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漫谈当今的古文字研究

狂人

记者:陈教授，这些年来，我国古文字研究领域出了很多成果，这个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在哪里？

陈剑：古文字研究，这二三十年来，最重要的当然还是对战国古书简的研究。

我们知道，从古文字的研究历史来说，最早研究的古文字，其实就是战国文字。从汉代开始，学者研究的文字，像许慎《说文解字》里收的古文，属于六国古文，就是战国时代秦系文字以外东方六国所用的文字。当然，《说文》所收的古文也有部分是当时挖出的铜器上的文字，即鼎彝文字，所谓“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汉代人研究整理的古文主体，就是六国东方文字,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实了说，按照很多学者的看法，就是战国齐鲁地区的文字。汉代人也研究民间复出的战国古书，包括后来近代出土的几种竹书，也都是战国文字。

所以从研究古文字的历史来看，最早其实是战国文字。到宋代，金石学大兴，那时主要是研究铜器文字。到19世纪末，甲骨文被发现，甲骨金文的研究成为热点。

战国文字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一度也很兴盛。因为当时已经积攒和新发现了不少零散的材料，主要是非古书类的，比如说玺印、货币、陶文、封泥。这些东西对研究当时六国文字字形，还有官制、地理等，很有用。但就文字的本身来说，它好多是不连成文的，不像一部书籍，是连成话的，所以那时的战国文字研究可以说另有特点，跟甲骨金文不一样。

1993年发现郭店简，1998年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以后上博竹书、清华简又陆续公布，这之前当然也有零星的战国古书的发现，但往往大批的是遣册（下葬品的清单和卜筮祭祷简），还有法律文书，比如最多的就是包山简法律文书。尽管它同样也是成文的话，但与传世典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在这些东西发现之前，战国文字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一个极端了，他们讲古文字构形学，就是重点研究形体的变化，把大量精力放在研究形体变化上，对字义关注少一点。即使是关注了字义，可是考察字义的手段也跟研究古书很不一样，所以跟甲骨金文的研究相比，影响不如后来我们说的古书简那么大。

古书简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上推甲骨金文。

古书简有好多是可以跟传世的古书对的，这个字哪怕是一时字形不明，但它相当于古书中的某个字，这个是清楚的。就是靠这个，李学勤先生把它称为解读更早古文字的钥匙。通过这个上推更早的殷墟甲骨文、商周金文，解决了不少甲骨文金文当中的疑难问题。因为有了战国文字这个定点，这个文字大概什么读音，大概什么意义或者说中间出现些什么过渡形体，据此就可以上推甲骨金文，下连更晚的文字字形。所以说战国文字跟以前重点研究的那些零散战国文字材料不同，近二三十年来主要是热在竹简古书上头。等于是最近几十年来一直是个热点。

出土文献热，除了古文字学研究本身之外，还因为它吸引了别的学科的人，比如研究古代思想史的人，以前你面对战国零散的材料，大多是实用性质的遣册、法律文书等等，他们不感兴趣。但大量的古书简出来后，有好多是佚书，是儒家道家的没有传下来的，后人没看到过的。那么这些书对于理解当时思想史上的好多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主要就是在郭店简公布之后，大量的研究思想史、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学者加入进来了，后来还有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人也加入进来了。上博简就有不少跟《诗经》有关的内容（孔子讲《诗经》的内容）以及不少文学性的作品。这些跟研究古代文学关系很密切。就古文字研究圈子来说，大量的人集中在战国简研究上头。当然研究甲骨的也还很多，金文相对冷清一点。

记者：我们的古文字研究确实一片兴旺，您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研究工作还应注意哪些问题？

陈剑：我谈谈个人的看法。我认为研究古文字的学者，对古文字各个领域各个时代一定要注意贯通，打通。这是矛盾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学术发展的特点总是分科越来越细，研究越来越深入，一个人精力有限，不能很多东西都兼顾。个人做的事越来越专，研究对象越来越窄而深，这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强调，哪怕是你只做一个时代一个领域的研究，但对别的时代，别的领域也不能不关注。

从古文字形体演变的研究来说，从商代殷墟甲骨文到汉代小篆、古隶，这个演变过程要有一个系统的认识，各个阶段的古文材料要熟悉，起码都能利用、掌握。现在的情况是，个人往往都只能守住一摊，做甲骨文的专门做甲骨文，做战国简的专门做战国简，做金文的专门做金文。除了基本的古文字材料解读之外，各自领域有一套知识背景和知识体系，比如说你要做金文研究，更多的是研究器形的演变发展，这一系列的知识你自然要掌握；但还有另外一套知识，好多是跟西周春秋史相联系，这就要求我们花很多精力关注到史学。甲骨学本身的知识与分类断代，材料的分类整理，都是不同的知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就只能够个人守住这一摊。

近年战国竹书热，这也可以分两个方面说，一方面战国竹书材料大量公布，确实解决了很多问题，取得了很大成就，投入这项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也有人不满，感到大家都奔这个热点去，材料出来一拥而上，旧的材料没人管了，原来从事甲骨金文研究的也都吸引到这边来，甲骨金文受冷落了。当然这样说也有道理，但也不能够反过来强调我就只做甲骨，其他不管。现在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做甲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如果这些年轻学者对其他方面关注多一些，会比那些只知道守住甲骨文，别的我就不看的年轻学者要强。学术研究总是知道得越多越好，我们应该守住自己研究的一块基本的东西，然后再去扩张了解其他的相关领域的东西。

另外还想谈一点，就是我感到现在研究中国文化，不管是做什么，史学也好，思想史也好，语言文字也好，还是要重视读古书的功夫。

我们研究三代以上历史的最重要的凭据，最基本的背景都是古书、传世古书的记载。在这一方面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学者要提高对古书的熟悉度，提高阅读古书的能力。现在在古文字研究和出土文献整理方面出问题的，往往就是对古书重视不够。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绩的，通常也是对古书很熟悉的或者说比较重视的人。为什么战国古书研究这么热闹？因为很多人都来讲，但有的是乱讲，他觉得他读得很通了，其实根本是没有读通。就我们学生的培养来说，很多学生一上来学古文字，直接从战国简入手，硕士博士都做这个，以后就一直研究这个，别的古文字，例如，甲骨金文，他就没有掌握下来，古书也读得不够。如果只是这样单一的培养，他在求学阶段没有把文字材料大部分掌握，以后自己也不注意的话，他的学术视野很狭窄，以后的发展也很有限。虽然现在古文字研究很热，成果也很多，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些隐忧。只有努力改变这种情况，古文字研究才有发展后劲，研究质量才有保证。

（本文原载第1609号《语言文字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