所请应毋庸议”的批示。唐文治曾叙述一路办学的感受，是“飘摇风雨，拮据卒瘏”，“忧虑无时可释”。在这样的境遇下，与国专师生坚持办学，弦歌讲诵，实在不易。
      

论学之余，唐文治始终关注国家的命运。1931年东北沦陷，他手书题词：“世界龙战，我惧沦亡。卧薪尝胆，每饭不忘。”悬于国专食堂，勉励学生雪耻图强。1937年抗战军兴，上海、无锡、南京先后沦陷，平生以道德名节律己论学的唐文治，当然不能坐以降敌。他于是年10月7日宣布迁校广西，与国专师生走常州、镇江、芜湖、九江到汉口，复南行往湘桂，一路仍坚持为学生授课。这虽是当时全中国皆在上演的悲壮一幕，但对唐文治来说，则年已73，且双目皆盲，道途之艰辛可以想见。岁末在株洲，师生四散，仅得数人相随，天雨泥滑，疲惫至极，他于旷野中命学生席地而坐，朗诵《小雅·何草不黄》：“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声泪俱下，诸生为之动容。这样坚持了半年多，因他年老而水土不服，乃在桂林将校务交割给冯振，取道香港回上海。在上海孤岛复校六年，他始终坚持不向敌伪当局注册，保持了应有的气节。
      

1949年江山再度鼎革，唐文治得到新政权的礼遇，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陈毅市长曾邀宴聚，他因病无法出席，只能让王蘧常代去。他的儿媳、著名社会教育家俞庆棠曾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但他提倡的国学实在距离新政权的要求太远了。上海档案馆存高等教育处对国专沪校的审查意见，认为唐文治“年老体弱，校长不过是挂名而已，但有些事情还要顾问，思想顽固”，“该校学生人数甚少而且落后，教学内容与方式都是非常封建”，校务“主要操纵在王蘧常一人手中”，不批准续办。先是沪校并入无锡。国专更名后，于1950年5月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后复并入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
      

无锡国专从成立到撤并，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维持凡二十九年半，毕业学生曾有一千七八百人的说法，今人陆阳著《无锡国专》（凤凰出版社2011年）据逐届毕业生详尽统计，所知总人数应超过800人，曾修读肄业者可能有近千人之多。在民国教育史上，这当然不是一个大数字，但如果看其历年毕业学生有唐兰、王蘧常、蒋天枢、吴其昌、钱仲联、王绍曾、魏建猷、江辛眉、汤志钧、杨廷福、许威汉、曹道衡、范敬宜、冯其庸等一流学者，曾肄业者则可以举到吴则虞、周振甫、姚奠中、吴孟复、马茂元、鲍正鹄、苏莹辉、陈旭麓等，可以说成才率很高。最重要的是为传统学术培养了传人。   
      

唐文治于1954年4月9日辞世，得年虚岁90。他的晚年心境是孤寂的。

§国学大师的学术和精神追求
      

唐文治是一位曾周游世界、了解西方社会的学人，是一位知晓世界商业经济运作的实干型官员，一位立志为国家长远发展培养现代化人才的大学校长和坚定的教育家，一位坚守传统学术的儒学大师，一位写作并弘传文言古文的大文学家。他的一切作为都秉持坚定的信仰和开阔的眼光，绝不随波逐流，更不屑与世浮沉。他在交通大学的建树，功铭竹帛，毫无争议，但在五四次年以提倡国学为职志，当时似乎有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现在看来，无疑具有先知先觉的意义。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建树似乎也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新出的《中华民国史》没有为他立传，《辞海》到1979年版也没有收他，朱东润师曾专为此提出报告仍被否定。近年国学大热，提到他的仍然很少。
      

其实唐文治一生强学，著述不辍，存世专著有数十种之多，后结集为《茹经堂全书》，单篇文章则结集为《茹经堂文集》前后六编，他的全部遗著还有待整理，学术建树也有待研究。仅就大端来说，大约一为经学，二为理学，三为古文。
      

他治经学，希图剥除汉宋学者繁琐考据与率意发挥之迷障，追寻孔孟学术之本真。所著重要者如《十三经读本》，以汉魏古注为主，删繁就简，希望揭示儒学经典之真貌，提供世人简明之读本。所著《论语大义》二十卷、《孟子大义》七卷、《洪范大义》三卷以及《尚书大义》《诗经大义》等书，则发挥孔孟学术之初旨，结合当时中国实际阐发其淑世价值。他治理学，远绍紫阳（朱熹），近袭桴亭（陆世仪），尤重人格之养成与道德之渟蓄。所著有《性理学大义》十四卷、《紫阳学术发微》十二卷、《阳明学术发微》七卷等。从这些论著中，可以看到他希望追寻孔、孟、朱、王学术思想之真髓，揭示可以在民国社会条件下适合发扬光大的内容。用现在的话说，是剔除旧道德中过时落后的内容，如君臣大义，男尊女卑，包办婚姻，等等，重新建立社会转型以后的人际关系和道德原则。1912年撰《人格》五篇，分别论述子弟、学生、师友、社会、从政诸方面之人格归范。如《学生格》分诚、有恒、有耻、尚志、爱敬、尊师、公德、勤、俭、游息诸章，引先儒古训，对学生人格形成提出规范和期待。数年后又应约作《军人格》，再扩充为《军箴》四卷，专以胜残去杀，唤起军人爱国爱民之心为宗旨。
      

中国学术史大体可以追溯到春秋文化下移、私家讲学兴起，秦汉以后则形成汉学和宋学的不同取径。汉学严守师说，重视典籍文本的释读，数度转化为乾嘉考据之学，进入20世纪，比较容易地转型为分科明确、探究窄而深的各项专门之学。若清华国学院，若中研院史语所，皆源出乾嘉，得与西学融合转型成现当代学术之主流。宋学好谈义理，更多地关注天地万物形成的道理，关注学人的道德修养和个人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宋学的主要贡献，是改变了宋以后历代士人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高度。唐文治论学渊源有自，坚定有守，而且密切结合国事安危提出见解。他认为：“自古圣贤所以承继而不绝者，唯在精神而已。”“以吾心中之精神，感动天地间之神明，即以感人心中之神明。汉学家之考据名物，宋学家之穷理尽性，罔非精神之所推衍。”“纵览十三经、二十四史，无论治乱贤奸，所以彰善瘅恶。衷是去非者，皆前人精神之所寓。先圣先贤以精神传递于吾辈，吾辈即以精神传递于后人。”（《无锡国专校友会春季大会训辞》，1947年）这一精神其实就是民族精神，也是他一生努力实践，尽力传续者。他的论学大多发挥孔、孟、朱、王之旧说，特别强调现代化国家建设绝不能割断本国的固有文化，传统学术不仅是本国文化的根本，对于建立新文化、新道德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将近一百年后再来读他当年对世道人心的焦灼和忧虑，更有特别的意义。
      

唐文治长于古文，远接唐宋八家，近续桐城（方苞、姚鼐）、湘乡（曾国藩），尤重文章之气势声韵。朱东润师曾云：“昔唐先生论文，言喷薄之美，情韵之美，虽不敢自负，亦不敢忘先生之教。”唐的完整论述见其1920年撰《国文大义》，凡分十二节，从气、情、才、理、繁简、奇正变化、声、色、味、神以及戒律等项展开论述。而核心的内容，则是要学生作文“必须辨阴阳刚柔性质之异”。所见渊源于曾国藩述姚鼐之论：“文章之道，分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而出之，深美者吞吐而出之。”（《曾文正公日记》）二者之分与其浩瀚深美，则不经诵读，无从体会。夏承焘在1940年兼职国专授课，曾多次听唐读古文，《天风阁学词日记》载：“唐蔚芝先生读《出师表》，能令人下泪。念中国文学不但诗歌有音乐性，古文品格尤高，其音乐性尤微妙。”可谓知音。1948年，他的学生发起为他灌制唱片，由大中华唱片厂制作，凡十五张，中英文对照。时称唐调，一时大卖，虽髦龄84岁，“年已衰迈，声亦疲苶，实不能尽其所长”（朱东润师《遗远集叙录》）。广陵遗响不绝，足令人追想。我1981年做学位论文谈欧阳修散文的成就，受朱师讲授和陈柱《中国散文史》的指示，分析《五代史伶官传序》的音节构成，程千帆先生著《两宋文学史》特予揭出，今知源头还在唐文治先生。
      

去年湖南岳麓书院国学奖典礼上，我曾接受采访，谈到唐文治先生清末“得缘考察列国，特别注意到现代西方国家繁荣的根本，一是保存本国文化，二是重视教育。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他毅然开办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坚持了三十年。在唐先生看来，国学可以传续文明，国学可以弘扬学术，国学可以砥砺士节，国学可以重建道德”。这就是他去世已经61年，仍然值得纪念的原因。
      

（本文曾参酌陆阳《唐文治年谱》《无锡国专》，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王桐荪、胡邦彦、冯俊森等选注《唐文治文选》等，谨此志谢。）

专题（2015.11.20）| 纪念唐文治先生150周年诞辰

陈尚君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