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月刊》的历史与现状

狂人

  发表于2005-9-6

　　当年轻的共和国诞生只有15个月之时，在中华文明摇篮的黄河之滨开封，1951年1月31日，由著名的史学家、中国新史学会河南省分会会长、河南大学校长嵇文甫教授创办了建国后最早的一份史学刊物——《新史学通讯》（《史学月刊》前身）。
　　50年来，《史学月刊》 (包括它的前身《新史学通讯》)与年轻的共和国一起经历着成长、壮大的历程，经受了战斗的洗礼，曲折的磨难，繁荣的欣悦，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甘甜与苦涩，五味俱全，经验与教训更是深刻的。只要读者们翻开那一本本杂志，一篇篇文章，每一个题目，每一个字符，都无不忠实地记录着《史学月刊》所迈出的一个个深深的历史足迹。
　　历史是一位最铁面无私的法官。是非曲直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标准，但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会看得清碧透澈，一目了然，功过是非，自有评说。在历史学研究领域中，内容非常广泛，诸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物、科技、生活等等，凡是人们过往的行为，无所不包含其中；而研究历史就应该发扬中国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气概，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只有如此，才能发展和繁荣中国的历史科学，激励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辉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
　　《史学月刊》50年，经历了一个马鞍形的历史轨迹，它有初期的高潮，也有中期的低落，更有近期的繁荣。《史学月刊》的发展脉络，如果从时间上来划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951年至1956年的《新史学通讯》时期，是一个小型的、史学信息性质的刊物；二、从1957年改称《史学月刊》到1966年9月止，它逐渐发展成为一份以学术研究为主、同时兼顾大学与中学的历史教学经验研究的学术性刊物，；三、自1980年第二次复刊以来，以发表中外历史研究论文为主，从一份中型史学刊物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型史学专业刊物，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史学月刊》在50年风风雨雨之中，不断因政治运动而停刊，前前后后累计竟达十八年零五个月之久，其中有两次较长时间的停刊：一次停三年零九个月，一次是“文革”中停刊14个春秋，虽然创刊50年，实际也只有32年的期刊编辑发行史，截至目前总期号只有298期(1980年复刊后为双月刊，2002年才恢复为月刊)，其原因就在于此。
　　1950年在开封成立了中国新史学会河南省分会不久，会长嵇文甫教授就筹划与出版《新史学通讯》事宜，由河南省历史学会与河南大学主办。50年来，我们的主编和编委，为办好刊物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老一辈史学家的风范是永远难以忘怀的。
　　本刊的创始人嵇文甫教授于1963年10月l0日谢世，第一任主编黄元起教授于1990年8月5日病故，第二任主编李烈夫系主任于1979年12月12日病逝，第三任主编赵希鼎教授于1995年3月22日病逝，第四任主编靳德行校长也于1995年暑期出访德国的回国途中病逝。参加本刊编委编辑工作的先后已作古的有郭晓棠、朱芳圃、张邃青、宋泽生、刘绍盈、孙海波、孙作云、毛健予、史苏苑、郭人民、王存华、王云海、李光一、荣铁生等专家教授，在此谨表深切的哀悼。创刊初期，参与编务的先生们没有任何报酬，主编有时给编辑买一盒纸烟吸吸，被戏谑为“一支烟精神”。“在每年春节前，主编请所有兼职编辑（实际是全系教师及工作人员）到第一楼（开封市著名的包子馆）或又一新（开封市比较有名气的饭店）会飨一次，就算是对兼职编辑一年工作的酬劳，而大家都觉得这是一种额外的享受，很满意，干起工作来很起劲儿，都能尽职尽责，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干的革命工作，也可以说是其乐融融。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种奉献精神还是很可贵的。”（朱绍侯：《回忆〈新史学通讯〉》，《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的确，这些先生们的辛勤与创造精神、特别是无私奉献精神，是弥足珍贵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50年来，《史学月刊》对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应该感谢国内外史学家对本刊的支持与爱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曾三次为《史学月刊》题写刊名，1964年还特意为本刊题词。国内许多著名史学家都曾为本刊撰写过稿件。1991年，为庆祝《史学月刊》创刊40周年，当时年逾八旬的本刊顾问、著名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写来了“探索历史规律，彰往而知来”的题词，言简意赅，寓意深长。1998年，在甲骨文发现100周年之际，著名的甲骨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河南大学校友石璋如先生得知本刊将新辟“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专栏，欣然给本刊题词：“甲骨出土已百年，研究遍布国际间。今后成果竞赛看，开封河大应领先。”2001年，在庆祝《史学月刊》创刊50周年时,许多专家学者放下手头繁忙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毅然应邀前来参加庆祝活动。广大作者、读者对《史学月刊》的支持与爱戴，是《史学月刊》得以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强大基础。

　　一、《新史学通讯》时期 (1951年1月～1956年12月)

　　从1951年1月至1956年12月，是《新史学通讯》时期。其间因1952年主办者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而出现短暂的停刊。《新史学通讯》时期，本刊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解放初期，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是史学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新史学通讯》的创办者嵇文甫、郭晓棠、黄元起诸先生，都有早年参加革命的经历，较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他们就毅然肩负起了在新中国史学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庄严使命。
　　1951年1月31日，第一期《新史学通讯》出版与读者见面了。刊名是由甲骨学家朱芳圃教授书写的，字迹端庄劲正、一丝不苟。初创时，篇幅很少，每期只有16个页码，无封面，主要发表历史工作者学习马列主义与改造思想的文章、简短的论文、中学教材的分析、考古发掘的报道，以及问题解答等，交流相互学习心得、研究收获和教学中的经验，是一个具有“通讯”性质的同仁刊物。该刊由河南文教出版社出版，1953年改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河南分店经售。
　　《新史学通讯》把办刊宗旨明确为“为人民服务，为各级历史教学服务，特别是为中小学教师服务”。因此创刊后，受到大、中、小学历史教师的重视。当时，本刊所发表的文章，都能切中读者的需要，回答与讨论当时史学界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譬如，如何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解释历史上的民族战争、人物评价的功过是非问题，批判唯心主义的史学观点，史学工作者如何改造思想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用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探索浩如烟海的历史史料。为了区别旧的史学，故而取名为“新史学”，泾渭分明，反映了那个年代强烈的时代气息。我国著名捻军史专家江地教授回忆说：“这个刊物在五十年代几乎成为我经常置之案头的必读物之一。1955年第8期发表过题目叫做《关于捻军史的参考资料问题》，这是我在《新史学通讯》上第一次发表论文，我对它非常重视，后来就收在拙作《捻军史初探》(1956年三联书店出版)一书里，到1981年拙作《捻军史论丛》(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我仍然把它收录在内。次年，我又把自己的一篇论文《幅军》发表在《新史学通讯》的1956年第10期上，中国近代史领域内知有‘幅军’，是由此开始的。我终生以历史科学为职业，这是与《史学月刊》对我的帮助和培养是分不开的。我是用‘栽培’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刊物对中国史学界的贡献，是一个适当的名词。” (江地：《继续前进，为发展中国的历史科学而奋斗》，《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1951年创刊后，没有申明《新史学通讯》的刊期，当年只出了9期(2、3、6月末出)，自第五期“编者的话”云：“从第五期改为月刊”，每月15日出版。1952年全年出刊7期(即10～16期)。这一年中国在中工领导下进行一次思想改造运动，尤其解放前的旧知识分子是其主要对象，除组织学习马列主义之外，还组织他们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实际中提高觉悟，改造旧思想。这一运动自然冲击到了《新史学通讯》。该年从2月至6月，因教师与学生下乡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而暂时停刊。
　　据朱绍侯先生回忆，初创时期，“《新史学通讯》没有编辑部，也没有专职编辑，所有河南大学历史系教师都是兼职编辑，只抽一位同志负责来稿登记、退稿及联系印刷、发行等事务。对寄来的稿件和所提问题，先分送给各位教研室主任，再由教研室主任指定本教研室教师审稿和解答问题”。（朱绍侯：《回忆〈新史学通讯〉》，《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刊物的特点，按照嵇老的说法是“四小”，即小刊物、小文章、小问题和小人物，“故后来就戏称《新史学通讯》为‘四小刊物’”。在《史学月刊》创刊50周年之际，朱绍侯先生深情地回忆说：“嵇老说的是大实话。《新史学通讯》初办时每期只有16个页码，后来才增到26个页码，刊物是够小的了。在《新史学通讯》上能发表三四千字的文章，就算是大块文章，一般都是千八百字，文章也算够小的了。当时中小学教师所提出的问题，也都是细小的具体问题，说它是小问题，也并不冤枉。文章的作者，多数是青年史学工作者，好多人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文章，称他们是小人物也还算名副其实。”（同上）
　　自1953年至1955年期间，刊物渐上轨道，能够每年按月正常出版。《新史学通讯》从创刊号开始，依顺序编排总期号，自第1号编至19号时废除。从1953年4月份起改称月号。1955年4月，郭沫若院长为《新史学通讯》题写了新的刊头，从而也促进了编辑部的全体同仁勤奋工作，全力以赴地去办好刊物，每期也增至26个页码，发行量由初创时的几百几千迅速上升至15 000份，最高发行量达到30 000份以上。《新史学通讯》从创刊到改名《史学月刊》为止整整六个春秋，共出刊63期，约208万余字。
　　参加《新史学通讯》的编辑工作人员有：李光一、朱绍侯、魏千志、姚瀛艇、李春祥、郭人民、胡思庸、王存华、马植杰、荣铁生等先生。
　　《新史学通讯》的这段历史，在新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史学界、期刊史学界都十分重视对《新史学通讯》的研究，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青年学人张越同志曾撰写过《〈新史学通讯〉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专题论文。张越同志评论说：“《新史学通讯》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发展。《新史学通讯》所取得的成就和反映的特点，从一个侧面为十七年的史学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新史学通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影响和教育了一大批渴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史学工作者。”（《史学月刊》1998年第1期）在创刊5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彭明教授指出：《新史学通讯》对于在理论领域特别在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的确立，对于在学校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可谓“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彭明：《实事求是 开拓创新——祝〈史学月刊〉创刊50周年》，《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朱绍侯先生评价说：在解放初期，广大中小学历史教师及从旧社会过来的史学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或毫无所知，或知之不多”的特殊历史情况下，“《新史学通讯》发表的文章和对一些具体历史问题的解答，起到了启蒙作用，对中小学历史教师的思想改造和教学、科研工作都是积极的推动……解决了中小学历史教师和史学工作者的‘燃眉之急’”。（朱绍侯前引文）另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关于1998年的计量指标统计，历史学界在1998年最有影响力的30种期刊中，这个已不存在40年的《新史学通讯》是其中之一。由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下册）第六编《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一书，“1951年”之下也把“《新史学通讯》创刊”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界的一大重要事件予以编入；并且，在“1955年”之下，记载道：“8月，孙祚云（经查核，应为‘孙祚民’，下同。该书有误）发表《关于‘农民政权’问题》。本文发表于《新史学通讯》第6期……孙祚云此文发表，引起了大陆史学界关于农民战争性质的热烈讨论。”该条目长达三百余字，介绍了孙祚民关于农民战争性质的学术观点，肯定了此文在该课题学术史上的首创地位和《新史学通讯》的首倡之功。

　　二、改名《史学月刊》后的初期阶段 (1957.1～1966.9)

　　1956年下半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完成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新史学通讯》编辑部的同仁们深受社会形势的鼓舞。根据本刊编委、著名甲骨学家孙海波教授的动议，经过编委们的讨论，毅然决定把刊名改称《史学月刊》，扩大版面，丰富内容，以便更好地担负起繁荣我国社会主义史学的任务。
　　决定改名为《史学月刊》后，编辑部函请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为新刊名挥毫题字。郭老这次题写的刊名，一直沿用到1960年9月为止。《新史学通讯》改名为《史学月刊》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的“史学学术编年”记载了这次改名。
　　刊名的改变，意味着刊物编辑宗旨的变化。在《新史学通讯》时期，普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交流历史学习和历史教学的经验和体会，解决历史教学中的疑难问题，是刊物的宗旨。改名《史学月刊》，意在加强刊物的学术性，要办成真正的学术性期刊，使之成为繁荣历史科学的一个重要阵地。
　　在新的办刊宗旨的指导下，编辑部同仁们在栏目上大胆地进行了革新，新辟有：论文、教学参考、问题讨论、教学经验、学习指导、书刊评介、史学动态、译文、问题解答、专业指导、青年园地和历史地图12个栏目，内容较《新史学通讯》更加丰富充实，篇幅也扩至40个页码。
　　这一时期，特别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刊物办得很活跃，组织了不少重大问题的讨论，表现了刊物主办者的学术敏锐感和洞察力。例如，20世纪60年代中国史学界关于历史主义的论战，一般认为是发端于翦伯赞1962年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其实，《史学月刊》早在1960年就组织了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专题讨论。本刊1960年第7期发表了四篇专栏文章，专题讨论历史主义问题，并配发“编者按”说：“历史主义问题，我们认为是历史科学工作中一个重要问题。而讨论现在刚刚开始，因此本刊决定把开封师院讨论中不同的论点选择几个发表出来，目的在于抛砖引玉，把这个讨论广泛的开展。通过讨论，清除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看法、错误论点，把历史科学工作质量推进一步。”同年第9期，又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武汉师范学院三位同志关于历史主义问题讨论的专栏文章，把讨论推向深入。蒋大椿先生在《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一书中评论说：“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河南历史学界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相结合，并组织了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专栏讨论，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研究做出了贡献。”《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也高度评价了《史学月刊》1960年开始组织的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在“1959年”之下指出：“《史学月刊》于次年（1960年）开始对‘历史主义’问题组织讨论，从而引起了史学界关于历史主义问题的讨论。”在“1960年”之下又编入：“7月，《史学月刊》第7期发表一组讨论‘历史主义’的文章。”
　　这一时期的《史学月刊》，为培养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队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当时，许多史学专家纷纷为本刊撰写大稿，如：郦纯、来新夏、孙祚民、华山、陈鸣锺、杨志玖、傅振伦、万绳楠、岑家梧、王立达、金家瑞、朱活、冯汉镛、赵全嘏、孙海波、赵希鼎、黄元起、孙作云、梁养吾等先生。《史学月刊》学术空气浓厚，讨论热烈，史学新秀脱颖而出。当今不少史学名家青年时期都在《史学月刊》发表过文章，也有不少学者的处女作发表于《史学月刊》。例如，当时在东北师大附中任教的吴雁南先生，1957年连续在本刊发表《试论太平天国起义前洪秀全的政治思想渊源》等两篇文章，后来他被委任贵州大学校长时深有感慨地回忆说：“我从事中国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来自她的鼓舞。几年之间，先后发表拙著十篇。这对于一个刚刚踏入史学门槛的青年人来说，自然是很有力的鼓舞。我想，现在中年的史学家，在五十年代，一定有不少同志和我一样，是从《史学月刊》吸取营养、受到鼓舞的。”(吴雁南：《发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精神》，《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但是，由于政治运动的频频而起，学术的异化，以至成为政治的御用工具，史学界开始了“影射史学”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史学月刊》的历史也很曲折。
　　1957年下半年，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许多学术上不同的观点和认识上的差异，本来可以通过讨论求得统一认识，但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敌我矛盾。《人民日报》开始点名批判，国内大小各级刊物也纷纷抛出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亮相”。《史学月刊》从1957年第10期开始增设“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历史科学上的谬论”专栏，该期“编者的话”说：“要彻底打垮历史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因为它“关乎祖国的生死存亡，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乃至子子孙孙的幸福，也关乎国际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事业问题”。于是先后发表19篇文章(1957.10～1958.6)，被指名道姓批判的共有5个单位的学者：孙海波(开封师院)、李鸿哲(苏北师专)、章振华（山东大学)、罗祖基(山东大学)、雷海宗（南开大学）、郭人民(开封师院)、黄元起(开封师院)、宋云彬(浙江省文联)。重点批判的对象是本刊主编、历史系主任黄元起教授，发表的文章占7篇之多。仅仅只隔两个月，从1958年9月号开始，又设立“拔资产阶级教学中的白旗”专栏，公开点名批判的学者有毛健予、孙作云、张秉仁以及末公开点名的“某教授”，使被批判的学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心灵上受到莫大的伤害，挫伤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教育服务的积极性。
　　在狂热的“大跃进”年代，我国的史学研究与历史教学也走上了坎坷的道路。50年代至60年代，本刊发表了不少政治性的文章，而且一会儿大炼钢铁，一会儿搞人民公社运动，一会儿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观点。1958年在“教学改革的热潮”中，本刊公开登出《开封师院历史系教学改革的初步方案》（第l 2期），竟荒谬地提出“今后一、二、三、四年级都可以采用以同学为主，编写教材的方式。以编写教材为方法，完成学习任务为目的。”提出“单科独进”，“大办钢铁，大办工厂”，班级出现什么“炼钢、水泥专业大队、化工专业大队、炼焦专业大队”等，结果使青年学生荒废了专业知识的学习，也搞乱了社会职业上的分工。不仅如此，而且文章还提出“一五六制”，即一个月休息、五个月劳动、六个月学习，全年还要集中八周时间下乡劳动，“平时在校，每天劳动四小时，学习六小时”。《史学月刊》登出这些“经验”，无疑对国内大专院校历史学科的建设起到不好的影响。
　　由于现实政治需要压倒了学术探求，《史学月刊》向学术性刊物发展的势头受挫，发行量随之锐减。1957年《史学月刊》发行量为13 965册，到1960年便跌落到5 184册，下降幅度高达63％。读者、作者对本刊开始淡漠了，它几乎失掉了历史刊物的特色。在这三年零九个月中，共出刊45期，发表文章387篇，约350余万字。
　　随着国内出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史学月刊》的“批”、“斗”、“反”也偃旗息鼓了，开始了三年零九个月的停刊整顿。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经中工河南省委宣传部的批准，《史学月刊》从1964年7月份开始恢复出版。由赵希鼎副教授出任主编，主持编委会和编辑部的工作。从开封师院、河南省历史研究所、郑州大学抽调人员拼班。新复刊后，曾经在编辑部工作过的同志有：蔡行发、李志学、杨天德、王存华、黄保信、黄永清、王宗虞、王化南、高敏、黄淑贞、刘铭恕、黄吉利等人。
　　新复刊的《史学月刊》在“复刊词”中提出今后办刊的七条编辑方针，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提出要培养和注意发现青年史学工作者。只要看一下50～60年代本刊的作者群，就不难发现，许多作者现在已是史学界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名字已不为人们所陌生！苏双碧先生在《继续努力培养青年的史学工作者》一文中恳切地说：“我是《史学月刊》的热心读者，觉得它有一个可喜的特点，就是刊登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文章较多，注意培养青年历史工作者。”(《史学月刊》1991年第1期)我们编辑部为发扬过去的好传统，将为培养和指导青年史学工作者的队伍而坚持不懈地努力。其次，提出“立足河南，面向全国”。中州是我国古代文化一颗璀灿的明珠，虽然本刊姓“豫”，但是五湖四海的作者一律欢迎，概不排斥。复刊刚半年时间，发表了许多有特色的论文。此时《史学月刊》开始编排总期号，108期(复刊号)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新复刊的《史学月刊》再次请郭沫若院长题写刊名。本刊现在使用的刚健遒劲的题名就是郭老在1964年6月题写的。为了鼓励本刊的工作和广大史学工作者，郭老针对时弊，提出“尽可能占有史料，坚持阶级分析的观点，加以整理、批判，在史学研究中高举起现代化与革命化旗帜”(1964年6月22日)。这一题词发表在l964年复刊号上。郭老虽然只写了40个字，但今天我们重温郭老的话，仍感到十分亲切中肯，语重心长，因为他道出了历史研究的真谛！
　　到1965年底，全国又掀起了“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接着开始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史学界首当其冲。此时，刊物也乱了阵脚，不能按时出版，一再拖期，继而合期出刊。复刊后的两年零一个月，只出刊18期。主编赵希鼎先生因为没有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而大遭挞伐，“罪恶滔天”，屡遭“请罪”。本刊1966年出版的最后三期(123，124，125)刊物，除了两报的社论，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声讨、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陈词滥调。就这样，《史学月刊》也终未逃出被迫停刊的命运，绝大多数专家学者也都被“横扫”到“牛鬼蛇神”的行列，被赶进了“牛棚”。

　　三、重新复刊的《史学月刊》(1980.7— )

　　1978年12月，中工十—届三中全会的春风迎来了繁花似锦的科学的春天。停刊长达14个年头的《史学月刊》在河南省委的亲切关怀下，终于获得了新生，1980年7月开出了它的第一株花蕾。
　　第二次复刊后的《史学月刊》暂定为双月刊。由河南省历史学会、开封师院（河南大学）和郑州大学共同承担编辑出版工作。1986年5月，经中工河南省委宣传部与省社联的决定，将《史学月刊》划归河南大学建制。此后，《史学月刊》由河南省历史学会和河南大学共同主办，刊物归河南大学主管，由编辑部具体处理刊物日常的编辑、出版与发行等事务。
　　复刊二十多年来，《史学月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在中工河南省委宣传部与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省史学会，特别是河南大学党委的领导下，逐步健全了编辑部的行政组织，加强了自身建设。
　　复刊后，编辑部聘请了开封籍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教授为本刊顾问，赵希鼎教授任主编。赵希鼎教授离休后，由学校党委副书记兼历史系教授靳德行任主编。赵克毅教授、孙心一副教授、秦英君教授、郭常英编审和李振宏教授先后担任副主编。1995年靳德行主编去世后，主编一职一直空缺至2001年底，其间由李振宏副主编行使主编职责，主管编辑部的日常工作。2001年底，李振宏教授担任主编职务。
　　第二次复刊后，《史学月刊》逐渐建立起了编委会。2000年编委会改组之前，曾经担任编委会成员的有：毛健予、王云海、王天文、王天奖、史苏苑、伊文成、刘竟宇、刘鹏荪、孙心一、朱绍侯、张嘉沧、杨凤阁、林加坤、罗敬堂、郑涵、胡思庸、赵克毅、赵希鼎、唐嘉弘、秦英君、高敏、黄元起、韩承文、靳德行、蔡康志、戴可来等。
　　第二次复刊后，编辑部工作成员从游移不定逐渐走向定岗定位。曾经在编辑部担任编辑工作的有：马小泉、王存华、王珍、王晓华、王淑玲、邓亦兵、丘菊贤、李利亚、李振宏、杨天宇、陈文艺、陈连营、陈显泗、单远幕、周祥森、范沛潍、侯善才、洪煜、翁有为、郭振铎、郭常英、高三圈、康佩荣、秦英君、汪维真等(有的同志先后早已调离、退休或去世)。目前在编辑部专职从事编辑工作的人员共6人，他们是：李利亚、李振宏、郭常英、翁有为、周祥森、汪维真，其中硕士3人、学士2人、大专1人，5人具有副高以上高级职称。
　　此外，《史学月刊》还利用河南大学历史系（现历史文化学院）的优势，聘请兼职编辑十多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副教授以上职称，从而加强了编辑部的力量。为提高刊物的编校质量，改进刊物的装帧设计，编辑部还先后聘请李易简（厦门。已去世）、胡益祥、张如法、肖红、王四朋等先生为特约编辑，担任外校和美编工作。
　　从2000年起，根据河大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的需要以及刊物自身发展的需要，《史学月刊》实施了精品战略。
　　（一）对编委会作了根本性的调整
　　编辑部聘请了历史学界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充实编委队伍，在编委会下设“顾问”和“编委”。
　　顾问成员有：王天文、王天奖、王云海、孙心一、朱雷、朱绍侯、齐世荣、李文海、李学勤、何芳川、陈铁健、邹逸麟、杨凤阁、杨国桢、林沄、林甘泉、姜伯勤、郭华榕、高敏、龚书铎、蒋大椿、彭明、彭树智、戴逸、戴可来、瞿林东。
　　编委成员有：马敏、马小泉、王子今、王学典、史建群、朱凤翰、朱汉国、关增建、张国刚、陈春声、何晓明、李剑鸣、李振宏、吴景平、赵毅、赵世瑜、郭常英、钱乘旦、阎步克、阎照祥、龚留柱、程民生、程有为、虞和平。
　　2000年4月19日，《史学月刊》编辑部在北京举行在京顾问、编委会议，研讨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发展的状况及其趋势，共商《史学月刊》在新世纪的发展大计。2001年4月23-26日，编辑部邀请本刊顾问、编委以及部分专家学者，在开封召开了“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史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史学月刊》等报刊以不同的方式报道了这次会议取得的成果。2002年4月，编辑部又邀请国内史学期刊界的同行和部分院校的专家学者，召开了“史学期刊发展研讨会”，《社会科学报》、《光明日报》、《中国史研究》、《文史哲》等报刊和学术批评网（http://www.acriticism.com）等学术网站及时报道了此次研讨会的成果。
　　（二）进一步扩大版面，改进装帧设计和用纸规格
　　从2000年第1期（总第243期）开始，《史学月刊》由原来的120个页码增加到152个页码，版面由原来的小16开本改为国际流行的大16开本。聘请王四朋为特约美编，设计出了庄重典雅、朴素大方的封面。封面采用双面彩色胶印。2000年第1期出版后，从外观上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
　　（三）组织高水平的作者队伍
　　《史学月刊》充分发挥现有顾问、编委的作用，以其为基础，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2000年以来，在《史学月刊》发表作品的，既有彭明、魏宏运、郭华榕、章开沅、王章辉、黄安年、安作璋、朱绍侯、高敏、林甘泉、李学勤、李文海、瞿林东、蒋大椿、王敦书、魏良弢等前辈史学大家、名家，更有钱乘旦、阎步克、虞和平、赵世瑜、陈春声、朱汉国、王学典、周积明、何晓明、吴景平、李剑鸣、时殷弘、马敏、朱英、彭南生、张鹤泉、阎照祥、李振宏、程民生等一大批著名中青年学者。刊物的学术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引起了同行的瞩目。《中国新闻出版报》、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有关简报都高度评价了《史学月刊》近几年在办刊理念、学术水平等方面所取得的重大进步。
　　（四）改善办公条件
　　经校领导同意和有关部门审批，购置了电脑、复印机、传真机、打印机、桌椅、文件柜等一批办公用具，办公条件逐步达到了现代办公标准。
　　其次，在加强编辑部自身建设的同时，编辑部根据新时期中国历史学发展的形势，与时俱进，适时地调整了本刊的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
　　1980年复刊之初，编委会讨论本刊的编辑方针，确定了如下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继续坚持原有“立足河南，面向全国”的特点，把《史学月刊》办成一个历史专业的学术性刊物；进行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为繁荣和发展历史科学，为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服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各抒己见，自由讨论，探求真理，活跃学术空气。为此，编辑部调整了刊物的栏目，开辟了史学理论、学术论文、历史人物、地方史志、青年论坛、教学研究、教学参考、图书评介、学术研究综合报道、读史札记、史学信息诸栏目，力求从多角度反映我国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拓宽读者面，增强刊物的活力。
　　为适应这个宗旨和方针，编委会决定把刊物暂定为双月刊。1980年7月至1983年12月（总126～150期），每期为96个页码。自1984年第1期起至1999年第6期（总151～242期），每期120个页码。刊物的容纳量大为增加，已成为一个中型的史学刊物。
　　1996年年底，李振宏教授从历史文化学院调至《史学月刊》任副主编，主持编辑部工作。李振宏教授上任后，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国历史学界轻视理论和重大现实课题的研究，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史学评论成为史学发展新的生长点，电脑在知识阶层已经普及化、并极大地改变了历史研究的传统操作方式和资源获得途径，拥有硕士、博士学位的青年史学工作者构成了史学研究队伍的核心等学术发展新特点，及时调整了刊物的宗旨和发展方向，对原有栏目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调整后，《史学月刊》把办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面向世界的、与国内高层次史学刊物相媲美的大型历史专业的学术性刊物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它的办刊宗旨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氵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以繁荣学术为己任的高品位价值追求，以培养青年为目标的前瞻性战略眼光，以学术水平定取舍的无偏见选题原则，以有益社会为宗旨的大效益办刊方针。
　　为贯彻新的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编辑部对原有栏目做了大的调整，取消了“教学参考”、“读史琐记”、“历史人物”、“地方史志”、“青年论坛”等栏目，开辟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专题研究、史学评论、区域史研究、城市史研究、乡村史研究、社会史研究、科技文化史、宗教文化研究、学术史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电脑与史学运用、新资料发掘与研究、 学者访谈、古代知识分子研究、学术综述、读史札记诸栏目。《史学月刊》这次栏目调整，引起了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者的关注，在有关20世纪学术史研究著作中得到了反映。《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第六编《20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编年》，在“1997年”条记录了这一事件：“3月，《史学月刊》开设‘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笔谈’专栏，总结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
　　经过八九年来的实践和努力，目前《史学月刊》开始形成了以“专题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史学评论”、“社会史”（包括“城市史”、“乡村史”等）、“电脑与史学运用”、“新资料发掘与研究”等专栏为重点，重视理论创新和新的历史研究方式与手段的运用，注意开拓历史研究新视阈的办刊特色。
　　根据新的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经校党委和行政的同意，河南省新闻出版局批准，《史学月刊》的版面再一次扩大，从2000年起，由每期120个页码增加到152个页码。在版式设计上，将原来安排在封三的英文目录提前到第2页；为整洁版面，一页未满的空白处不再安排“豆腐干块”的补白性短文；从2001年起，每篇文章都附有中英文“关键词”、“摘要”。此外，在文章篇幅上，允许发表两万字左右甚至两万字以上的高质量的长篇大论。新版式的采用和文章字数限制的放宽，使《史学月刊》显得比以前大度、气派。
　　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历史学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为适应历史科学发展的这一新形势，经校党委和行政的同意，编辑部决定从2002年起，恢复月刊，篇幅从152个页码适当下调至128个页码。刊物的总体容纳量大为增加，已从八九十年代的一个中型史学刊物发展为新世纪的全国性大型史学专业刊物。
　　1980年第二次复刊以来，特别是1997年新的办刊理念确立以来，《史学月刊》迅速在地方级同类刊物中脱颖而出，在国内外历史学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声誉日隆，成为了中国历史学科发展的一方重镇。
　　从1984年开始，《史学月刊》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向国外发行，代号M630。国内统一刊号为CN41-1016/K，邮政代号36-6，国内由郑州市邮局发行。1985年8月在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召开的第十六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李侃先生介绍中国史学刊物时，把《史学月刊》列为中国七大史学刊物之一，惟一的一个地方办的史学刊物。1988年，《史学月刊》被国际标准连续出版机构收入，编号：ISSN0583-0214。从1991年开始，《史学月刊》文章在美国History Abstracts and America： History and Life 上登有摘要和索引。日本《东洋史研究》每期刊载《史学月刊》发表文章的目录。本刊订户包括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大学图书馆，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许多重要机构、图书馆，加强了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更加受到世界各国学者的瞩目。80年代以来，编辑部不断接到港台和国外读者的赞誉和询问函件。一位来访河南大学的美国学者说，他在美国就注意到了《史学月刊》，这次来到开封，一定在《史学月刊》编辑部楼前拍照留念。美国国会图书馆亦收藏本刊，因缺1983年第1～6期，要求予以惠赠，韩国读者林相范要求购买“从1951年到1989年”全部刊物。1990年2月，香港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为促进大陆与台湾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代理台湾大专院校、学术团体、图书馆订购大陆出版的期刊杂志，《史学月刊》为被选期刊之一。台湾海洋大学林波娃教授1991年来信表示“对《史学月刊》甚感兴趣”。1999年香港公开大学把《史学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选入其教学参考资料。近年来，新加坡国立中文大学、韩国全北道全北大学等国外院校不断有学者寄来稿件，在本刊发表。
　　在国内，编辑部每年都收到大量的作者投稿，支持《史学月刊》的编辑工作。《史学月刊》不仅有老一辈的专家的支持，著名的甲骨学家胡厚宣数授说，从《新史学通讯》他就开始收藏，一直延续不断。1986年，胡老建议编印一本目录索引以供读者查阅、研究。根据读者和研究者的需要，1991年在本刊创刊40周年之际，编辑部编辑出版了《总目索引（1951.1～1990.12）》。2001年本刊创刊50周年时，编辑部又在此《总目索引》的基础上，制作了《〈史学月刊〉50年目录检索》光盘，用户可以按照作者、题目、刊期和类别四种检索途径，方便地检索到50年间《史学月刊》所发表的文章目录及其作者。著名唐史专家牛致功教授虽历经十年浩劫，如今还保存自己用“土办法”装订的50年代初期的《新史学通讯》。已故本刊顾问白寿彝先生生前非常关心与爱护这份刊物，他曾建议把过去的刊物再翻印一次，供国内各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使用。胡厚宣先生也说：“有的文章，确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所以几十年来，一直获得史学界以及整个学术界的好评。”(《史学月刊》1985年第1期)
　　最近几年来，《史学月刊》在学术创新上的努力，进一步提高了刊物的声誉，赢得了学界的广泛赞赏。彭明教授对近年来《史学月刊》的进步有这样的评论：“如果说，《通讯》是一个普及的过程的话，《月刊》可否说是在普及基础上的一个提高过程。特别是通读了近两年刊物上的一些文章后，这种感觉尤其突出。其特点是：内容丰富，栏目众多。”所发表的“论文大都言之有物，很少空论。有些综述性的专题论文，也针对性很强，并非简单的重复和摘抄”。特别应指出的是，《史学月刊》所发表的中青年学者的论文，“文风很少八股气，且都具有一种开拓创新的精神”。“刊物进步很大，无论内容、形式，都很有特色，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不是偶然的。”（彭明前引文）近年来，本刊发表的文章的转载率大幅度上升。 1997年以来转载率一直保持在45%以上。在北京市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组织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评价和编制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史学月刊》连续几届被评为历史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列入正式出版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计量指标——论文、引文与期刊引用统计（1998年）》，在“最有影响力”的30种期刊中，《史学月刊》（含《新史学通讯》）是其中之一。在两年一评的河南省优秀期刊评比活动中，《史学月刊》一直在“优秀期刊”和“最佳期刊”榜上有名.目前，越来越多的高等院校和科研学术机构把《史学月刊》列为本单位指定的“核心期刊”或“重要期刊”，与《中国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国家级大刊同等看待，对在《史学月刊》上发表文章的本单位科研人员予以重奖。2001年10月在北京举办的“首届中国期刊展”，《史学月刊》荣幸地被选入“中国期刊方阵”展区，予以展出。《中华百年报刊大系》编辑部正在编辑出版的《中华百年报刊大系·中国当代现行报刊卷》也收入了《史学月刊》。2004年底，“第三届中国期刊奖”的结果公示，2005年初，从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得知：《史学月刊》荣获“第三届中国期刊奖▪百强期刊”。
　　新的办刊理念确立后，《史学月刊》虽然在形式上取消了“青年论坛”专栏，但重视培养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优良传统不仅没有变，而且有了进一步的加强。根据对1997～1999年本刊发文情况的统计，本刊发表在读博士生、硕士研究生的文章占所发文章总量的12%；45岁以下年轻学者的文章占57.6%。
　　1986年5月《史学月刊》划归河南大学建制后，校党委多次召开会议，调整领导班子，重组编辑部。因此，上述成绩的取得，是与河南大学党委的领导分不开的。2000年新组建的编委会团结了全国广大的史学工作者，使《史学月刊》初步建立起了一支高水平的作者队伍，从而确保了刊物学术水平的稳步提高。2001年起，《史学月刊》开始采用清华大学制定的CAJ-CD规范；同年，编辑部又决定，从2002年起，凡被采用的文章必须包含有该课题的学术史内容。这样，刊物在学术规范上就逐渐与国际接轨了。
　　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不断地努力进取，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站在国内乃至国际历史学科发展的前沿，将本刊业已显示出来的办刊特色长期坚持下去，并在编校质量上精益求精，《史学月刊》很快就可以跻身全国一流史学刊物的行列，和《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少数几个国家级大刊并驾齐驱，为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为繁荣社会主义的史学园地，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原作者： 周祥森
来 源： 《史学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