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吉：作为人文学科的历史学——对葛剑雄、周筱赟《历史学是什么》的批评

狂人

什么是人文学科？人文学科就是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学科。什么是人文精神？人们的争议还很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文精神必须以人为本，承认并且积极建构人文价值，不被狂热的宗教思维和冰冷的科学思维所束缚。可以说，人文精神是人们进入某个学科时的一种素质，与之对应的是一种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固定的人文学科是不存在的，但如果研究者把一种人文精神带进了某个学科，那这门学科就是人文学科。反之，在某个学科中，如果研究者没有人文精神，那么这门学科就不是人文学科。
    历史学历来被人们看作人文学科；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读物都不会过于在专业领域钻牛角尖，更有利于讲一些大而化之的东西，更容易将人文精神体现在其中。但是，葛剑雄和周筱赟合著的《历史学是什么》（以下简称《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作为“人文素质教育教材”和“人文社科基础读物”，却没有体现任何人文精神。历史学是什么？如果作者能围绕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所具备的观念体系、运作方式、精神价值和社会意义等问题展开，此书也就很容易体现人文精神。但是，受当代史学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本书根本没法这样做，以至于不能自圆其说。

关于“历史真相”
    《是什么》反复强调，历史就是要“复原历史事实”、“复原历史事实的真相”，这种精神贯穿在这本书的始终。这本身并没有错，但是，过分执着于此，则会走上如下歧途：
首先是研究对象的泛化。该书抱怨说，“帝王家里的三岁婴儿，就因为做过几天皇帝，当朝就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等记录他的言行，后世的正史还得有‘本纪’记载他的事迹。一个老太监辛辛苦苦在宫里干了一辈子，可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来。如果要研究这个老太监，什么记录都没有，怎么研究呢？” 和“文化”、“美学”等词汇一样，“研究”一词现在也被泛化了，似乎什么都可以研究，什么后面都可以加“研究”二字。
    这里忽略了中国古代的史权问题。中国古代的史，并不是用来给后人复原真相的忠实记录，它往往有其目的，故云“史掌官书以赞治”。至于帝王的“起居注”，那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制度，通过对帝王言行的忠实记录，达到对帝王进行监督的目的，这个东西就连皇帝自己都无权查看的。既然是制度，就不能因为皇帝是三岁的小孩而废止，所以要记录。况且，给皇帝做的这些记录，其牵涉面要广一些，政治、文化、外交等方面都可能涉及，这对历史研究者是有价值的。至于老太监，如果也给他来个起居注，也没有什么多样化的内容，每天大致都是那些事情。这有何意义呢？
    研究也是如此，研究一个帝王肯定比研究一个普通老太监意义要重大。如果说历史研究就是“复原历史真相”，那么，“研究”谁都是一样的，只要你复原了当时的真实情形。如果这样，历史又凭什么分主次？难道中国古代史的书写可以将老太监放在本纪中，而置帝王将相于不顾吗？
    所以，对于一个普通老太监，没有史料是正常的，无需抱怨；而仅仅为了“复原”这个老太监的“历史真相”，没有更高的价值和意义指向，就是对历史的无知，就是在学术上的盲目。
    其次是研究目的的架空。《是什么》指出：“历史研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复原史实的基础上，探索以往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就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为了探索该学科的内在规律一样。”（页209）但书中又说：“历史研究者的任务是复原历史，而历史哲学家所做的则是从中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凡普适的规律，都很简单，因为历史的存在是源于人类社会存在的共性，一复杂就成个性了。……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历史发展确实存在规律，也该是比较简单的，这样才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历史现象。似乎迄今为止还没有几条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律，这就说明我们还需要不断的探索。”（页240－241）这两段话，先确认历史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历史的规律，必须以复原史实为基础，接着又讲复原史实才的历史研究者的任务，而探索“历史规律”是历史哲学家的任务，这就把复原史实跟探索规律分开了，也就是说，历史研究者只用复原史实就行了。紧接着，该书又认为，历史规律都是很简单的，而且至今也没能探索出几条，这无疑将“历史规律”从历史研究中驱逐出去了，把历史研究彻底定位在无休止地复原史实上。所谓研究历史的目的，还能达到么？他们的工作仅仅在于笨拙地复原历史事实，并未探索出什么规律，也不敢得出什么规律，所谓“规律”，仅仅是一个承诺，它保障“复原史实”的工作一直进行下去。
    《是什么》对历史研究的目的的定位犯了双重的错误：首先是对历史规律理解错误，它说：“凡是普适的规律，都很简单，因为规律的存在是源于人类社会存在共性，一复杂就成个性了。”（页240）作者没有想到，历史是复杂的，历史规律也一定是复杂的，简单的规律只是常识；从个性的差异中更能总结历史的规律，体现历史规律的丰富性。进一步讲，历史有其复杂性，但这种复杂性不能用“规律”一词概括，因为每一个历史事实都是唯一性的、不可重复的，但其间又确乎有一些如梁启超说的“公理公例”存在，不好把握。所以该书的作者不得不自己挖坑自己填，一步步取消“探索历史规律”的必要性，安安稳稳地回到“复原史实”的平坦境地中，躲了起来。
    《是什么》中的史学理念，拘泥于史学的两个极端：历史事实的记录和历史规律的探寻。前者无穷无尽，令人眼花缭乱，后者高不可及，令人望而却步。这样的史学没有合适的立足点，无处确立其博大和精微。

关于“历史写作”
    《是什么》说：“书写历史之前，史家心中就怀有这样的目的，这对于客观叙述历史未必有利，因为个人情感毕竟是有局限的，谁也不能保证情感不受蒙蔽和滥用。……个人的情感掺入历史写作，以为自己就是历史功罪的终极裁决者，无疑会影响史书的客观真实。”（页139）此论完全把“个人”理解成“个人主义”的“个人”，其实，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个人”往往没有被抽象化，而是被理想化了。如在中国学问中，“个人”的目标是圣贤。一个人必须努力朝这个目标无限接近，才有资格成为真正的“人”，以“个人”为中心就等于确立了一个以圣贤为标准的评价体系。“圣人以天地之心为心”，以圣人为中心，以圣人的标准为标准又有何不可呢？所以，《春秋》“明邪正、别善恶”是有其可能性的；太史公“发愤著书”也丝毫没有影响《史记》的历史地位，倒是那些自称“客观记述”的历史没有《史记》这般魅力。
    退一步讲，个人感情固然不利于真实，但个人感情终究是难以避免的。个人感情很复杂，其中夹杂着民族的气质，时代的好恶，还与个人的阅历、修养有关系，在写作中，有些个人情感是可以发现、可以克制的，但还有很多个人性的东西不能克制，所以，力求“客观”以避免个人情感的做法未必不是另一种个人情感和偏见。既然个人情感不可避免，还不如合理地利用它，同时在个人修养上多下功夫，使情感发而有节。这对于历史书写是好事。所以，与其对史学的学科性质作“客观描述”的规定，还不如对史学学者的人格修养作出更高的要求，使之明确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心怀公断，秉笔直书。
    历史书写中的好恶、褒贬，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传统。真正具有人文精神的中国史学从来不满足于客观的、不带感情的记述，因为它的任务不仅是要保存史料，而且还在于构建某种精神体系，形成一个统一思想。任何值得在历史上记述的事情，都必须为这样一个体系服务。所以，中国传统学问其实是以史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体系，它是一气贯通的。在它的背后，有一个无形的东西，那就是“道”。鲁迅说“治学先要治史”，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
    中国的“史”，是“文史”的“史”，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史”。“文”和“史”都是在的共同目的都是完成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文化精神体系的构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就是中国传统学问。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文史可以相通。“历史的文学化”和“文学的历史化”在这个前提下，不但是有意义的，而且非常有必要。中国学问的“通”正是这样实现的。
    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不仅仅是为了复原历史真相，所以它才不重视时间、统计等数据因素。而这又是《是什么》所诟病的。它认为：“这种将史学文学化，重描述、轻计量的倾向，给中国史学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从客观记录的角度上看，这确实是有损失的，但它必须这样才能把历史生动地展现出来。讲灾荒、战争，如果讲人口损失达到90％，还不如讲“十室九空”来得形象贴切。何况，当时也没有人有闲心对人口的损失率进行精确统计，没有这个必要。数字统计，是现代社会学和史学的方法，冰冷的数据往往不能触发人们真实的感觉，正如斯大林所言：“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百个人就只是数字了。”企图以数字生动地再现历史，是不能成功的。
    《是什么》的作者主张还原历史真相，排除个人因素以科学的方法写历史。但可惜的是，他们自己也免不了要想象，而且想象得比别人更离奇。对《史记》中刘邦的母亲在大泽中与龙感应而怀孕的记载，他们作出的判断是：“这些神话当然是刘邦自己或他的亲信编造出来的，但也反映了一部分当时的历史真相。在母系氏族的残余还存在时，人们往往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先秦这种情况很普遍，……如《史记"周本纪》，……姜原就是在野外踩了巨人的脚印受孕的，……可能姜原都记不清这是他与哪个男子的产物。刘邦的母亲或许也是如此，但当时并不以为耻，反而可以编造出神话来。”（页52）此说是受了章炳麟的影响，并作了很大的发挥。我们难以理解的是，母系氏族在秦汉即使有残余，难道会鲜明到“知其母而不知其父”的程度么？夏商周的文明哪里去了？周公礼乐、孔孟思想是和“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并存的。即使这种情况在秦汉很普遍，刘邦的母亲作为有夫之妇，生了孩子也不用找那些稀奇的理由。我们可以认为刘邦之母的故事是神话，是编造的，但不应用母系氏族之类的“规律”来想象这些神话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历史真相”。这样做可能是探究“历史真相”之心太急切了吧。

关于“研究态度”
    学者的人格修养构成人文学科的重要因素，这种人格修养反映在研究中便是研究态度。《是什么》一味强调历史学科本身的规范，忽视了学者应有的修养。其中写道：“陈寅恪晚年双目失明后，他还可以随便指出某句话在哪本书的第几页第几段中。……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检索手段越来越便捷，光靠博闻强记，以后就没有什么优势了。”（页69）在该书看来，陈寅恪的博闻强记只是具备了材料检索的功能，现代检索技术可以帮助学者找到资料，胜过博闻强记。殊不知，陈寅恪博闻强记的背后，是多少功夫？凭这种功夫作出的学问与没有这种功夫光凭电脑检索作出的学问，难道是一回事吗？
    而且，很多东西通过“关键词”是检索不出来的。如果仅仅靠检索，那么，我们在网站上一搜，很容易认为“言有易，言无难”这句话是王力说的。《是什么》一书的作者可能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他们说错了，没有“复原历史的真相”。其实，这句话是赵元任提出的，王力在多次谈话中引用到了。人们需要对搜到的东西作些鉴别和区分才不至于犯错，而这种鉴别和区分是不能由机器完成的，它需要人的功夫和修养。学问只能向内求，如果存在侥幸心理，企图依赖外界技术偷工减料，那他肯定是即找不到精当的史料，也不能以高人一筹的见解对他所掌握的史料进行统摄和整合，这就容易在其学说内部造成种种矛盾。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该书对《资治通鉴》的编纂颇有微词，认为“通过《资治通鉴》的写作实践，中国历史的泛政治化倾向，就更加程式化，理论化，并形成一种固定的传统。此后，所有史书都是以‘资治’为中心，……历史的唯一作用就是为统治者总结经验、提供教训。”其实，以史“资治”并非从《资治通鉴》开始，《礼记》说“史掌官书以赞治”，就是以史资治，类似《资治通鉴》的还有唐代的《贞观政要》。怎么能说从《资治通鉴》起史书才以“资治”为中心呢？“君子之学，唯知有当务而已”，中国传统学问都是有为而作的，史学难道不应该为政治着想？在当时北宋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无论是经学派还是史学派都力图有所作为，难道司马光甘于一味积累数据、收罗事实真相？此其谬一。其谬二，任何一种历史现象的出现都是尤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在中国古代的历史民主不存在，宪法不存在、法律也不完备等条件下，统治者以史为鉴，难道不应该吗？难道错了吗？即使这种做法不对，我们也应该考虑一下当时的历史条件啊。当然，在很多场合下，《是什么》也是会考虑“历史条件”的，比如，对于明代官员贪污受贿成风的问题，它就很宽容，说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明代官员薪俸相当低，“要让一般的官员这样严格地遵守本来就不合理的俸禄制度，既不合情理，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倒是当时廉洁自守的海瑞成了颇受非议的人物了，成了酷吏了。对于“历史条件”，该书用得是十分“巧妙”的。当它要批判什么历史现象时，决不考虑历史条件就一笔勾销，而当“历史条件”对它来说有用的时候，它就抬出来，在这个“历史条件”的保护下，任何不好的事情都是可以原谅的。这是辩论家的做法，不是历史学家的做法。

    以上是从人文学科的视角对《是什么》一书进行的一些批评。该书的作者为什么会造成上面的疏漏和混乱呢？这是值得深思的。在过去很长时期里，史学受政治左右，不能自由运作，新时期以来，人们开始反对历史的政治化，科学地把历史的任务定位为发现历史真相和探寻历史规律，这对历史学科无疑是有意义的。然“福兮祸之所伏”，对历史的科学态度很容易变成科学主义，而科学主义又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历史学科的人文精神，缩小了史学的领地，也限制了史学学者的涉猎范围。学者的史学修养被忽视了，科学主义又不能包办一切，大量偏见和思维定势便不顾学问的整一性而肆意出现，疏漏和混乱也就无法避免。这种学问，即使是冠以老牌人文学科之名，也是毫无人文气息的；即使是面对水平再低的读者，也是毫无素质教育作用的。
    也许，在“以政治为中心”和“科学主义”等口号下屡屡碰壁的史学，当靠人文精神来拯救。以人文精神为契机，中国传统史学的大量内容会介入现代史学的学科建构。这样，一方面可以使中国史学的基本现象得到合乎历史逻辑的阐释，另一方面可以使人们获得一个更新更高的平台，反思现代史学的种种局限与盲目。

                本文发表于《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5年第4期。