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守俨：雨雨风风二十年—《二十四史》点校始末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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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首尾历时二十年之久，当中有不少波折，参与其事的都知其大概，但是关於它的来源，却很多人不甚了解。这裏不是指71年的恢复工作( 后期有文件可据，大家都知道)，而是指1958年古籍规划小组成立后决定进行这一工程浩大的项目时，究竟是根据谁的提议，或哪位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自从我1958年底调到中华书局参加这一工作之后，就隐约地听说，此事颇有来头，甚至有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学术界也有类似传说，然而我从没有听到金灿然同志讲过这样的话。十年动乱之初，要我交代这一工作的来源，我实在说不清楚，因为没有文字上的依据。后来在档案中查到一份1964年前后中华写给中央办公厅的报告，才略有线索。当时中办曾向中华了解此事原委，以上报告，即针对中办的查询所作说明，其中大意说，毛主席曾指示要把前四史标点出版，后经吴晗、齐燕铭、金灿然同志共同商量，扩大为点校全部《二十四史》。

这种报告不可能任意编造，况且必然是经过灿然同志亲自阅签的(底稿不存，故不能完全肯定)，他是了解此事内情的，因而我相信这个说法符合事实。

点校工作最初的安排，或为个人，或为高等院校的历史系。属於后者，多是考虑到这所院校有某些专家，希望由他们来负责整理。不过这一意图在组稿时可能没有讲清楚，也许是学校未能很好地理解，有些史后来的安排与中华书局的期望并不完全相符。

具体落实情况如下：

《史记》，顾颉刚先生负责点校，此为原来古籍出版社约稿，原来包括“校证”工作，后改为标点本，纳入《二十四史》整理本的系统。

《汉书》，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

《后汉书》，没有完全落实，几经周折，才决定由宋云彬先生承担，着手较晚，故直到1965年才印出。

《三国志》，陈乃乾先生点校。

《晋书》，吴则虞先生点校。

南朝四书和《南史》，山东大学历史系承担，王仲荦先生负责。

北朝三史(不包括《隋书》)和《北史》，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唐长孺先生负责。

《隋书》，1964年后才决定由汪绍楹先生点校。

两《唐书》，中山大学历史系承担，该校后来把《旧唐书》安排给刘节先生，《新唐书》安排给董家遵先生。

两《五代史》，均在陈垣老指导下工作，由刘乃和先生点校《旧五代史》，柴德赓先生点校《新五代史》。

《宋史》，原由聂崇岐先生点校，刚刚完成初点(他的工作步骤是先点后校)即不幸逝世。1963年，后由罗继祖先生继续点校，其中十一种《志》由邓广铭先生负责。

《明史》，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承担，郑天挺先生负责。

辽金元三史，直到1962年后才由翁独健先生代为筹划落实。《辽史》，冯家升先生点校。《金史》，傅乐焕先生点校。《元史》，翁独健先生点校。

这裏所谈的，不包括1971年恢复工作以后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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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按照工作上的发展变化，分为几个阶段概括地谈谈这套书的整理情况。

第一阶段，1958—1962年

这是工作的摸索阶段。

1960年以前这套书在质量上没有明确的要求，工作方法也尚未作出切合实际的规定。只有一份标点举例，例句未超出《史记》范围，其它各史的复杂情况都没有包括在内。校勘上，只是提出作版本对校，汲取一些前人的校勘成果(当时主要指殿本考证，要求颇低)。有些史书的点校，在人力组织上采取“大兵团作战”办法，这说明当时思想上对点校工作的困难估计不足，以为众擎易举，每人分上几卷，即可完成任务。

由於上述问题，早期点校出版的三史各行其是，做法颇不相同，连形式上都不一致：

《史记》(1959年国庆十周年献礼书)，用现成的张文虎校本作底本，未做更多的校勘，因而也没有新写的校勘记。连张文虎所作《札记》(即校刻此书的校勘记》，都拖延到1977年才印出。此书工作重点在於标点、分段，推敲得相当认真。

《汉书》，用《汉书补注》本(不包括《补注》)作底本，校了几种本子，采取了《补注》及杨树达《汉书窥管》中有关校勘的若干意见，校勘记附在每卷之末。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的初稿，由於成於众手，遗留了不少问题，后来由傅东华先生做了很大的加工。

《三国志》，没有固定底本，四种本子互校，择善而从。有异文处，究竟从了哪一种本子，未作交代。全书之末附有极简单的校勘记，所记只限於从前人成说改字的地方，只说是根据谁的意见，不引意见本身。材料来源主要是卢弼的《集解》。

1959—1960年，我们对於各史具体情况和工作上的问题作了全面研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做好版本对校外，还要比较系统地进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他校”(以有关史籍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要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后借到张森楷先生的十七史校勘记和张元济先生的《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供各史工作者参考。为了使标点、分段更为合理，使各史之间大体统一，重新拟订了基本适用於《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校勘方面作出的这一重要改变，是为了能够与针锋相对地解决南北朝以下各史存在的问题，从而提高各史的整理水平。而当时促成这一改变的因素是，古籍规划小组要求《二十四史》成为代表国家的超越前人的最好本子，并经过重版时的陆续修改，使它成为定本。这只有在校勘上提出更高的要求，标点和分段规定出更精细的做法，才能达到。各史形形色色的错误如果不能校正，标点也无法准确，即使降格以求，仅仅使它成为一个普通的便於阅读的本子，也是不可能的。

以上意见，以工作小结方法寄给承担点校的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可是这一改变又带来新问题：大大增加了工作量和工作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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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63—1966年，这一时期，外地院校承担的各史由分散点校改为在北京集中点校。

工作方法虽然解决了，然而分散在外地院校点校的各史，常被教学和科研任务打断，时做时辍。这样不但时间没有保证，影响进度，连带地质量也要发生问题，因为不能连续工作下去，会使刚刚搞出些眉目的问题“冷却”，断了思路。我向灿然同志反映后，经他与齐燕铭同志商量，决定打报告给周扬同志(当时主持中宣部工作)，要求把承担点校的有关同志借调到北京中华。此事在周扬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终於实现了，1963年秋冬，先后借调到中华的有唐长孺、陈仲安、王永兴(分担《魏书》的点校)、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点校《陈书》)、刘节、罗继祖、郑天挺诸先生。原在北京的，除傅乐焕先生於后期曾住到中华的招待所工作外，其馀的仍各自在家点校，只是有时候碰头开会，商量问题。点校《新五代史》的柴德赓先生虽也到京，但为了便於向陈援老请教和与点校《旧五代史》的刘乃和先生研究工作，并没有住到翠微路。

这时候，各史都由个人负责，不再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过去以那种方法搞出来的初稿，都重新做过。

这一期间工作进行比较正常，完成了《晋书》的点校和部分发稿(吴则虞先生的点校稿，本在1966年前已部分付排，十年动乱中拆版，后来出版的点校本是经杨伯峻先生覆校和整理后重排的)，《周书》、《南齐书》、《陈书》付型，《北齐书》和《梁书》的点校也基本结束，其它的史都程度不等地做了许多工作，为以后的继续点校打下良好的基础。可是1966年的5月，风云变幻，史无前例的日子到来了。这个月的22日，傅乐焕先生竟在陶然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他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前，我是最后一个与他谈过话的，我并没有发现他有何异常。这一不幸事件给了我极大的震动，我感到这是不祥之兆，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从此《二十四史》的整理即被迫停顿。

过了整整一年，又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1967年5月，当北京的运动搞得最“热闹”的时候，《二十四史》的整理竟昙花一现地恢复了工作。这一年5月的一天，戚本禹的意见传达到当时在中华书局掌权的“革命造反团”，要中华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且可以用“旧人”。於是中华顿时刮起一股“业务风”，掌权的人为支起工作摊子而昼夜奔忙。时光虽然只过了一年，情况的变化却很大，原任点校的同志只有一部分能够借调到中华，另一部分人则由於所在单位“造反派”认为他们的“问题严重”，需要审查清楚，不同意他们出来。於是又从学部系统(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和北京高等院校补充了一部分力量，加上中华编辑部的老老少少，以及虽不在编辑部，却可以胜任此类工作的人，把他们分编成若干业务组。另设秘书组，总管业务工作；序言组，研究并撰写批判性的出版说明。

调自北京的院校和研究单位的，也要到中华来工作，按时上下班。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裏逃避一时，即使在大热天裏来回跑跑，也在所不辞，不以为苦。不过这个局面只维持了几个月，随着戚本禹的垮台，业务摊子又自然解体。

这段时间裏，还有一个小小风波，值得一记。业务组成立不久，就有人提出，在标点上也应当体现出“阶级观点”，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举了许多例证，作为这一说法的论据。随后又有同志提出，校勘记也应该如此，也搞了一份书面材料。对此当时即有不同意见。不过“有问题的人”不敢公然反对，一来没有资格反对，二来怕被人说成是“别有用心”。提出这样的意见的同志无非是想使点校工作也“革命化”一些，跟上当时的政治形势，并无它意；但由此可见，极左思潮在那时候严重到何等程度。这一问题直到1971年的春夏间才算解决。这一年的5月，因《二十四史》将恢复工作，把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人从干校调回，这时出版会议接近尾声。有一位负责中华、商务(此时已合为一家)业务的同志参加了出版会议，他不大了解古籍整理，更不了解这套书过去的情况，有一天周总理将接见出版会议的与会人员，他找我要我谈谈这件事的情况，以备接见时总理询问。

我在谈话中，涉及上述问题。大概因为这关系到“突出政治”，他对此颇为注意。晚上接见，总理果然问到《二十四史》，这位同志在汇报中连带提出了在标点上突出“阶级观点”的事，总理说：不要搞这个了吧，标点只能反映原文的意思，怎麽能体现点校者的阶级观点!这是我后来听说的，原话和细节可能有出入。

从此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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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71—1977年

这是工作的完成阶段。

1971年的继续点校，有文件可据，因此对於它的来历再也没有人表示怀疑。工作开始前，先与上海搞点校的几位代表联合举办了半个月的学习班，以领会文件精神。这一时期的工作有不少变化，表现在：

(1)工作内容与过去不同，把两《唐书》、两《五代史》和《宋史》五种划归上海继续点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组织工作，北京所存有关这五史的点校稿和材料，全部提供给上海参考。北京的任务增加了《清史稿》。

(2)工作方法也有变动，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对本校、他校作了限制，规定只在“点不断、读不通”的地方使用这两种方法，这比第二阶段显然倒退了一步。另一条是版本。异同择善而从，不出校记。细读文件全文，使人感到以上两种改变，目的均在於避免烦琐。因此有些点校者就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校勘记的条数越少越好，校勘记的文字越简单越好，以为这样就符合文件要求，不犯烦琐的错误。北京点校的各史，没有严格遵守以上界限，略有突破，这就是说，本校、他校的运用，不局限於上述范围；而版本异同有非说明不可的，间或也写了校勘记，特别是有些从改的字，表面看来并不“善”，而实际上唯有它是正确的，一般都作出了交代。

(3)参加工作的人员和过去也有不同。

《晋书》，由杨伯峻先生根据新的规定，覆阅修改吴则虞先生原来的点校稿。

南北朝史基本上维持原状，北朝史由唐长孺、陈仲安先生分别负责，南朝史由王仲荦先生负责。卢振华先生下肢瘫痪，不能来京，在济南病榻上还完成了《梁书》的覆阅改订和《南史》的点校。

《隋书》因汪绍楹先生去世，改由阴法鲁先生继续点校。

《辽史》和《金史》因冯家升、傅乐焕先生均已去世，改由陈述、张政烺先生分别继续点校。

《元史》仍由翁独健先生负责，但邵循正先生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全体同志也参加了工作，其中林沉、周清澍等同志用力尤多。邵先生不幸在工作过程中病逝，未能看到《元史》的出版。

《明史》，因71年恢复工作时郑天挺先生尚未“解放”，所在单位不同意他来京，改由王毓铨、周振甫先生继续点校。

新增加的任务《清史稿》，由罗尔纲、启功、王锺翰、孙毓棠先生分任点校，刘大年先生於前期也参加了一段工作。整个《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组，由白寿彝先生任组长，吴树平同志和我任副组长。树平同志后来主要参加《清史稿》的工作。当时中华书局的业务工作，除此之外没有其它的任务。

这段时间的点校工作，周总理曾批示“由顾颉刚总其成”。我们体会，这是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总理通过这一具体事例来体现党对老知识分子的政策。当时顾先生年事已高，身体衰弱，不可能做什麽具体工作。我曾随同陈翰伯同志向他汇报过点校情况，点校组还向他送过两次校样和有关材料。到1975年底，北京承担各史的点校出版工作即基本结束，只剩下《元史》在印刷。1977年底，《清史稿》也全部出齐(此书根据文件规定，内部发行)。

1978年春，最后一种——上海点校的《宋史》出版(此书版权页作1977年11月)，至此全部点校出版工作均已完成。此年5月，由我执笔用编辑部名义写了一篇《用科学态度对待历史遗产》，於5月24日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刊出，作为对点校出版工作的小结。此后《光明日报》又发表了几篇点校者的“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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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说明”问题

从五十年代以来，新的古籍整理本就要求写一篇有分析、有批判的马列主义的出版说明或前言，但在已出的书中，能符合这一要求的可谓寥寥无几。因此怎样写好出版说明，早已成为老大难问题。《二十四史》既为中外知名的史学巨著，而且内容丰富，问题复杂，要写出这样的说明，谈何容易!齐燕铭同志曾表示：对於《二十四史》这样的书，出版说明的分析批判应有分量，切中要害，压得住，如一时写不好，可以暂不写，以后再写。灿然同志当然赞同这一说法，他并且认为编辑部署名的文章要很慎重，必须是能够代表编辑部水平的，论点站得住脚，常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作比喻。《史记》、《后汉书》都作过尝试，写的都不成功，自然没有用。因此，前四史的说明只是介绍了成书经过，作者生平，版本源流，点校情况。《后汉书》还根据灿然同志意见，写的是“点校说明”，以宋云彬先生个人名义发表。他们的这种慎重，在十年动乱中被说成是取消和抵制批判的一种手段，他们的具体意见也成了批判的话题。

1967年短暂恢复工作时，“序言组”倒是颇有些跃跃欲试的姿态，可是不久这个摊子即风流云散，当然没什麽成果可言。1971年继续点校，这个难题又摆到大家面前。第一部付印是“嗡嗡嗡”前已经成型的《周书》，恢复工作后的第一篇说明当然也从这部书开始。此文的中心内容是批判英雄史观，大家正苦於摸不着门径，对於这篇说明基本上同意，提不出多少意见。当时龙潜同志已从干校回京，在“出版口”工作，他对整理《二十四史》颇感兴趣，有时过问一下点校情况，这篇说明自然也送给他一份，请他提示意见。他读后写了这样两句话：这样写固然也可以，不过后难为继(大意)。我心裏很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颇有远见，可是当时只好走一步说一步。

此后陆续写出的说明，批判的内容不是英雄史观便是“天命论”，文章格局也差不多。《梁书》和《陈书》合用的说明掉换一下花样，批起了“唯意志论”，可是印出后不久，在一次传达报告中听到，以后不要批判“唯意志论”，於是重版时又作了删改。当时强调文章要配合形势，“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开展之后，又加入了一些批判“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的内容，不过北京所写的说明还没有吹捧过“法家”。各史说明说法尽管不同，大体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观点全是反动的，为统治阶级(特别是修史时的反动统治)服务的，只是一些资料还有用，但还有不少资料是被歪曲的。

《二十四史》这样的名著评价尚且如此，其它的自然更无论矣。试问，照这样说，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还有什麽可继承的呢?这显然是只批判，不继承。当时“腹非”者大有人在。《二十四史》最近重印时，把批判部分统统删掉了，虽然倒也干净俐落，可是说明显得很单薄，与书的本身很不相称。附带谈谈由说明引起的两件事。一件是1975年的下半年或1976年初，台湾中央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诬蔑我们以整理《二十四史》为名来窜改历史(后来我从日本文章中看到。当时日本的报道也有“改写《二十四史》”之类的提法，究竟怎麽说的不详)，至於究竟作了哪些“窜改”，文章一条证据也举不出，只是抓住《新唐书》的出版说明议论了一番，认为它的论点荒谬，好像这就是我们“窜改”历史的证据。它之所以选中《新唐书》说明作为靶子，我想是因为这篇文章於“儒法斗争”跟得最紧，批判欧阳修的史学观点时，在武则天问题上大加发挥。中国新闻社后来组织我们写文章，以澄清事实。於是由我执笔，用编辑部名义撰写了一篇《整理二十四史的体会》，文内没有点名，内容却完全与那篇文章针锋相对，强调了我们在点校上尊重原著、改字慎重的一丝不苟精神。

此文於1976年4月27日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澳门的《澳门日报》、《华侨报》分别刊载。前一天26日，中国新闻社还以《我国重要历史文献“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已告完成并陆续出版》为题，发了消息。港澳的史学者对此很重视，不久他们即举行座谈，表示赞同这篇文章的内容，并对《二十四史》整理本的成绩和水平作了充分肯定。一两天之后，上述各报又登载了座谈发言摘要，以及牟润孙先生等两三位的专题文章。

另一件事是日本学者小仓芳彦写了一篇《现代中国的二十四史》，发表在《历史学研究》76年12月号，着重分析了各史的出版说明。作者首先肯定了点校本的质量，他说吉川幸次郎在《访华馀录——出版和书店》中的评论所谓它“可以肯定超过乾隆殿本，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标准本”，决非过奖，“《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作为学术上的旷古未有的事业，意义十分重大”。继而作者即谈到，各史的出版说明颇堪注意。他的分析是，“嗡嗡嗡”前出版的前四史的说明，“谨守纯粹的文献学性质的记述范围”，与后来的截然不同。至於“嗡嗡嗡”后出版的各史说明，大致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期，1972年1月至1974年春，《周书》以下几史对於书的评价，“还只是赋予一种消极的意义”，批判的问题，也仅仅是英雄史观、天命论、因果报应之说，等等。第二期为1974年4月后至年末，此时作为中国“政治课题”的“反对‘孔孟复辟’的议论勃兴”，因此《明史》、《魏书》、《晋书》等“对各史‘孔孟复辟’的立场的攻击就加强了”。1975年2月以后为第三期，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 ‘儒法斗争’的观点也一跃而出”，两《唐书》可作为代表。作者特别举出《新唐书》为证，说此书的说明批判了该史作者欧阳修，认为书中歪曲了“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历史真相，“攻击法家路线，否定她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

最后作者归结为，“三个时期的出版说明务虚方式的演变，差不多如实地反映着当时的政治课题的核心”，研究中国的文件和史籍，要善於听出“弦外之音”。由於说明的内容变化非常明显，本文作者又作过认真的比较，所以他的分析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出版，是建国以来我国史学界、出版界通力合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今天，距离这套书的全部出版已经十年，事实证明，新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它已经取代旧本，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被公认为是当前最好的本子。齐燕铭同志在1960年对这套书所提出的超越前人，经过重版时的陆续修改使它成为定本的要求，已基本上做到。然而我认为这套书至少有三点还是美中不足的，其一，1971年后点校的各史，版本对校方面择善而从，不出校记，异文的处理脉胳不清，无异於在旧本之外再增加一种较好的新本，对於研究工作者非常不便。其二，后期点校的书，未能通过本校、他校为读者解决更多的问题，如果没有当时的限制，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其三，个别史的质量还不平衡。不过话又说回来，十全十美的事是几乎不存在的，更何况这套点校本是在雨雨风风中诞生的，能做到现在的地步已经很不容易，怎麽能对它求全责备呢!

这篇文章主要凭记忆写成，事隔已久，有些细节写或记的不够准确，这只好等到来日写比较系统的回忆文章时再作订正。从我个人开始参加《二十四史》工作的时候算起，屈指已近三十年，物换星移，人事的变迁极大，上面提到的不少人如今已经物故。此文撰写过程中，又先后传来翁独健、王仲荦两先生病逝的噩耗。我在追忆这段往事时，不禁感慨万端，对他们寄以深深的怀念。

一九八六年六月

(已收入《回忆中华书局》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