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儒敏：博士生培养不应成为“政绩”

魏庆彬

● 温儒敏   

     
    不少大学都是把申报博士点以及扩大博士生的数量作为“政绩”。所谓“申博”几乎成了某些大学发展的标志，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惜重金从外校“挖角”，再把本单位所有相关学科的师资全都集中到申报点上，甚至有的还弄虚作假。大家都把劲头用到挖人、填表、攻关上面了，到底有多少精力真正放到教学上？
     
    记者：温教授，近日在武汉召开的博士生培养工作研讨会上，您作了一个长的发言，分析了当前博士生培养质量普遍下降的问题，并介绍了北大中文系为提高教学质量所采取的措施。我们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温：现在其实大家都看到了问题，都对博士生培养质量担忧，但又都很无奈，一边抱怨，一边还要参与。还是有深层次问题需要引起注意。
    这些年，有些专业特别是传统学科的博士点发展很快，虽然不太平衡，但培养规模已经很大了。摊子一下子铺开这样大，师资等教学条件难于跟上，当然不能保证培养质量。就如同前些年许多地方官员盲目追求GDP、追求发展速度一样，不少大学都把申报博士点以及扩大博士生的数量作为“政绩”，所谓“申博”几乎成了某些大学发展的标志，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怎么“创造”呢，常见的就是不惜重金从外校“挖角”，再把本单位所有相关学科的师资全都集中到申报点上，排列组合形成强大“阵容”，甚至有的还弄虚作假。某些知名教授今年在这个学校申报成功，明年又“移师”另一学校，重新当申报的牵头人，都快成了“申博专业户”了。大家都把劲头用到挖人、填表、攻关上面了，到底有多少精力真正放到教学上？即使博士点申报成功了，还要再攻“一级学科”，然后还有“重点学科”、“基地”之类，尽是没完没了的竞争。办教育毕竟和开工厂不一样，还是需要按照教育规律，需要有些积累。现在这种只顾铺摊子争门面的风气实在不好，把人心搞坏了，把学风搞坏了。
     
    记者：您说大家又无奈，都在抱怨，又都在参与。这是为什么？
     
    温：这就是风气嘛。对某些学校来说，博士点呀一级学科呀已经是衡量级别高下的指标，尽管也说大学应当分层次，但谁愿意“低层次”？于是全都朝研究型大学奔了。有些大学本来在本科教学或者师范教育等方面很有特色，现在宁可把特色丢掉，也要往“研究型”靠拢。对大学办学特色的漠视以及盲目的趋同化是个大问题。
    推波助澜的其实是实际利益。因为“上了层次”，就能得到更多的投入。当教员的也免不了受利益驱动。有了博士点就有钱，当上博导就等于上了一个身份的级别，可以加津贴，还可以延缓退休，所以“申博”才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大家都明明不满，可是又都那么投入。这些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一种风气，把许多人卷进去了。不过对此也要有些理解与同情，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痛。试想我本人如果不在北大，而是在地方上某些大学，很可能也要这样去做的。所以，还是要解决体制和“指挥棒”等深层次的问题。
     
    记者：有人批评说现在博士生招生太多、甚至有点滥了。这也可能会影响质量？
     
    温：如果光是着眼“发展”，和我国人口基数来比，我国博士生数量不能算多。社会也的确需要更多高级专门人才。但如果考虑到培养的条件，如师资、各种硬件以及学术氛围等等，不少大学的确博士生招得多了。各个学科情况不完全相同。我这里主要说的是人文学科。据说有的博导一年就招六七个博士生，三四年下来就是二三十个。等于一个小班了，怎么带？只能是“放羊”了。其实这里也有利益驱动，多带一位学生就多拿一份钱。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办学指导思想有问题，学校只顾扩招，不问条件。据说有的大学本来博士生生源就不理想，理科根本招不满，就把名额硬是转给文科，让文科尽量多招，或者干脆就多招在职生。大概有些学校为了保证博士生和研究生数量达到所谓“研究型大学”的比重要求，免得“浪费”了指标，就尽量多招；更糟糕的是认为文科比较“软性”，好糊弄，多招也无所谓。这也是这几年某些文科博士生招得比较滥的一个原因。
     
    记者：那么依您看，像文史哲这样的学科，每位导师每年平均指导几位博士生较为合适？
     
    温：我看每年招两个较合适，超过3位就多了。博士生指导非常讲究个性化的“科班训练”，要精雕细刻，一般不宜开课，不能批量生产。平时和学生讨论，批改读书报告，还有论文选题和指导、把关，都是很细腻的工作，最好是一对一的互动式教学。这和本科甚至和硕士生教学都大不相同。人文学科博士生培养和理工科也不一样。理工科导师往往自己先有一个课题，带着一批博士生分头来做，一个师傅可以带很多徒弟。文史哲的博士生则往往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学术个性和知识结构来选择课题，很难采取批量带徒弟的方式。博士生选择某个课题，他就应当成为这方面的专家，导师对学生所涉及领域的了解也不一定有他那么深。要指导好学生，就必须下功夫去跟踪相关的研究信息，这是非常费时间的。学生多了肯定照顾不过来，指导也就难于到位。
    北大中文系对招生这一关把得比较严。我们有47位教授，大都有指导博士生的资格，也就是博导。不过我们正在淡化“博导”的身份，如果专业非常需要又够水平，副教授也可以招博士生。这些年来，北大中文系每年博士生规模都是60位左右，每位教授也就招一到两个学生，实在没有合适的，就一个也不招，宁缺毋滥。对于不脱产的在职博士生，我们一直没有放开。
     
    记者：自1999年实行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评选制度以来，北大中文系每年都有优秀论文“入账”，这是很不容易的。
     
    温：北大中文系5年评上了5篇，占全国中文学科获奖总数的38.4% ，此外，还有11篇获得北大优秀博士论文，其数量也居北大各院系前茅。但这只是一个指标，并不能说明我们的博士生培养质量就都很好。事实上，我感觉质量有所下降。为了尽力维持学术尊严，保证一定的质量，这些年来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记者：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能否说说你们的做法与经验？
     
    温：招生是最先也是最重要的一关。前面已经说了，要宁缺毋滥。除了数量控制，还要严格考试。不能只看考试总分，面试也很重要。在尊重统一考试结果的前提下，我们加大复试的权重，测试考生科研能力。然后就是培养过程。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其质量应当通过某些必要的环节来保证。经过多年的实践，现在已经确定了必须做好的八个环节，包括：培养方案、导师组、资格考试、开题报告、预答辩、匿名评审、答辩评议导师回避和学位委员会审查。
     
    记者：资格考试是什么意思？
     
    温：学生在第一年修完学位课程后，须经过一个考试，通过了才进入正式的论文研究和写作阶段。资格考试要同时考察学生专业知识的宽度和深度，是对学生进入学位论文研究和写作之前的基础知识的一次总检查，要有不同专业的教授参加并命题。这其实是参照国外普遍采用的制度。国外的博士资格考试非常严格，淘汰率也比较高，考试通过了，才叫“博士候选人”，才有资格做论文。这不像我们的习惯，考上博士生就统统被称为博士了，实在是名不副实。现在有些学校资格考试几乎百分百通过，那还有什么意义？
    资格考试其实就是考有没有进一步培养的可能。有些实在没有研究能力的，放过去了，终究写不好论文，这对学生对社会都不负责任。现在北大中文系的资格考试也不如以前严格了，我们正准备采取措施，恢复和强化这一关。
     
    记者：为什么还要开题和预答辩？
     
    温：这也是两个培养环节。我们的做法是，学生选定论文题目并进行初步研究后，须向至少由五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做开题报告。委员会须对学生的论文设想及准备情形进行学术评判，决定他／她是否可以投入研究与写作，并向教学主管部门提交书面报告。论文在基本完成、距离预计的正式答辩前三个月，须向至少由五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作预答辩。预答辩通过者才可申请正式答辩，否则可建议其延期答辩。确实不具培养前途的学生可以在此环节中止其学习资格。这样做，一是可以及时把好质量关，二是可以发挥导师组和相关学科教授的作用，大家都来参与指导，由大家来把关。
     
   

魏庆彬

记者：记得以前报纸上报道过北大中文系是最早实行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制度的，现在这项措施已经在许多学校得以推广。能否谈谈你们这方面的做法与经验？
     
    温：匿名评审是指正式答辩之前，论文须经同行专家的双向匿名评审。通过后才可申请正式答辩。与此配合的还有答辩评议导师回避制。导师不得参加答辩委员会，在答辩委员会进行评议时，导师必须回避。此外，答辩期间，学位论文摘要上网公开，接受公众的审查。最后，还要经过系学位委员会审查，那些虽已通过答辩、但质量不高的论文也可能在最后被淘汰出局。
    在以上这些举措当中，最重要的环节是论文匿名评审和导师回避制度的实行。
    在北京大学，博士论文匿名评审和答辩时导师回避制度从2003年起普遍推广，但这项制度最初是中文系在2000年实行的。在此之前，国内流行的做法是由导师约请参加博士论文同行评议和答辩委员会的专家，一些导师为了让学生顺利过关，就约请与自己学术观点相同或相近，好“与人为善”的专家来参与评审。评审专家受人之托、碍于情面，往往将这一严肃的学术过程变为友情演出，北大中文系亦不能免俗。经过分析，我们认为，由于专家评审和论文答辩是把握学位论文质量的关键环节，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就会影响到其他环节的作用，进而影响整个培养过程。因此，系学位委员会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实行论文匿名评审制和导师回避制。具体做法是，系里设立一个校内外专家库，按论文所属的学科，由系学位委员会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论文是否可以提交答辩，先由同行评议决定，送审由系里统一做相关的匿名处理，指派专人进行。只要评议人（5~7位）中有2位不同意，该论文就不能提交答辩。
     
    记者：这项制度实施效果如何？难度很大吧？
     
    温：刚出台时的确引起震动，毁誉参半。但我们顶住压力，坚持推行。当年，有40位博士生到了毕业的时间，结果有一半的学生或在导师的要求下、或在预答辩委员会的建议下申请延期；在评审和答辩的学生中有两位未获通过。接下来的几年中，几乎每年都有40%左右的学生申请延期答辩（2002年43%，2003年39%，2004年41%）。现在看来，这项制度的推行的确对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其他院系也有相同的情况，导致北大研究生院从今年起，将博士研究生的标准学制由三年改为四年。
     
    记者：院系一级学位委员会如何发挥审查把关的功能？
     
    温：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普遍的情况是，答辩通过了的论文，学位委员会只是把关看看是否有明显漏洞，是否符合程序，除非有人提出异议，学位委员会一般不做改变。但这也很容易走过场的。我们这些年比较重视系学术委员会的把关，常发现有些论文虽然符合条例规定，却评审指标分数过低，或是答辩委员对其质量（非学术观点）有比较严重的分歧。本着学术从严的观点，系学位委员会要对这类论文进行重点审查，通常会作出缓授学位的决定，建议学生经过修改后重新答辩。
     
    记者：看来你们在教学管理方面的确费了不少心思，已经建立了博士生培养的质量保证体系。
     
    温：其实北大也还存在许多问题，教学质量某些方面也有下降的趋向，我们非常担忧，有些措施的出台也出于无奈。现在学风浮泛，重新提倡严谨的学术传统非常有必要。记得七八十年代之交我们读硕士时，北大中文系19位研究生答辩，就有4位没有通过。当时的系主任季镇淮先生指导的学生要答辩，他特别请来一位有研究但可能会唱反调的专家，这位专家也出于季老门下，但决不会因为是季老指导的论文就特别给面子；那位学生的论文写得不够好，结果被否定了，没有拿到学位。季先生也不给学生说情，反而对那位坚持原则的专家大加赞赏。这完全是学术为本。像季先生那一代人这样严谨的学风，现在是不多见了。我曾经参加过某些大学的论文答辩，一个上午3小时就通过3篇论文，决议也是早就拟好的，尽是溢美之词，实在有些马虎。学生即使顺利过关了，认为所谓学术也就那么回事，学术尊严也就打折扣了。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重振好的学风，尽可能作一点努力吧。
    我们在办学最为困难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过“守正创新”的办系思想和方针：守正，就是要坚守中文学科经过长期积淀已经形成的学术规范、学术道德和学术传统，坚守对学术的尊严以及为国家民族培养优秀人才的责任感；创新，就是在教学、科研和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上与时俱进，不断吸收先进的东西。创新并非随波逐流、另起炉灶，而是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是为了更好地守正。具体到博士生培养而言，光有制度章法还是不够，更重要的是创造和维护一个自由宽松而又严谨的学术空间，一个良好的治学环境。
     
    温儒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