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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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小立
               
    韩信，一个创造了“将百万之兵，战必胜，攻必取”的战争神话的传奇人物。他曾涉西河、虏韩王、擒下悦、下井陉、破赵下齐、与刘邦用十面埋伏的计策逼得项羽自刎乌江，即使用“功高天下，略无出世”来形容他也毫不过分。然而这样一个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功臣，最终却未能寿终正寝，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韩信的死亡呢？

对于这个问题，易中天和王立群两位教授已在百家讲坛上做过详细论述，我作为一个学生似乎没有必要在班门弄斧了，但我却要“Q哥”一回 ——易中天讲得，王立群讲得，我就讲不得么？此其一。另外，我的观点又确实有和两位教授有大相径庭的之处，故不妨说出来，亦可勉强算做一家之言。说来也巧，又正巧碰见河南大学“星驰学生论坛”的负责人邢明辉来请我，要求我去给同学们开一次关于“汉代风云人物”的讲座，却之不恭，故以“功臣末路”为话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阐述。现在谨将鄙见略陈于下：

我认为韩信之死应该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刘邦、吕雉为什么要杀韩信；一方面是韩信为什么会被杀。

刘邦之所以要杀韩信，概括一下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制度决定，“家天下”使然。

众所周知，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听信李斯建议，在全国实行郡县制。这种制度就是在中央设三公，即太尉、御使大夫和丞相，三公之下设九卿；在地方设郡县，郡的最高长官叫郡守，县的最高长官叫县令。秦始皇自以为这种制度能让他实现他的“万世梦”，可惜的是他的这个梦想随着他的XXXXX一同在他死去不久就结束了。继之而拥有天下的是刘邦，刘邦作为一个开国皇帝，就必须创设一定的制度来统治天下，并使后代子孙有所遵循。然而，当刘邦面对这个问题时，他却犯难了。刘邦很清楚，如果施行分封制，天下很可能重新出现战国割据、诸侯混战的局面，中央权利逐步瓦解，最后走上周朝的老路，这种情况我称之为“瓦解”；如果施行郡县制，则有很可重蹈秦朝覆辙，大泽乡义旗一举，天下云集响应，秦朝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灭亡了，这种情况我称之为“土崩”。但无论是“土崩”还是“瓦解”都是刘邦不愿看到的。在这种两难的状况下刘邦选择了折中，来了个“一国两制”即在承袭秦朝郡县制的基础上将一些功臣分封到一些地方去做诸侯王。韩信就是在种制度下被封为楚王的。

如过说刘邦施行的这种制度决定了韩信能成为一个异姓诸侯王，那么，刘邦“家天下”

的计划则是刘邦要杀韩信的最重要的原因。

刘邦是个无赖，我却不是，所以我说刘邦有“家天下”的野心就必须有证据。我认为他后来对异姓诸侯王的采取的实际行动就是最好的证据。刘邦得到天下后，一共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他们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韩王信、燕王卢绾、赵王敖和长沙王吴芮。下面，我们在来看看他们的结局：楚王韩信、梁王彭越皆被刘、吕以“谋反罪”杀害；淮南王黥布、韩王信因谋反被杀；燕王卢绾逃亡匈奴；赵王敖被废。也就是说汉初分封的七个异姓诸侯王中只有长沙王吴芮得以王终，但我认为这主要是由长沙王吴芮的封地远离中央且其能力较其他诸侯王低，对中央的威胁不大导致的结果。总之，我们从刘邦对待这些诸侯王的态度中已不难窥测到刘邦“家天下”的野心了，他在白马盟誓时说的“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则更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

刘邦要实现“家天下”，遇到的最大阻碍就是异姓诸侯王，而这些异性诸侯王中又要属韩信对刘邦的威胁最大。这是因为韩信功劳最大、威信最高、封地最多、兵力最强，这一切都让刘邦寝食难安，必欲除之而后快！

二、权力制衡，集团斗争使然。

主导汉初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三股，他们分别是：以韩信、彭越为代表的功臣集团；以刘邦为代表的皇族集团；以吕雉为代表的外戚集团。三大集团中，又以功臣集团力量为最强，皇族集团次之，外戚集团最弱。

老谋深算的刘邦必然要为皇族集团谋取最大的利益，而这个利益的最大威胁就是实力超过自己的功臣集团。刘邦为了控制功臣集团，必然会想尽办法，刘邦采取的办法就是权力制衡。这种办法的具体实施方法是压制功臣集团，扶植外戚集团，从而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我们常说“枪打出头鸟”，要打击功臣集团，韩信这只“出头鸟”首当其冲也是情理之中。因此可以说，韩信是刘邦为求得权力制衡而进行集团斗争的牺牲品。

三、兔死狗烹，刘吕个人因素使然。

据《史记》记载，韩信在陈被刘邦逮捕时，曾仰天叹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便是人们常说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这句话的意思和“过河拆桥”颇为相似。的确，从某种程度上说，韩信之语道出了自己之所以被杀的一部分原因，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不是所有的“主人”都会“烹狗藏弓”的。所以韩信的死有必然与刘邦、吕雉的个人因素有关。

先看刘邦，刘邦远见卓识而又不顾人情。如果刘邦短见，则不会杀韩信。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必须要有对当时形势宏观把握的能力。刘邦可谓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优秀政治家，他的优秀就体现在他的远见卓识上。我认为“吕后问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已而吕后问：“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憨，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馀，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曰：“此后亦非而所知也。”    《史记"高祖本纪》

看完这段刘邦对自己死后的人事安排，我们不得不被刘邦的知人善任和远见卓识所折服，刘邦既有如此政治远见，又岂肯留下韩信这颗“定时炸弹”来威胁其刘氏子孙，因此，从政治利益和刘邦对政治的谙熟方面考虑，刘邦要杀韩信。但此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韩信与刘邦感情如此深厚，正如韩信所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那么刘邦下得了手吗？对于这我们就不得不看看刘邦的为人了。

为了了解刘邦的为人，不妨先看一看《史记"项羽本纪》里的几段精彩描写。

汉王乃得与数十骑遁去。欲过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汉王家，家皆亡，不与汉王相见。汉王道逢得孝惠、鲁元，乃载行。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曰：“虽急，不可以驱，奈何弃之！”于是遂得脱。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审食其从太公，吕后间行，求汉王，反遇楚军。楚军遂与归，报项王，项王常置军中。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王怒，欲杀之。项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项王从之。

将孝惠、鲁元推下车且“如是者三”是其不父；面对父亲快下油锅时，却无赖地说“必欲烹而翁，则幸分一杯羹。”是其不子，这样一个不父不子，连亲生子女和亲生父亲都可以抛弃的人，难道还会因为情义而放过韩信吗？因此，刘邦杀韩信是一种必然，韩信死后，刘邦“且喜且怜之”就是对此的最好例证。

然而，韩信毕竟没有死在刘邦手里，而是被吕后诱杀于长乐宫钟室的，可以说韩信的死是在刘邦的默许下，由吕后一手抄办的。那么吕后的个人品质又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不妨先看看《史记.吕后本纪》的几处记载：

孝惠帝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赵王霸上，与入宫，自挟与赵王起居饮食。太后欲杀之，不得闲。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蚤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酖饮之。儣明，孝惠还，赵王已死。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辉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见，问，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太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太后子，终不能治天下。”

提到吕后毒杀赵王如意、制造“人彘”等事件，很多人都会不寒而栗，然而这却是吕后的真实写照。吕后既有如此歹毒之心，杀一韩信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但吕后能杀韩信不单因为其歹毒，更关键的是在于其处事的果断，说杀就杀！这连韩信自己都始料未及！可以说，吕后这种歹毒与果断的个人品质是造成韩信之死的直接原因。

无论是政治形势还是刘吕的的个人因素都决定他们要杀韩信。那么韩信究竟做了些什么，以至于刘吕非要杀他不可呢？他又为什么会被杀呢？我认为如果从韩信个人因素考虑，他的死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

一、功高震主，伐功衿能。

称韩信是汉朝开国的第一功臣是恰如其分的，正如蒯通对韩信所说：“（韩信）足下涉西河，虏魏王，擒夏悦，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向以报，此所谓功无二于天下，而略不出世者也。”本就功高天下，略无出世了，再加上之后的破齐，灭楚，其功劳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真可谓“戴震之威，挟不赏之功”了。功高震主本就必然会引起刘邦的猜忌和害怕，那么必然对韩信采取行动，这时的韩信有两条路：要么造反，要么归隐。韩信没有造反，也没有归隐，而是代功矜能，这两件事表现在他破齐这件事上。

韩信破赵之后，向齐进发，这时的齐国已被郦食其说降，本不须大动干戈，而韩信为了抢郦食其的功劳，尽听蒯通之言，渡河进军。正如蒯通所料，郦食其的功劳全被韩信抢到手中。郦食其本人也被齐王投进了油锅，但他却不知道正是他的这种伐功衿能的行为让他离死亡更尽了一步。这还不算糟糕，更糟的是他竟以此功来要挟刘邦封自己为齐王，先看看下面这段文字：

“汉四年，遂皆降平齐。（韩信）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复之国也。南面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  《史记*淮阴侯列传》

韩信的这种做法，使刘邦非常生气，以致于当着来使的面就大骂：“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后虽听张良陈平之谋，立了他为齐王，但这件事却为韩信之死埋下了伏线。

二、对时势认识不清，以致因犹豫而坐失良机。

在韩信破齐之后，它迎来了一生最关键的机会，最佳的造反时机，但韩信并没有反，我认为这是起对时势和刘邦都认识不清。

韩信破齐王后，项羽派了一个说客去齐国，想要说服韩信背汉。这个说客就是武涉，他对韩信的说词可以概括为三点内容：秦可卿、进行反间，说刘邦不可亲信；贾珍、天下权在韩信，韩信左投则汉王胜，右投则楚王胜。3、兔死狗烹，项羽一死，刘邦必取韩信。这三点无疑都是对当时时势的正确认识，可惜的是韩信并没有叛汉，而是如此回绝了武涉：

韩信谢曰：“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    《史记*淮阴侯列传》

如果说刘邦不听武涉的建议，是因为武涉是敌方的人的话，那么，韩信拒绝蒯通的建议则无疑是他对时势认识不清的最好体现。他在听完蒯通的建议后，显得非常犹豫，而这种犹豫导致的结果正如蒯通所言：“功难成而易败，时难得而易失，时乎时，不在来”。韩信坐失了这个绝好的时机，也丧失了一个生存的机会。

说到这，有人会扼腕叹息，也有人会追问聪明的韩信为什么会对刘邦和时势认识不清？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韩信一直相信刘邦的天下为神受，《史记*淮阴侯列传》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常从容与信言诸将能不，各有差。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言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

这段记载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我想韩信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主要是因为刘邦确实有很浓的神秘色彩，诸如，其母与神遇，乃产高祖；高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赤帝子斩杀白帝子等。对于这些传说的真假我们今天已很难验证了，但韩信这样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却相信了，以至其在是否反汉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最后终为吕雉所杀。

三、            进退失宜，受人以柄。

韩信在陈受械后，刘邦并没有杀他，而是把他贬为了淮阴侯。此时的韩信若能弃官

归隐或夹起尾巴做人，命应该是可以保住的。可惜的是韩信既没有弃官也没有夹起尾巴做人，在同僚面前还总是胜气凌人，不可一世。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史记*淮阴侯列传》

   韩信在樊哙等面前进孤傲自负倒也罢了，最要紧的是他竟在该反的时候不反，在不该谋反的时候反了。

陈豨拜为钜鹿守，辞於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於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汉十年，陈豨果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弟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於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锺室。信方斩，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遂夷信三族。   古《史记*淮阴侯列传》

可惜的是韩信的谋反被其舍人的弟弟告发，这样一来吕后也就有了杀他的借口。吕后叫萧何把韩信诱入长乐宫，接着把韩信杀于宫钟之内。可叹的是韩信至死未悟，仍感叹“岂非天哉！”。

总之，韩信的死留给了人们无限的慨叹和惋惜，这样一个在草莽中崛起的英雄，却又在胜利中沉沦了，他的功过是非，历史和后人必将给出更为精当的评定。上述只是我的一孔之见罢了。最后，就以钱若水的《题韩信庙》来结束全文吧！

筑坛拜处恩虽厚，蹑足封时虑已深。

窿准若知同鸟喙，将军应有五湖心。



作者：河南大学文学院学生 李小立 （此文为“星驰学生论坛”2008年讲稿。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ec454f01000a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