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国学及其当代价值

狂人

近年，关于国学的话题越来越热，朋友们约我作过若干报告，对于这个话题也就有了一些思考，在这里谈一谈，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主要讲四个问题:一、什么是“国学”。二、“国学”包含哪些内容。三、当代研究学习国学主要做哪些工作。四、国学在当代有什么价值。

一、什么是“国学”

“国学”这个称呼从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先用的，我没查考，大约总在一百年以上了。

什么是“国学”？简单地说就是“我国固有之学问”。从明朝万历年间利玛窦来华传教，与我国的徐光启共同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平面几何部分），现代意义的西方学问就输入到我国，到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我国的国门，西方的新学问又一次输入我国，道光二十二年（1842）魏源编译的名著《海国图志》五十卷出版，以后多次增订再版。咸丰十年（1860）恭亲王奕訢奏设京师同文馆，同治元年（1862）正式成立。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在上海创立江南制造总局，同治六年设翻译馆，聘请英国人傅兰雅等人与我国的学者合作翻译西洋科学及军事著作。我手里的《法国新志》、《水师保身法》都是江南制造局刻印的。译介西学这是一次高峰。甲午海战失败后，中国出现了出国留学热潮，尤其是赴日本留学的人数众多。我们讲西学东渐，欧风美雨，也许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接受西方的学问，最大的中介是东邻日本，大量西方书籍其实是从日文本转译过来的，《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可以为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就连英文science译为“科学”也是日本人干的，中国原本是译为“格致”的。这种留洋风气一直延续到中华1949年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到改革开放后又一次出现出国留学的热潮，至今方兴未艾。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引进西方的文化，对不对呢？当然没有什么不对的，人家先进，我们落后挨打，难道还不应当觉醒，学习人家的先进东西吗？可问题又不那么简单，西方的东西不是什么都好，即使是好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适用于我国，有的人跑到外国学习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史，拿了博士学位，在国人面前炫耀来炫耀去，实在令人反感之极。1929年，北大学院史学系学生毕业，国学大师陈寅恪赠了两首诗，其中第一首的前两句是：“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

陈先生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看到中国学生纷纷到日本学习中国历史，感到莫大的耻辱。在这种背景下，在这种心情下，人们开始思考，西方的学问到底如何为中国所用？而中国自己的学问到底还有没有用？这个问题早在洋务运动中就摆到桌面上来了，洋务派人物张之洞提出过一个著名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中国学问为主体，借鉴西方的学问来改造自己，要让西方的学问为我所用，而不是取代我们中国的学问。这里出现了两个概念：“中学”、“西学”。所谓“中学’即“中国的学问”，所谓“西学”即“西方的学问”。中国的学问也就是“国学”，西方的学问也就是“西学”。其实西学包括一切外国学问，因为主要大国在西方，所以用“西学”为代表。很明显，“国学”就是中国的传统学问，也叫“旧学”，与“新学”相对。“国学”这个称呼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什么时候对外开放，什么时候就会出现因反弹而产生的“国学热”。可以体会到，今天的国学热正是在改革开放反弹出来的，是势所必然。

二、“国学”包含哪些内容

我手边有国学概论性质的书六种，开列如下：

1、章太炎《国学概论》，是1922年应江苏省教育会之邀请，在上海讲授国学时，曹聚仁的记录，印行过三十几次。

2、王易《国学概论》，1931年撰写，我的本子是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印的，黄侃题写的书名，汪东写的跋。

3、谭正璧《国学概论讲话》，1933年作者写的凡例，我的本子是1936年上海光明书局第五版印本。蔡元培题写的书名。

4、李时《国学问题五百》，有1934年原序，1935年冯梅先的再版序，1935年北平君中书社印本。

5、张振镛《国学常识答问》，商务印书馆1935年初版，我的本子是1936年第四版。

6、锺泰《国学概论》，1936年卢前序，1936年自序，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

除了太炎先生的书以外，其余都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半期，这类书籍在当时数量非常大，有的书例如上面的《国学常识答问》居然在一年之内出过四版，可见那时国学受重视程度和普及程度之高。那时培养起来的学者，后来有不少人就成了国学大师。明白了这一点，也许我们能够进一步明白为什么今天出不了国学大师，因为根本没有按照国学的模式去培养大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总是事实吧！我这六种书的后五种，是一次性在琉璃厂选购的，当时我在考虑，如果有一天要开国学概论课，还可以拿来混饭吃，不想派上了用场。我们从上面所列的六种书中可以了解当时“国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

我初步总结了一下，以上这六种国学概论，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照着中国传统的古书分类经、史、子、集来讲的，尽管有些变通，比如把属于“经部”的“小学”（即中国古代语言文字学）独立出来，再比如把原来排在“史部”之后的“子部”提到“史部”之前。把“子部”改成“哲学”。把“集部”改成“文学”等。都只是表面的修饰，没有改变四部分类的学术框架。西晋时期刚刚产生四部分类法时，子部（当时叫乙部）就在史部之前。清代乾隆皇帝曾命令大臣纪昀等人修了一部庞大的《四库全书》，包括中国古书三千四百多种，分为四个大部分：经部、史部、子部、集部。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学问几乎都包括在其中了。过了一百多年，学者们讲国学，实际上就是按《四库全书》框架讲授的。或者可以这么讲，所谓国学，大抵已包括在《四库全书》当中，《四库全书》是研究学习国学的比较全面系统的资料库。《四库提要》当然成了国学的纲领。按照当时国学的框架，有关国学的基本典籍也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定了，它们是：

1、经部：包括儒家的经典：《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孝经》、《论语》、《孟子》、《尔雅》，以上共13种，称“十三经”。宋代朱熹把《论语》、《孟子》以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汇成一个整体，叫《四书》，作了简明扼要的注，叫《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从此也成了经部的重要支派。宋元以来有“四书五经”之说，那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易》、《书》、《诗》、《礼记》、《左传》。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书籍，是国家指导思想的依据和判断是非的依据。这些书大都是孔子曾当作教材的，或者是孔子后学编撰的。有人对这些书不满意，就会受到严厉惩罚。明朝李贽曾表示，如果我们都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那天下就没有是非了。李贽因此被认为是疯子。其实李贽是对的，天底下哪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呢？马克思没有到过中国，自然也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也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其实，一切外来的东西也都无一例外地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记得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时，我觉得不理解，难道实践是检验的标准，还要讨论吗？后来才明白是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与李贽是一样的。

经部中有个独特的小类——小学。小学就是识字之学，古人从小识字，所以称识字之学为小学。包括讲字形的文字学，如《说文解字》等，讲字义的训诂学，如《尔雅》等，讲字音的音韵学，如《广韵》等。由于古人认为识字的目的是为了读懂经书，就是说小学是经学的工具，因而也就放在经部了。但是国外语言文字还是独立的学科，所以这几十年来，逐步把古代语言文字学独立出来，归属于语言学了。

2、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传记、地理、政书、目录、金石等类。其中顶顶重要的要数正史了。什么叫“正史”呢？正史是指封建帝王认定的前后衔接的一套“二十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金史》、《辽史》、《元史》、《明史》。也有加上北洋政府时修的《清史稿》称作“二十五史”的。这一组史书有显著特点，那就是内容前后相连，把中国从上古到近代的历史不间断地记录下来了。世界上有若干文明古国，如古希腊、古埃及、古罗马、古印度，他们都没有这样完整系统的历史，只有中国历史是没有中断过的。中国不间断的历史不仅对中国有用，也对中国周边国家民族有记载，匈奴的历史在二十四史中有不少记载，如不是中国历史记载，匈奴史就不清楚了。中国是文明古国，但不称“古中国”，因为中国古今是一贯的，中间不曾间断。所以二十四史不仅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是世界的宝贵遗产。过去曾经批判二十四史，认为不过是帝王将相史。我认为帝王将相史并没什么错，即使今天修史，也不过是帝王将相史的发展与演变。所谓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只能是一种理论或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一个人物就是毛氵东，他是人民的领袖，也就是国家的元首，就国家元首这一点，与封建皇帝的身份是相当的。所以我们不仅要修《清史》，还要修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这是人类历史的大事，谁有资格中断呢？

    宋代有位司马光，修了一部《资治通鉴》。为什么修这部书呢？因为二十四史是纪传体的，纪指帝王的生平行事，传指大臣和历史人物的生平，总之都围绕着人来叙述。例如项羽和刘邦争天下的过程，在《史记》中分散在《高祖本纪》、《项羽本纪》、《萧相国世家》、《留侯世家》、《淮阴侯列传》等篇中，理不出先后线索。司马光就把所有的大事按年叙述，把整个历史按年月先后逐一叙述出来，成为编年体史书。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宋代又有一位史学家袁枢，把《资治通鉴》这部书按一个个故事重新编排。例如安史之乱，历时多年，按编年体逐年叙述，必然与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搅在一块。袁枢把安史之乱的内容单独挑出来，逐年叙述这一件大事的过程，就极为方便阅读了，这叫纪事本末体。袁枢的书叫《通鉴纪事本末》。

    还有杂史，也叫野史。什么叫“野史”呢？不是朝廷命令修的，在野的，就是“野史”。有些事，朝廷不想说出来，或不便说出来，野史中记下来了。还有些事太小，朝廷正史顾不上，也被野史记下来，这就保存了更多的历史。当然野史也有道听途说，不可信的。例如顺治帝有个董鄂妃，被传为秦淮名妓董小宛，经孟森先生考证，是不可信的。董小宛死于顺治八年正月初二日，活了28岁。顺治帝生于明崇祯十一年，这年董小宛十五岁。董小宛去世时，顺治皇帝才十四岁，是董小宛年龄的一半。董小宛死在如皋冒辟疆家，葬于影梅庵，史有记载。还有一件事是孝庄皇太后下嫁多尔衮，传得很广，但是经孟森先生考证，亦不存在。野史中有些记载是事实，但要设法确认。例如光绪皇帝之死，当时野史就怀疑被人害死，近年经过专家组的化验，证明光绪帝确实是被人毒死的，未来的《清史》大概要写进去了。可见野史是要分别对待的。当然正史也并不全可信，但比起野史，就重要得多了。

3、子部：包括儒家、墨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术数、杂家、小说家、释家、道家等。

    儒家的经典已进入经部，没入经部的则入儒家，例如《荀子》。宋代二程（程灏、程颐）、朱熹等人，明代王阳明等人，都是大儒，他们的部分著作也归儒家。墨家的代表作是《墨子》。兵家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法家的《管子》、《韩非子》、《商君书》。农家的书传下来的少，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比较有名。医家有《内经》、《神农本草经》等。杂家有《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小说家有《搜神记》、《世说新语》等。道家则有《老子》、《庄子》、《列子》等。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历法、数学都很发达，有关成果也在子部，叫“天文算法类”。

4、集部：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经》已被列入经书。现存比较早的文学总集是梁昭明太子的《昭明文选》。清代康熙年间编的《全唐诗》也很有名。个人的作品集比较有名的如《陶渊明集》、《李太白集》、《杜工部集》、《白居易集》、《欧阳修集》、《苏轼集》等。诗歌散文之外，还有词曲。宋词如辛弃疾《稼轩长短句》、李清照《漱玉词》都很有名。戏曲则有关汉卿《窦娥冤》、王实甫《西厢记》、孔尚任《桃花扇》等。还有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都是深受读者喜爱的名著。

    除了以上经、史、子、集以外，非儒家系统还有佛教、道教的大量文献。佛教的结集为《大藏经》，道教的结集为《道藏》。佛经虽然来自印度，但经翻译成汉语，并经过长期流传，已经变成了中国传统学问的一部分，汉译佛经有1600余种。《道藏》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的文献结集。据任继愈先生主编的《道藏提要》，明正统《道藏》和万历《续藏》共有1473种。这两大门类也应是传统国学的组成部分。

以上六部分在后来逐步形成的大的学科门类有：中国经学、中国史学、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佛教、中国道教，加上中国语言文字、中国科学技术史，已经基本上涵盖了国学的内容。

三、今天研究国学主要做哪些工作

    我想，从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年间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实际情形来观察，当代国学的主要工作在以下几个方面：

    1、普查整理保护古籍

国学既然保存在经、史、子、集、佛、道六大部分典籍中，那么对这些典籍进行调查、整理、保护应当是基本工作。如果这些典籍失传了，再去研究就没有依据了。三十年来这方面的成绩很大。例如：

（1）《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历时十余年，参加工作者两千余人，收入全国八百多个图书馆的善本古书，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古书善本的普查编目工作。

（2）《二十四史》标点，这也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大规模的古籍校点工作。

（3）《四库全书》影印，《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影印。三者相加，有一万多种古书，是研究传统国学的最大的资料库。

（4）《中华再造善本》，把宋元版古书七八百种影印出来，宣纸仿真，是对国学典籍保护流传的一大贡献。

（5）《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全元文》等大型总集的编纂出版，使古典诗文词的结集取得长足进步。

（6）《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的编纂出版，是对甲骨金文资料的系统整理结集，意义重大。

（7）《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影印，把汉译佛经的古本编辑缀合起来，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

    2、对古书进行新的注释

例如杨伯峻《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列子集释》，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季羡林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等等。

    3、对重要典籍进行专门研究

例如沈玉成《左传学史稿》，刘起釪《尚书学史》，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及崔富章《续编》、王锷《礼记成书考》、赵伯雄《春秋学史》等等。

    4、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专题研究

例如陈寅恪《柳如是别传》、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焦桂美《南北朝经学史》（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等等。

    5、普及国学知识

例如在青少年中传授《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办书法、国画辅导培训班，把主要的古书如《周易》、《诗经》、《左传》、《礼记》等译成现代汉语，使更多的人克服语言障碍，领会国学知识。古文今译，就普及角度讲，是有益的，谁反对也反对不了。但有些书不适合今译，如《尔雅》、《广韵》，就只能读原书，没法硬译。

四、国学的当代价值

这个问题没有统一答案。我的意见仅仅供大家参考，既不全面，也难说恰当。

1、国学是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的主要标志，不了解国学，就不知道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对自己的国家就缺乏认识。就像一个人不认识他的家，不认识他的父母。

    2、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思想在当代文明建设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大同思想，忠、信、孝、悌思想，修、齐、治、平思想，都具有积极意义。儒家教育思想更是宝贵财富，例如因材施教、温故知新，都活在当代的教育之中。我觉得大同思想、修齐治平思想，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很高，应当发扬光大。还有孝，是我国文化的精华之一。我在一次出差时，因没书看，买了一本减价的《富兰克林自传》，觉得很好，适合青少年看，回来推荐给儿子，儿子很快看完了，告诉我：“爸爸，这本书很好，只是有一条不好，富兰克林很少提及父母，更没有为父母做什么，外国人不孝顺。”我很吃惊他的敏锐，同时也是深深体会到“孝”的可贵。

    3、诸子百家思想与学术对当代文明构建也有重要价值，例如《墨子》的“兼爱”、“非攻”，《孙子兵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思想，都具有世界意义。管子的经济思想，医家传下来的大量中医验方、经络理论等都在当今发挥有益的作用。我觉得孙武打了一辈子仗，最后确认为不打才是最高明的。他是军事家，同时也是哲学家，他的军事实践上升到了形而上学。巴顿没有达到这一点，所以没仗打了，就消沉下去，无所事事。孙武才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军事家。

    4、“二十四史”是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以史为鉴”绝不只是一种口号，中国之所以延续如此长久，与中国的政体分不开，这对稳定当代社会有一定借鉴意义。历史上多民族的团结，也是维护当前国家统一的历史借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结果是诸侯大于天子，形成春秋战国的分裂状态。秦统一了天下，儒生们都要他分封，我觉得秦始皇最明白该不该分封，从他的角度看，儒生们简直可笑。当然秦始皇的手段不可取，焚书坑儒，留下骂名。西汉又翻过来了，分封诸侯，结果吴楚七国之乱，晁错被杀，削藩成了西汉前期的重要任务。后来的朝廷大概看明白了，没再犯分封的毛病。明代没把握好，分封了，结果燕王打到南京，夺了权，后来对藩王的管束十分严厉，为什么？历史已告诉你了。清代的王爷，在京城连会客都很小心，也是管得严。历史就是老师。所以，中国人如何才能把国家管好，美国人永远是吃不透的，他们要当我们的老师，在如何能够维护中国的统一这个问题上，他们还不够格。

    5、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在当代仍是为人民提供精神食粮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从神话的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到《诗经》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到唐诗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到宋词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到四大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到公案小说的《包公案》、《海公案》，无处不见传统国学的存在。当人们摇头晃脑、吟咏唐诗、谈论包公的时候，那种享受绝不亚于吃一顿大餐。

    实际情形是，西学是必不可少的、发展国家的新营养，正如棉花和地瓜传入我国一样，一切有利于我国发展的先进的东西，我们都应当学习引进。但是，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并不会因此被淡化，而是有选择地被延续下来。正如对外来的东西有选择一样，我国传统的东西也必然会有选择地往下传。因此，我们对国学，也要在学习理解的基础上，有所分析，有所鉴别，汲取其中有益的东西，以丰富当代文化的内涵。那些对传统文化会丧失的担心是多余的。其实，对中国文化，全世界人民都是重视的。中国的文物、中国的古书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被作为重要的收藏品，毫无疑问这是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大宋提刑官》是在宋慈《洗冤录》基础上改编发展而来的，该连续剧受到广泛欢迎，说明中国当代观众的口味仍是传统的。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有不小的差别，但其内核是基本相同的。我们应当相信，国学的传承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那些夸大传统国学危机的言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学术界一部分学者加强国学研究，也是他们自觉、自愿的行为，既不是为了迎合什么政策，也不是为了消除什么危机。正如有的学者选择了研究核物理一样，这批学者选择了研究国学。国学的延续有其内在的魅力，这种内在的魅力正是中国文化延续不断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我们应当坚信不疑并且引以为自豪的。五四以来批判孔子不是一回两回了，批倒了吗？没有。毛主席不能把孔子批倒，别人就更别想了。

2008年7月22日初稿

2009年2月28日改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