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文：我与吴金华来之不易的婚姻

狂人 · 发表于 2016-8-23 20:03:18

赠老三

江海相逢志趣投，风吹浪打结同舟。

三生有幸攀龙凤，万死何辞作马牛。

真理在胸无所惧，邪魔拦路不须愁。

劝君从此多珍重，莫教瘦狂増杞忧。

“赠老三”是1971年9月20日吴金华托同事送给我的纸条，期间我正在教室上课。事后我不高兴地告诉他：以后不要再让你同事或学生到教室来影响我上课！要是再有下一次我就不理你了。他红着脸立即回答我“好的好的”。这次课堂上送纸条被我和他私下里称为“920”事件。72年初，他又将这首诗抄录在结婚照的背面。

今年是我与吴金华相识相伴相依相守的第四十二年。吴金华是南京人,我是连云港人。原本一南一北，我们怎么会走到一块儿？这可能是上帝的安排，或许也就是所谓的缘份。

1967年，我们这一届海州师范毕业生因被文化大革命耽误，在校多上了一年文化革命课，之后与68届毕业生同时接受连云港市支左部队给予分配工作。当时百分之九十的分配去向是赣榆和东海，由各人自己填报志愿。我的好朋友王华英，是墟沟人。她与我一样，家都靠近火车站，所以她竭力地动员我们俩都去东海县，乘坐火车，往返方便。但我却鬼使神差地在志愿书上填写了赣榆县。报到那天，县教育局李斗富和彭进学两位局长同时找我谈话，他们向我这位第一次来赣榆年龄21岁的海师毕业生，详细地介绍了四个公社及其小学校的情况，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海头公社小学。因为我是连云港人，习惯了海边生活，即使搞武斗无车可乘，我也可以坐船回家。就这样，我成了海头公社中心小学的教师。

海头紧靠海边，四周无遮无挡，风沙特别大，冬天能把行人刮得倒着跑，不知不觉中我的脸上手上都生了冻疮。工作一年后，父母急着为我找对象，一个是父亲同事的儿子，另一个是堂嫂表弟。海头小学校长及公社书记也积极地为我介绍对象，但所有这些都被我断然拒绝了。

记得1971年的一天晚上，我们去海头中学学习中央最新指示，在读文件的时守禄校长身旁坐着一位新调来的教师，只见他脸上扛着眼镜坐在椅子上前后不停地晃动，文件还没读完，他竟连人带椅扑通一声翻倒了，响声惊动满屋。在这种严肃的场合他竟敢这么逍遥？平日好笑的我再也控制不住了，便一头跑到门外。还记得有一天下午在海头小学教室召开公社机关会议，我们几个女教师坐在后排边听报告边打毛线，一不留意我的线球滾到后门口，正好就在海头中学那位戴眼镜的男士脚下，我偷偷地用手向他示意了一下，他立刻捡起线球笑眯眯地送还给我。之后，公社组织海头中小学教师一起去小口大队割麦子，眼镜男虽然胳膊不长，可是挥起镰刀一搂一大片，把我和同室沈佩娟老师的那一块也顺带着一起割了。那天中午休息时，大家一块儿跑到海边划船玩，谁知掌舵的船老大又是那位戴眼镜的，只见他撑起船桨拼命地划来划去，使得小舢板在海浪中左右摇晃，吓得我与沈佩娟紧紧地抱成一团。

后来沈佩娟多次向我介绍，那位眼镜男是南京人，是南京师范学院来的高材生，能写善画，吹拉弹唱样样都会。恰好有一天，我在海头公路边等长途汽车，被骑车去青口镇的眼镜男看到了，他立即从自行车上跳下来向我打招呼。当时，我虽然知道他是在海头小学听报告时为我捡线球的那位海头中学老师，也曾先后两次看过他的当众表演，可是我从来没有与他讲过一句话，所以当时与他只是一问一答。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回家。他又问我家在哪儿？我说连云港。谁知他听后竟然高兴地说：“连云港是个好地方啊！以后我跟你一块儿去玩玩！”自那以后，眼镜男常常来海头小学打乒乓球，也会为宣传队演出的事来我宿舍找沈佩娟。他起初送我一本毛主席语录，里面还夹了一张自我介绍的小纸条，后来又不断送我他自己的手抄本，都是毛主席没被发表的文章。他写的字遒劲有力，一看便知练过碑帖。我这才知道他曾历经赣马公社劳动、赣马中学教师、青口县委宣传部材料组，辗转近两年时间才又被分配到海头中学当老师。从此，眼镜男隔三差五，都会托同事或学生给我送纸条，就这样我们渐渐地熟悉了。当时有海头中学学生开玩笑说“老吴遇老张，见面喜洋洋！”

没想到，时任海头小学校长的张延焕得知这一消息，即刻汇报公社，好像发生了一件什么大案要案。张延焕三番五次找我谈话，并把我母亲从连云港请到海头小学来做工作。可是我那位目不识丁的母亲果断地回答他：“国家提倡婚姻自由，毛主席都不管，我就更不能管了。”张延焕无计可施，只好由公社书记王某某、助理孟某某先后出马，他们说我的婚姻应该由组织来解决，不需要自己考虑。还许愿要尽快发展我入党，培养我做个领导干部，并劝我千万不能再与海头中学吴金华交往了，说目前全国仍在继续深挖“516”，吴金华是南京来的大学生，凡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都要接受政治审查，你要是与他在一起，将来查出个问题来后果不堪设想。

我后来听说那班头头实际上是要为我介绍本县的一名领导干部。文革年代就是大搞阶级斗争，实行唯成份论，尤其在农村竭力排斥知识分子，提倡贫下中农上讲台。而我家庭出身好，毕业前又担任海州师范学生会主席和团委副书记，那自然是所谓的“根正苗红”了。可是，生性倔强的我根本听不进他们的甜言蜜语和一些荒诞的鬼话。第一，我不是共/*/ 党员。第二，我不是部队里的解放军官兵。我的个人问题为什么要由组织来解决？岂不是笑话！出于逆反心理，我与眼镜男见面的次数反而越来越频繁了。我喜欢听他拉京胡，喜欢看他绘画，佩服他漂亮的文采，更佩服他那超强的记忆力。这样一来，平日一直称我“三妹”的校长张延焕，气急败坏，束手无策。他便利用校长及革委会主任的职权，多次在全公社教师会上反反复复，含沙射影地批评指责我丧失了劳动人民的立场，削弱了革命斗志.........在那种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年代里，我由原先的所谓学校骨干分子一下子成了被冷落的对象。张延焕派人明盯暗访，骨干会议不通知我参加了，一直与我要好的同事也不敢当众与我多讲话，唯有同室沈佩娟和代课教师贾裕菊仍与我朝夕相伴，形影不离。更让我难以忘记的是刘志善老师（后被调到县教育局），他不管人前人后总是鼓励我：“小丫头，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在这期间，我病了一次，眼镜男晚饭后来海头小学看望我，校长张延焕趁机锁上学校大门。半小时后正当眼镜男要回海头中学，发现大门被锁上了，正在忧虑时，张延焕立即跑过来硬说眼睛男是要爬大门。眼镜男当场与他据理力争，张延焕被批得理屈词穷，无话可说，但又不甘心失掉校长的臭面子！于是，他便气急败坏地硬跟着眼镜男去海头中学找时校长告状评理。结果，竟遭到时校长的冷落及眼镜男的又一次讽刺挖苦，他才唉声叹气灰溜溜地走了（见秋子《我与吴金华老师》，《凤鸣高冈——吴金华先生纪念文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11月，第341-350页）。这件事很快从海头公社传到了赣榆县城，张延焕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一个笑柄！无巧不成书。次年后，海头中心小学要向县里上报海脐小学的先进教学事迹，请求县文教局派“笔杆子”来帮助整理材料，校长张延焕万万没想到，自己精心策划多日，又做好了各种迎接准备，可最终迎来的“笔杆子”，竟然是海头中学吴金华。

1972年元月初，我与吴金华到南京结婚。忘不了我母亲与二姐及小七妹，带着礼物，冒着纷飞的鹅毛大雪送我去连云港火车站，她们庆贺我与吴金华这桩饱受挫折，来之不易的婚姻。也忘不了在寒假之后的第一次海头小学教师会上，我向在座的近二十位教师发烟送糖，唯独就不发给主持会议的校长张延焕。那一刻看着他似笑非笑的将手也伸过来，我立即放开声音对他说：“这对于你不是什么喜事，你不需要吃它！”当时他的表情有点儿难堪，我终于寻找到了机会，为自己也稍微出了一口气！

1991年6月间，吴金华作为江苏省人大代表《义务教育法检查团》的成员，赴赣榆县视察工作，提着浆糊桶正在兴高采烈地张贴欢迎海报的张延焕，他见到了南京来的吴金华，霎时间表现得异常尴尬！他万万没想到当初被他疑作政治身份不明的人，如今竟成了省人大代表并获得了江苏省1985年首届优秀教育工作者光荣称号。

记于2013年6月20日

2016年5月28日修定

附录1：

我与吴金华老师

秋子

不见吴老师已经三十二年了，最后在一起的时间还是1976年的秋天。

吴老师在门前的菜地里盖了一间防震棚，让我去装电灯。当时我还在公社当电工，手中有点小权，电线、灯具等材料是可以给找到的，无需吴老师自备。活不多，很快就装好了。吴老师和张老师硬是要留我吃饭，我怎么好意思呢？吴老师有恩于我，没有吴老师哪有我上高中的机会？区区小事，岂能让吴老师破费？

吴金华老师是南京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1968年调我们海头中学任教。1978年考上他母校的古汉语专业研究生，后留校任教，曾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学者”，是知名的学者、教授。晚年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这些都是从同学那里听来的信息，支离破碎并不一定完全或正确，吴老师的经历和成就肯定远非这些。吴老师个不算高，一米七六左右；身体不粗壮，完全是南方城市人的那种干练，像他写的字一样，具有柳体的飘逸和骨感。吴老师白净净的扁柿子型脸，薄嘴唇，尖下巴，长着不重的络腮胡；眉细却浓，眼微陷，像山涧的一泓清泉；悬胆似的鼻子上架一付近视镜，有文化人的慧容却没有严师的那种威严；言和而声轻，温善可亲。

我不是吴老师的嫡系学生，下一届的高中才是他教语文。小师弟们对吴老师的语文课佩服得五体投地，说吴老师上的课那才叫“酷”。课堂上，他激情飞扬，才气横溢，从书内到书外，说古道今，侃侃而谈（从不需看教案），引人入胜。讲到精彩忘情处常来不及拿黑板擦子，直接用袖子擦黑板……讲到这，小师弟们都会忍不住笑，那种近似夸张的自豪与满足，常在我的心中溅起丝丝妒意。我与吴老师住在一个房间一年多，竟从未有幸听他一节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吴老师能拉会唱，多才多艺，是学校毛氵东思想宣传队队长。京胡拉得最棒，调正音圆，很专业。每每在台上唱戏，只要吴老师在台下伴奏，我就信心十足，唱得有板有眼。吴老师拉胡时样子有些夸张，时而勾头时而昂起，非常投入，仿佛那清脆悦耳的琴声是从他心里流淌出来的。

吴老师乒乓球、篮球都“玩”得不错，有些道行。乒乓球以削球为主，打得耐心而沉稳。一旦对手失去耐心，露出破绽，他会突然起板抽杀，很少失手。打篮球，吴老师没有优势，但他步伐灵活，突破能力强，在人空里左突右闪，两个人都难以防范；在篮下，他弹跳高，突破上篮、抓篮板球也算得上好手。那时下午的课外活动，老师经常和学生打比赛，我们防不住吴老师就跟他耍赖，在他身后又拉又拽。每逢此时，吴老师会笑着指着我们说，赖死了！赖死了！可并不发火，一派长者风度。

有一次比赛场间休息，我们几个学生在一起嘁嘁喳喳地交流攻防心得，说吴老师是“盯防”重点，一定要“把死”，防不住时就下下“黑手”。吴老师听了，在一旁笑着说，你们五个都上来。我若把你们全摔倒了，以后就不能再跟我玩赖。我们年轻气盛，自然不服，五个人真把吴老师团团抱住。两个抱腿，两个抱胳膊，一个抱腰。待我们抱牢，吴老师问好了吗？也不待我们回答，只听“嗨”了一声，不知吴老师何处借来了神力，一拧一转，竟把我们五个稀里糊涂、稀里哗啦地甩倒在地。这真真让我们吃惊不小，且引起我们对吴老师经历的“探秘”。

后来，我们慢慢地间接知道吴老师生在一个习武之家。解放前，家里以卖艺为生。解放时家庭成分划分偏高，估计该是中农或富农这样的档次吧。这样的成分在解放后是受社会歧视的阶层，家里境况自然不会好。为了省钱，吴老师才上了师范。文革前师范生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国家包着的。

我们上初中时学校就有宣传队。课外活动时宣传队队员们排戏，我们常趴在活动室的窗外看，跟着学唱。我一人能兼唱杨白劳和喜儿两角儿的唱段。喜儿的女高音我唱得一点也不吃力，声音响脆得常把吴老师的午休给搅和了。我们初二年级的教室在吴老师的宿舍前，就是因为我的“搅和”，吴老师才发现了我的唱歌“天赋”。不久，我就很风光地进了学校宣传队。事后，我从队里同学那里知道我这“风光”全是吴老师“慧眼识珠”的结果。

1970年各校复课闹革命，停招四年的高中开始招生，且有普及的态势。海头中学也开设了两个高中班，学生是在66—70五届初中毕业生中推荐选拔的。我们村分了两个名额，村里已经酝酿好了名单，一位是革委会主任的弟弟，一位是国营造船厂工人阶级的后代。那时，尽管我的父亲已不再挨批斗，但毕竟是下台干部，我自然与被推荐上高中无缘。说起来该是我有上学的命，暑假期间，文教局组织全县中小学文艺会演，宣传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我在学校宣传队唱主角，饰演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剧中的郭建光。学校顺理成章地提前让我进了校，并自豪地成了海头中学的首届高中生。当然，我同样知道我的这个“自豪”是吴老师给的。

上高中不久，我住进吴老师的宿舍。我不识谱，吴老师要教我唱词，还要教我唱谱背谱，不然与乐队配合不到一起。整个唱段都是吴老师用毛笔一张一张抄在大白纸上的，在东山墙整整挂了一排。这样，吴老师可以早晚抽空教我。

吴老师工作很投入，生活卫生不免懈怠。衣着很随便，也不经常洗。袜子、袜垫脏了、湿了，放在褥子底下焐。等脚上的穿脏了，便抽出褥子底下焐干了的袜子、袜垫双手搓一搓、抖一抖换着穿。吴老师抖的时候尘土飞扬，我看了常往一边躲。吴老师会对着我笑，笑得有些尴尬，也有些天真。我那时常想：吴老师为什么还不成个家？印象中吴老师那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我私下里很为他着急。

大概是1971年的春天，吴老师终于恋爱了。吴老师的爱人是海头小学的张敏文老师，年轻漂亮，脸圆圆的，厚嘟嘟的性感嘴唇，配着两腮上桃花似的酒窝，笑起来亲切动人。

吴老师对张老师非常倾心的，午休躺不住，常去小学看张老师，表面理由是到小学找老师切磋球艺，打乒乓球玩。有时会带上我，让我去张老师的宿舍喊张老师。张老师与其他女老师同住一个宿舍，夏天，吴老师觉得自己去喊不方便。

中学前面有个麦场，农闲时就成了电影场。吴老师常在看电影的时候与张老师约会。晚上，吃过晚饭，我扛着一条双人凳随吴老师去电影场。等张老师和她的女伴们来了，吴老师便让我去通知张老师并告诉她约会的地点。——场角有间场屋子，一位痴情郎正在那等着他心上的人。

当时的海头小学的领导不知是出于何种用心，竟对吴老师的恋爱进行了行政干预，还跑到海头中学找吴老师谈话。

那是一个深秋的晚上，月光凉凉地洒下一地清白，星星也仿佛怕冷似的躲得高高的，需仔细瞅才能发现。学校建校时栽的高大威武的法桐树叶子已经落尽，我也像星星似的躲在粗大的法桐树后听他们谈话。他们三个在高中部教室走廊东头，我只模模糊糊地听小学那位校长说：张老师还年轻，是我们学校的培养对象……狗屁逻辑，培养对象就不能谈恋爱？我真想冲上去把他们轰走。

吴老师就是那个寒假回去结婚的。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始了，我在井边的柳树下玩。柳树还没有发芽，但春天的温暖已在田野里返青，只是还没有覆盖田垄。吴老师在井台边递给我一包喜糖，一脸灿烂的笑，像春池的涟漪，漾出幸福与满足的快意。他说，秋子，请你吃喜糖。我拿着喜糖傻傻的不知所措，激动得竟没能说出一句祝福的话来，——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感受到的有点“晕”的荣幸！

1977年，我进师范读书，从此再也没见到我的吴老师。后来，我也回到了母校教书，竟像有缘分似地住进吴老师曾经住过的宿舍。那时我已结婚3年，同样带着一个孩子，住进吴老师和张老师最先住的那个单间。那是一排1956年学校初建时的老房子，西屋，共12间，青砖青瓦，冬冷夏热，曾经是女生宿舍。房子的墙根处的砖已经开始风化，室内是混和土地面，一年到头很少有干燥的时候，湿漉漉的泛着盐碱。听邻居老师说，吴老师住的时候，孩子没人带，他和张老师上课去了，就把孩子锁在房内，为方便孩子大小便，在进门一米处掘了个坑当孩子的便池。有一次孩子滑倒在便池里，屁股、腿上满是尿和屎，趴在门缝上哭，嗓子都哭哑了。听邻居老师讲，我心里都酸。我有岳母给带孩子，祖孙三代四口住在一起，逼仄得透不过气来。但想想吴老师和张老师，也就不觉委屈多少了。

后来，学校又盖了一排教工宿舍，老师的住房稍微宽敞了一些，学校安排我到同一排的最北面的两间住。那两间房子恰巧也是吴老师走前住过的，房内从墙根至屋面顶棚全是吴老师留下的“墨宝”。吴老师考研的时候，为强化记忆，把外语单词全用毛笔蘸着墨汁或蓝水写在上面。就是说只要进了家，或吃饭、或睡前、或梦中醒来……只要目之所及就可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间阅读。

搬家的时候，房子的后面那棵柿子树上小柿子像一盏盏小红灯笼一样挂在虬劲的树枝上，一片喜庆的景象。同事们说，搬家是喜事，你去请示一下让学校给重新粉刷一下。我没有去，说实话，心里也不想刷，而且在我再次搬家的五六年的时间里都没动，——我不想掩盖对吴老师的记忆，看着吴老师的“墨宝”，就仿佛我敬佩的吴老师就在我的身边。更重要的是我把吴老师的“墨宝”当作思想教育的“基地”，用吴老师的治教治学精神，激励我和我的学生像吴老师那样去工作、去学习，去奋斗！

（摘自2009年7月18日互联网“苍梧晚报论坛情感驿站”）

附录2：

关于“秋子”的《我与吴金华老师》

吴金华

前几天，南京凤凰出版社王华宝编审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我的散文，题目叫《我与吴金华老师》，作者署名为“秋子”，内容是回忆三十多年前我在“海头”中学工作期间的旧事；这篇文章颇为有趣，但有些内容恐怕不见得符合事实。我说，这两天我正在赶写一篇稿子，没有时间上网，你能不能把那篇散文转发给我？

今天，我一边读着“秋子”的文章，一边哈哈大笑，每读一段，都忍不住大笑一场。笑什么呢？一是笑自己当年居然给同学留下了那么有趣的形象，二是笑当年的同学居然对我有那么多善意的“误解”。

下面就后一种笑话举几个例子：

一，“吴老师个不算高，一米七六左右”——说我“个不算高”是恰如其分的，但说我“一米七六左右”，却大大拔高了我的形象。去年我在新华医院体检过，身材只有一米六八，按照现代的审美标准，这种个头应属“二等残废”；现在我虽然年近七十，但腰还没有弯，背也没有驼，身高跟四十年前差不了一、两公分。这样看来，原文的“一米七六”应当是“一米六七”的倒置。

二，“薄嘴唇，尖下巴”——其实我的嘴唇属于比较“厚”的一类，从小学到大学，从年青到现在，一系列照片都不容辩驳。过去我听老人说，“厚嘴唇”是愚蠢的象征，所以，我一直不敢“自作聪明”，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宁愿比别人多花时间、多费力气，不得不以“笨人” 自居。在“秋子”看来，我大概是个非常聪明的青年教师，所以我的嘴唇在他的印象中就由“厚”变“薄”了。

三，“讲到精彩忘情处常来不及拿黑板擦子，直接用袖子擦黑板”——说我“直接用袖子擦黑板”，那完全是同学们看走了眼。当黑板上没有空挡而我又急于板书的时候，我常常用食指和中指代替黑板擦子，这是事实；由于衣袖过长，因而常常出现袖口顺势被抹上一些粉笔灰的现象，这也是事实。听课的同学坐在下面，只注意到我的袖口上的粉笔灰，没有发现我的食指和中指才是临时性的黑板擦子，这岂不是看走了眼？

四，“后来，我们慢慢地间接知道吴老师生在一个习武之家。解放前，家里以卖艺为生。”——1968-1976年，我在赣榆县“城里中学”、“海头中学”当语文教师期间，许多学生都善意地猜测我的文化背景。有的说，我的父亲是个著名的南京大学教授，因为“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冲击，所以我才被下放到赣榆；有的说，我的父亲是个武术大师，以前是旧政府的保镖，我就是因为家庭历史问题才离开南京的。看来“秋子”所据的是后一种说法。那时，这两种说法都曾经让我笑疼过肚子。我的父亲年轻时是六合县新集镇的贫民，因为穷得吃不上饭，只得到南京天青街给“老板”当“学徒”，所学的内容是织毛巾、做帽子。三年满师后，老板觉得我父亲不但手艺精通，而且为人厚道、勤奋，就主动资助他开了个“店面”。从此，我的奶奶、母亲、姑妈、舅父等才陆续离开农村，成为南京的“小手工业者”。我的父母没有读过书，父亲只会写自己的姓名，母亲能背诵几句《三字经》——那是小时候在田里插秧时，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公私合营”时，父亲、哥哥、嫂嫂、姐姐都成为“南京毛巾厂的”职工，母亲在家做饭、带孩子（哥哥、嫂嫂有三个孩子），只有我一个人在学校读书。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是1966年夏季，适逢“文化大革命”爆发，直到1968年才分配工作。那时等待分配的毕业生约有150人，上面发来的分配方案是：一，边远地区（如新疆、东北、湛江之类）需要10人左右；于是出身“最不好”的，或者是同班同学有“恋爱关系”需要分配在同一地区的，都被“充军”到这类地方。二，省内外的重要部门（例如新华社、北京宣传部、山西煤炭部之类）需要20人左右，凡是“出身好”，特别是“文革”中得意的“头头”，都填补了这类肥缺。三，南京郊区的10多个中学需要进人，于是出身于“工人”、“城市贫民”、“贫、下中农”“小手工业者”之类的同学经过一番明争暗斗，才有一部分人如愿以偿。四，四川的农村中学需要20多人，于是让“出身不好”或者“平时表现不好”的一批同学顶了上去；五，除了以上四类地区分出60多人以外，其馀80多个“上不得台、下不到底”的角色都分散到江苏各地。在江苏各地中，最差的要数徐州、淮阴、盐城三个地区；我被分配到徐州地区后，又由地区的“革委会”分配到赣榆县，理由是“你是江南人，赣榆有大米吃”。就这样，我在赣榆度过了难忘的十年。记得我25岁离开南京时，自己很伤感，但父亲却不以为然。他说：“我24岁离开六合老家时，一个字不识，不知道到南京后能不能混口饭吃；你现在是个大学生，每月有40多块钱的工资，不管到哪里教书，我们都有体面，还怕个什么！”此后，我之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也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无忧无虑，就是因为有了上述家庭背景。

五，“袜子、袜垫脏了、湿了，放在褥子底下焐。”——在“放在褥子底下焐”一句的前面，照理应当有以下八个字：“他先洗干净了，然后”。文中说衣服“不经常洗”是真的，一是海头风大，晾衣服太麻烦；二是那时合身的衣服不多，不象如今有两三套可供替换。但袜子还是有好几双的，而且洗起来也简单。大概我的洗袜子速度比较快，“秋子”没有发现，就误以为我连袜子也懒得洗了。在个人卫生工作方面，我那时的表现确实不比别人出色，连出身于部队的时守禄校长都对我嘟噜过什么“有点马虎”；但也只是“有点”而已，不至于“马虎”到那种难于想象的程度，秋子，不至于吧？

六，“场角有间场屋子，一位痴情郎正在那等着他心上的人。”——在这里，秋子要么是记错了，要么是无意中把他自己的在另一处的恋爱情景移植过来了；不然，“场角”哪里会“有间场屋子”？请问，1971年之前生活在海头的人，还有谁见过这间“场屋子”？

七，“听邻居老师说，吴老师住的时候，孩子没人带，他和张老师上课去了，就把孩子锁在房内，为方便孩子大小便，在进门一米处掘了个坑当孩子的便池。有一次孩子滑倒在便池里，屁股、腿上满是尿和屎，趴在门缝上哭，嗓子都哭哑了。”——这个故事也是误植的。“邻居老师说”的这件伤心事，发生在“邱某某老师（也是语文教师）家”。邱老师家的习惯是，孩子大小便时，父母亲拄着铁锨耐心等待，等到孩子一起身，他们立即就地挖坑，最后用新土覆盖好表层，所以她家常备铁锨一把，门内门外或凸或凹的地面上没有一块不是新土。我们的孩子，是请了保姆的，每月付给保姆10元，这在当时是很高的报酬了，保姆也很尽心；如果保姆偶尔不在，我们就把孩子带在身边，上课时让孩子在教室门口玩耍，从来没有“把孩子锁在房内”的事情。“邱老师家”的故事，流传很广，不知怎么连我也沾了光。附带说一下，我不论住什么地方，地面都相当平实，宿舍从来不备铁锨，因为铁锨之类的东西，你能用它做工具，进门的贼人也能拿它当凶器，放在家里没有好处。

最后，我要说明的是，除了上述七例，尽管《我与吴金华老师》一文中还有某些细节似乎也不那么准确，但我还是非常感谢“秋子”的好意。四年前，《赣榆诗词集萃》的编者向我索稿，我抄寄了六首旧作。现将回忆任教于赣榆的两段顺口溜及“编者注”抄录于下，算是对“秋子”的应和。

忆赣马文峰塔

二○○五年一月

赣马原为赣榆旧城。

1968年任教于赣马中学时，常常观望矗立于墙外的这座残塔。

汉瓦秦砖何处求，旧城遗迹入荒丘。

　　多情惟有塔前月，相伴无眠春共秋。

忆　海　头

二○○五年一月

1971年至1978年，任教于海头。

韶光如水忆华年，千里风尘到海边。

敬业夜磨三寸笔，强身朝练五行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