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允吉：上海参与点校本二十四史整理的往事

狂人

　　口述/陈允吉 整理/黎文

　　“文革”中点校二十四史，上海参与的是《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五史，复旦大学承担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点校。

　　“文革”中点校二十四史的往事，我现在还能回想起不少。上海参与的是《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五史，复旦大学承担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点校。我主要参与《旧唐书》的工作，了解的情况比较多。《旧五代史》了解不多，只在看清样阶段，胡裕树先生让我帮忙看过一些。

上海点校二十四史的缘起

　　大约1969年左右，所谓的“斗批改”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复旦中文系，看起来总体的态势，是要给系里原有的师资结构来个大换班。老师们主要去了三个地方：去奉贤五七干校，去印刷厂参加劳动，教育方面只有少数人去了五七文科试点班。我当时得了肺结核，在叶家花园（上海肺科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出院回到中文系后参加了整党。当时医嘱允许我“轻度工作”，系里领导说，干校那里空气新鲜，对你身体大有好处。于是我就去了干校。大约过了3个月，到1971年春，忽然接到通知，要求王运熙、许宝华、刘季高三位先生和我回上海参加二十四史点校。我们四人回到学校，次日就去中文系集中，发现其他不少老师也都在场，包括胡裕树、朱东润、吴文祺、张世禄等几位老先生，还有周斌武、顾易生、徐鹏、丁锡根、张万起、周维德、叶盼云等中年、青年老师。中文系工宣队和我们讲得比较直接，说：现在毛主席把整理二十四史的工作交给上海了，很光荣的，很重要的，你们好好做。我们的点校队伍主要来自五七干校和印刷厂，像胡裕树、徐鹏、周斌武、顾易生、张万起等几位都在印刷厂。朱东润和张世禄先生基本是“靠边”的，年纪大了，平时让他们在家呆着，需要的时候就让他们来接受批判。吴文祺先生被认为政治上比较好，他相对自由些。历史系派了徐连达、苏乾英两位老师参加点校组的工作，名单中还有陈守实先生，陈先生当时还在哲学系编批判先验论的材料，要过段时间来；另外一位周维衍先生，他好像是史地所的支部领导，后来因为要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没有和我们一起参与点校。

　　等历史系的老师也都来了，大家相互认识一下，就着手准备二十四史点校的具体工作。最初，老师们先集中起来学习，认识一下这项工作的意义。几天以后，上海市里把几支队伍集中起来，除了复旦，还有华师大（中文系、历史系为主）、上海师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所。当时朱永嘉是上海市革委的常委，后来又当了市委常委，教科文卫的工作都是他在抓。他给大家作报告，并不像系里工宣队讲得那么直接，也没有指明这是毛主席交给的任务，不过大家从他讲话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以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就由上海来搞了。我们觉得能参与这项工作挺好，毕竟“文革”搞了好几年，业务也荒废许久，趁着整理二十四史，还能够多看看书，是个好机会。

　　说是说毛主席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我们了，但当时大家心里也没少琢磨。毕竟上海文学界、史学界的情况我们心里有数，到底有没有能力把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整理工作全部承担下来，我们自己是挺怀疑的。那时候我住在复旦大学第八宿舍，有一次和潘旭澜老师闲聊，总觉得上海文史力量不够，要完成二十四史点校是挺困难的。上海当然也出了一些很有成就的史学家，比如吕思勉、谭其骧先生，但总体上没法和北京比。潘老师说：如果从文艺界来说，上海比北京是有“明显差距”；那么从史学界来说，则上海不过是北京的“一个零头”。另外，北京是首都，学术上可以调配全国力量，上海没这种能力，我们这些人整理二十四史，大多数还从未接触过此类工作，完全靠自己摸索，不知道要搞到什么时候。反观北京，整理前四史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由北京来主持整理是有连续性的，在上海搞就得另起炉灶了。

　　具体工作一直没定下来，就这样大约又过了半年。当时上海的出版界全部打乱了，比如原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改称“解放出版社”，整个上海的出版机构统称为“上海出版系统”。二十四史点校也是由上海出版系统组织力量来推动的。其间的一项工作是，挑选了两卷史文让我们试标：一卷是《旧唐书·高祖本纪》；为了帮助我们熟悉少数民族的部分，另一卷是《明史·鞑靼传》。试标对我们后来的标点工作蛮起作用，主要是明确了分段、标点、校勘的体例以及校勘记写法。点校对当时我们大部分人而言是一项新工作，大家相互讨论也较多。我们组里，吴文祺先生知识面广，他对语言学、文学都熟悉，对文献、典章制度等也很在行，我们碰到问题总是请他拿主意，所以这阶段吴先生的工作弥富指导和示范意义。骈体文应该如何标点，问号、书名号等如何表示？正文和引文的分段分别如何表示，引文的首行及以后每起一行各空几格？吴先生研究现代汉语，提供了一些好的意见。王运熙先生熟悉唐代文献，对其中的历史记载、社会状况和俗语等，他都很熟。写校勘记要涉及很多史料，比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第一次出现总是用全称，后面出现就要用简称了，《册府元龟》究竟是用《册府》还是《元龟》呢？过去两者都用，二十四史整理中就定下来用《册府》了，《文苑英华》则简称《英华》，还有《太平御览》应称《御览》，不能称《太平》，毕竟还有《太平广记》嘛。总之这些细节都慢慢熟悉、统一起来，点校组也慢慢进入了古籍整理的氛围。这个阶段还讨论过一个问题。当时受到“文革”初期大批判的影响，上海高校内有部分同志提出，二十四史的整理如何体现打破封建王朝体系。“看看那些正史，把封建王朝写得那么庄严堂皇神圣，我们可以承认这种神圣吗？要打破，不要按照正史的思路，可以乱一点。”这个问题在绍兴路8号集中讨论过一次，有些同志发言振振有词，但很多同志是不同意的，认为如果按照上述办法去做，被搞乱的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体系，而是我们自己的点校工作。最后由于主张“打破”的人不多，也就不大提这个思路了。

总理说，上海、北京两地可以分分工，不要搞重复了

　　大概到1971年夏秋之间，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批示传达来了。当时姚文元给总理打报告，讲得比较含糊，就说二十四史很重要，应该整理出来。他不讲北京在整理前四史时已经做过扎实的基础工作，只是含糊地表示毛主席已经知道这件事。他大概是想把二十四史的整理全部转到上海来的。总理很快批示：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都要整理，由北京中华书局负责，并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顾先生闻此消息，觉得蛮好，但他提出不仅要整理正史，也要整理野史。国务院出版口和中华书局表示，现在还是集中力量先把正史整理好，野史可以放到以后再整理。二十四史的整理要使用现代标点；校勘主要是针对传本文字中的讹、舛、衍、脱，在读不通、点不断的情况下出校并写好校勘记，原则上不作异同校。出版口把这些意思汇总后上报给毛主席，毛主席马上批复表示同意。

　　当时的情况我们也比较关心，总觉得从事情的全过程看，毛主席并没有把二十四史交给上海的意思。还有，上海已经组织了这样一个整理班子，姚文元也并没有告诉毛主席和周总理。“文革”以前，整理《资治通鉴》和前四史，主席和总理都知道，吴晗、顾颉刚先生都参与过，所以要整理二十四史，还是由北京中华书局负责更合适。但当时上海出版界也有人向总理汇报说我们上海也有一套准备点校二十四史的班子呢。总理就说，上海、北京两地可以分分工，不要搞重复了。在这个背景下，中华书局和上海出版系统一起商量，就把《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五史转到上海整理。当时很多老师觉得，总理真好，襟怀坦荡，顾全大局，为人光明磊落，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和崇敬。“文革”期间，凡是媒体报道总理的各种情况，大家都是很关心的。相反，姚文元、朱永嘉的所作所为，让人感到路子不是很正。这些人经常用闪烁其词的伎俩来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不管怎样，大家很快在主席和总理的批示下重新统一思想，投入工作中了。

　　这项工作主要由国务院出版口（后来的出版总署）主管，由副署长陈翰伯负责，具体由北京中华书局组织，负责人是50年代在复旦做过新闻系主任的丁树奇。顾颉刚先生虽然是总理提名的总其成，但毕竟年纪大了，中华书局考虑让白寿彝先生帮助处理一些具体事务。在整个二十四史点校工程中，实际起到最主要作用的人，是中华书局的赵守俨先生。他当时是中华书局的历史组组长，投入了大量心力，几乎每部史都包含着他的精神劳动。从布局上看，北京当然是最主要的，上海承担五史，山东大学王仲荦先生主持南朝诸史，武汉大学唐长孺先生带着助手陈仲安主持北朝诸史，南开大学郑天挺先生负责《明史》，内蒙古大学翁独健先生负责《元史》。

　　1971年秋，上海派了一个工作小组去北京，和中华书局讨论落实任务。复旦王运熙、华师大李国钧、上海师院裴汝诚、出版社方面叶亚廉，四个人去。上海五史的分工，复旦承担了《旧唐书》《旧五代史》，华师大承担了《新唐书》《新五代史》，《宋史》由上海师院和历史所负责，历史所队伍精干，有方诗铭、汤志钧、刘修明等。参与者名单还是挺好看的，有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学者，比如华师大有徐震堮、戴家祥、赵善诒等，宋史中最有名的是张家驹和程应镠，罗君惕的文字学是很好的。中华书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待人诚恳，对我们帮助也大。上海五史部分，北京其实已经做了部分先期工作了。比如《旧唐书》，“文革”前，陈乃乾已经带了几个年轻人花过相当的功夫，他用的是惧盈斋本，已经初步标点过一遍，校勘也做了一些。赵守俨先生把陈乃乾的工作本交给上海，并建议我们可将它作为《旧唐书》点校的工作本。百衲本《旧唐书》毕竟是残本，他觉得惧盈斋本作为一个工作本还是可以的，当时惧盈斋本还没有明确成为底本，但实际处理中就是作为底本用的。张元济、张森楷先生做过的《旧唐书》校勘记资料也都提供给我们。张森楷的校勘记注力甚多，有他自己的看法。还有龚道耕的《旧唐书》校勘记，只有一卷，有些条目很见功力。除了校勘方面的，还有一本王先谦的《新旧唐书合注》,用毛笔写的一个抄本，也用了新式标点。这些材料都很好。我们整理《旧唐书》的主要功夫就放在句读、标点上，最怕破句，有了这些材料，就可以对照着看。我在这方面投注了较多精力，的确核对出不少问题。《旧五代史》也有不少材料，陈垣和刘乃和先生做过的本子，北图的刘本、孔本等善本，全部装箱运到上海。我去看望蒋天枢先生，他对我说：《旧五代史》这个本子是援庵先生和他很有学问的学生一起搞的，你们就完全按照他们的意见来整理，不要改来改去的，反而要弄坏。

　　上海几个组分别有负责人。华师大是李国钧，上海师院是裴汝诚，历史所是臧荣炳，我们这个组系里安排我做组长，胡裕树先生做副组长，许宝华先生是党小组长，后来宝华调回系里主持语言教研室的工作，党小组长就由我兼任。胡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做组长觉得不好意思，但当时是“文革”，大多是让年纪轻的人出头。能和系里的老先生们一起工作，是很幸运的。我读书时不是班干部，做过三门课的课代表——王运熙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唐宋段、赵景深先生的元明清文学、蒋天枢先生的楚辞研究，做课代表的好处是和老师接触机会多，便于请教。点校二十四史差不多用了五年时间，我也和老先生们有很多接触，充实了自己，业务上的进步也比较迅速。那时候蒋天枢先生看我们，就觉得我们还是小孩子。他说：你们点校二十四史挺好，但是像你们这样的老助教（因“文革”中不升职称），参加这项工作，要求已经是很宽的了，希望你好好努力。这类场景回想起来还是很感动的。上海五史的编辑、出版和投资，都是上海出版系统大力筹划的，具体工作反映在当时的一本出版通讯上。出版系统来往送材料主要靠摩托车。开会不多，一年三四次，集中讨论解决一些问题。开会一般是我、李国钧、裴汝诚、臧荣炳去。中华印刷厂有时也有一位姓潘的同志来参加，他是排版车间的负责人。我去过几次印刷厂，一个专门管排版的老师傅姓杨，和潘是同母异父的兄弟，我们都是无锡人，所以还能和他们攀一下老乡关系，请他们排得快点。上海出版系统召集我们开会的地方开始时在绍兴路8号，原来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后来搬到57号，那里还有个小花园。回想起来，上海出版系统和我们的合作是很愉快的。

“文革”期间的苦中作乐

　　点校二十四史的工作是经毛主席批示的，所以学校十分重视，也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方便。最初的工作场所在复旦图书馆（现在的理科图书馆，过去复旦的图书馆不分文理），当时图书馆不对外开放，楼上西边的阅览室隔出六分之一给我们用，显得相当宽敞，南北两头有大窗户，夏天通风很好。过了一年多，学校恢复招生，图书馆要让出来，我们搬到学生宿舍的4号楼，靠北边二楼给我们四间房，南、北各两间。这个楼建造比较晚，本来是为越南留学生造的，后来越南留学生回去了，我们学校里自己的学生也用，中文系学生住宿在那里的比较多。最后还有一年多时间，搬到四川中路133号上海新华书店总店。

　　另外，学校为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借书条件。我们要什么书就去学校图书馆大库里挑选，挑完了放在一个大箩筐里拿到图书流通处，把书卡抽出来，盖上二十四史组的专门图章，就可以拿到我们工作的地方用了。开始几年还有个资料员帮忙，老师们也不用亲自去借书。当时办公用品、市内交通等，都是系里经费报销的。文化生活还比一般同事稍丰富些。1971年以前，学校里的教师几乎是没有文化生活的，最多自己偷偷看书，相互之间也不谈学问。工宣队刚来的时候，对政治学习还抓得比较紧，后来老师们和工宣队都疲掉了。每天的学习都是把老三段读一下，然后开始讲“山海经”，讲从《参考消息》上看来的内容，讲从街头巷尾听来的各种消息。“文革”中我们系里稍微上点年纪的老师都受到冲击，资格越老，风险越大。自从来了点校组，大家普遍感到，这里的日常工作是与自己的爱好基本相契的，政治学习以外还能做做学问，殊足令人感到欣喜，人在不允许你做学问时，总觉得能够做学问是很珍贵的，所以我们在精神上和身体状况上都觉得比较适应。这样的学术环境，当时其他老师恐怕是没有的。像校勘所涉及的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我们逐渐投入以后，也会感兴趣，也会有收获，相互讨论，津津有味，气氛很好。有时也延伸开去谈谈相关的学问。我们谈到武则天，《旧唐书》的武后本纪的“史臣曰”多有称赞，肯定她重用狄仁杰，信任魏元忠、李景俭等大臣，但《新唐书》观念正统，对武后否定得比较厉害。刘季高先生特别强调，武则天时代很尊重女权。他话音刚落，师母打电话来问：“有个亲戚要来，你看住家里好不好？”刘先生用带着几分严厉的语调说：“嗯？你怎么这样自说自话做决定啊。”其他老师就开玩笑说：您不是刚刚还在提倡女权吗？

　　书法是我们当时常常讨论的话题。朱东润先生是我们学校里字最好的几位老先生之一，他和郭绍虞、王蘧常先生都是书法名家。顾易生先生是朱老的研究生，他写赵孟頫\体，字也好看。周斌武先生开始写褚遂良体，朱老建议他练练李北海的字，周斌武临李邕的《云麾将军碑》，不到一年，进步明显。苏乾英先生对书法也很感兴趣，他长期在暨南大学工作时，很注意收藏，解放前他经常去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上淘一些藏品，买来时都不算很贵。他有一幅钱大昕的书斋“泽兰书屋”的字，常拿出来给大家观赏。他还藏了很多黄宾虹的画，因为两人曾同在暨南大学教过书，午休期间，苏先生就买些纸请黄先生随意画画，因为随便，反而更有自己的风格。苏先生有很多日本刊印的书法文献资料，很注意讨论书道。周予同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文选》，封面上的字就是请苏先生写的。苏先生的字不是最美观，但不俗。朱先生说：老苏虽称不上书法家，但可以称书道家。书法必然和诗相联，苏先生喜欢写诗，懂平仄，有时候写古体。我们二十四史组自己搞了个壁报，苏先生写了一首“劳动最光荣，剥削最可耻”的古体，这和他出身低微有关。苏先生年轻时当过苦力，所以对劳动是一直赞美的。章培恒先生有次和我讲，他带学生去《文汇报》实习，看到老苏投到报社的一篇诗稿，署名“苏乾英”的后面，还用括弧注明自己是“贫农出身”。我们的壁报常常请周斌武、顾易生写，内容虽不免和当时主流思潮相似，但至少形式上很好看。我本来不懂书法，听苏先生讲怀素的《自叙帖》《苦笋帖》，听周斌武老师讲他喜欢的杨凝式的《韭花帖》及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耳濡目染也增长知识。这样的氛围对书法常识的普及很有帮助。而旧体诗创作在“文革”中也很难见到。有一年国庆，组里有人提议搞个唱和。顾易生老师用先韵先作一首，他的老师朱东润先生用步韵也作一首，然后胡裕树、苏乾英、周斌武老师和我每人各作一首，内容当然都是同欢度国庆有关的。

　　大约从1971年到1976年，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我们没有放过一次寒暑假。大家在一起工作了5年左右时间，气氛融洽。刚开始时，组里的工宣队队员陆荣芳师傅，对老师们比较客气，他主要关心一下政治学习进度，并努力帮大家解决一些工作条件方面的问题，两年后他就调回工厂了。1973年冬到1974年春，“批林批孔”，压力便随之增大。当时我们系工宣队让朱东润先生在一次开会时先发言。朱先生很认真，想讲得生动一些，他讲韦编三绝，讲得大家都笑。讲完后，工宣队就宣布，朱先生的讲话有很多问题，叫大家批判。然后，从教师会议到全系大会，批了好几次。对朱先生本人的批判过后，矛头转向二十四史组的路线方针问题。当时我们点校组老先生多，陈守实、朱东润、张世禄、吴文祺等，都七八十岁了，苏乾英和刘季高两位，也有六十多岁了。他们“文革”初期已经劳动够多了，所以一直安排他们干点轻活。有的人认为我们的安排犯了方针路线错误，要让工农兵学员来对此进行路线分析。我当时也觉得压力很大，和他们商量：路线分析就不要人人都听了，我们毕竟还要点校的，还是由我来听，然后回去传达吧。于是上纲上线，没完没了地分析。另外，当时要安排“战斗任务”，我们点校组其实已经不少人回系里去了，但还是不断来要人。我当时的想法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在学校里总不太平的。我们和上海出版系统领导商量，能不能集中起来，赶赶进度。中文系的主要领导挺关心二十四史工作，也同意我们搬出去。当时书店系统都是出版局管的，我们开始找了福州路外文书店楼上，屋子又暗又低，阳台栏杆也锈得厉害，不安全。后来，找到了四川中路133号新华书店总店二楼的一个大房间，条件很好。苏乾英先生说，这里本来是比利时的卜内门洋行，房子造得很考究，很早就装了电梯，弹簧门关上时总是慢悠悠的，地板是一色的打蜡地板，屋子里采光非常充分，窗子外还有很长一段台阶。特别是这里的食堂不错，我们于此搭伙非常满意。当时不少老师已经如惊弓之鸟，远离学校，才慢慢平静下来。当然，政治学习还是不能放松，否则会落下把柄。我们还请了哲学系的尹大贻、政治课教研室的苏东水等老师来作报告。朱东润先生已经七十几岁了，总支同意他不用每天来上班，可以待在家里自学毛主席著作，或者做点业务工作。政治学习时，我们请朱东润先生来发个言，并且帮他记录整理一下，交给总支，以显示朱先生积极学习颇有成效。我和周斌武老师身体还好，在学校和四川中路之间来回走路上下班，当做锻炼身体。劳动也参加一些，帮食堂干一点活，对老先生而言，负担也不是太重。到“文革”快结束时，组里老先生都基本落实政策了，都是人民内部矛盾。粉碎“四人帮”后，大家终于得到了精神上的解放。

人来人往的点校过程

　　《旧唐书》的点校，一开始复旦的相关老师全部投入初标，有近20人。说是初标，实际已经有陈乃乾的惧盈斋本点校基础可参考了，我们的工作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我们当时对校勘的掌握，受陈乃乾的点校本影响比较大。当时北京给我们的材料中，还有中山大学刘节的《旧唐书》点校材料，有二十七卷，用局本作底本，只能算是试标稿，参考价值有限。初标分成三个小摊子进行，基本是三四个人一组，或两两一组，相互讨论。开始进度比较慢，就这样做了几十卷，大家对点校工作有了基本掌握，于是采取两个人合标一卷的办法继续做下去。差不多从1971年到1972年秋冬，初标基本结束。

　　到1972年暑假过后，就不断有人离开点校组。第一个走掉的是吴文祺先生，他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大好，上海市又要他去做政协的工作。大概到1973年，跑掉了更多人。这一年我们开始通读《旧唐书》，由王运熙先生、我和后来加入的徐鹏先生负责。这时其他人已经都转去做《旧五代史》的初标了。说是通读，实际上不知读了多少遍，因为参加初标的人多，体例不统一，改来改去，有些还改错，所以不得不翻来覆去地读。朱东润先生是把《旧五代史》和《旧唐书》全书都通读过的，他读起来快。当时系里要恢复古典文学教研室，王运熙先生担任教研室主任，系里一定要他回去主持教研室工作。商量下来，王先生还是留一点责任在点校组里，我们碰到疑难问题请他看看。

　　《旧五代史》参加初标的人也很多，主要由胡裕树、顾易生先生负责，周斌武、苏乾英老师后来也参与进去。胡裕树先生主攻现代汉语，但他在文学方面也有很好的修养。“文革”前期，他曾将《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系统读过一遍。他显著的特点是思路清晰，做事特别务实，对《旧五代史》的整理有一套自己的想法。苏乾英先生早年去过南洋，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比较熟悉。苏先生是不希望回历史系的，被批得太厉害。中文系相对比较宽松，大家还相互开开玩笑。一直到后来中文系组织部分教师参加编撰《汉语大词典》，苏先生也是其中一员。张万起老师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陈望道先生希望他主持的语言研究室有个北京话讲得好的老师参与，于是就把他分配过来，但他爱人在北京工作。当时正好朱德熙先生有个研究生在中华书局工作，但爱人在上海工作，于是张万起老师就和朱德熙先生的学生对调了一下。后来张万起做了新旧《五代史》的人名索引，花了很多工夫。周维德老师也是因为照顾爱人的关系调到杭州去了。《旧五代史》从工作步骤上讲，比《旧唐书》要仔细，因为胡裕树先生组织能力很强，能把每个人的工作安排得非常妥帖。

　　当时还有个任务，写《旧唐书》《旧五代史》的前言，鉴于其时“文革”形势诡谲多变，让人感到殊难下笔。《旧唐书》的前言换了不少执笔人，最初请熟悉史学的徐连达先生写，他花了不少时间写出来，觉得不妥当，又让许宝华写，亦因同样原因搁置下来。不久历史系催徐连达先生回去上课了，老许也要回系里语言组当教研室主任，就换王运熙先生写，形势一直变化，王先生也觉得不好把握。后来出版社方面传达朱永嘉的话说，姚文元对前言似乎很重视，可能也是姚的意思，让大家参考包遵信写的一篇有关《史记》的论文。但是完全照着写也不行，最后只是简单写了一稿充当前言。

在史地所通读《旧唐书》的一年多时间

　　《旧唐书》等我们中文系几位老师看得差不多了，朱永嘉指定谭其骧先生最后通读。谭先生看了大约几十卷，但他自己要编地图，其他学术任务也多，就没时间再看了。商量下来，还是主要由中文系老师看，谭先生就不必系统地看了，我们去史地所上班，有问题可以就近和谭先生商量。史地所很照顾我们，把光线最好的位置留给我们。史地所当时在校园西边的100号楼上，条件比我们好多了，冬天还能烤火。

　　谭先生对史料是很熟悉的。有一次谁提到，《旧唐书》里少数民族的“獠”要改成“人”字旁的，类似带有这类侮辱性的表述都要这样改。谭先生一下子就想起《旧唐书》中的内容：武则天对褚遂良恼火，在帘后说 “何不扑杀此獠”。看《旧唐书》，对谭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也有一定的帮助。《旧唐书》有一处记载，涉及朔方一带的某个盐池的具体地理位置，谭先生看了以后，意识到他们在地图集上原来是标错的，便根据《旧唐书》这条记载改了过来。

　　工作之外，谭先生也谈一点自己的情况。当时常讲，京沪史学界学者们的特点不同，北京的做学问比较扎实严谨，上海的思想比较活跃。谭先生当然觉得自己比较接近北京学者的那种风格。他还讲到自己小时候受到学术熏陶比较多，他是嘉兴人，他家前门斜对面是沈增植先生的家，后门正对门是唐兰先生的家。他喜欢京昆和评弹，在北京工作时，是俞平伯先生昆曲研究会的积极参与者，到了上海后，就参加了赵景深先生主持的昆曲研究社。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结束后很久，大约1989年冬天，谭先生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赵景深先生逝世五周年了，我是他曲社的社员，想发起一次昆曲清唱会，你们系里支持不支持？我说当然支持啊。谭先生联络了王元化、章培恒等先生，某日下午在上海东平路音乐学院附中的小礼堂办成了，有100多人参加。当时刚好有个关于戏曲的会在上海召开，与会代表们也来了。先是谭先生和王元化先生讲话，后来由苏州大学昆曲班唱，从《牡丹亭》的【遶池游】“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一直唱到【皂罗袍】的“良辰美景奈何天”。原来在学者中昆曲的票友和爱好者是很多的，只是过去我们不知道。

　　在史地所的一年多时间里，谭先生和朱东润先生保持了良好关系。老先生之间往往在业务上相互不买账。陈守实先生和朱东润先生有一次讨论他们各自点校的稿子，就出现过这种情形。我们规定一卷稿子点校完成后，要让另一个人仔细看过提出意见。开始陈先生和许宝华相互提意见，许宝华比陈先生年轻，他提的意见，陈先生说“很好很好”，但也不改。后来换朱先生和陈先生讨论，朱先生每提一条意见，陈先生都要顶回去，到最后，一条意见也没有接受。谭先生和朱先生在一起，倒是相互很尊重。当时《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快出版了，谭先生和朱先生商量，能不能用隶书写个题签，但是讲清楚不一定能用。朱先生这时年事已高，写这种很小的字，手会发抖，后来他写的就没用上，他也无所谓。两位先生晚年感情深厚。粉碎“四人帮”后，朱先生的“问题”也解决了，两人不久都入了党。有一次学校大礼堂开会，朱先生和谭先生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朱老年纪大点，脱衣服不利索，谭先生就帮他脱。朱先生去世时，谭先生还担任治丧委员会委员，这个委员会里，中文系以外的老师，只有担任主任委员的谢希德先生，以及谭先生、葛传槼先生和王元化先生。

　　史地所参与看《旧唐书》点校稿的老师，有谭其骧、吴应寿、王天良、胡菊兴、嵇超、钱林书、郑宝恒、张修桂、孔祥珠等，其中承担工作较多的，除了谭先生，还有吴应寿先生。谭先生在“文革”以前没有很出名的弟子，吴应寿是学生中他比较欣赏的。当时史地所有个笑话：吴应寿看到谭先生总是毕恭毕敬的，他要表达什么意见，开头总是“窃以为”，于是得了个外号叫“窃以为”。我特别记得，《旧唐书》里涉及很多北朝的内容，北朝有些姓氏看起来很陌生，比如，侯莫陈是一个姓，有的老师以为是侯、莫、陈三个姓，这些地方吴应寿都能发现问题并加以改正。四卷《旧唐书·地理志》初标是我们标的，最后全交给王天良先生。中文系老师不熟悉《地理志》，他完成后我们也没再看，直接交给出版社了。《旧唐书·地理志》修史时存在的问题甚多，王天良先生为此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在点校工作中作出极为重要的贡献。

　　在史地所期间，和蔡尚思先生也多有接触。我对蔡尚思先生印象很好，蔡先生容易得罪人，本来是“批孔”的先锋，写过《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当时是很进步的教授。但是到了“文革”中“批林批孔”，他反而沉默了，还是守住了大节。另外，邹逸麟先生看《新唐书》的稿子，王文楚先生看《宋史》的稿子，都做了不少工作。邹先生性格沉静，很有书卷气，是比较淡泊的学者，学问好而不张扬。

　　在史地所的这段经历对我很有帮助，虽然我不研究历史地理，但有些观念也受到影响，二十四史整理工作结束后，我写过一篇《王维“终南别业”即“辋川别业”考》。这篇文章大体想法是对的，但文中讨论的地方此前没去过，因此有些细节不大讲得清楚，主要是没有将辋川地区山谷中和山谷外两处很好加以分别，后来去了三次辋川，就比较明确了，文章修改后，基本上能够为大家接受。如果没有去过史地所，这篇文章大约是写不出的。

点校中的各种难题

　　点校《旧唐书》过程中，各个志是比较难的。《地理志》幸有王天良，《天文志》也是问题。徐鹏老师和我讲，章培恒先生对天文有过兴趣的，可以请他处理，我和章先生商量，他也同意了。点校本送过去，不到两天他就来还给我了，说点校稿中问题太多，而且牵一动百，实在无法胜任。后来出版社在华师大找到了金祖孟老师。金老师关心一些较为冷僻的学问，而且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所以上海点校的几部史书，《天文志》最后都是他看的。《音乐志》后来请王运熙先生看过一遍。北京给我们的资料里，有邱琼荪写的有关历代史书音乐志问题的检讨可供参考。最后，上海各史的有关音乐志的内容都是交给阴法鲁先生处理的。

　　《旧唐书》的通读进行了很多遍，当时担心破句的问题，如果破句数量多，点校质量交代不过去。《四部备要》所收的《旧唐书》由张文虎做过断句，我听顾易生先生说，当时还悬赏过，谁找到一个破句给一块银元，但破句还是很多。在北京中华书局提供给我们的资料里，有王先谦《新旧唐书合注》若干卷，瞿蜕园先生“文革”以前就标点过，赵守俨先生对此评价不高，但对我们帮助很大，用双方的标点互相对照，可以改正不少我们原来的错误和疏失。瞿蜕园先生在“文革”中是被逮捕关押的，当时谭其骧先生就讲：怕是要立着进去，横着出来了。后来果然不幸在监狱里去世。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代，出版社的工作有时也跟着乱了套，我记得“文革”中把瞿蜕园的一部稿子拿来，让我和徐鹏改一下，准备署我们的名字，因为瞿先生已经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不用署名了。我和徐鹏先生商量，觉得这种事情是做不得的，就把文稿还给了出版社。出版社交给一个工人大批判组，后来其中一卷丢失了。

　　另一个难题是体例的统一，花了相当精力。这是集体科研的普遍问题，出于各人之手，掌握标准不同，难免各不相同。最大的问题是专名号的使用，一直到清样出来，还有很多没统一。当时我做了个工作，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把这些例子都整理出来，有些地方的标法只能做硬性规定，后来基本统一了。这份材料现在应该还留在中华书局。出版社方面还组织一些老编辑帮助看稿，其中对我们帮助较大的是李巽传先生，他很仔细，看出来不少破句和其他错误。我后来给上海古籍标点过杜牧的《樊川文集》，朱东润、章培恒先生都看过后，我又请李先生看了一遍，他又提出不少问题。

印象最深的事

　　1973年，中华书局和上海出版系统商量，马上要开全国政协的会了，顾颉刚先生是政协委员，也是周总理批示的总其成，但毕竟年纪大了，对二十四史的具体工作了解不多，如果总理关心二十四史，总要让顾先生有话好说。所以京沪两地要赶紧开个会，上海各史都要去一个人，向顾先生通通气。当时复旦是我去的，我是第一次去北京，其余几人还是李国钧、裴汝诚、叶亚廉。我们到了北京，一批老先生正在那里为点校二十四史忙碌，如唐长孺先生和弟子陈仲安、翁独健先生、张政烺先生、陈述先生、阴法鲁先生等。虽然还在“文革”中，看到他们几位吃完饭在王府井散散步，谈笑风生，这样的情景，“文革”以来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觉得文化学术工作似乎有希望了，也觉得北京的史学力量确实深厚。还记得赵守俨先生讲过：如果是唐长孺先生看过的稿子，基本不会再有问题。

　　当时中央在准备开十大，出版局的领导比较忙，我们等了较长一段时间。中华书局组织我们去历史博物馆、十三陵、八达岭等地方转转。后来就郑重其事开会了，由国务院出版口的领导陈翰伯主持，丁树奇到会，顾颉刚、白寿彝、赵守俨、魏连科、何双生等先生，还有我们从上海来的四个人一起参加。会上，京沪双方交流了工作进展。会议主要是向顾先生通通气，让他碰到总理有话好说。顾先生还念念不忘要整理野史。白寿彝先生说，你们郭绍虞先生是我老师，我听过他的课。五代史部分讨论了版本问题，顾先生还发表了一些意见。他会后请上海的几位老师去家里坐坐，考虑到他年纪大了，就作罢。我们去了地安门东官房白寿彝先生家的四合院，他那时刚又结婚，白先生的藏书在“文革”中尽毁，他要开始工作了，顾先生先借了他两万册自己的藏书。白先生和我们开玩笑：你们上海出了什么书，也不送我，是不是看到老白就不送，看到老黑就送呀。当时他还谈到正在筹划撰写的十卷本《中国通史》。

　　那次去北京，我准备了一个提纲，想请教唐长孺先生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请赵守俨先生联系。赵守俨先生是赵尔丰的后人，在长期的点校岁月中，他来过上海几次，人很朴实，穿着倒是很注意的，一身黑色毛哔叽的中山装显得笔挺，北京话讲得很地道，声音浏亮好听。赵先生各部史书大抵都摸过，每次来上海，每个点校组都有一些疑难问题向他请教，他也能解决，思路清晰。大家都对他印象很好。赵先生在中华书局工作，他自己署名的著作很少。我后来看过他的文章，《文史》上一篇讲唐代婚姻制度的，写得挺好。他所有精力都扑在二十四史上了，做了很多实际工作，也无名也无利的，所以在同事中间口碑极佳。

　　赵先生帮忙联系了唐先生，上海的几位老师一起去，聊了一个多小时，唐先生一一明确回答了我们的困惑。胡裕树先生交待我去北京时问问：《旧五代史》《旧唐书》里的双名单称要不要出校勘记？唐先生认为这在南北朝史里就有，出校勘记反而显得外行，就不要出了。我还问了一个问题。《旧唐书·褚无量传》里，褚无量向唐玄宗上奏折，希望能让储君就学，于是“上览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此处句读，如果标点为“上览之曰：吾知无量意，无量遽令……”显然是不对的，一般为了通顺，都是按照《册府》把后一个“无量”删去。我读这句时，觉得玄宗讲话很聪明，“吾知无量意无量”，语带双关，这在唐诗里也是有的，比如唐代将领高崇文所吟“崇文宗武不崇文”。我和王运熙先生讲过，认为可以标成“吾知无量意无量”，前一个“无量”是褚无量的名字，后一个“无量”是说他的奏议“含义无量”。王先生认同我的意见，但我问了组里其他两位老师，他们不置可否，这个事情便一直悬而未决。我请教唐先生后，他说：“你这样标点太妙了。”我后来回去和王先生谈及此事，王先生说，既然唐先生同意了，我们就照改吧，但你也不要再以唐先生的意见去和此前问过的老师争辩了。这个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唐先生思路缜密，喜欢抽烟，待人和蔼，陈仲安对他非常敬重。我后来碰到过唐先生另一个学生、武汉大学历史系的朱雷先生，他说陈仲安英年早逝，大家都瞒着唐先生，唐先生一直到去世也不知道陈仲安早已走了，可见师徒情深。这次北京之行收获极大，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起工作过的老师们

　　到1974年下半年，《旧唐书》的校阅清样工作基本结束，《旧五代史》的校阅清样大概到1975年结束，准备排印。《旧五代史》还附带做了一项类似陈尚君老师做过的工作——整理一个《旧五代史》的辑本。这是陈守实先生提出来的，朱永嘉也同意了。通读过《旧五代史》的胡裕树、顾易生先生，看完了《旧唐书》又看了《旧五代史》的朱东润先生，以及周斌武、苏乾英、徐鹏等先生都参与了，大约1975年年底就辑好了。当时要出版就要交给朱永嘉，但1975年国内政治斗争激烈，“四人帮”手下的人心思已不在此。书一直没出版，我们也不知道朱永嘉是否收到了书稿。这个辑本花了不少功夫，由顾易生老师抄写，字很漂亮，并由我们组里的老师自己装订，外观也很好看，但后来一直打听不到它的下落。

　　总的来讲，这次点校工作对中文系、历史系的老师都有帮助。中文系的老师史籍看得是不少的，但史籍里面的那一套内在逻辑琢磨得比较少。我毕业后到本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工作，当时王运熙先生是教研室领导，他和我谈话，觉得我本科时读的书主要是文学方面的，史籍读得太少，要多读，就从前四史开始读。毕竟在古典文学教研室，前四史，尤其是《史记》《汉书》，总要读的。我很遵守教研室这套培养人才的方法，尽管“文革”时这套方法被批为走修正主义的路线。我用了一年多时间读了前四史，后来又读《晋书》《南史》《北史》，南北朝其他史书也翻阅了一下。“文革”开始时没法看书，后来没人管了，工宣队进来前后这段时间我在读百衲本的新旧《唐书》，后来又读了《明史》。从事点校工作这段时间，《旧唐书》反反复复读，史料也比较熟悉了。我日后走上研究佛教的道路，这也和标点二十四史有关，当时在点校组里，借书容易，因为点校史书是毛主席批示的，所以不管我们看什么书，都不会有人来干预。我白天读《旧唐书》，晚上读佛经。1973年到史地所，从史地所的资料室借到一部《五灯会元》，而且还是很好的善本。当时系里有位老师也喜欢《五灯会元》，就将此书转手借去阅读，但他那时候问题还没解决，开会时候还要被人质问：你看这个书究竟是什么目的？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开始完全局限在唐代文学的范围内，这样单一的探讨殊难深入，后来基本上是把佛教的传播和唐代文学的发展联系起来研究，有了一些新意。遗憾的是，我史籍读得虽然多，但是在自己的研究中并未很好加以利用，尽管这些阅读经历对我历史观的形成还是有帮助的。

　　最后，还是要谈谈点校工作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们。

　　朱东润先生在“文革”后期就已经在家准备写《杜甫叙论》了，他喜欢杜甫，不喜欢李白。朱先生生活是很简朴的，1975年时，他就在家里简单的板壁上，用粉笔把杜甫的重要年份排列起来。“四人帮”粉碎不久，他的书就出版了。朱先生在点校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显著的，老先生里贯穿始终参加了全过程、而且通读过两部史书的就是朱先生一个人。

　　陈守实先生是不喜欢点校工作的，觉得“这种事情是没有出息的人搞的”。陈守实先生喜欢系统的学问，史学理论、史学史、马恩经典、土地制度等，点校工作是不当一回事的。陈先生在哲学系编批判先验论的材料，他也不当一回事，一个月只编出两条，还不大合用，该项目的负责人特意按规定搞了一个样子供他参考，陈先生看了一眼，说：“原来是这么容易的噢，你早点说就行了。”他标点二十四史也不用统一的格式，他标点完的稿子还得由其他人重新弄。胡裕树先生做了个安排，请大家标点好后，让陈先生看看就行。陈先生自己也是晓得的。他有一次开会就自嘲：我在哲学系是个文盲，本来以为到了中文系可以摘掉文盲帽子，谁知道又进了个幼儿园。但陈先生学问是很好的，有次请他做学术报告，谈谈怎么看唐太宗。他就讲，都说李世民和魏征君臣关系好，从善如流，这是没看到问题本质。唐王朝要巩固，一定要摆平山东豪杰，魏征和李勣是唐王朝和山东豪杰之间的联系纽带，魏征的重要性在此，并非是李世民真的那么重视他的意见。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很深刻的。陈守实先生我后来一直很尊敬他，他是朱永嘉的老师，朱永嘉在上海炙手可热时，上海教育文化意识形态是一把抓的，但我从未听陈老提到一句朱永嘉。“文革”快结束时，毛主席很欣赏杨荣国，让他带头去批判孔子的哲学思想，还在湘潭搞了一个湘潭大学，请他去做校长。有一次杨荣国来复旦开座谈会，实际上是给“批孔”加加热，参加的老先生有蔡尚思、陈守实等。那天有位复旦文科的教授与杨荣国一唱一和，显得非常起劲。蔡尚思先生基本不发言。陈先生坐的位置很妙，一张凳子，两个脚在门内，两个脚在门外，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上午讨论结束了，有人提醒他下午要发言，下午陈老就没来。陈、蔡两位先生还是有骨气的，在特殊历史时期保住了气节，值得尊重。陈先生的女儿抗战时期是新四军的一名战士，后来牺牲了，整理她遗物时发现一本日记，可以看出来她参加革命是受到父亲很大的影响。解放以后陈先生一直很受重视，当时马列的课程没人会讲，都是由他上大课。后来也不让他讲了，因为他在课堂上说：你们不要以为只有官兵才杀人，农民起义军也杀人的。有人把这些话报告给党委，党委就不敢让他上政治课了。

　　吴文祺先生解放后课上得不多，但他的文化修养很好，语言学、文学、哲学都有涉猎。“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中央提倡大家学哲学、读马列。我就请吴先生在点校组作个辅导报告，他确实讲得很有水平，深入浅出，把问题都谈到了点子上。吴先生家里小孩多，家庭比较困难。他晚年生病时，组织上考虑给他一些补助，他坚决不要。吴先生一生都是跟党走的，他20年代就入党了，一直担任党中央的交通员，当时陈独秀是总书记，沈雁冰是总书记代表，他就负责沈雁冰同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大革命时期，在恽代英的领导下，他在武汉的国民革命军政治学校讲过历史唯物主义等课。大革命失败，恽代英牺牲，他就和党组织失去联系了，但思想一直很进步。

　　张世禄先生我们也不能忘记。张先生早年毕业于东南大学，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以后又长期执教于暨南大学。在此期间，他差不多每年要出版一二种著作，其于1938年问世的《中国音韵学史》（商务印书馆出版）上、下两册，是学术界公认的现代汉语音韵学领域的开山力作。抗战开始时，他已经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名教授了。1939年，他受到敌人的胁迫，不幸背上了历史问题的包袱。尽管解放初他就已经把这些事情都向组织上交代清楚，但以后的历次运动，还不断地拿他的这段经历说事。“文革”中，张先生得肺结核，中文系工宣队还不同意他住院，要让他在运动中接受批判，但也不让他闲着，要他写检查交代问题。1971年到1974年，他在点校组里认认真真干了三年多，做的都是基础工作，一丝不苟。有人的标点是很潦草的，而他画的圆特别圆。我们每点校完一卷，要写工作长编，主要是给后来人作个交代，他写的长编最规范，字写得非常工整。张先生自知政治处境不好，很内敛，说得很少，做得很多。我们系的严修老师，曾经由张先生指导过。严老师说，张先生晚年就像一头老牛，从未空闲过。张先生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是挺丰富的，他上课也非常好。我在复旦本科时听过他上课，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年级的古代汉语基础课，他把枯燥的内容讲得很生动，把学理和形象性的譬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张先生晚年，教育部授予他“为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可谓实至名归。

　　苏乾英先生在《中华文史论丛》复刊后，将前一阶段他对《旧五代史》里南方少数民族的考证，以专文形式在该刊发表。我们组里，对东南亚、日本等有所了解的还得数苏先生。西北少数民族还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历史记载明确，南方少数名族是最难掌握的，苏先生在这方面的考证功夫很好，为点校组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

　　王运熙先生本来就是唐代文学的专家，他点校《旧唐书》特别有体会的是文体问题。唐代流行的文体到底是什么？他认为还是骈体，而古文离开一般人的生活倒是比较远的。这个看法挺有道理。他说：《旧唐书》称赞的文人中，成就最高的就是白居易。《旧唐书》的《白居易列传》非常长，里面全文引录了《与元九书》，白居易的文章就是浅显平白的文言体，对偶成分明显。《新唐书》对白居易评价不高，注重韩柳古文运动，实际上古文运动的文章很难读，韩愈的还行，柳宗元的已经难读了。王运熙先生研究唐代文学和唐代文学批评史，把这些观点都贯彻进去，对古文和骈文两者关系和特点多有分析。

　　徐连达先生是唐史专家，为人低调，谦和淡泊。历史系学问好的老师很多，但同有些老师接触时，会让人精神紧绷，但和徐先生谈话却感到特别放松。《旧唐书》点校结束回到历史系后，徐先生除了研究隋唐史的专题，还研究元史，到快退休时，成果特别丰富。他的《唐朝文化史》对我帮助很大。2005年左右，央视在无锡拍一个故事片，讲唐太宗李世民的，请我帮忙看看唐朝的礼仪等。唐代服装以紫色为贵，红色次之，但剧组都是乱穿的，必须及时改正过来。还有唐高祖李渊要起事时，王威、高君雅前来探听虚实，其中还有在一起喝茶的镜头，喝茶的习惯当时其实还没有。这些都是参考徐连达的《唐朝文化史》获得了解的。他的《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查阅很方便，还有《中国历史的205个细节》也写得很有特色。另外一部《大业风云》是用写传奇小说的方法去写通俗历史著作的。

　　周斌武先生去年刚以90高龄去世。他毕生刻苦治学，对古代汉语的研究有相当深的功力，同时又敏于接受新鲜事物，曾与数学系张国良先生合写《数理语言》一书。他不仅擅长书法，又会看病。我们学校向他求医问药的，包括了苏步青、谷超豪等著名教授。就在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我们学校有四对夫妇有不孕不育症，都是周先生治疗好的。周先生的叔父是太仓名医，他自己也喜读医书，除了读《黄帝内经》《伤寒论》，还常看朱丹溪和叶天士的著作，对药理亦有较多的了解。中文系的吴剑岚先生，给人看病的经历比周先生更长，“文革”期间他和大家一起去长兴岛劳动，那里缺医少药，他就成了岛上农民们眼中的神医；而且他傍晚喜欢戴着斗笠帽在河边走来走去，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更加神秘。既然会看病，就不让他参加劳动了，专门给农民诊治疾病，还叫刘季高先生帮忙挂号。吴先生开的方子用药量大，而且经常用到羚羊角等名贵药材。周先生开的方子，药比较便宜些。

　　丁锡根在二十四史标点组工作，也有将近三年时间，他回到教研室后，又参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注释。老丁在业务上专攻中国古代小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倾注了他甚多精力，对研究古代小说颇有参考价值，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郭英德教授曾撰专文予以介绍。

　　我能够想起来的就是这些，都是烟云往事。

　　（口述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