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名春：20世纪后期大陆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

狂人

一  注释翻译著作  

1950年至2005年《荀子》的注释、翻译本中国大陆至少出版了41部，其中选译、选注的有17部，全文注释、注译有24部。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梁启雄的《荀子简释》（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章诗同的《荀子简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的《荀子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杨柳桥的《荀子诂译》（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张觉的《荀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其中以学术价值著名的当数梁启雄的《荀子简释》、张觉的《荀子译注》、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

近代以来的《荀子》注本，基本上袭自清末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思贤讲舍光绪十七年[1891]初刊）。百十余年来，全面超越其校释成果的荀学著作尚未出现。梁启雄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荀子柬释》一书。1956年，经修订后，更名为《荀子简释》而再版。江心力《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一书页163至165对其有详细的评论，可以参看。不过，应该指出的是，江书并非公论。所谓梁书的三大优点，基本上取自杨树达和高亨先生之《序》以及梁启雄的《自叙》、《述例》，至于它们是否符合事实，江书并没有深究。对于梁书的问题，江认为是“个别字句的解释并非尽善尽美，仍有值得商榷之处，《燕京学报》第20期对该书的介绍一文中就指出了这点”。然后引用了其对梁书两处字句解释的批评。其实，梁书远不是“个别字句的解释并非尽善尽美”的问题。梁启雄在19955年的《重印叙言》中已经检讨：“《柬释》之缺点甚多，而以改易正文为尤甚……此次修正，已多所复原而未能徧。”这并非自谦之语，李中生《〈荀子简释〉注释中校改意见的疏失》一文从“不明词例而改”、“不明词义而改”、“不明通假而改”、“不明语法而改”、“不明修辞而改”、“不明文意而改”、“文本易明而改”、“标注‘阙疑’而改”八个方面列举梁书24条改易原文的错误（李中生：《〈荀子简释〉注释中校改意见的疏失》，《文献》，1994年第4期；李中生：《荀子校诂丛稿》，第28～39页，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其说基本上能成立的。如果说1994年刊发的李文只是就“疏失”而言的话，此前3年张觉的《〈荀子简释〉校勘真相管窥》（《学术研究》，1991年第1期）一文则对梁书的校勘基本进行了否定。张文说：梁书132处有关订正文字的校语表明取自等杨倞各家之说，其实皆取自王先谦《集解》一书。有17处校语表面上是作者“据群书”而校改《荀子》，“其实，这些校勘成果皆取自《集解》”。其中“转引《集解》校语时，有时还有错误”。梁书又有6处校语表面上是“据群书”而校改《荀子》，“实皆取自”久保爱《荀子增注》，其中一处，“竟连抄《增注》也抄误了”。梁书校勘所据“群书”其实不过8种，如果去掉“宋、明、日《荀子》善本”3种，就只有5种。张文又指出：梁书在使用“宋、明、日《荀子》善本”3种校勘时并不很详，而是“颇多疏漏与失误”。《简释》凭台州本校改文字共10处，其中有7处出自王先谦《集解》、久保爱《荀子增注》，真正的订正只有3处。许多地方本可据“宋台州本”校改的，反而据后世第二手资料校改了。从梁书校语可以看到，梁竟不知久保爱所谓“宋本”即“宋台州本”。如果梁真正“取宋台州本……及日本《荀子增注》各详校一过”，那会不明了其间的关系呢？所以，梁即使用古逸丛书本作了校对，其工作也是很粗疏的。《简释》据明世德堂本校改文字仅3处，却有1处误校。有许多可以据世德堂本校改的，也反而据后世第二手数据进行校改。梁之校改，除利用《集解》外，以利用《增注》最力。但却对《增注》与世德堂本、台州本之间的关系不甚了了，而且也有漫不经心之处。张文还指出了梁书校改文字的若干“疏漏”：一是“仅注明‘《荀子》原文如何’而不注明‘何所根据’，这不免有臆改之嫌”；二是“既不注明‘何所根据’，亦不注明‘原文如何’”，其属于梁校对失误的有68处。其中有的是改用了异体字、古今字或通用字，有滥改古书之弊。有的是校对不慎而新增加的错误等等。由“该书之校勘，其虚假粗疏便可见一斑”。因此，“高亨先生说‘梁氏此书，固初学之所棘求，亦鸿彦之所必取’，并盛誉‘梁氏著书之忠实谨慎云云’，实为溢美之词”。张文对梁书校勘的评价，基本上是以完全归纳法得出的，当属实事求是之作。可以说，揭破了梁启雄《荀子简释》校勘的真相，得出了与学术界几乎完全不同的结论，应视为20世纪《荀子》文献学研究的一大成绩。江心力的评论对此视而不见，是应该检讨的。

章诗同的《荀子简注》是在“评法批儒”的特殊年代出版的，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可言。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的《荀子新注》也成书于“评法批儒”时期，此书虽有张岱年、楼宇烈等中哲史专家参与其事，学术性也仍有限，存在着与《荀子简注》一样的毛病。但比较起来，批注更为详尽细致，用起来更方便，因而影响更大。《荀子新注》对《荀子》32篇几乎逐字逐句都作了现代化的注解和翻译，充分发挥了梁启雄《荀子简释》的长处。又几乎每篇都撰有说明（第29-32篇的说明包含在第28篇中），概括地介绍了《荀子》每篇的内容和旨意，提出了批判继承的具体意见，“首开了逐篇撰写说明之先例”。书后的附录有《荀况生平大事简表》、《部分名词和人名简释》、《部分词条索引》、《人名索引》4项，颇便查检。此书虽无“注译”之名，实质就是一部注译合体的荀子整理之作。

如果说《荀子简注》、《荀子新注》代表了大陆70年代“评法批儒”时期荀子整理的水平，杨柳桥的《荀子诂译》则可代表大陆80年代初期的水平。该书前有《青出于蓝的孔门儒士——荀子》一文作为代序，介绍了荀子的生平、荀子的学说，强调荀子既法先王，又法后王，否定了荀子为法家说。其《诂译凡例》有16条之多，基本概括了该书的特色。其目录称“遵杨倞本”，论者认为“实际上是以《集解》为底本而选用了杨倞之注文”。正文分“释诂”和“译话”两部分。书尾有《附录》：一是《刘向校书序录》，二是《〈国策·楚策四〉荀卿遗春申君书诗》，三是《王念孙〈读书杂志〉所录〈荀子〉佚文四条》。其“释诂”部分简要地采摘了各家校勘的成果，但基本上是袭用《集解》本之说。自己的意见“一律冠以‘按’字，以示区别”。论者认为“采他说简要明了而少考证，出己说则略引书证及古训。此虽是其所长，然亦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弊。较为严重的缺点是臆改原文比梁氏过甚，已犯整理古籍之大忌”。其“译话”部分“畅达者有之，牵强者亦有之，故得失参半”（王天海：《〈荀子〉校勘注释源流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这些评论，是实事求是的。

张觉的《荀子译注》、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可谓代表了大陆90年代荀子整理的水平。张书的译注，虽以通俗普及为用，但仍以学术考校为体，称得上深入浅出。其书以清光绪《荀子集解》初刻本为底本，并校以其它善本旧刻及古注、类书引文与古籍异文进行订正。凡所订正，均于注释中加以注明。凡无版本及古籍异文为据者，即使确实有误，亦仅于注释中说明之而不妄改。一反梁、章、《新注》、杨诸书臆改原文之弊，说其校勘工作严谨科学，较之《荀子集解》，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应不为过。其注释博采而简洁，精要而稳妥。译文以直译为主，辅之以意译，与注释互为补充呼应，平实而畅达。在现今诸多的荀子今译今注中，张书应是最佳的。但严格地说，此书“深入”方面也有一些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译注校勘全用简化字，对其学术性颇有影响。其书以《荀子集解》初刻本为底本，并据其他善本进行订正，实质是择善而从，不主一本。目前各家《荀子》译注都如此，便于一般读者，本无可非议。但其流弊则会使《荀子》愈来愈失真，留下诸多以今代古的后遗症。受体例限制，注释“迻述他人之说而不指明出处”的现象也颇有一些，特别是50年代以来海内外学者校释《荀子》的大量论文，基本上没有提及。论荀子“时人尊而号荀卿，后人亦谓之孙卿子”，以“性恶论”称其人性论，以为荀子思想“决非‘儒家’所可包容”等等，都较为浅显。所以，此书还是属于普及之作。

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由于收入《齐文化丛书》，一般人不易见到。该书是《荀子》32篇校勘、注释资料的汇编。其《述例》称：凡所见历代《荀子》不同传本之间的文字差异，悉为比较、汇集；前人重要的考订成果和注释说明，亦按著作年代顺序，逐一收录。用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58年重印本）作底本。原文每篇分若干章（段），每章（段）后依次排列“汇校”、“汇注”资料。“汇校”部分，首先依据由宋至清重要版本10种，与《集解》相校，列出异文。凡古今字、通假字之不同，亦全部载录。其次，以《群书治要》、《太平御览》等类书和《韩诗外传》、《大戴礼记》等有关专书与《集解》本相校，摘录其文字差别。学者注解著作有关校勘的意见，其中一部分直接涉及版本问题，也附载于此。“汇注”部分，参用主要注本36种，大多是古代重要专著，少数为近代之作，今人研究成果亦酌予采录。所收诸家注解，包括篇义、句义、词义、字义的诠释，间亦延及思想内容的论析，或文献的整理、文字的校勘等等。对于各家相互辩难、彼此对立的意见，一概兼取并收，少量明显偏误的一家之言，也尽量载入。“汇校”、“汇注”中都有部分“案”语，表示对已有校注的补充、说明或订正。故汇集他说中也不乏己见。编者称“迄今可求之《荀子》一书的重要校注参考数据，大体备列于此。这样，此册一编在手，可收遍览40余种校注本之效，其学术性与实用价值显而易见”（董治安：《汇文献整理之大成，出资料丛集之新编》，《管子学刊》，1999年第1期），大体可信。但此书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今人王天海指出：一是“收采面狭窄。所遗民国以来名家之说尚多”，海外著作更少引用。至于海峡两岸80年代以来的校释成果，不论优劣，一概不提。这与资料汇编之性质是不相符的。二是“校注刻意分立，资料零乱。编者此举本为眉目清楚而行，故校勘与训释数据人为分割而用。但我国古今校释之作，大多融校勘与释义、音读为一体，若率意截取，势必使原始资料支离破碎，文不成义，面目全非，更不便于学人阅读或者查检原典。此或编撰者始料所不及”（上引王天海文）。这些批评，有一定道理。

二  文献考释研究专著

大陆50多年来《荀子》的文献考释研究专著大致有3种：一是版本学研究之作，二是读书箚记之作，三是语言学研究之作。

大陆50多年来《荀子》版本学研究最有名的当属高正。其代表作是《〈荀子〉版本源流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该书是全面调查研究《荀子》版本问题的一项重要成果。作者将《荀子》52种重要版本逐一考核校勘，详加分析比较，归纳为18个系统，指出每一系统的特征，探索其渊流及递变过程，考订其刊刻年代，评论其得失。所涉及的不同版本凡100多种。力求根据详实材料做出判断，遇有文献无征或材料不足的情况，则采取阙疑态度，表现出谨严的学风。又列有《〈荀子〉版本源流示意图》，表明各重要版本的纵向和横向关系，脉络清晰，一目了然。附录的《〈荀子〉宋椠善本重要异文校勘记》，实即《荀子》善本异文集校，为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说参楼宇烈《〈荀子〉版本源流考·序》）。该书指出：《荀子》之校勘，宜取《古逸丛书》影刻南宋台州本为底本，而以南宋浙北刻本、南宋刊删“纂图互注”巾箱本、南宋刘旦校刻纂图分门类题注巾箱本及南宋坊刻元明递修本为主要参校本。得此五本，有校勘价值之《荀子》异文资料，则已略近完备，其余诸本文字，纵偶有可取者，亦甚寡矣（《〈荀子〉版本源流考》，第85页）。这一意见，是作者以归纳法得出的经验之谈，应该重视。

不过，校勘《荀子》，到底以何为底本为嘉？尚有争议。《古逸丛书》影刻南宋台州本与南宋浙北刻本相近，异文较少。因此，选择底本当不出《古逸丛书》影刻南宋台州本与南宋浙北刻本之间。高正意见是取影刻南宋台州本，因为其“为熙宁监本系统中现存之唯一既接近祖本原貌，又完整无缺之版本。加之刻工精致，字体美观大方，误文较少，故虽为清末之影刻，其版本价值仍颇高”，而南宋浙北刻本“为熙宁监本之翻刻，详考之，其所据底本似有缺页，而以纂图互注系统本之文补之”，“二本差异之处，难断孰近于熙宁监本原貌，论可靠程度似台州本稍高”（《〈荀子〉版本源流考》，第12、16页）。王天海也认为：浙北刻本“共抄补十二页半，尚缺二页未补，亦有多处因书页残破而微描字划者，故其校勘价值已逊于《古逸丛书》影刻宋台本”（上引王天海文）。但同为《荀子》校勘专家的张觉却认为：《古逸丛书》本“已为宋台州本之影摹本之仿刻本，乃清刻本而非宋刻本”，而南宋浙北刻本“乃今存《荀子》刻本之最古者，甚为可贵”，“此本又乃谢墉本之所自出而为《集解》正文之远源也，故更足以校正谢墉本及《集解》之误”（《荀子译注·附录》，第692页）。笔者认为张觉的意见有道理。从文字来看，浙北本的错误更少。其残缺部分可据《古逸丛书》本补足。因此，校勘《荀子》，以浙北本为底本当更嘉。

该书用简化字，别的地方问题尚不大。但在附录的《〈荀子〉宋椠善本重要异文校勘记》中，则给人一种不放心之感。“锺”、“钟”之别作者虽然注意到了，没有用简体字；但“埶”与“势”，则看起来别扭。当然，作者也是出于无奈。

骆瑞鹤的《荀子补正》（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类似王念孙《读书杂志·荀子杂志》的著作。该书对《荀子》32篇及其各家之说进行补正校释，共有箚记285条。其体例为：先以大字顶格列出正文，再另起一行低一格列出所补正的各家之说，然后另起一行以“按”出以己见。如无各家之说，则在正文后直接出以己见。其融辨析字形、订正音读、说解意义为一体，无论是纠正前贤时人的讹误，还是出以新说，都是专攻难点，专打硬仗。其基本准则有三：一是看是否符合校勘学、训诂学规范，二是看是否符合原文原义，三是看是否符合史实。可以说箚记285条，条条都是心得，都是反复斟酌之作。堪称大陆50多年来《荀子》考释订正的标志性成果。当然，此书也有一些可讨论之处。王天海指出了几条，大都言之成理，可以参考。

李中生的《荀子校诂丛稿》（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是作者1991年至1998年《荀子》校释论文的汇集，共收论文11篇，约22万字。其《读〈荀子〉札记》一篇有校释箚记250条，发明甚多。其论杨倞《注》、王先谦《集解》、王念孙《杂志》、梁启雄《简释》的诸篇，在荀学研究史上，意义尤深。李氏认为：清以来的注家有两个较为普遍的缺陷。一是重训诂而轻义理。二是只注意由字词到句，然后到全篇之义、全书之旨的一面，忽视了由全书、全篇之义旨及用词特点到某句、某字词的另一面。对王念孙《杂志》、王先谦《集解》得失的检讨，就是从这一观念展开的。这一认识，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上算不得新鲜，但在《荀子》校释方法的讨论上，却属少见，有纠偏之功。对清人，特别是后来的梁启雄《简释》轻易校改《荀子》，李氏既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又分析了其误校、误改的方法论原因：在利用本篇前后文字进行论证时，忽略了还需从整部书的义理和用词造句来融会贯通；在利用他书或类书的引用来比勘时，忽略了他书或类书的引文也会有省改的情况；在利用古注来改动原文时，忽略了古注与原文所存在的一些特殊对应关系；在利用古人行文的常规句法进行校对时，忽略了古人行文的文句异例。这些分析，是实事求是的；而其具体的校释工作，也大多是成功的。他与骆瑞鹤，可以说是大陆50多年来《荀子》训诂考释工作的双子星座。

三  校勘考释杂论

50多年来，尽管没有《荀子》研究的专著，但高亨、金德建、包遵信、王天海诸位在《荀子》校勘考释方面也颇有成果。

高亨1933年就写成了《荀子新笺》，当时梁启雄著《荀子柬释》就曾借阅并选录了若干条。后来高氏也有些增补，1957年略予删修，刊登于当年的《山东大学学报》第9期。1961年收入《诸子新笺》一书，箚记共94条。高氏乃训诂名家，在《荀子》字词的校释、训诂上也新见迭出，斩获颇丰。比如其释《劝学》篇“金就砺则利”云：“砺乃厉之俗字。《说文》：‘厉，旱石也。’《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泰山若厉。’集解引应劭曰：‘厉，砥石也。’是厉之本义为磨刀剑之石。‘金就砺’者，谓刀剑之属，就砥石而磨之也。此二句相对成文。绳为正木所用之物，砺为砥金所用之物。砺亦有磨义，但不可以解此文。”（高亨：《诸子新笺》，第141页）这是以本字释后起孳衍字。高氏之说，证据充分，又经长期斟酌，较为审慎，大多能成铁案。如《非相》篇“故长短小大善恶形相，非吉凶也”句，梁启雄《荀子简释》曾引高氏旧说，云：“善恶当为‘美恶’，字之误也。”（梁启雄：《荀子简释》，第47页）不过，在1961年版《诸子新笺》的《荀子新笺》里，此条就被删去了。这是正确的。先秦文献里大多以“美恶”相对，但也不乏“善恶”相对的例子，如《国语·晋语八》：“善人在患，弗救不祥；恶人在位，不去亦不祥。”《荀子·强国》：“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性恶》篇善恶相对之处则更突出。包遵信指出：善也有美训。所以，不能因为美恶习见就否定善恶相对。高氏《荀子新笺》删去旧说是高明的。当然，以偏概全，好改原文是清代以来朴学家的通病，高氏也不能尽免。

金德建的《荀子》研究成果集中在《先秦诸子杂考》（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年）一书里。该书第二十一章《诸子丛考》有“《荀子·强国篇》有后人窜入”节，第二十二章《诸子丛考续》有“陈仲、史鳅遗说考”节、“《荀子·非十二子篇》与《韩诗外传·非十子节》之比较”节，第二十三章《诸子学丛论》有“《非十二子篇》舜、禹节疏释”节，第二十四章《〈尸子·广泽篇〉零笺》有“《尸子·广泽篇》与《荀子·解蔽篇》宗旨相通”节。第二十六章《〈荀子〉零笺》、第二十七章《〈荀子〉零笺续》、第二十八章《〈荀子〉零笺再续》更是《荀子》的专论，考辨了《荀子·非十二子》、《儒效》、《解蔽》、《不苟》、《天论》、《王霸》、《正论》、《强国》、《君道》、《王制》等篇的诸多问题，颇得学界瞩目。其中有些内容1950年以前就曾发表过，1950年以后在大陆刊物上发表的则似乎只有《〈荀子〉零笺》（《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一种。金氏的研究以“辨章学术，考证源流”为主，但也有订正文字者。如其论《荀子·非十二子篇》的“它嚣”即秦相“范雎”形讹之说，很有影响。记得80年代我读研究生时，李德永教授给我们上《荀子》研究课，就曾大加赞赏。当然，这也有大胆假设有余而小心求证不足的嫌疑。

包遵信是“四人帮”被打倒后重评《荀子》的代表。其在大陆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虽只有《论荀况宇宙观的形而上学特征》（《历史研究》1977年4期）、《读〈荀子〉札记(上) 》（《文史》第5辑，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12月）、《读〈荀子〉札记(下)》（《文史》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6月）3篇，却很有影响。《读〈荀子〉札记》上、下两篇有校释文184条，发明颇多。后来大陆的《荀子》考释，立说无不以其为基础。董治安和郑杰文的《荀子汇校汇注》于今人之作绝少收录，除其师高亨《荀子新笺》外，实质上仅取了包遵信《读〈荀子〉札记》一文，可见其份量。对包文的问题，骆瑞鹤、李中生、王天海、李亚明的论作都有一定涉及。不严谨处，笔者偶尔也有见。如开篇第一条批评高亨 “善恶当为‘美恶’，字之误也”说，实即高亨早年旧作，在后来出版的《新笺》里，早已删去。包氏视而不见，当属不妥。

王天海近年有《〈荀子·劝学篇〉校释订补四则》（《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6期）、《〈荀子·修身篇〉校释订补五则》（《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2期）、《〈荀子·不苟篇〉疑词新证》（《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6期）、《〈荀子·修身篇〉句读新辨二则》（《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3期）、《〈荀子·荣辱篇〉疑词新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4年4期）、《〈荀子〉校勘注释源流考》（《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5期）等一系列力作发表，学风规范，视野开阔，考辨精细而富有创见。《〈荀子〉校勘注释源流考》评论各家《荀子》校勘注释之作，持论公平而独具法眼。论荀学史的专著如马积高的《荀学源流》、江心力的《20世纪前期的荀学研究》与其比较，高下判然。至于非荀学史研究博士生的文献综述在材料的占有和评判上难以与其比肩，就更清楚了。不过，从发表的论文看，王氏的校释考证工作仍集中在《荀子》的头4篇，《非相》以下28篇尚未完成，可谓任重而道远。

余  论   

总的来说，这50年来大陆尽管出版了40多部《荀子》的注释、注译著作，但仍没有一部能与王先谦《荀子集解》比肩的注本。到现在为止，100多年过去了，王先谦《荀子集解》仍是最好的注本。今天，深入研究《荀子》，我们迫切需要一部全面超过《荀子集解》的《荀子》新注。这部新注，首先需要选好底本，我们无论是选《古逸丛书》本还是南宋浙北刻本，都比所谓“不主一本，择善而从”要好，也比王先谦《荀子集解》选择卢校谢刻本为底本要好。高正、王天海推崇《古逸丛书》本而贬南宋浙北刻本；张觉尽管推崇南宋浙北刻本而贬《古逸丛书》本，但其《荀子译注》仍用《荀子集解》初刻本为底本，这是其《译注》的通俗性所致。笔者认为浙北本虽残缺了10来页，但由于其为“今存《荀子》刻本之最古者”，文字错误较之《古逸丛书》本更少，当为上上之选。其次，广为搜集前贤今人的解释考订成果，既要将《荀子集解》遗漏的前贤之说一一补齐，又要将《荀子集解》以后的今人之说尽可能地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不但要注意专书，更要重视单篇论文；不但要注意汉字文献，也要重视非汉字文献。第三，在广集各家之说的基础上，考据与义理相结合，得出最后的考释意见，力争优胜劣汰，优选出或创造出最佳方案。21世纪的《荀子》文献整理研究，最应该做的就是这一工作。

作者：清华大学 廖名春 今据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