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先生传略

狂人

徐复，字士复，一字汉生，号鸣谦，江苏省武进县人。1912年1月8日出生于江苏武进。1929年就读于金陵大学，从黄侃攻文字、音韵、训诂。193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1935年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后转至章太炎门下求学。曾任教于国立边疆专科学校、金陵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大学等校。历任副教授、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辞海》编委、《辞海》语词学科分科主编之一、《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之一、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顾问、江苏省语言学会会长、 《传世藏书》主编等。2006年7月24日21時55分在南京去世，享年96歲。徐复教授一生淡泊名利，七十余年默默耕耘，为中国传統文化的研究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貢献。他毕生致力于语言文字和古典文献的研究，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具有深远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徐复先生为黄侃和章太炎的嫡传弟子，成为国学界章黄学派的传人。建国后徐复名列当时赫赫有名的南师中文系八大教授之列。徐复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家、训诂学家、文献学家、辞书学家，享受国家颁发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在学术界教育界享有极高的声望，培养了一大批古籍整理研究人才。以徐复先生为代表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其综合实力和学术声誉为列中国高校前五。

徐复在语言文字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训诂学、校勘学、蒙藏语文研究、词语研究、语源学研究及方言研究方面。撰写、出版了許多重要学术论著：

在蒙藏语文与汉语对勘方面，著有《“歹”字源出藏文说》（《东方杂志》1944年第40卷第22期）、《阏氏读音考》（ 《东方杂志》1945年第41卷第5期）、《守温字母与藏文字母之渊源》（《音韵学》讲稿中的一章，1946年）、《“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9卷）等。

在训诂学方面，徐复师用力最勤，著述颇丰。他常说：“训诂学者看来作用不大，实际上非常重要，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振兴。”代表作有《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学术月刊》上海1958年第2期）、《韩昌黎诗拾诂》（《中华文史论丛》1964年第5辑）等。

在校勘学研究方面，他著有《后读书杂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在典章制度方面，他著有《秦会要订补（修订本）》（中华书局，1959年）。

在词语研究方面，著有《敦煌变文词语研究》（ 《中国语文》1961年第8期）、《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中国语文》1961年第10、11期）、《读〈义府续貂〉识语》（1981年）等。

在语源学研究方面，著有《〈释名〉音证》（上编，金陵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班，1935年）、《释“畐”“爻”二字之语源》（《南京师院学报》1962年第1期）等。

在方言研究方面，著有《浔阳方言小记》（九江同文中学《待旦》1935年创刊号）、《蜀方言解》（《新评论》1941年第6卷第4期）等。专著有《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徐复序跋集》（台湾圣环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广雅诂林》（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江苏旧方志提要》（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訄书详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等。

徐复先生的最后一部著作《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是徐复教授最后十五年的学术研究的总结之作，近50万字，收入文章130多篇，约分为五组，本书最早的文章初成于20世纪40年代初期，经晚年修订而成，最晚的为2006年所作，时间跨度为60多年，研究范围上自先秦，下迄近代，经史子集均有论列。[3]

青年时代，徐复师从黄侃（季刚）先生攻读传统语言学，尤究心于文字、声韵、训诂诸科。不幸季刚先生以知命之年早逝，徐复师出游姑苏，入章氏国学讲习会，直接问道于太炎先生。季刚先生是太炎先生的高第弟子，因而徐复师在章门有双重身份，即先为再传弟子，后为及门弟子。几十年来，徐老不仅以太炎先生为学问北斗，更崇仰其革命精神及伟大人格。他牢记师恩，以得列章氏门墙为荣，以承传章黄血脉为己任。他对章太炎、黄季刚两位先师崇敬有加，呕心沥血地研究、阐释他们的著作。章太炎大师的《訄书》集哲学、宗教学、社会学、语言文字学、历史学于一体，中西合璧，博大精深，文字古奥，阅读维艰。徐复从1975年初开始注释，至1999年四易其稿，费时20余年，在茫茫书海中抉奥发微，求证务实，矢志不渝，独领风骚，终于完成了80万字的《〈訄书〉详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荣获江苏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这是他一生勤劬治学的总结，也是对章太炎研究乃至近代学术史、思想史研究的一大贡献。

徐老这种筚路蓝缕、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就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亦是当代学人的楷模。 不仅如此，令人惊叹和钦佩的是，在极其繁重的脑力劳动中，他还兼顾其它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完成一项巨大的文化学术工程：从1990年起，由他提议并亲任主编，在国内数十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历时5年编辑出版了一套凡123本、2亿字的、荟萃古代千余种著名典籍的大型图书集成———《传世藏书》，为祖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不遗余力，勇挑重担，惠泽后人，功莫大焉。此外，他还热诚地为同仁、中古音专家葛毅卿（1906—1977）先生的遗著《隋唐音研究》撰写序言，力荐校方纳入1999年的出版计划，实现了葛先生的遗愿。由此可见徐老恪守诺言、竭诚助人的高贵品质之一斑。从2000年起，徐老不顾年迈仍辛勤耕耘，除按计划每年出一部学术专著外，还运用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知识，倾力匡正古典文献中的谬误达数百处之多。[2]

徐老从22岁走上教坛直到今日，桃李满中外。退休后，登门求教者，从白发学者到青年门生，不下数千人次。正如他早年学生常国武教授对他八十华诞的赞贺所言：“桓桓上庠，殷殷桃李，绛帐春温，聿育多士。”学子们每当想起亲聆教诲的情景，无不有如沐春风之感。他不仅为求教者答疑解难，传经授业，还为后辈研究成果作序写跋，向学术界鼎力推荐。

1998年出版的《段注训诂研究》 ，是南师大文学院马景仑教授的专著，徐复师在为他写的序言中总结了“是书有可述者七事”，从著述的观点内容到篇章结构、行文风格和特点一一加以评论，并以段注研究历史为宏观背景，论证了“景仑此书之成，是对段注研究新的突破，且达到了一定新的水平，足为训诂生色。”1998年夏天，他又为南大李开教授《戴震语言学研究》作了序文。他在肯定李著的优点时，并总结了清代朴学大师戴震的成就，提出“精、通、专”三字以共勉，从而高屋建瓴地提示了戴学的精髓，为后学研究戴学提供了纲领和方向。徐老的观点认为“后来居上”是学术承传兴旺发达的标志，他说：“大凡学术之进展，前修未密，后出转精，此谓后人之说必密于前人也。”他强调前辈的责任在于鼓励和帮助后来者创新和超越。因而当他发现后辈的新成果，无不“如逢益友，为之欢然”，随即作序写跋“以赞之”。

1999年夏，瑞士汉学家冬玛轲副教授专程来华，登门谢师，呈上刚刚出版的他自己的著作《说文解字手册》。冬玛轲是瑞士第一位汉文字学专家，这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向瑞士及德语国家介绍中国文字学的开山之作。此书以《说文》540部首为纲，对中国古文字的渊源及构成，形、音、义的组合特征等作了详尽的解析和论述，并用西方文化理念加以独特的观点，引用汉文书籍达200多种，其中传统小学书（《尔雅》 、《说文》、《释名》等）一百多种。巨著用德文写成，共七百页，堪称煌煌。书首以整个扉页题写了一句话：“此书是在徐复教授指导下完成的。”徐老快慰地说：“我总算为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西方做了些工作。”

关于徐复先生还有“三馆、三乐、三好”之说：

“三馆”是说在徐复先生倡议下而建立的镇江金坛段玉裁纪念馆、扬州王氏父子纪念馆、河南漯河许慎纪念馆。

“三乐”是说徐复先生的人生观：知足长乐、助人为乐、读书最乐。这也是他长寿的秘密。

“三好”则是徐复提到的做古文献研究的基本条件：脑子好、身体好、坐功好。

脑子好，也不是说脑子要特别聪明，只是说脑子不能笨，否则，学起来的确有些麻烦，这个不消多说。

身体好，也容易理解，黄季刚先生就是未注意身体未满五十就逝世，否则成就会更大些。唐蔚芝、陈寅恪也是晚年眼睛很不好，要看书都很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多加注意，身体可是本钱啊，可要悠着点。慢慢熬，认真读，活得久点，总会有所成就的。

坐功好，实际就是能坐冷板凳，这是吃冷猪肉的前提。当然，现在是没得冷猪肉吃了，不过，要想把专业学好，光靠聪明显然不行，能埋下头来，多读书，多思考，才是正道。

徐老的治学精神，与他作为国学大师的人格魅力，不论在今天还是未来，都应为我们后辈学生瞻仰、继承，要心存先生的教诲，对国学的学习研究既要继承，也要发展和创新，不能浅尝辄止，也不能因循守旧，要言之有据，不说空话，要敢于开拓，填补空白。

学术之树常青。对于徐老而言，他的生命意义蕴含在学术中。一方面，他用自己的心血浇铸成学术长链中闪光的一节；另一方面，他宏扬前贤，培育后代；他的喜怒哀乐莫不缘于这两个方面，在这两方面的成就都堪称辉煌。但当我们这些后生学子说着“高山仰止”一类话时，他却说：“余之治学，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八字而已。”一个“而已”，道尽了大师的真风流。作为今日南师文院学子，念起先生昔日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永葆的创造青春，念起大师这份兢兢业业的朴素情怀，敬佩与自豪油然而生。我们也将在先生的激励下更好地读书为人，为中华传统文化更好的发展略尽绵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